憂鬱的人類(9)：精神醫學的典範轉移(2-1)

憂鬱的人類(9)：精神醫學的典範轉移(2-1) 

一，創傷與精神疾病 

霍蘭德(Nancy Hollander)在拉丁美洲的「解放心理學」(Liberation Psychology)研究中，將創傷定義為：「受到外部或內部的刺激所影響，心靈結構(Psychic apparatus)分裂或瓦解，而且刺激過於強大，無法以慣常方式處理或同化」(Hollander, Love in the time of Hate[仇恨年代中的愛]，Iain Ferguson，頁174)。Hollander的觀點是，1970和1980年代拉丁美洲於軍事統治時期，無數人遭受了殘酷的鎮壓、暴力和酷刑，創傷會以更日常的形式出現，例如幼年時期的逆境和創傷與成年後的嚴重精神痛苦或思覺失調，兩者有強烈的因果關係。 

所謂「解放心理學」是由西班牙耶穌會牧師馬丁·巴羅(Martín-Baró，1942－1989)所創立。他的一句名言是：「個體的心理狀況可以是對正常情況的異常反應，也可以是對異常情況的正常反應」。巴羅認為，要理解人類的所有問題，必須超越影響個人的普遍弊端(例如精神分裂症或躁鬱症)，還必須檢查其所居住的社會環境及其符號，禮節，習俗等；巴羅認為，「創傷」應被理解為對人充滿情感和想法的情感烙印，創傷是過去所經歷的許多不適或急性壓力的生活經歷；巴羅還提出「社會創傷」的概念，這是一種集體現象並世代相傳，因此，要理解歷史衝突，必須從社會心理角度出發，而不只是對個人採取行動。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臨床心理學教授R. Bentall在總結「解放心理學」領域的研究時也指出：「有許多不同的社會和環境因素會增加精神疾病的風險。除了童年貧窮、社會不平等和過早暴露於都市有害的環境，若你屬於少數族群或是搬移到偏遠地區(往錯誤的方向發展)，或是早期與父母分離、童年遭受性、身體和情感的虐待、在學校遭受霸凌，這些都是致病的風險」(Iain Ferguson，頁175-176)。換言之，童年創傷以及社會性的集體創傷，都對精神疾病有著密切的關連。 

R. Bentall在《Doctoring the Mind, 2009》一書中明確指出，百年來治療精神疾病的醫學方法已宣告失敗，最近的科學研究表明，似乎沒有「證據表明精神病學對人類福利產生了積極影響」，因為今天的病人沒有比一百年前過得更好。 

Doctoring the Mind

精神醫學家John Read在這方面的研究頗具說服力。儘管所謂「生物心理主義」提出了「脆弱性模式」或「壓力－脆弱」模式，認為只要出現生活逆境就會導致它(脆弱性)一觸即發，但這種模式依然是「生物主義」的，其主導思想還是基於生物學，也就是將這種脆弱性視為遺傳的；對此，John Read和Pete Sanders就提出了批評： 

「在這種模式(生物主義)下，諸如虐待兒童、失業、失落感、貧困的生活條件等等社會因素，會被化約為遺傳或體質上的潛在觸發因素，就像定時炸彈一樣。具有這種遺傳或體質上特性的人才會變得憂鬱、酗酒、瘋癲，等於暗示社會因素本身不會導致心理問題」(Iain Ferguson，頁179)。 

創傷理論作為精神醫學的新典範，排除了以遺傳、基因缺陷為基礎的生物主義精神醫學。沒有人天生就是精神病患者。與其說從社會(正常)角度來治療精神病患者，不如說，正是從精神病患者身上找到社會畸形的線索，找到變革社會的路徑。

          馬丁·巴羅(Martín-Baró，1942－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