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美伊戰略窗口與戰爭損益分析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年2月2日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51002

伊朗外長阿拉奇公開挑釁，稱伊朗武裝部隊已進入全面戒備，
「手指已扣在扳機上」，隨時準備對侵犯行為作出回應。（美聯社）

我對美國是否會對伊朗開戰，是從兩個理論：「戰略窗口」和「戰爭風險(戰略損益)」為基礎；並依據美伊各自處於什麼「情境因素」來分析。 

先講美國的「情境因素」，2026年1月30日，川普在白宮明確表示，他已經向德黑蘭傳達了一個「期限」(Deadline)，什麼時候到期不知道，但是川普提出兩個條件：第一「完全放棄核計畫」，第二「停止殺戮抗議者」。在此之前，川普部屬了軍事威懾，川普宣稱一支比當年對付委內瑞拉規模更大的「超級艦隊」已經部署在中東。以林肯號(USS Abraham Lincoln)為首的航母打擊群已進入戰鬥位置。戰爭部長赫格塞斯甚至說：一切就緒，只等川普的命令。這是川普的「有條件的極限施壓」。有條件，是指美國未必想要發動戰爭，但逼迫伊朗屈服。因為這涉及另一個問題：戰爭風險。 

在伊朗方面的情境因素是：伊朗外長阿拉奇(Abbas Araghchi)公開挑釁，稱伊朗武裝部隊已進入全面戒備，「手指已扣在扳機上」，隨時準備對侵犯行為作出回應。他強調：「談判不能在威脅下進行」。最高領袖哈米尼(Khamenei)也宣稱川普為「刑事罪犯」，並將近期伊朗國內的示威騷亂，直接歸咎於川普的煽動，聲稱伊朗人民將「粉碎美國陰謀」。換言之，伊朗已經準備應戰。 

所以，從兩方面的情境因素來，既然伊朗強硬回應，「手指已扣在扳機上」，那就意味伊朗不可能接受川普的兩個條件；接下來，就看川普對「戰爭風險」的估算。

 

一，戰略窗口：美伊之間的「兩個戰略窗口」

 

所謂「戰略窗口」，是指：「在一段極短的時間內，各種環境因素(政治、軍事、經濟、對手狀態)恰好達成了某種有利的平衡，具備達成某個極大戰略目標的可能性」。換言之，戰略窗口就是一個「戰爭計算理論」。 

通常，對手出現了混亂、分心、虛弱，或者己方取得壓倒性的技術突破，這時，戰略窗口就會開啟；反之，當對手實力強大或恢復力量，重新調整部署，或者國際環境發生劇變，戰略窗口就會關閉。 

從歷史上來說，美國如果要消滅「伊朗核武神權政體」，那麼，此刻是不是美國最好的「戰略窗口」？不一定，但是如果在等10年，可能會失去所有的戰略窗口。目前，伊朗正處於內部紛亂、政治虛弱的狀態，所以美國的戰略窗口已經開啟，換言之，如果現在不打，等到伊朗鎮壓完內部抗爭或完成核武，窗口就關閉了。 

1，美國的戰略窗口是什麼？ 

如果美國想「直接開戰」，就不需要提出「兩個條件」。所以，美國針對伊朗的「戰略窗口」並非為了發動一場長期的消耗戰，而是為了達成一個「短促、高壓、決定性的戰略屈服」。 

(1)軍事窗口：外科手術

美國的窗口在於其目前的技術代差。川普偏好「精確、斬首、決定性」的軍事行動，而非地面佔領。他想利用這幾周的軍力集結，逼迫伊朗在核設施被徹底炸毀或政權核心被「斬首」前，簽署新的協議。川普很清楚 《2026年國家防衛戰略》(NDS)的核心是「保衛本土」與「嚇阻中國」。他不能在中東待太久，所以他的窗口是「現在就解決，然後撤離」，也就是「閃戰」。 

(2)政治窗口：脆弱伊朗

美國認為目前的伊朗政權處於1979年以來最脆弱的時刻。川普利用外部壓力與內部不滿的「共振效應」，引發伊朗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甚至是不戰而勝的政權更迭。 

(3)地緣窗口：戰略彈性

根據最新的NDS，美國已將重心移往「西半球防禦」與「第一島鏈」。川普認為，在全面對付中國(全系統壓制)之前，必須先解決伊朗這個「側翼威脅」。如果不趁現在伊朗虛弱時解決，一旦未來台海爆發衝突，伊朗極可能趁機作亂(例如封鎖荷姆茲海峽)，因此，川普的地緣窗口是「清場」，以便美軍能全心回防印太。 

(4)經濟窗口：極限談判

川普在1月30日提到，伊朗「真的很想」達成協議，所以川普給出一個「最後期限」。川普可以利用伊朗目前幾近崩潰的經濟(貨幣危機、通貨膨膨)，換取一個「完全無核化」且「停止代理人戰爭」的條約。對川普而言，這是一次「以武促談」的商業式博弈。

以林肯號為首的航母打擊群已進入戰鬥位置。（美聯社）

2，伊朗的戰略窗口是什麼？ 

在這個歷史關頭，伊朗面對川普的大規模軍事威嚇，其「戰略窗口」正處於一個極其危險但也極其獨特的平衡點。 

對伊朗而言，目前的戰略窗口並非為了「獲勝」，而是為了生存並換取長期的籌碼。以下是伊朗目前的四大戰略窗口： 

(1)核武窗口

這是德黑蘭手中最強、也是最危險的一張牌。衛星影像顯示伊朗正在納坦茲(Natanz)等地加緊活動。伊朗的策略是：利用美軍艦隊集結與外交喊話的這幾周時間，盡可能完成高濃縮鈾的最後儲備。希望在美軍真正開火前，達到「隨時能製造核武」的門檻，讓美國面臨「開戰即核戰」的代價，從而關閉美軍動武的窗口。 

(2)中國焦慮

伊朗深知川普與范斯的戰略核心是對付中國，伊朗只要能讓美國覺得中東戰爭會變成長期泥淖，川普就會擔心給予習近平處理內部(張又俠案)與奪取台灣的機會。所以，伊朗正試圖在「開戰」與「屈辱投降」之間，擠出一個「讓美國能宣稱勝利、讓伊朗能保留核心武力」的過度協議。 

(3)地緣威脅

伊朗可以封鎖霍姆茲海峽，製造能源勒索，在向川普傳達一旦開戰，油價就會飆升，川普第二任期的經濟繁榮將立即破滅。這是一個「共損窗口」，伊朗利用全球經濟的脆弱性，賭川普不敢承擔油價噴發所帶來的政治代價。 

(4)視線轉移

也就是「以戰止亂」：伊朗利用美國的外部威脅，將國內抗爭者標籤化為「美國特務」，強行進入戰時法。這種外部壓力反而給了哈米尼一個「合法鎮壓」的窗口。 

但是，如果美國採取精確斬首而非全面開戰，伊朗的這些窗口可能會瞬間崩潰，引發內部起義。

等到伊朗鎮壓完內部抗爭或完成核武，
美國窗口就關閉了。（德國民眾聲援伊朗反政府抗議者／美聯社）

二，戰爭風險(損益分析) 

在戰略學中，所謂「戰爭風險」(War Risk)風險並不是「輸贏問題」，而是一切「不確定性」的總和。所有的戰爭都具有「戰場的不確定性」，即使紙上兵力佔據優勢，實際作戰中可能出現裝備故障、氣候惡劣、戰術誤判、士氣崩潰等等不可控的因素；或者原本希望速戰速決卻越打越久，不知戰爭的終點在哪裡。 

「戰爭損益」是一種類似商業投資的精算，是對一場戰爭究竟是否收益大於損失的判斷。 

1，美國的戰爭損益

(1)收益

透過摧毀伊朗核設施或精確斬首，逼迫伊朗在極度虛弱下簽署一份永久放棄核武與彈道飛彈的「廢武協議」。這將使川普獲得「聲望收益」，向習近平與普丁證明，美國不僅有實力，且真的會動手。這對防止中共的台海冒險有「殺雞儆猴」的效果。 

(2)損失

伊朗可能威脅封鎖荷姆茲海峽，即便美軍能迅速清場，短期內油價可能從目前每桶60-70美元暴漲至150美元以上，這會直接引發包括美國在內的通貨膨膨。另外，伊朗也可利用其「抵抗之弧」，採取「魚死網破」的焦土政策，在中東全面襲擊美軍基地，造成可觀的傷亡。

 2，伊朗的戰爭損益

(1)收益

對哈米尼而言，開戰可以藉由「外患」將國內抗爭者標籤化為「叛國者」，強行轉入軍管狀態，達成「以戰爭掩蓋屠殺」的效果。另一方面，伊朗可以採取「能源人質」策略，一旦開戰，就會引發油價飆升，即便伊朗只能走私出口少量原油，其獲得的暴利也足以維持革命衛隊的忠誠度。 

(2)損失

物理滅絕是伊朗最大的損害。川普與戰爭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傾向「斬首」而非「佔領」。伊朗的核心領導層極可能在開戰第一小時內被「定點清除」，導致整個神權體系的癱瘓。伊朗國土將徹底化為焦土，剩餘的煉油廠、變電所與港口將被摧毀，伊朗可能退回前工業時代，引發毀滅性的饑荒與內戰。如果現在與美國全面開戰，伊朗將面臨一場「生存機率不到 10%」的亡國屠殺，伊朗辛苦經營數十年的「代理人體系」(抵抗之弧)將被連根拔起。

 

三，伊朗會不會接受談判？

伊朗既然是一個神權政體，會不會與敵人談判？就必須從「神權思想」來分析。根據教義和歷史先例，談判通常不被視為衝突的終結，而是一個「戰略轉化的階段」。 

1，「胡德納」(Hudna)：戰略休兵，而非永久和平 

在伊斯蘭法律中，與非穆斯林敵人達成的停戰協議通常稱為"Hudna"(胡德納)，這並非現代政治意義上的「和平條約，而是一種「暫時休戰」。 

當穆斯林力量處於劣勢或需要喘息時，法律允許甚至鼓勵達成協議。其目的是「以退為進」，利用停戰時間恢復經濟、重整軍備、分化敵人。歷史上常以「十年」為期，這源於穆罕默德與麥加「古萊什部落」簽署的協議。如果雙方力量對比發生變化，這種協議可以在時機成熟時被「重新評估」。 

2，「胡代比亞協議」(Treaty of Hudaybiyyah)的啟示

這是伊斯蘭外交史上最重要的範本(西元628年)。當時穆罕默德與麥加簽署了一個看起來對穆斯林極其不利的協議(例如撤回前往麥加的朝覲計畫，歸還逃亡者)，但協議換取了和平的環境，讓穆斯林得以向外擴張並傳教，最終導致穆斯林力量壯大，兩年後便順勢收復了麥加。 

在伊斯蘭教義中，談判被視為一種「智慧的勇氣」，只要最終目標是為了推動信仰的勝利，短期的退讓是完全正當且被視為高度智慧的。 

3，「塔基亞」(Taqiyya)思想

「塔基亞」是一種在危險中隱瞞信仰的自我克制，主要存在於什葉派教義中。為了保護政權或信仰整體的存續，可以與敵對力量進行表面上的妥協或談判，即使內心並不認同對方的合法性。 

本文不作出美伊是否開戰的結論，讀者可以自行判斷。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伊朗垮台的四大地緣效應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年1月14日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49524

如果伊朗革命衛隊殘餘勢力不願交權，美國的軍事打擊不夠徹底，
伊朗可能陷入長期的內戰。（美聯社）

伊朗神權政體，即使沒有徹底垮台，也已經被截肢斷腿。若真垮台，那就證明以「高壓維穩/數字監控」為手段的獨裁政權，在面臨國際制裁、物價失控與財政枯竭時，照樣轟然倒塌。如果美國出兵干預，伊朗的垮台應該更加快速。 

1，經濟徹底破產：伊朗里亞爾匯率已崩潰至1美元兌換140萬里亞爾，物價飆升引發了全境31個省分的「全國大罷工」。過去支持政權的「市集商人」(波斯語：Bazaari)因生活面臨困境，已興起大規模的「罷市」，甚至與「反哈米尼勢力」站在同一陣線。 

2，安全部隊的動搖：阿巴丹等城市已出現執政官員向抗議者示好，甚至基層安全部隊拒絕向平民開火的零星現象，因為群眾之中可能有自己的家人或親屬。一旦革命衛隊(IRGC)發生分裂，政權的暴力支柱將瞬間倒塌。 

3，美國清除伊朗核武的殘餘：在2025年6月與「以伊十二日戰爭」，以及美國發動《午夜重錘》行動之後，伊朗並沒有徹底放棄核設施，隨後聯合國重啟「快速回撥」(Snapback)制裁機制。美國極可能趁此「機會之窗」，對伊朗進行「斬草除根」的軍事行動。 

4，「馬杜洛效應」：美國近期活捉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對伊朗高層產生巨大的心理震撼。川普也公開警告，若伊朗政權繼續大規模殺害抗議者(據傳死亡人數已達6000人)，美軍將「直接干預」。未來幾日，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米尼只有兩條路可走：逃亡，斬首。無論哪一條路，都是伊朗神權政體的終結。 

第一個地緣效應：中國的：「一帶一路」準備收攤 

伊朗如果垮台並倒向西方，中共的「一帶一路」將變成「割帶斷路」；對中國而言絕非只是失去一個盟友，而是其十年來苦心經營的「一帶一路」面臨「腰斬」的風險。理由是： 

1，「中亞—西亞─歐洲走廊」的支點斷裂 

伊朗不僅是能源供應國，在歐亞陸路運輸上也具備不可替代性。過去幾年， 中國試圖建立一條繞開美國控制海域的陸路走廊(中國—中亞—西亞—歐洲)，伊朗在地理上連接裏海與波斯灣，是這條路徑的「咽喉」。伊朗跨台之後，這條走廊將面臨「地緣政治封鎖」。中國投資的「德黑蘭—馬什哈德」(Tehran-Mashhad)高鐵等基建項目可能停擺，這意味著中國「一帶一路」的陸權夢想將在波斯灣大門前完全破碎。 

2，能源安全的極限壓力 

中國是伊朗石油的最大買家(2025年數據顯示吸收了伊朗90%的出口)。伊朗如果垮台，中國的「廉價能源時代」將宣告結束；中國過去幾年因為透過人民幣購買廉價的、受制裁的伊朗石油，局部緩解了中國國內的財政與通膨壓力。但一旦伊朗重返國際市場並受美國監管，中國將失去「石油特價權」，甚至造成能源進口成本大幅飆升，這對處於「財政內耗」與經濟下行的中國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 

3，「中東調停者」人設的破產 

截至目前，中國在伊朗革命中採取「壁上觀」，這證明了中國在中東只是「經濟掠奪」而非「安全保障」；隨著伊朗解體，中國在中東辛苦建立的「代理政權結構」將迅速瓦解。 

4，4000億美元協議淪為「呆帳」 

2021年中伊簽署長達25年戰略合作協議，涉及金額高達 4000 億美元，若伊朗政權更迭或親美，新政府極可能以「不平等條約」或「惡債」為由重新談判，甚至以違約之名沒收中國資產。這將成為中國海外投資史上最大的「黑洞」，進一步加劇中國內部的金融壓力。 

5，「人民幣國際化」的重大挫敗 

伊朗(包括委內瑞拉)是中國推動「石油人民幣」(Petroyuan)最重要的試驗場。看來這場試驗已經失敗。過去，由於伊朗長期受美元系統制裁，其石油出口幾乎全部採用人民幣結算，這不僅讓人民幣有了真實的國際能源交易支撐，也讓中國數位人民幣(e-CNY)得以實現跨境結算。但是一旦伊朗重返美元體系，伊朗為了購買西方技術與商品，必將重新擁抱美元。這將導致人民幣在國際能源結算中的份額迅速回縮，嚴重打擊習近平試圖挑戰「美元霸權」的長期計劃，讓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倒退多年。

伊朗如果垮台並倒向西方，中共的「一帶一路」將變成「割帶斷路」。（資料照片／美聯社）

第二個地緣效應：「邪惡三角」的瓦解 

隨著伊朗的潰敗，邪惡軸心將面臨「戰略冷凍」的打擊。這包括： 

1，「中俄伊邪惡軸心」的崩解與孤立 

長期以來，中、俄、伊三國被視為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鐵三角」(Axis of Resistance)。若以一個「躺平」的三角形來看，俄羅斯是「北翼」，伊朗是「南翼」。俄羅斯目前深陷俄烏戰爭的泥淖，若伊朗這個「南翼支點」也折損，中國的戰略盟友將只剩下北韓與陷入經濟困境的俄羅斯，「鐵三角」變成「破三角」。 

2，中國陷入戰略孤立 

美國可以將原本分散在中東監控伊朗的軍事與外交資源，轉向投入到「印太地區」。中國失去了伊朗這個「中東麻煩製造者」之後，將獨自面對美國在東亞的海權壓力。 

第三個地緣效應：中國「兩海戰略退卻」 

伊朗的崩潰證明了「制裁」(sanction)依然有效。這對北京具有戰略嚇阻的作用： 

1，制裁有效論 

伊朗的案例證明，即便是擁有能源儲備和強大安全機器的政權，在長期的金融封鎖與「極限施壓」面前，依然走向崩潰。這會讓北京重新評估：如果發動台海或南海戰爭，必將引發類似的全面制裁，中國的社會穩定與財政系統根本無法支撐。 

2，威懾轉移論 

美國在委內瑞拉與伊朗問題上的強勢表現，將促使中國對「美國干預決心」的警惕，導致北京在短期內必須審慎應對，轉而更加依賴「灰色地帶」騷擾而非直接的軍事行動。 

3，「維穩模式」的動搖 

伊朗神權政體的危機始於惡性通貨通膨和社會抗爭。中國目前的財政內耗與青年失業問題，與伊朗革命的背景有驚人的相似性。如果中國繼續強化國內的政治清洗與數字監控，內部的社會不滿必將升高。

 

第四個地緣效應：「後中東時代」的來臨 

如果伊朗神權政體倒台，這將是二戰以來中東地區最劇烈的地緣政治「地殼變動」，並進入「後神權時代」。首先，樂觀來說： 

1，「抵抗之弧」的瓦解與區域代理人戰爭的終結 

所謂「抵抗之弧」(Axis of Resistance)，是中東地緣政治中一個極其核心的概念，這是一條從德黑蘭延伸到地中海的弧線，是由伊朗領導的一個非正式軍事與政治聯盟，其核心目標是反對美國在中東駐軍和對抗以色列，並削弱沙烏地阿拉伯等(溫和海灣國家)。 

在這個弧線上，共有6個武裝力量：

‧伊朗：領頭羊，(特別是其海外行動武裝「聖城軍」)。

‧敘利亞(阿薩德政權)，長期是伊朗的唯一國家盟友，但在2025年遭受重創。

‧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聯盟中戰鬥力最強、裝備最精良的恐怖組織。

‧葉門胡塞武裝(Houthis)：盤踞紅海咽喉，經常襲擊行經紅海的商船。

‧伊拉克什葉派民兵(PMF)：深度滲透伊拉克政府與軍方的武裝力量。

‧巴勒斯坦激進派系：如哈瑪斯(Hamas)和伊斯蘭聖戰組織(PIJ)。 

一旦伊朗垮台，這條弧形抵抗帶將失去伊朗所提供的巨額資金與武器走私鏈，並失去伊朗這顆大腦和金主而宣告斷裂。 

2，後神權時代：「中東經濟走廊」出現 

伊朗若轉向世俗化或民主化政府，其外交重心將從「意識形態對抗」轉向「經濟復甦」。這可能促成沙伊全面和解；隨著基本教義派的消失，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有可能將從宿敵變為能源與區域合作的夥伴。甚至極可能承認以色列，推動區域關係正常化，這將徹底邊緣化巴勒斯坦激進派系。 

3，「美以勢力」主導中東 

美國主導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將重新啟動，如果伊朗新政府的加入或配合，將變得更加通暢，這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在中東的影響力將形成致命打擊。 

但是，也可能不樂觀來說： 

1，族裔衝突與「敘利亞化」的風險 

伊朗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央集權消失後可能面臨碎片化。其一是「分離主義抬頭」，這包括庫德族、俾路支族(Baloch people，分割在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三個國家之間)、亞塞拜然族可能發動獨立運動。這就可能造成「敘利亞化風險」，

如果伊朗革命衛隊殘餘勢力不願交權，美國的軍事打擊不夠徹底，伊朗可能陷入長期的內戰，這可能造成數百萬難民湧入歐洲與鄰國，將成為未來全球最大的經濟與人道主義危機。 

伊朗變局，不僅影響深刻，全球都在屏息以待。

時事評論

 

鏡報《宋國誠專欄》

台灣在生死一線間

我對未來時局的看法(10之6) 

本文發表於《鏡報》，2026年1月9日

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39017

台灣曾是燁燁發光的海上明珠，如今竟成危機四伏的痴呆之島。圖片摘自國防部發言人臉書

台灣，福爾摩沙，美麗之島。從經歷百年殖民到今日全球半導體中心。曾經人類最悲情的歷史、文明中最精緻的技術、現代政治最自由的靈魂，濃縮在這座山海相間的島嶼上。然而，曾幾何時，在和平癡呆、媚俗媒體、在野叛國、司法怠惰的摧殘之下，台灣已如一曲風雨前夕的「廣陵散曲」，更像「物哀」餘韻下的落日輓歌。 

當一個國家或民族集體選擇了「癡呆」作為逃避現實的手段，當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選擇了「背叛」作為獲利的捷徑，當人民在「小雀幸」之下無知無感，當媒體已成「垃圾製造機」，它的結局就不是歲月靜好，而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我用「和平癡呆症」(Peace Dementia)來形容台灣現狀，是一個帶有強烈危機感和諷刺意味的修辭。但這不是修辭，而是台灣面臨慢性滅絕的前置性徵兆。「和平癡呆」描述的是一個社會因為長期處於和平與繁榮，失去了對戰爭威脅的敏感度，投機政客濫用自由於權力鬥爭，媒體陷入低智和墮落，司法體制處於「與世無爭」的逍遙遊放，最終喪失了基本的生存能力與自救之道。 

1，和平癡呆症 

儘管多項民調顯示，多數認為中共是台灣最嚴重的威脅，對中國的負面觀感達到歷史高位，但面對備戰，如增加國防預算和動員參與，社會輿論卻表現極度分歧，國防特別預算甚至遭到在野黨的杯葛而面臨報廢。 

「和平癡呆症」絕非單純的「愛好和平」，而是一種「系統性風險的感知失靈」，對戰爭的代價、敵人的威脅以及自身的防衛義務，處於「無知、無感、無痛」的麻痺狀態。儘管中共軍機頻繁繞台並越過台海中線，乃至最近又發動「正義使命─2025」圍台軍演，台灣股市依然屢創新高，人民儼然充當「看客」。至今，絕大多數民眾完全缺乏戰備儲存物資(如手電筒、急救包、乾糧)，甚至把「萬安演習」視為擾民和不便，許多防空避難室甚至雜草叢生、宛如廢墟。 

社會中廣泛流傳「疑美論」(美國不會營救)與「和談論」(只要兩岸交流就可避戰)。兩種觀點雖然立場相反，但本質上都是一種「責任外包」。前者將安全寄託於美國的承諾，後者寄託於中共的信用，完全缺乏「國家自救」的決心。 

「和平癡呆」必將導致台灣國防建設的停滯和防衛的脆弱化。一但中共認定台灣處於民心渙散的痴呆狀態，就會做出「武統成本很低」的誤判。一旦戰爭爆發，一個沒有敵我意識的社會必將陷入無可挽回的災難。 

2，在野黨獨裁 

藍白兩黨利用「叛國罪」定義寬鬆的漏洞，頻繁赴中與敵對政權進行政治協商，將「通敵」包裝成「交流」，以政治自由掩藏叛國之惡。回台後再以「交流促和平」之名行「主權投降」之實。在野黨與其媒體側翼，精確利用了台灣社會對「警總時期」的集體創傷，把任何國安保護措施貼上「打壓自由」的標籤，再進一步將「言論自由武器化」，以掩護中國的認知作戰，導致台灣的司法免疫系統因害怕被指控「政治迫害」而功能癱瘓。 

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否決政治」(vetocracy)，恰足以說明在野黨以制衡之名行癱瘓政府之實。在野黨利用立法院的人數優勢和程序規則，將攸關國家生存的國防法案、財政體制、人事任命案進行無限期的擱置或凍結，將原先「分權制衡」的民主設計異化為「國安絞肉機」。實際上，在野黨早已超出「否決政治」而進入多數暴力下的「在野獨裁」，以「奈我如何」的姿態，在立法院推動「法理政變」。這是一場不需要動用坦克，只需要動用表決和程序杯葛，就足以讓台灣因內耗而壞死，最終為中國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鋪平道路。

賣台政客將台灣主權當作籌碼，向北京換取個人的政治影響力或家族的商業利益。鄒保祥攝影

政府處罰陸配散播武統言論，在野黨卻指控打壓言論自由；一個在野黨主席，竟宣稱兩岸主權雖然互不隸屬但同屬一中這種雖然形同陌路卻是一家人的矛盾𨗴輯，宣稱假性民主選出的普丁並非獨裁者卻指票栗選出的賴總統為獨裁者的腦殘類比。以政黨鬥爭弱化國家安全，為中國代理統戰不擇手段，我稱之為「無腦亂台」。 

毫無疑問，這群賣台政客將台灣主權當作籌碼，向北京換取個人的政治影響力或家族的商業利益。他們頻繁赴中「朝聖」，在國際社會營造出「台灣民意渴望統一」的假象，從而削弱國際社會對台灣的信任與援助。 

在野黨的叛國策略有兩種： 

(1)稀釋防衛法律：將叛國的定義模糊化，大幅提高入罪門檻(例如要求必須證明有「具體實質危害」)，讓司法單位即便想動手也找不到法條。 

(2)預算劫持：將國防、情治預算當作肉票。如果國安單位查得太嚴，他們就以刪預算或凍結預算為威脅。這種「預算審查權的武器化」，讓國安官僚被迫向賣台勢力妥協，這就造成「主權空殼化」：台灣雖然還有軍隊、有國旗，但其內部決策機制已被滲透與綁架，形成法理韌性的脆斷。 

3，媚俗弱智的媒體 

台灣商業媒體的媚俗與弱智，是對台灣「國家安全」最深層的侵蝕，這是一個涉及集體認知失能和社會低智化的病理過程。 

台灣的電視媒體整天報導的是行車糾紛、吸毒詐騙、網路爆料、綜藝八卦、色狼偷窺、夜市小吃、冬令進補、觀光旅遊、路邊吵架…..。讓閱聽眾長期處理不用邏輯、沒有因果且與國家命運毫無關係的感官碎片之中。一方面，媒體所有人壟斷媒體立場，乃至立場先於真相，堪稱世界奇蹟之一；另一方面，台灣商業媒體的神主牌就是「流量即正義」，為了在極小市場中爭奪廣告費，媒體採取「小報化」(Tabloidization)和「市場驅動的娛樂新聞系統」(Market-Driven Infotainment)，把新聞轉化為「感官商品」，把複雜的法案辯論簡化為立委打架或政治口水，怠於培養民眾對於國家面臨的結構性危機(如能源轉型、人口結構、中國威脅、主權代價)應有的認知框架，失去處理深層邏輯和資訊識別的能力，導致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和嚴肅討論的崩碎，這就是和平癡呆症的主要病源。 

弱智化的媒體環境，本質上是媒體責任的缺位與資本邏輯的越位，更是提供外部敵對勢力和認知作戰絕佳的切入點。一個習慣於觀看「短、平、快」媚俗內容的社會，不可能具備反制中國深層運作的統戰滲透和識別素養。當「解放軍軍演」與「某明星離婚」在新聞版位上備等量齊觀時，民眾自然認為兩者的危險程度並無差別；當媒體不再是民主的「看門狗」(Watchdog)，而是收視掛帥的「貴賓狗」，台灣的民主防衛牆就會內腐倒塌。 

4，小雀幸主義 

「小確幸主義」意指「微小而確實的幸福」，它是導致「和平癡呆症」與國家意志凋零的社會心理結構。小確幸主義的座右銘就是「活在當下」與「追求即時的感官補償」，它同時也是一種「避險心理」。在「小確幸」的框架下，個人的舒適被置於國家主權與公共利益之上。社會集體失去了對未來五年、十年的長遠戰略規劃，只求今天好好過日子。 

「小確幸主義」需要一個溫暖的「無菌室」和「資訊繭房」，商業媒體餵食的瑣碎新聞提供小確幸的養分，使民眾沉溺於微小的生活滿足，塑造「集體平庸」，對大時代的動盪抱持與我無關的認知隔絕。 

在政治上，小雀幸主義表現為一種「鴕鳥效應」以及對和平的幻想，是在野黨玩弄權力的溫床，一張販賣「虛假和平」的廉價門票。在野黨只要喊出「維持現狀」、「和平對話」，就能打動害怕失去小確幸的民眾，使台灣走向不設防的衰敗。換言之，小確幸主義將台灣人從「負責的公民」轉化為「追求感官滿足的消費者」。消費者不會關心主權，只關心價格。 

小確幸讓人活在一個時間凍結和永恆歡樂的時空之中。因為歷史太沈重(兩岸恩怨、冷戰遺緒)，未來太恐怖(2027、2035攻台時間表)，社會選擇集體失憶和失明。德國哲學家尼采曾經預言一種「末人」(The Last Man)，他們追求微小的快樂，自豪於自己的溫和，拒絕任何高尚的冒險。小雀幸就是「台灣版的末人」，一個「末人時代」。 

5，國安體制的怠惰 

法律防禦的空洞化與行政官僚的集體消極，歸結起來就是「國安體制的怠惰」。在政治學上叫做「主權失靈」。當一個國家無法定義「敵人」，也無法懲治「叛徒」，國家的主權就只是法律虛影、政治殘障。 

台灣現行的《刑法》外患罪或《國家安全法》，對於「叛國」的定義仍然停留在傳統的軍事衝突(如直接投敵、洩漏軍事機密)，完全跟不上現代的「超限戰」和「混和戰」的惡意演化。對於在野政客頻繁赴中進行政治性對接，在台灣內部散播「和平主義鴉片」，癱瘓國防預算等等，都在「言論自由」的掩護下束手無策。換言之，法律上的「模糊邊界」，給了賣台政客極大的套利空間。他們在體制內領薪水，卻在體制外拆地基，國安體制卻因「法律無規定」而集體靜默。 

許多法官為了追求所謂的「絕對中立」(實則是平庸避險)，在面對國安案件時傾向於從輕發落，甚至將明顯的間諜行為視為普通的商貿往來。這種自廢武功的不作為，正是台灣安全空洞化的主因。 

國安體制(包括司法、調查、情報部門)的怠惰，源於一種典型的「文官避險心理」。對明顯的統戰滲透採取消極觀望，這就會產生「破窗效應」： 當一個賣台政客公開叛國而毫髮無傷時，會有更多的政客加入這個「低風險、高回報」的賣台行業，民眾也會產生「既然政府都不在乎，我為什麼要在乎」的虛無感，造成「免疫系統被病毒接管」，進一步加深「和平癡呆症」的氾濫。 

因為珍愛，所以反思 

因為珍愛台灣，所以反思台灣，不是唱衰，而是警示。台灣曾是燁燁發光的海上明珠，如今竟成危機四伏的痴呆之島。人類災難從來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叛徒與群盲的共業。當背叛者掌握定義正義的權力，當小雀幸遮蔽亡台的視角，當媒體成天灌食人民垃圾新聞，當和平癡呆成為社會集體意識，結果只是等待第一顆飛彈的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