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川習會暗藏中國對美國的戰略繞道與碰壁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年10月1日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70092

習近平要求川普說出「反對台獨」，但川普拒絕配合。（法新社）

二次川習會之後，北京開始暗中推動「戰略繞道」(Strategic Detour)的迂迴戰略，採取「避其鋒芒、另闢蹊徑」的隱蔽邏輯，試圖在美中之間維持一種脆弱和彼此算計的「不對稱平衡」。

 

第一個戰略繞道：抗美不如買美(以投食餵養繞過產能過剩)

中國認定，川普的決策邏輯核心不是傳統的價值對立或意識形態對抗，而是「帳面數字」和「賺了多少」。在此「交易型博弈」的框架上，中國與其與美國鷹派「硬碰硬」，乃至正中美國國安體系的下懷，使美國的對中鷹派得以順理成章通過更多「封鎖中國」的法案，不如直接「拿錢砸出一個緩衝區」。透過大宗採購、能源合作或特定投資，給予川普樂於公開展示的「贏得勝利」，藉此軟化川普的抗中情節，讓抗中鷹派在「採購誘餌」面前卸下防備。

 

透過「買美」與美資、美企深度綁定，等於用中國的「生產力過剩」去餵養、綁架美國資本集團的利益。只要美國利益集團處於「等待餵食」狀態，就會對白宮的抗中政策產生牽制作用。

 

第二個戰略繞道：二戰同盟(以歷史合謀取代戰略互疑) 

在川習會中，北京呼喚「二戰期間美中共同流血、並肩作戰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記憶，例如提起「飛虎隊」、史迪威、共同浴血的滇緬戰場等等等，目的是塑造「美中曾是反法西斯的英雄同盟」。而今日的美中對抗，是美國自身的歷史失智與政策錯誤。 

透過強調二戰同盟，中國意在「繞過」美國的「抗中焦慮感」，鼓動美中共同抗擊日本「新軍國主義」。這是一種「歷史記憶的誘拐」，利用川普對現代歷史的矇懂與盲視，向美國社會傳遞一道煙霧：美中本該是維護戰後國際秩序的「創始合夥人」，今天的衝突是冷戰遺毒造成的意外，如今應該從意外回歸正軌。 

美中「二戰同盟」的論述，是一種「歷史幽靈的召喚與變造」，面對當前美中之間無法解開的「戰略互疑」，北京乾脆把時鐘撥回八十年前。用「我們曾是浴血戰友」的歷史紅利，沖洗當下「你死我活」的冷戰格局。

 

第三個戰略繞道：修昔底德陷阱(以危機喘習取代地緣對抗)

當美國政壇與軍方一再警告「中美必有一戰」、「2027年武統倒數」，中國處於這種充滿焦慮感的對抗氛圍時，轉而主動拋出哈佛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典故，意圖將「中國的主動侵略」模糊為「雙方都必須理性克制，避免陷入結構性陷阱」，從而為中國爭取危機喘息的空間。 

習近平已經兩度強調「修昔底德陷阱」，其實是在對美國的戰略決策層進行一種心理按摩：盲目推進全面對抗，雙方都會墜入毀滅的深淵。這是一種以危機哲學暗喻美國的「軟勸導」，實則暗藏「硬威脅」。 

第四個戰略繞道：10萬美國青少年留中(文化演變化解制度差異） 

習近平提出「未來五年邀請10萬名美國青少年赴華交流學習」計畫。這是一種「文化演變戰略」，跳脫傳統硬實力與地緣對抗的框架，改打一場跨世代、潤物細無聲的軟實力競爭。這項計畫讓美國年輕一代親眼見證中國的現代化基建、科技便利與社會日常，試圖在美國新世代的腦海中，植入有別於華府政客口中「妖魔中國」的直觀印象。換言之，中國不跟美國正面爭辯制度優劣，而是用具體的硬體建設和生活體驗來消解美中的制度差異。 

透過長期的青年交流、獎學金與文化浸潤，中國在美國社會內部埋下一批「對中國有切身體驗、理解其複雜性、甚至反感華府盲目對抗」的群體，從根本上稀釋美國「與中國為敵」的社會基礎。

 

第五個戰略繞道：美中AI共治(以透明抄截取代非法蒸餾) 

長期以來，美國國安與科技情報機構緊盯中國AI企業非法的「模型蒸餾」(Model Distillation)，為了堵死中國這條「偷竊之路」，美國不斷升級出口管制與雲端算力監控，甚至防不勝防。 

中國提出「AI共治」或技術框架對接，等於使中國得以明正言順的進行「技術抄截」(Teco Interception)。既然是共享和共治，就不能再指控中國抄襲或偷竊，反而讓中國把自身的科研實力、海量數據與應用場景擺上檯面，把原本掌握在美國手中的「獨霸規則」變成「雙軌共治」。 

「美中AI共治」必須借助「互動式的透明框架」，對中國而言，這是一種高明的戰略吸納與規則重塑：不跟你拼誰的GPU比較多，誰的晶片奈米比較小，而是把焦點拉到「AI安全、AI倫理與標準制定」，藉由規則的共同制定，超越美國的AI領先地位。

第六個戰略繞道：貓熊外交(以可愛中國消解妖魔中國) 

習近平說要贈送亞特蘭大動物園兩隻貓熊，當一隻貓熊的「可愛模樣」出現在美國公眾視野時，帶給人們的是歡笑與療癒，這就掩蓋了原有的「中國惡感」和「中國敵意」。人們不會對一隻吃竹子的貓熊產生「地緣政治威脅感」。這種跨越國界的「萌感」，等於是用溫柔的方式瓦解對中國的「妖魔化」。 

習近平所說的「贈送」，實際上是「租借」。以日本為例，兩國關係好的時候就出租，關係不好時就收回。換言之，貓熊已經不是貓熊，而是中國的外交工具。實際上，中國是把「動物工具化」，以騙取西方民眾對中國的好感。

 

第七個戰略繞道：反對台獨(以心裡壓力置換武統行動) 

中國的「反台獨」，實際上是別有用心。中國的意圖是：在不引爆全面熱戰的前提下，消耗美國的戰略主動權。與其急於與美國進行一場賭上國運的熱戰，不如透過常態化的軍機艦巡弋、聯合演訓、法律戰與認知戰，將「反獨」的心理壓力拉到最高點。這種「打而不戰、圍而不攻、以壓促變」的灰色地帶常態化，既能持續消耗臺灣的國防與社會心理資源，也讓美軍在「到底要不要介入一場核子大戰」的泥沼中反覆權衡、投鼠忌器。

 

第八個戰略繞道：戰略管理(管理現狀避開解決衝突) 

一個基本事實是，美中之間的結構性衝突，在當下的歷史階段根本無法徹底解決。中國的設想是：與其陷入「你死我活」的死胡同，承擔盲目攤牌的毀滅性代價，不如重建一個新的「大國治理邏輯」：以「管理現狀」(Management)代替「解決衝突」(Resolution)。 

中國透過「戰略管理」的思維，試圖建構一種無限拉長的馬拉松賽局。把衝突常態化、制度化、日常化，設立各種溝通護欄與危機管控機制，例如兩軍對話、AI治理等等。對中國而言，「不解決問題，就是最好的解決方式」，讓時間站在中國保持「戰略定力」的一方。這是一套「邊打邊談、邊談邊控」的時間戰略，等待來日時機成熟再給美國致命的一擊。

 

九，第九個戰略繞道：地緣政治(以軟消耗取代硬對抗) 

美國軍方與傳統地緣政治學派最習慣的劇本，是「高強度、短平快」的軍事嚇阻與決戰。華府的國防預算與軍工複合體就是為了應對一場摧枯拉朽的高科技熱戰而打造的。 

然而，中國採取的是一種「戰略疲勞」(Strategic Fatigue)的太極拳策略。中國在台海、南海等周邊海空區域實施常態巡弋、海警執法、封鎖演練、實質治理等等騷擾性施壓，不是為了全面開戰(硬對抗)，而是一種「軟消耗」。在這種模式下，美國及其盟友(如臺灣、日本)的軍艦、戰機必須疲於奔命地進行驅趕、攔截、維修與情報蒐集，這不僅造成巨大的裝備損耗與財務負擔，更在長期心理上造成嚴重的疲勞壓力。 

美國的印太戰略核心，是透過第一島鏈與海上封鎖線將中國困死在近海。如果中國把全部精力都用來突破這道狹窄而堅固的軍事圍牆，就會陷入與美國短兵相接的生死戰。 

於是，北京採取了地緣上的「大迂迴」，透過深化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經貿、基建與安全合作，例如擴大金磚國家影響力、中東外交斡旋、拉美後院佈局，將地緣博弈的棋盤無限放大，這是毛澤東的《持久戰》的運用。當美國還在固守第一島鏈時，中國已經在全世界的資源樞紐、海上生命線與新興市場建立起錯綜複雜的戰略支點。這種「你打你的第一島鏈，我走我的全球佈局」，讓美國的傳統軍事圍堵處於分散化的狀態。

 

十，第十個戰略繞道：關稅切割(以非敏感商品區隔敏感對抗) 

川普的關稅邏輯往往帶有民粹式的「一刀切」色彩，例如喊出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全面加徵高額關稅。然而，美國國內的基層消費者與零售巨頭對中國的中低端民生商品仍存有巨大的結構性依賴，這給了中國運用「相互依賴的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Interdependence)作為談判籌碼。 

這次川習會，美中達成300億美金的非敏感商品優惠關稅。過去，在川普動輒揮舞高額關稅大棒，對中國進行全面「脫鉤斷鏈」或全面性極限施壓的背景下，對中國而言，全面對撞高關稅會導致出口重創，全面妥協則會喪失核心產業主權。於是，北京採取了一種「關稅切割」(Tariff Segmentation)的邏輯：將龐大的出口商品進行「區位切割」，把高度敏感、涉及戰略安全關鍵產業，依然列為戰略競爭的籌碼，但是將大量的非敏感商品(如日用消費品、中低端製造、民生供應鏈)，與美國進行「對等議價」，藉以繞過美國的關稅封鎖線。 

面對美國對中國商品祭出的嚴苛關稅，中國大規模實施了「供應鏈大出海與關稅繞道」，例如在越南、泰國、墨西哥等國設立廠房與總裝基地。經由這些「非敏感商品的關稅切割與產地置換」，原本印有「Made in China」並面臨懲罰性關稅的商品，變成在地化或第三國組裝的商品，藉此繞過華府的關稅雷達。這種把製造網路全球化、去中心化的做法，讓美國單邊的關稅大棒有如打在棉花上，打掉的只是表面數字，卻難以阻斷實質的貿易流向 。

這種「切割/解套」的反關稅戰，讓中國面對川普反覆無常的關稅威脅時，至少保有高度的戰術彈性，可以隨時拿部分非敏感貿易作為談判籌碼，同時又能掌握以關鍵產品對美國進行威脅性反制的底牌，可謂一魚兩吃、游刃有餘。

 

兩個「戰略碰壁」 

然而，戰略繞道並非通行無阻，而是費盡心機。在這次川習會中，中國依然遭遇兩個戰略碰壁。 

1，習近平要求川普說出「反對台獨」，但川普拒絕配合。因為中共既然以懲治台獨作為武統台灣的藉口，美國一旦說出「反對台獨」，等於同意和支持中共對台實施武裝侵略。恰恰相反的是，美國眾議院議長強生(Mike Johnson)在剛落幕的「川習會」後，於接受美國《福斯財經新聞網》(FOX Business)的專訪中指出：「美國需要台灣保持穩定與獨立」，並強調台灣對美國國家安全與經濟至關重要。 

2，中共試圖援引「八一七公報」，要求美國停止對台軍售。實際上，八一七公報根本沒有「停止軍售」的字眼，只有在「兩岸以和平方式解決雙方的歧見」的前提下，「逐步減少對台軍售」。在「逐步」與「停止」之間，是中國無法繞開的巨石和門檻。 

儘管中國用高度的戰略耐力與東方智慧，編織一組「十大戰略繞道」的太極拳術，但美國擁有超級大國的制度慣性、軍事同盟與技術霸權，依然在關鍵關卡築起了一道道厚重的鐵牆。 

美中博弈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中國每一次的繞道，都是為了避開碰撞，但每一次的碰壁，又使美中博弈走向更深的「深水區」。這正是21世紀循環不止、一演再演的歷史戲碼。

時事評論

 

鏡報《宋國誠專欄》

九月川習會：三個不可能與三個不改變 

本文發表於《鏡報》，2026年9月16日

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85644

「美中共存」不再是過去綏靖主義的互惠合作，而是一種警惕、防備，隨時準備切換至對抗模式的「冷對峙」。
圖／達志影像

又一次的「川習會」將在9月下旬舉行。這種「一會再會」的高層互動，究竟還能談出什麼？

 

一，三個不可能 

即使「川習會」談到地老天荒，三個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1，不存在所謂「籌碼交易論」 

人們常以「交易論」來看待川習會。實際上，所謂「籌碼交易」首先要看「交易的標的」是否「可交易」？雙方是否具備足夠與適當的籌碼進行「各取所需」的交易？國家安全與戰略利益能不能交易？交易之後雙方是否履行交易協定？交易聽起來很輕鬆，實際上是國際政治上很困難的外交藝術。 

中共能用購買幾萬噸大豆做籌碼，去交易美國廢棄《臺灣關係法》？美國能用放棄台灣去交易中國解散「金磚國家」或「上海合作組織」？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美中高峰會晤只能是「小交換」而不是「大交易」。 

2，不存在「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 

習近平採取的是「敵友辯證法」策略：既要和美國繼續對抗，也要和美國改善關係。這是毛澤東《矛盾論》的現代翻版。中國的所謂「戰略穩定」是指「美中相向而行」，是美國必須符合中國需求的「有條件地穩定」。在上一次「川習會」中，習近平要求美國「審慎處理敏感問題」，表面上是「軟呼籲」，實際上是「硬威脅」。難道美國會「被威脅」？ 

中國是否真心想「穩定」美中關係？依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伊朗在今年7月17日發動對約旦美軍基地造成3名美軍死亡的攻擊之前，曾自中國方面取得約旦美軍基地的高解析度衛星影像。美國官員表示，這是目前最明確的證據，顯示戰爭期間中國方面對伊朗的支持已對美軍造成致命後果。這意味習近平「笑裡藏刀」，前面握手寒暄，背後協助殺害美國軍人。 

依據多名中美關係消息人士透露，中方要求美方在此次「川習會」之前，不要批准對台軍售，否則習近平可能取消行程。中國連美國都敢施壓，這難道是「建設性穩定關係」應有的表現？ 

3，不存在「台灣問題」這條紅線。 

所謂「台灣問題是不可踩踏的紅線」，是中共試圖併吞台灣的片面主張，不知道這條紅線是畫在金門還是澎湖？實際上，世界各國經常以「訪問台灣」來踩踏這條紅線！如果有紅線，這條線也已經被踩得「一踏糊塗」！ 

如果「紅線」是指中國的核心利益，那難道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難道不也是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的核心利益？當台海安全是各國的「共同利益」，就不可能是中國的「單一利益」。

 

二，三個不改變 

即使川習談到海枯石爛，三個「結構性趨勢」也不會改變。 

1，「競爭性的共存」 

當前美中雙方在經貿、科技與地緣政治上的對抗並未降級，甚至暗中升級，但彼此也都清楚「相互依賴下的全面脫鉤」或「遠超二戰的軍事對撞」，代價過高，難以承受。 

無論是關稅、AI供應鏈管制還是高科技圍堵，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與安全焦慮已經內化為兩黨共識與體制慣性，川普只能順從，難以逆轉，不會因為一次元首會晤而根本改變。 

中方在峰會前夕圍繞對台軍售議題畫出紅線，美方同樣需要避免台海或南海擦槍走火。這是一種「擦槍但不走火」的邊緣策略，雙方都在競逐中尋求不失控的底線。 

這種「共存」不是「和平共存」，而是「競爭中的低度合作」，「美中共存」不再是過去綏靖主義的互惠合作，而是一種警惕、防備，隨時準備切換至對抗模式的「冷對峙」。

美中雙方在經貿、科技與地緣政治上的對抗並未降級，但彼此也都清楚「相互依賴下的全面脫鉤」
或「遠超二戰的軍事對撞」，代價過高難以承受。圖／達志影像

2，戰術緩和/梯度對抗 

我把這種「競爭性共存」，歸納為「經貿緩死、科技封喉、地緣對抗」的梯度結構： 

(1)「低溫緩和」：在經貿領域容易達成妥協，雙方都樂於採取「戰術性冷卻」。 

(2)「中溫壁壘」：在AI算力、半導體競爭是美國絕對不容易妥協的「戰略高地」。美國透過晶片法案與出口管制，緊緊卡住中國的咽喉；而中國則以「舉國之力」，加速推動國產替代與開源生態尋求突破。華府的底線是「防止中國在關鍵技術實現跨越式超越」，一如美國財長貝森特警告：美國AI如果輸給中國，就會「沒有未來」；中國則以「自立更生」突破美國的防線，中國求之於美國者，莫此為甚。 

(3)高溫對抗：在台海、南海、印太安全及地緣熱點上，雙方涉及的是主權、安全與區域秩序主導權的底線，這是完全無法透過經貿妥協或技術買賣來交換的絕對領域。美中雙方也須都想避免，但難以改變。 

3，「冷和平」與「深圍堵」 

元首外交與經貿、AI、能源等特定領域的「戴手套握手」，確實為美中關係提供了「冷卻效應」，這叫做「冷和平」。但是在半導體供應鏈封鎖、盟友陣營化、推動的多邊管制以及安全紅線的擠壓，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不僅沒有放鬆，反而在技術與地緣層面更加深化，這叫做「深圍堵」。

三，台灣如何因應 

1，戰略淡定：聽其言，觀其行 

台灣既不須驚慌，也不須失措。中方已明確將「對台軍售」視為核心籌碼並施壓美方，而美方在追求經貿與芬太尼合作的同時，難免會在邊緣利益上進行動態調整。台灣應該保持淡定，不隨對方的節奏起舞、不被放話或恐嚇牽著鼻子走，才能保有自身的政策自主性。 

真正決定台海安全的，不是美中之間的「外交辭令」，而是美方後續具體的威懾部署、軍售交期、半導體禁制法案的落實，以及中方在灰色地帶的實際動作，但真正的決定權在台灣。與其過度解讀雙方元首會晤的每句說詞或傳聞，不如將重心放在「不對稱作戰能力」、「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與「社會心理韌性的實質建構」之上。當實力與準備足夠時，外部大國的局勢波動自然無法輕易撼動台灣的生存空間。 

2，國防自主全速推進：自救才能他救 

只要有實力，就不會被交易。當一處戰場具備足夠的「不對稱戰力與關鍵韌性」，外力介入才具備戰略上的可行性與正當性；反之，若自身迅速崩潰，任何盟友的馳援都是空談。 

近期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強化國防自主暨無人載具產業發展條例》，投入數千億元預算推動本土無人機、水面與水下載具的自主研發與非紅供應鏈，以及潛艦國造與常備役、後備教召的實戰化調整，本質上都是把「自救」的底氣轉化為制度與硬實力。安全不是靠祈求外部善意來維持，而是要讓侵略者的冒險，在進行「成本效益評估」時，清楚意識到代價無法承受。

 

3，建構「台灣不可交易」論述：地緣與科技的「不孤之島」 

最近，多國政要與大型國會代表團(如義大利參議院副議長率領的史上最大規模義大利國會團)接連訪台並寫下規模紀錄，最近，與台灣斷交9年的巴拿馬，在國會成立「友台小組」，席次居然是「友中小組」的2倍，以及副總統蕭美琴成功訪問義大利等等，證明了「台灣不是中國的內政」，而是「全球公共財」。 

我經常主張，必須重新建構「以認知主權為基礎的新台灣論述」，其中，應該大力宣示：「台灣是地緣與科技上不可交易的不孤之島」。請注意，最近的「訪台熱潮」，多數是帶有清晰的產業、科技或立法部門協作的背景，是「有朋自遠方來」，這象徵國際與台灣的互動已從過去的「口頭聲援」，走向常態化、法制化的實質夥伴關係。這給予台灣一個良好的契機：台灣要「引進來，走出去」，要懂得「爭取國際話語權」。 

無論川習談什麼，台灣就是屹立不搖。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擺脫「K型─台灣病」

必須保衛台灣(系列專文9) 

本表於《上報》，2026年9月14日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68745

「台灣病」的癥結在於「重科技、輕內需」的二元結構。（法新社）

台灣中央銀行2026年6月5日在其官方社群發文，針對人工智慧(AI)狂潮引發的「K型經濟」與結構性分化提出了警告。這份發文，不只是對未來台灣的警惕，而是今日台灣的現狀。 

這份報告指出3個重點： 

1，科技與傳產落差 

台灣憑藉完整的半導體與AI硬體供應鏈，在國際需求帶動下繳出亮眼的總體經濟成績單，但相對缺乏AI紅利直接挹注的傳統產業或中小企業，已處於蕭條萎縮的階段。 

2，所得與族群分配惡化 

科技創新與資本紅利多半集中在少數高科技族群、高階技術人員或資產持有者身上；相對地，一般受薪階級或基層勞工不僅難以感受總體經濟成長的果實，甚至面臨生活成本上升、通膨壓力，以及未來職位遭到AI替代的焦慮。 

3，總體指標的盲點 

台灣已經出現「K型經濟」。若單看亮麗的GDP成長或總體金融指標，容易掩蓋基層民眾與弱勢產業面臨的困境；这也意味著傳統僅靠調整利率等等調控工具已不足夠，必須搭配更精準的結構性與配套政策，才能緩解日益加劇的分配不均與相對剝奪感。 

這三個重點，構成了我所說的「台灣病」。 

一，從「荷蘭病」到「台灣病」 

「荷蘭病」(Dutch Disease)是一個經濟學名詞，用來形容一國因某單一特定產業(通常是天然資源或特定爆發性科技)高度繁榮，反而對整體經濟帶來副作用。 

1960年代末期，荷蘭在北海發現了豐富的天然氣資源。隨著天然氣大量出口，荷蘭賺進了龐大外匯，促使荷蘭幣大幅升值。然而，這種從天而降的財富，卻使荷蘭的其他傳統製造業因本國貨幣升值而失去出口競爭力，國內工資與生產成本上升，最終使傳統產業與農業萎縮，失業率大幅攀升。1977年《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以此歷史經驗創造了「荷蘭病」一詞。 

儘管台灣的科技優勢來自全球產業分工與技術競爭力，並非依賴(類似荷蘭)單一自然資源的暴利；但是不可諱言，大量資源(人才、資金、土地、電力)過度傾斜至半導體與高科技AI供應鏈，導致傳統產業、中小企業或內需服務業相形失色。換言之，富裕階級蓬勃發展，低薪得階級在困境中掙扎。即使台荷兩國病因不同，但貧富差距加劇與「K型經濟」分化實則「同病相憐」。

 

二，台灣經濟的「K型化」 

2026年6月24日，《紐約時報》記者徐安榮(Amy Chang Chien)發表《AI財富加劇亞洲晶片強國的經濟鴻溝》(AI Riches Fuel Economic Divide in Asia’s Chip Powerhouses)專題報導，深刻描繪了台灣台中工具機產業面臨的全球經貿變局。大台中地區過去被譽為全球工具機與精密機械的黃金縱谷，這裡聚集了數百家中小企業，形成非常完善的上下游供應鏈與產業聚落。但近年來由於美中貿易戰、全球供應鏈重組、各國關稅壁壘，以及ECFA部分關稅減讓中止等因素，嚴重衝擊了原本高度依賴出口的台中中小企業。面對關稅與國際市場的重組，許多傳統木工機械與工具機廠商，正被迫從傳統代工轉型朝向高階自動化、智慧製造或分散市場(如移往東南亞或歐美設廠)發展。 

這就是是台灣「科技一枝獨秀，傳產蕭條黯淡」的K型寫照。

 

三，袋鼠族與乞丐人 

韓媒《韓民族日報》以〈住在蛋殼區的乞丐超人〉為題指出，台灣近年在AI與半導體產業帶動下迎來16年來最強勁的經濟成長，據台灣各家機構預測，台灣2026年GDP增長可望逼近12%。此一預測若成真，將寫下2010年以來最佳表現。然而，這些漂亮的經濟數據並未反映在民眾生活上。 

實際上，在亮眼數據背後存在「富裕的台灣、貧困的台灣人」的矛盾現象，不少台灣青年仍被高房價、低薪資與沉重生活成本所困，形成經濟成長與民眾感受脫節的現象。不少台灣民眾對於媒體不斷報導景氣熱絡感到困惑，甚至質疑所謂的經濟榮景究竟發生在哪裡？一名受訪的35歲上班族在台北一家中小企業工作，月薪約4.5萬元新台幣，被稱為與父母同住的「袋鼠族」。這位35歲人士坦言，若單獨租房，光每月房租與基本生活費至少需要2.5萬元，因此幾乎放棄結婚與生育。 

台北的房價所得比高達16倍，甚至還超過倫敦與紐約等國際大都市，已瀕臨動搖國本的地步。台灣青年間流行「蛋殼區」一詞，因無力負擔都會區(蛋黃區)房價而被迫遷往更外圍地區居住。種種經濟壓力也反映在少子化問題上。一名42歲、結婚5年的出版業經營者表示，即便台灣政府擴大育兒補助，也不打算生育，因為真正關鍵在於家庭經濟是否穩定。2025年台灣出生人口降至10.7萬人，連續10年創新低，總生育率更跌至歷史最低的(TFR)0.695%。 

台灣也出現「乞丐超人」一詞，指一群精打細算的年輕人，透過便利商店App確認即將到期而降價出售的便當與生鮮食品庫存，再於指定時間趕到店裡搶購。這些年輕人在國家經濟創下歷史性榮景之際，卻為了折扣便當四處奔走，形成經濟成長與日常生活的巨大落差。 

台灣民間智庫「共力研究社」的數據指出，2010年至2019年間，企業營業利益年平均成長率約為4%，與勞工薪資成長率相近；到了2020年至2024年間，營業利益成長率暴增至7%，勞工薪資成長率卻仍停留在約4%，顯示企業收益增加未能等比例轉化為勞工所得，非科技業人員很難享有經濟成長的紅利。

文中認為，台灣真正面臨的挑戰不只是依賴半導體，而是如何讓科技業創造的財富擴散至整體社會。如果收益無法轉化為實際生活品質，高成長反而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若政府無法有效改善結構性分配問題，「富裕的台灣、貧困的台灣人」的悖論就會持續存在。

 

四，不只是「半導體病」 

台灣資深媒體人陳國祥也在《新冷戰下的經濟棋局》一書中指出，半導體與AI產業吸納了最多的資金、土地與政策支持。科學園區用地優先劃設，高耗能產業在供電與用水上獲得優先保障。2021年臺灣遭逢數十年罕見乾旱時，半導體產業仍被列為優先供水對象，凸顯其戰略地位。然而，這種「集中式扶植」的結果，使其他產業的資源取得成本相對上升。金屬加工、石化、紡織、塑橡膠等傳統產業，本已面臨全球競爭與中國產能過剩壓力，再加上能源價格上漲與人才流失，其獲利空間進一步被壓縮。部分企業選擇外移或縮編，形成「去工業化」的隱性趨勢。 

半導體工程師年薪動輒百萬、甚至數百萬新臺幣，分紅與股票獎酬屢創新高；相對之下，餐飲、零售、觀光等內需服務業，薪資成長卻遠落後於通膨。即使傳統製造業中的技術工種也難以與科技業競爭。 

陳國祥指出，這種差距帶來兩個效應：第一，理工人才高度集中於半導體產業，其他產業面臨「人才斷層」；第二，文法商科系學生也紛紛轉向科技業相關職位，形成跨領域的人才虹吸。人才的單向流動，長期可能削弱產業多樣性與創新基礎。 

儘管台灣並非「半導體病」，但其根源還是「半導體傾斜」所導致的連鎖集體病，也就是半導體與AI產業過度強盛，導致人才、資金、水電資源全面向科技業傾斜，進而排擠傳統製造業並擴大貧富差距的結構失衡現象。

 

五，如何解決「台灣病」？ 

在解決「台灣病」的問題上，政府扮演關鍵角色，不僅涉及台灣產業的未來戰略，也涉及國家經濟的「再治理」。 

1，半導體紅利的再分配 

必須善用科技紅利，建立長期「主權財富基金」，借鏡挪威應對荷蘭病的成功經驗，將半導體與科技業帶來的巨大財政稅收，提撥一部分成立長期發展基金。這筆基金不應作為短期消費性支出，不只是用於普發現金，而應專款專用於教育改革、跨領域人才培育、低碳轉型等等基礎建設，以及補助傳統產業研發，降低社會分配的不均。 

2，傳統產業的再升級 

以半導體為平台，推動傳統產業「智慧化」與「高值化」。政府應以「高額獎勵」引領傳統產業導入AI應用與數位轉型，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率，從低毛利代工轉為高階智慧機械。換言之，高科技製程其實高度仰賴傳統產業的支援(如特用化學、半導體機殼散熱、廠房工程等)。政府應強化「媒合角色」，讓傳產成為「護國神山」的在地關鍵供應鏈，共享科技業的利潤。 

3，服務業數位轉型 

台灣絕大多數的就業人口集中在服務業。政府必須推動金融科技(FinTech)、數位服務、生技醫療、綠能科技等高薪服務業與新興產業，有效分散風險，拉高薪資、減緩「M型化」薪資的撕裂。特別是抑制龐大的民間游資長期過度流向房地產與金融炒作，以避免民生物價的失控而剝奪世代正義。 

「台灣病」的癥結在於「重科技、輕內需」的二元結構，政府必須建立「企業分紅的法制化」，將企業減稅與基層員工薪資調幅掛鉤，建立勞資比例分配營利所得的法律機制(包括提高基本工資、利潤分成等等)，不能股東賺錢、勞工吃苦。確保勞動生產力提升的同時，勞工分紅比例同步成長，扭轉「勞動報酬佔比」長期下滑的趨勢。

4，徹底實現「居住正義」

台北及主要都會區高居不下的「房價所得比」，是剝奪年輕世代與基層未來希望的主因。政府應堅持「房市稅制」改革，例如囤房稅、實價登錄百分百與提高非自住房屋持有成本等等，擴大社會住宅供給，將居住資源回歸基本人權而非資本炒作標的。 

若要保衛台灣，就必須擺脫台灣病與「非理性繁榮」─資產價格脫離實際基本面。除了艷羨總體成長率，也必須正視分配機制的失靈。換言之，「經濟利益的全民共享」，才能保護台灣發展的可持續性與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