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鏡報《宋國誠專欄》 

中國《民族團結法》的假性敘事與病理診斷 

本文發表於《鏡報》，2026年7月11日

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71151

這部「宇宙惡法」不只是製造「寒蟬效應」，更是逼迫「公開獻忠」，
也就是不公開表達熱烈支持中國統一也可能被追責。東方IC

說謊成性與與詭辯一堆，是我對中共政權本質的病理診斷。中國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既是一套擬真式的假性敘事，更是一部變態極權的偽裝表演，一幅末期病變的鏡像反照。 

漸進式「民族文化滅絕」 

這部法律，是一部標準的「民族迫害法」，表面「團結」，實則「滅絕」。 

該法在「序言」中大篇幅建構所謂「歷史」，宣稱：「中國各族人民始終堅持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大一統信念……凝聚成血脈相融……的命運共同體」。這套「大一統」敘事，正是「定於一尊的封建意識」，刻意扭曲西藏、新疆、蒙古等邊疆地區，在歷史上擁有高度獨特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實體，強行將「漢族/黨帝國」的擴張史，簡化為「自古以來萬眾一心」的自願結合。實際上，中共對邊疆民族全都是「武力奪取」和「高壓馴服」，至今甚至利用現代高科技實施「緊迫監管」，從來不存在中共編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這種「假性敘事」的本質就是：抹除差異、消滅非共。 

該法宣稱要「維護、鞏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係」，但卻規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通話與規範漢字)在學校教學、政府事務中為基本用語。這裡所謂「基本用語」意指其他「非漢語」都是「非基本/次要用語」，試圖通過樹立「漢語霸權」實現「民族地位的階級化」。換言之，當法律明確劃定某種語言為「基本用語」，並在教育和公務體系中強制執行時，其他少數民族的母語(如藏語、維吾爾語、蒙古語等)在公共領域的生存空間便遭到實質壓縮。 

依據這項法律，少數民族若想在體制內獲得階級流動或政治參與，必須完全依附於「通用語言」，這就使得本土語言失去「社會功能性」，退縮為家庭內部的「次要用語」。簡言之，不使用「漢語」就等於於被「褫奪公權終生」。 

這種語言政策在無形中建立了一種「文化權力高低差」─漢文化與普通話象徵進步、現代與主流，少數民族語言則被貼上邊緣、末流的標籤，需要被改造和壓制的對象。久而久之，少數民族的語言認同將被消磨殆盡。 

中國有50個少數民族語言和30個省籍方言，豈不都被「漢語」這一單一語言所吞噬？實際上，「通用語言」另有圖謀，獨尊漢語只是「一黨專政」的病態轉譯，就是透過語言統一實現一黨專制。 

幼齡化黨化教育 

果不其然，該法第20條等相關條文明確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應當教育引導未成年人「熱愛中國共產黨」。這就是「強制性黨化教育」，剝奪未成年人「思想選擇」的自由，在未成年的年齡階段，塑造一種「天然共」，當權中國人都成為黨化順民，共產黨就獲得永續統治。 

至於所謂「鑄牢共同體意識」，要求所有社會組織、企業、武裝力量將其作為共同任務。實際上，所謂「共同體意識」不是別的，就是「習近平思想」，就是個人崇拜的極端化，就是習近平「老齡獨裁意識」的法律化。

這部「假團結、真滅絕」的法律，是中國一份末期病理的診斷書，一部夜裡吹哨的壯膽戲。東方IC

在失去改革開放以來的「績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之後，中共只能依賴「強制合法性」(Coercive legitimacy)為之添補。這就如同失去健康，改為進補，也意味年老體衰，枴杖助行；在臨床政治學上可以稱為「末期掙扎」或「偏方救命」。 

互嵌社會：種族稀釋與慢性滅族 

法律規定，推動建立「相互嵌入的式社會結構與社區環境」，鼓勵不同民族混合居住、轉移就業等等。 

這是利用一般人聽不懂的社會學專有名詞，來忽悠中國人民。「互嵌」的英文表達式是”Mutual Embedding”，具有「交錯」、「穿插」的意思，用來形容不同族群在地理居住空間、經濟生活上混居、交織的狀態。中共官方使用的「互嵌」一語，英文翻譯為”Interleaving”，「互嵌式社會結構」則譯為”Interleaving social structure”，實際上就是利用「專有名詞」來掩蓋「不良意圖」，對少數民族進行種族稀釋和地理壓縮。 

所謂「互嵌」就是「拆散」，拆解少數民族的群居空間，使少數民族無法形成集體的抗議力量，方便於中共「孤立性打擊」的行動。至於附加規定：「禁止以民族身份、風俗或宗教為由干涉婚姻自由」，目的就是消解少數民族「本族通婚」的習俗，透過法律手段變相鼓勵「通婚漢化」，最終達到血緣清洗和漸進式滅絕。 

製造全球恐怖管轄 

法律第63條的「境外適用條款」，一般稱為「境外管轄」，不僅違背國內法「在地管轄」的原則，反而將威權觸角伸向全球。 

境外組織或個人若發表不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聲援新疆或西藏人權、紀念六四，甚至強調台灣文化主體性等等，都被列為「非統論述」，一律被羅織為「破壞民族團結、製造民族分裂」的罪名。這是一種全球抓捕反共人士的「爪牙法律」，更是「黨國極權」的病態發作。 

這部「宇宙惡法」不只是製造「寒蟬效應」，更是逼迫「公開獻忠」，也就是不公開表達熱烈支持中國統一也可能被追責。最近在中共內部出現一個「新名詞」，叫做「靜默台獨」，也就是心中暗自支持台獨，包括使用台灣的慣用語彙，如說「早安」而不說「早上好」，說「影片」而不說「視屏」，說「隨身碟」而不說「U盤」等等，都帶有「台獨分裂意識」，都叫做「忠誠不絕對」，因而列為「絕對不忠誠」的騷擾與打擊對象。這已經不止於「認知戰」，而是全球法律恐怖主義的病毒散播。 

這部「假團結、真滅絕」的法律，是中國一份末期病理的診斷書，一部夜裡吹哨的壯膽戲。台灣不必自己嚇自己，只要小心應對，等待其自食惡果。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從「享樂民主」到「防衛民主」

 必須保衛台灣(系列專文5)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年7月5日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62806

台灣的民主已經過了「追求自由」的青春期，
現在必須進入「捍衛自由」的成熟期。（陳愷巨攝）

台灣30年的平穩順暢，養成了一種「享樂型民主」(Hedonistic Democracy)，後人乘涼不知前人種樹之苦。面對中國的常態威脅則淡然處之。然而，民主不是免費的午餐，也不是自來水，更不是可以無限揮霍卻不需要承擔防禦義務的消費品。若要守護台灣、保衛民主，必須從「享樂型民主」轉向「防衛型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

 

一，什麼是「享樂型民主」 

「享樂型民主」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集體把「民主自由」視為理所當然、永久免費的「消費品」，卻在心理與行動上拒絕承擔維持這個體制必須支付的防衛成本與公民義務，從而形成一種重權利、輕義務，重日常、輕生存，重眼前、輕未來的天真狀態。 

1，權利意識的「消費主義化」 

在「享樂型民主」之下，人民對民主的認知與想像，傾向於「個人自由的無限擴張與享受」，公民將自己定位為體制的「消費者」而非「捍衛者」。當體制提供自由時，理所當然地享受；當體制要求付出(如延長兵役、接受國安審查、支付國防經費)時，則充滿排斥與抱怨。 

2，生存危機的「政治娛樂化」 

「享樂型民主」最大的危機在於喪失了對「終極威脅」的集體感知能力。當外部敵人的武力威脅、資訊戰滲透已經迫在眉睫時，社會大眾與媒體依然「舞照跳、馬照跑」，將國家生存層次的國安議題，簡化為政黨惡鬥的口水戰、短影音的流量密碼或選舉時互相貼標籤的工具，嚴肅的生死存亡被消解在泛娛樂化的日常生活中，甚至認為所謂的危險，都是政治人物在恐嚇。 

3，言論自由的「低防禦性寬容」 

享樂型民主抱持著一種「自由快樂主義」。許多投機政客認為只要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體制就必須無條件地包容所有聲音，包括「破壞體制」的聲音，導致整個社會面對外部威脅時缺乏感知力與免疫力。極權國家的宣傳機器可以利用自由而開足馬力，在地協力者可以利用體制寬容散布「疑美論」、「投降論」、「失敗主義」，用「程序民主」來瓦解「實質民主」。 

4，國家認同與敵我意識的混亂 

「享樂型民主」缺乏「敵友之別」與「共同體意識」。面對中國常態性的武力恫嚇，一部分人選擇迴避，認為「只要我不挑釁、只要繼續交流，敵人就不會打過來」；另一部分人則為了商業利益或黨派利益，主動迎合敵人的統戰敘事。長此下來，「防衛共識」就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享樂思維下被徹底撕裂。 

5，程序正義的盲目濫用 

「享樂型民主」過度拘泥於程序法治的字面意義，忽視法律實質保護的憲政主體。例如，境外資金操弄媒體股權、親共政客不斷塑造「紅色認知」時，「享樂型官僚」往往以「查無不法程序」、「尊重市場機制與言論自由」為由而放行，眼睜睜看著敵對勢力利用合法的商業程序和民主漏縫，完成其「慢死台灣」的戰略佈局。 

「享樂型民主」把民主制度當作一座由前人建好、自己只需要進去吹冷氣享受的精緻大樓，卻從不檢查大樓的地基是否正在被外部滲透與內部腐蝕而掏空。換言之，「享樂型民主」就是一種缺乏戰鬥意志與危機意識的脆弱民主。

「享樂型民主」就是一種缺乏戰鬥意志與危機意識的脆弱民主。（張哲偉攝）

二，享樂民主的四大症候群 

1，紅色幻覺論 

「享樂型民主」的最大幻覺就是「天賦民主」的觀點，以為民主自由與生俱來、天然不滅。在這種幻覺心理下，群眾會集體排斥那些引發心理衝擊的理性聲音，轉而投向那些提供甜美幻覺的政治人物。於是，台灣的「在地協共者」就會製造各種滿足民眾期待的「紅色幻覺」，例如「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削減軍購將避免兩岸戰爭」、「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的壓艙石」，「只要重啟兩岸交流就沒事」。群眾為了守住舒適圈，寧可選擇安魂劑。 

2，集體逃避論 

「享樂型民主」最顯著的病徵，就是社會喪失了討論「複雜系統」的能力。人類無法長期承受高強度的「慢性焦慮」(如隨時可能爆發的戰爭、常態性的飛彈越空、無孔不入的認知作戰)。當這種恐懼無法立即消除時，群眾就會發展出「退卻」(Regression)與「否認」(Denial)」的防衛機制。 

現代台灣群眾的注意力幾乎已被短影音、Threads和社群迷因所操控。敵對勢力精準抓住「抗中保台是騙選票」、「年輕人要去送死嗎？」等等極端簡化、充滿情感暗示的口號，直接綁架群眾的推理能力。 

3，內部敵對論 

台灣在面對巨大的外在威脅時，內部非但沒有團結，反而撕裂得更嚴重。這是因為對抗外敵的成本太高、風險太大。在「焦慮轉移」的作用下，最容易以「政敵」作為發洩對象或代罪羔羊。加上一種「同溫層加熱」效應，就會產生「內耗大於防外」的集體逃避。 

4，匿名免責論 

群眾是一種「集體匿名」的免責群體，缺乏可查證的責任主體。在「享樂型民主」中，人民習慣於將國家視為一家保全公司，自己則是付了稅金的消費者。至於保護主權、抵抗滲透就成了政府、軍隊的事或特定政治人物的「職責」。這是一種「免於追究的道德卸責」，每個人都隱匿在「人民」這個群體標籤的背後，享受著民主帶來的經濟繁榮、與社會福利，但在面對「犧牲性義務」時，個體的責任感立刻退縮，甚至抱怨體制侵犯個人利益。

 

三，什麼是「防衛型民主」？ 

「防衛型民主」的核心定義是：一個民主國家為了防止敵對勢力利用民主所保障的自由來實質摧毀民主體制本身，因而在憲政與法律上「自我武裝」並對顛覆行為進行限制與制裁。簡單來說，「防衛型民主」就是：「民主不保護旨在消滅民主的自由」。 

依據哲學家卡爾‧巴柏(Karl Popper)「寬容的悖論」的觀點，如果一個社會無限制地寬容那些不寬容的人，那寬容的人終將被消滅，寬容也隨之消失。「防衛型民主」旨在解構這種悖論：為了確保整體的自由，必須對意圖消滅自由的「不寬容者」展現不寬容。 

在實踐上，「防衛型民主」必須具備4顆牙齒，但台灣顯然還處於乳牙生長的階段。

憲法法庭有權解散旨在破壞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政黨（如德國曾解散新納粹黨與共產黨）。在台灣，《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亦有此規定，但實務上從未動用。（資料照片）

第一顆牙：違憲政黨的解散權 

憲法法庭有權解散旨在破壞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政黨(如德國曾解散新納粹黨與共產黨)。在台灣，《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亦有此規定，但實務上從未動用。 

第二顆牙：基本權利的剝奪 

若公民濫用言論、出版、集會自由來攻擊憲政秩序，司法可宣告剝奪其特定基本權利(如喪失選舉權、不得擔任公職)。台灣目前只停留在《兩岸關係條例》中對高階退將、公務員赴中損害國家尊嚴者「剝奪退休俸」的規定。 

第三顆牙：國家安全聯防網絡 

針對外部敵對勢力與其在地代理人，建立系統性的財政、金流、法律監控與刑事制裁。台灣現行的《反滲透法》與《國安法》正是此支柱的體現，重在切斷境外指揮線與地下金流。但是在偵防範圍、起訴案件與刑度裁量上，遠遠不足。 

第四顆牙：忠誠的公務體系 

國家公職人員、軍警、法官必須對憲政體制抱持「忠誠義務」，不得支持顛覆體制的言論或組織。台灣近年持續深化軍警防諜、公務體系安全審查，防止國家機器核心被實質滲透，但仍然在起步階段。

 

四，如何從「享樂型民主」過渡到「防衛型民主」

 

台灣的民主已經過了「追求自由」的青春期，現在必須進入「捍衛自由」的成熟期。一個無法保護自己的民主，最終只會淪為極權擴張下的祭品，甚至退化到「羸弱型民主」。從「享樂」轉向「防衛」，是台灣民主深化最痛苦、卻也最不可或缺的命運選擇。 

隨著時代演進，「防衛型民主已經」不再局限於傳統的「解散政黨」或「抓間諜」。面對新型態的灰色地帶衝突與AI認知戰，現代防衛型民主需要從法制、認知、資安與社會契約四個層面進行根本性的翻轉，並最終立足於「科技防衛」的基座上。 

1，法制增補與完備 

台灣必須在法律上明確定義「憲政秩序的敵人」，並完備《反滲透法》、代理人登記制，以及針對科技供應鏈、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法規。 

2，國安認知的重塑 

停止將國安議題視為「政黨競爭。應當仿造芬蘭與瑞典的「全防禦」(Total Defense)與「生存法則」觀念：國家防禦絕對不只是軍隊的事，而是全體社會─包含政府、企業、民間組織以及每一位公民，在承平時期就必須共同參與的整體防禦網絡。 

「全防禦」最直觀的體現，在於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硬體防禦。例如芬蘭擁有全歐洲最密集的地下防空洞，其容量足以容納全國80%以上的人口(約480萬)。這些避難所在承平時期是地下體育館、停車場、游泳池或地鐵站，一旦危機爆發，可在72小時內轉變成具備防毒氣、防核輻射、防炸彈的末日堡壘。 

以瑞典為例，瑞典政府定期向國民發送《如果危機或戰爭爆發》(In Case of Crisis or War)的民防小冊子。這本手冊從「如何在家儲存3天的飲用水」、「如何識別假訊息」，到最重要的心理建設─「如果瑞典遭到攻擊，我們絕不投降，任何關於停止抵抗的消息都是敵人的謠言」。 

3，權利與義務的再平衡 

公民社會需要理解，為了對抗系統性的滲透，在某些特定領域(如外資審查、特定媒體股權、涉及國安言論的源頭追溯)，必須接受程序規範。這並非自由的倒退，而是為了確保長遠自由所必須支付的「國安保險費」。 

4，資訊與科技疆界的防衛 

在高度資訊時代，不再需要親自發動戰爭，而是透過生成式AI、網絡水軍、大數據精準推送，在民主國家內部製造對立、癱瘓決策。因此，現代防衛型民主必須包含「數位防衛機制」─例如建立AI反滲透系統、對科技供應鏈實施實質國安審查、強制揭露境外勢力資助的數位廣告金流等等。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美中進入「量子戰爭」的巔峰對決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年6月26日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62102

 

未來世界是一個「量子計算與AI的結合」（Quantum AI）的算力戰爭，
也是地緣政治最核心的焦慮。（法新社）

6月22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了《防範高級加密攻擊》(the Nation Against Advanced Cryptographic Attacks)與《引領下一世代量子創新》(Lead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Quantum Innovation)兩項行政命令。這兩項行政命令的簽署，是美國未來戰略的指引藍圖，意味著美中的科技對抗已經上升到最高點。 

未來戰爭：量子算力的對決 

未來世界是一個「量子計算與AI的結合」(Quantum AI)的算力戰爭，也是地緣政治最核心的焦慮。 

量子電腦能運行「秀爾演算法」(Shor's algorithm)，可在幾秒鐘或幾分鐘內，將西方與台灣現行的所有密碼防線徹底解碼。換言之，誰先掌握了實用級的量子計算，誰就握有全球數位疆域的「萬能鑰匙」，有了這支「數位密碼解鎖技術」，就能常態地對敵國實施「資訊暴殺」、財政洗劫、數位癱瘓等等毀滅性打擊。這也是美國今年為何強制推動「後量子密碼技術」(PQC)的根本原因。 

一旦量子計算與AI結合(Quantum AI)，將賦予國家治理大腦強大無比的預測與決策能力。從預測全球氣候變遷的微觀軌跡、到戰時對敵方不對稱攻勢(例如第一島鏈灰色地帶滲透、後勤彈藥庫配置、軍事指管系統等等)，進行即時最優化的兵棋推演。換言之，量子電腦還能將混亂的資訊線索，瞬間梳理成絕對清晰的「戰略坐標」。 

簡單地說，誰掌握了量子計算，誰就掌握未來世界。

 

一，兩項行政命令的戰略內涵 

這兩項行政命令要求各機關落實並加快導入「後量子密碼技術」(PQC)，目的是為了保護美國最敏感的資料、關鍵基礎設施，以及帶動就業和引導新型經濟成長的「量子數位經濟」。 

所謂”Advanced Cryptographic Attacks”(高級加密攻擊/先進密碼分析攻擊)，是特別針對敵對勢力利用「量子電腦的密碼分析能力」(CRQC)」所發動的毀滅性破譯攻勢，這種「破譯戰爭」，是一種試圖解構、癱瘓民主國家現行所有安全通訊與金融資產的「數位超限戰」。 

在當前的數位戰爭中，中共、俄羅斯等境外敵對勢力正在執行一項名為「現在吸納，隨後解密」(SNDL: Store Now, Decrypt Later)的威脅計畫。他們利用灰色地帶滲透，常態性地竊取、攔截美國現今無法破解的軍事、金融、關鍵基礎設施及關鍵技術的加密數據，並儲存在其資料庫中。而後，未來「具備密碼分析能力的量子電腦」(CRQC)一旦問世，就能將這些歷史數據瞬間破譯和解密，以全盤掌握美國的所有機密。 

「後量子時代」的來臨 

這兩項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採購法規委員會」(FAR Council)，在2030年底以前，強制所有合約承包商必須符合這些量子防禦標準。這不只是宣導，而是用金融與法律工具，去規訓、清理美國數位經濟體制內因「商業懶惰」而產生的安全破口與脆弱性。 

這代表美國正在用「量子安全」作為全新的技術紅利與篩選工具。未來，不論是台積電等先進半導體供應鏈、跨國金融網絡、還是印太地緣戰略盟友，唯有納入美國這套PQC制度防禦矩陣的成員，才能獲得進入全球民主自由市場的「數位通行證」。這在經濟上拉高了背叛美國科技生態圈的「沉澱成本」。這意味當前以及未來的全球防衛的軸心，已經從「領土疆域」的防守，徹底硬化為「數位主權」與「量子安全」，也就是「加密保衛戰」，國家的安全座標將升級至「後量子時代」。

 

二，箭指中共的未來戰爭 

這兩項行政命令字字句句都「箭指中共」。 

雖然美國行政命令的官方正式文本中，為了維持外交與法理上的慣例，通常會使用「境外敵對勢力」(Foreign Adversaries)或「具備密碼分析能力的威權政體」等去識別化的法律術語，但在當前的地緣戰略與科技對抗矩陣中，美國這套「一攻一防」的量子總體戰，其唯一鎖定的戰略假想敵就是中共政權。 

1，瓦解中共的「現在竊取，未來解密」(SNDL)戰略 

依據中共的算計，目前無法破譯美國及台灣(如台灣的軍事、關鍵基礎設施)的頂級加密通訊，但他們可以好整以暇地將這些海量數據儲存在大數據庫中，寄望於自身的量子計算技術取得突破，就能回過頭去「一鍵破解」所有的歷史機密。 

美國則採取「預先斷流」的策略。川普簽署的PQC行政命令，直接實施了一種「細部的社會工程」，硬性規定美國政府、關鍵基礎設施與軍事合約商必須在近年內全面強制移轉至「後量子密碼技術」。這等同於在中共的量子電腦完成前，提前將大門換上新一代密碼鎖，讓中共過去幾十年靠黑客、內鬼(如在地協力者、賣台軍人)竊取的所有數據，在未來瞬間變成毫無用處的數位垃圾，徹底報廢中共的戰略投資。 

2，迎擊中共「量子霸權」與數位科技超限戰 

中共近年來傾全國體制之力，將量子科技列為國家戰略核心(如江西合肥的量子國家實驗室)，並試圖利用量子通訊(如墨子號衛星)，建構一套西方無法滲透的數位鐵幕，同時研發能摧毀西方金融與軍事防線的量子解密能力。 

川普簽署的「引領下一世代量子創新」命令，是美國的「進攻性防禦」的重大策略。美國由能源部與國家科學院主導，投入國家級財政與體制力量加速研發實用級量子計算。這是在向中共宣告：在事關下一世代文明秩序的規則制定權上，美國絕不容許威權體制掌握「技術斷代」的優勢。 

3，切斷中共技術吸納的臍帶 

中共最擅長的不是自主研發，而是利用紅色資本、特定財團或跨國供應鏈的灰色地帶，去吸納、竊取西方的關鍵技術與半導體資源。 

這兩項行政命令要求美國國務院與商務部，必須將這套PQC安全標準與量子創新框架，強制推動到美國的全球供應鏈盟友(如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日韓的科技巨頭)。這本質上是在全球科技界拉起一條「量子鐵幕」。 

任何想要留在美國民主供應鏈座標系內的企業，其技術與資產就必須符合美國的量子防禦規範。這將逼迫那些「身在民主陣營，利在威權中國」的跨國資本與財團必須做出終極抉擇，徹底切斷中共利用經濟吸納來弱化西方防線的可能。 

這給台灣的啟示極其深刻：面對中共全方位的超限戰，台灣作為全球半導體的樞紐與地緣衝突的最前線，必須立刻告別島內無謂的認同內耗與懶惰的媒體環境，主動將自身的科技與防衛制度，與美國這套「防範高級加密攻擊」的國家矩陣進行實質咬合。唯有如此，台灣的民主契約與自由生活方式，才不會在下一世代的量子風暴中被敵人的內鬼與外患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