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6日 星期六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鄭麗文是「台版王滬寧」

《必須保衛台灣》系列專文2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512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58384


王滬寧的思想,就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開放性與包容性,
令其美國從內部矛盾中消解國家意志。(維基百科)

如果王滬寧(中共政協主席)以「美國反對美國」來解構美國,那麼鄭麗文就是「以台灣反對台灣」來裂解台灣。所謂「以台灣反對台灣」,就是透過激化內部矛盾,讓社會無法達成關於「國家生存」的共識。暗中資敵、窩裡反、討好北京、以民主破壞民主,就是鄭麗文的「吳三桂謀略」。當政治淪為無休止的認同內戰時,國家就無法進行長期的戰略投資,最終陷入「失敗國家」的境地。

 

一,鄭麗文是「台灣版的王滬寧」 

我曾經提出所謂「鄭麗文路線」,一個棄絕國民黨百年傳統,背離經國先生愛台政策,一個比「以美國反對美國」更具殺傷力的「滅台戰略」,因為她是從「內部堡壘」進行爆破,而非王滬寧從外部進行隔海統戰;所謂「鄭麗文路線」就是台版的王滬寧路線。 

1,王滬寧的戰略原點:「以美國反對美國」 

王滬寧在《美國反對美國》(America against America1991)一書中觀察到,美國體制內生性地存在著權力分散、文化衝突與族群對立,並構成了美國衰敗的主因。王滬寧在書中並非簡單地「反美」,而是以一種「病理分析師」的視角,提出美國體制的結構性矛盾。他認為,美國內部存在「程序民主」的缺陷(還有其他許多矛盾),必將毀於內部的「自我反對」。 

王滬寧的思想,左右了中國自「六四事件」以來的對美戰略:東升西降,也就是「挖掘矛盾,撕裂團結」,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激化分裂、放大對立(如左右派、階級、文化戰爭)削弱主體性,讓美國在內耗中失去對外政策的共識,從內部消解其國家意志。 

王滬寧的預言當然是錯誤的,但卻在台灣得到了繼承人,那人就是鄭麗文。 

2,鄭麗文的戰略繼承:「以台灣反對台灣」 

鄭麗文路線已經超出藍綠鬥爭,這種「以台灣反對台灣」的策略並非只是單純的政治立場,而是一種「裂解台灣」的戰略,以「內部政治解構」和「鋪設認知陷阱」來重傷台灣。因為讓台灣放棄自我防衛的能力,是北京最樂見的結局。 

首先是「民主機制的武器化」:利用言論自由與議會監督,系統地癱瘓國防預算、外交政策或能源轉型等關鍵政策,讓原本保護民主的制衡機制變成了削弱國家生存能力的內耗工具。 

其次是「認同的裂解」:王滬寧式的手法是找出社會的縫隙(如統獨、省籍、世代),並反覆撕裂再撕裂。當鄭麗文把中國的對台政策包裝成「追求和平,避免戰爭」,就能在台灣內部創造麻醉與安撫的力量。 

最後是「正當性的置換」這種手法通常運用高超的修辭(如「反戰」、「要民生不要軍武」、「要和平不要戰爭」等等),讓捍衛國家主權的行為扭曲為激進和挑釁。換言之,把台灣的防衛扭轉成「兩岸兵凶戰危」,是鄭麗文最陰狠的認知詐騙。 

當一個民主社會的內部政治人物,其行為效果與外部敵對勢力的戰略目標(削弱國防、裂解共識、經濟依賴)高度重合時,就會產生一種「非對稱侵蝕」。外部勢力不需要發動戰爭,只需要透過這些「在地協力者」─代理執行─,利用台灣內部的民主程序,以台灣的體制拆解台灣的未來,就能達成不戰而勝的效果。

 

二,自我繳械的統一 

在「王滬寧路線」+「鄭麗文路線」的內外包夾之下,中國不須武統,就能誘使台灣走向「自我繳械的統一」。 

1,塑造台灣自毀力量 

王滬寧在《美國反對美國》一書中提出的核心邏輯是:最強大的敵人往往毀於內部的自我矛盾。在台灣,自我矛盾被轉化為「內統」─從台灣內部統一台灣:不需要發動全面戰爭,只需讓台灣內部的政治鬥爭達到「不可調和」的臨界點。對中國而言,只要軍隊入駐、收拾善後即可。 

鄭麗文的角色就是在國會與政論節目中,將政府的所有政策定義為「謀財害命」或「挑釁和平」。這種「極端否定論」旨在瓦解政府的施政正當性,讓大眾對民主體制產生疲勞與厭惡,進而呼應王滬寧所謂的「西方民主必然衰敗」的邏輯。 

2,廢除台灣「國防武功」

58日立法院「國防特別條例」三讀之際,鄭麗文運用其一貫的「名嘴詭辯」,宣稱國會不能淪為行政機關的橡皮圖章,批評「民進黨政府提出的1.25兆元空白支票,打著保衛台灣、堅守國防的招牌,卻掛羊頭賣狗肉,不清不楚、沒有內容,想要渾水摸魚,反而延宕了真正重要的對美軍購」。這就是典型的「詭辯話術」,把台灣的國防預算稱為正反交錯的「渾水摸魚的延宕對美軍購」。 

鄭麗文的說詞是一種「虛假的辯證邏輯」─既宣稱維護國防,又圖利中國統戰。她宣稱:「台灣的國家安全必須兩隻腳都要站穩,一是足夠、強大的防衛力量,另外就是尋求兩岸和平永不休止的努力跟決心,擴大兩岸和平的對話跟交流,穩住兩岸的和平關係,讓所有戰爭的可能性、軍事衝突發生的可能性通通排除」。 

然而,正是因為兩岸和平是王滬寧等人統一台灣的「迂迴戰略」,所有戰爭與軍事衝突的皆來自中國,所以才需要1.25兆的國防特別預算;藍白兩黨「框列7800億上限」的版本,是一份「砍價版本」,並偷渡其少數密謀的「殘缺版本」。實際上,鄭麗文的所謂「另一隻腳」,恰恰不是台灣足夠和強大的防衛力量,而是「與敵謀和」。預算審查只是一種「市場殺價」,而非所謂「守住國會運作原則與底線」。 

3,偷渡國防預算的「暗殺版本」 

藍白兩黨版本,堪稱暗殺與偷渡版本,砍除了兩大塊關鍵預算。一是「委製」─國防自產的反彈道飛彈與無人機系統等事關台灣強力防衛能力共5案合計2500億,二是「商購」─AI輔助、覺知作戰及其他戰略組建涉及戰力精進共7案合計1000億元,堪稱對台灣國防的精準獵殺,等於斷絕台灣面對中共威脅所需要的關鍵武器,斷送台灣建構「C5SIR」、「TTN」、「TAK」等現代作戰系統的關鍵期,簡單地說,就是廢除台灣的「國防武功」。


如果王滬寧(中共政協主席)以「美國反對美國」來解構美國,那麼鄭麗文就是「以台灣反對台灣」來裂解台灣。(資料照片/王侑聖攝)

三,鄭麗文的三套「認知陷阱」

 

根據王滬寧「新型政黨制度─國共合作」對台的延伸,鄭麗文在內部的運作通常遵循以下路徑: 

1,散播「疑美論」與「棄台論」 

王滬寧極其了解美國的弱點,鄭麗文也深諳台灣心防不足的缺陷。在美台關係上,絕口不談合作或軍援,一味強調台灣只是美國的「棋子」或「提款機」。實際上,削弱台美關係,正是王滬寧對台「間接作戰」的主軸。換言之,鄭麗文的辯證騙術,就是一方面製造「美國不可信」的認知陷阱,一方面宣傳「中國可依靠」的認知迷霧,讓台灣人在親美與親中之間陷入認知選擇上的心理紊亂。一方面,透過放大政府局部管理的失能,來否定整體的生存價值,一方面,誘使民眾接受另一種「中國威權替代方案」,這就是「政治性免疫系統的自毀」。 

實際上,鄭麗文路線才是真正逼使美國放棄台灣的「棄台論」。 

2,濫用「民主監督」 

民主監督的本質在於優化治理,但鄭麗文的監督則是「拆解制度」。 

真正的民主監督是透過質詢找出政策漏洞並促成修正,但鄭麗文把質詢「武器化」,傾向於「情緒性羞辱」與「虛無化論述」。透過無止盡的程序杯葛,將行政部門的精力耗損在應付政治口水,而非專注於應對國家安全的危機。 

一如「鄭習會」根本不是什麼和平之旅,而是繞過政府、私通敵國。她所謂「兩岸和平框架」,本質上是將台灣的主權問題納入國共兩黨的私下協議,將台灣對美軍購定義為「向美繳稅」或「引戰」。這不是監督政府,而是幫助中國「代管政府」,行使中國對台灣的代理主權,以監督之名行解構台灣主權之實。 

真正的監督是為了讓國家更強大,例如高市早苗對日本的改造,但鄭麗文的監督則是替中國挖牆腳、開後門。 

3,黏貼假標籤 

鄭麗文擅長的手法就是黏貼假標籤,把內部捍衛主權貼上「引戰」標籤,把接受統一包裝成「追求和平」;把「保台」說成兵戎相見,把「親中」說成安居樂業。這種反貼標籤的作為,正是王滬寧最樂見的「台灣反對台灣」的戰略布局。

 

四,民主台灣的「阻卻菁英」

 

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 的經典著作中,核心論點圍繞「廣納型體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與「榨取型體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對抗。兩位作者指出,民主衰敗和國家落後的根源之一,在於一群「自私大於團結」的「阻卻菁英」,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與利益,刻意阻礙體制向「廣納型」演進。即使某項政策(如強化國防韌性、能源自主、產業脫鉤)對國家長遠發展有利,但如果妨礙「阻卻菁英」與外部勢力的利益交換或失去對群眾的掌控,他們就會選擇「阻卻」。 

鄭麗文就是這種「阻卻菁英」的典型案例。 

依據《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觀點,「紅色滲透」本質上是一種「跨境榨取型結構」。外部勢力提供政治租金或經濟特許,換取該國阻卻菁英的對應與配合。當阻卻菁英利用國會職權,持續杯葛旨在保護國家關鍵技術,防止外部干預的立法時,這就是一方面阻礙台灣的國防現代化(廣納),一方面推進對中國威權的依賴(榨取) 

一個國家的失敗,往往不是缺乏資源或技術,而是因為這些「阻卻菁英」發現,讓國家維持在脆弱、分裂且依賴的狀態,對他們的權力延續最有利。 

如果台灣的民主機制(法律與選票制裁)無法有效濾除「阻力型菁英」(及其共犯),或是人民因為認知迷亂而持續授權給這類菁英,台灣就會從「廣納型民主」滑向「榨取型民主」,最後淪為中國槍口鎮壓下的奴役之島。


2026年5月9日 星期六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全域戰爭與台灣的民主脆性

《必須保衛台灣》系列專文之1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57965


台灣的民主優勢已變成中共滲透的破口。(資料照片/王侑聖攝)

台灣正處於一場由中共發動的、沒有硝煙的「全域戰爭」之中,這場戰爭有台灣國民黨的內應和助攻,有紅色媒體舔共之風的如影隨形。這場戰爭的目標不是占領土地或掠奪資源,而是中共在台灣扶植「法理政變」以及認知主權的變造。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員傅立門(Eyck Freymann)429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專文指出,中國對台的灰色地帶襲擾,未來可能運用「海空海關檢查」限制機船進出台灣,也就是一種「貿易和公海武器化」的策略。在此情勢下,中國不出兵即可威脅區域情勢並重塑全球經濟。 

然而,此時的台灣在野黨正在為「國防特別預算」進行低智商的政黨鬥爭。外國學者如此戒慎恐懼地關注台灣的安全,台灣內部卻一臉悠哉地口水叫罵,這就是台灣的危機!對全域戰爭的無感與無知。 


一,全領域戰爭與生存脆性 


當代著名的戰略情報專家、網路安全顧問以及BlackOps Partners(一家情報與戰略防禦諮詢公司)執行長Casey Fleming,在其20261月出版的《紅色海嘯:扼殺你自由的無聲風暴》(The Red Tsunami: The Silent Storm Killing Your Freedom)新書中,對現代戰爭做出新的定義:人類已進入一個「全時段、全維度、無國界」的對抗時代,它具備3個關鍵特徵:戰場的無形化、不是領土佔領而是「腦戰」(大腦的控制)以及灰色地帶作戰的長期化。 

在《紅色海嘯》一書中,Casey Flemin指出現代戰爭早已超越傳統的硝煙戰場,一場「無聲戰爭」已經悄悄降臨。它包括: 

1,經濟戰:通過供應鏈滲透、智慧財產權竊取以及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暗地破壞。

2,網路與技術戰爭:AI6G網絡及衛星系統的武器化,藉以削弱西方國家的資訊傳輸與數位主權。

3認知戰:運用大數據、深度偽造與社群媒體演算法,操縱公眾情緒、分化社會意志,從內部瓦解民主體制。 

在一次《美國的無聲戰爭》(America’s Silent War)的訪談中,Casey Fleming指出現代戰爭不再有前線與後方的區別,商業、科技、教育、甚至你的手機,都是這場戰爭的武器;大多數國民甚至不知道戰爭已經開始,因為這種「無聲戰爭」不需火砲和飛彈,而是透過「制度侵蝕」來達成目標。換言之,現代戰爭的場域已經不在火光四射的「戰場」(battle field)之上,國家安全的危機也不限於實體破壞,國家邊界不再內外有別,這就是所謂「全域戰爭」。 

Casey Fleming多次提出了「生存脆性」(Existential Fragility)的警告,藉此可以透析台灣為何處於危險邊緣?一是台灣的民主優勢已變成中共滲透的破口,敵對勢力運用民主國家的「制度寬容」和公民的「危機無感」,進行病毒傳播式的隱形作戰;二是內部的政治和商業菁英為了黨派鬥爭或市場利益(我稱之為「阻力型菁英」,刻意忽視或扭曲國家安全的長遠威脅。

 

二,台灣的「民主脆性」 


呼應 Casey Fleming 的「生存脆性」觀點,台灣的「民主脆性」並非民主制度本身的失敗,而是指民主體制在面對中國的「超限攻擊」時,所暴露的低度感知和防禦缺口。 


1,外部威脅的「免疫失靈」 

在正常的民主國家,政黨競爭是關於政策與治理優劣的辯論。但在台灣,政黨競爭卻窄化為認同糾結與統獨論戰。當國民黨在為應該支持「8000億」或「3800+N」國防預算而黨內論戰之際,中共當日派出37架機艦持續威脅台灣的主權空域;這就是極具諷刺的「危機失覺」,一如暴雨之下仍在糾纏應該拿什麼品牌的雨傘出門。 

當在野黨以「擺爛」姿態杯葛國防預算,捨正常監督責任而暗助敵人,甚至提出否定國家地位的「一中政策」,這就是「以民主摧毀民主」的弔詭和異化。當整個社會對「誰是敵人」沒有共識,當民主的制衡機制被「外部武器化」,外部敵對勢力就可以操縱認同裂痕,將急迫的國安議題轉化為漫長的政黨鬥爭,使台灣陷入「國安內鬥」而非「抵抗外敵」的意志衰敗之中。

 

2,法律體制的「程序陷阱」

台灣民主的優勢在於高度尊重程序正義,但在中國「全域戰爭」背景下,卻成了「以台灣反對台灣」的生存脆性。當政府嘗試修法(如《反滲透法》、代理人登記制)時,立刻面臨侵害人權或威權復辟的輿論挑戰。這種「程序干擾」的陷阱,讓台灣的民主退化為一種「殘缺民主」與跛腳化。

 

3,菁英階層的「超國家利益」 

台灣部分政治、經濟菁英與媒體大亨在中國擁有龐大利益,當個人利益與國家生存利益背離時,這些菁英利用其影響力,在國會癱瘓國防預算,在媒體散播「強中論」與「疑美論」,在國會提出罷免總統案,把個人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這種內部菁英的「阻卻性反向動員/逆國家自私行動」,是台灣民主體制最深沉的暗黑伏流。

 

4,資訊空間的「低防禦性」 

台灣是全球遭受境外假訊息攻擊最嚴重的地區,每日皆以數百萬次駭客攻擊為計算單位。在全球已知的中共情報活動中,有超過1/3針對台灣。由於語言相通、文化接近,紅色滲透能以極低成本進行認知作戰。透過社交媒體演算法,系統性放大社會的不滿,瓦解民眾對民主體制的信任,製造假民調,傳播「抵抗無用論」等等假性敘事。在這種長期的「紅色渲染」之下,台灣的「民主防火牆」就會從內部腐蝕而坍塌。 


5,中國依賴的「路徑鎖定」 

台灣雖然擁有半導體尖端技術,但在能源、關鍵原材料以及部分傳產業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構成了經濟上的依賴鎖定。這種依賴路徑讓外部勢力可以透過「以商圍政」或經濟脅迫的間接策略,轉而直接干預台灣的民主決策與選舉走向。 

如果內部始終糾纏於政治口水而非國家利益,無法識別紅色代理政客的制度榨取策略;如果台灣的民主程序被用來解構國家安全,並系統性形成隱形的「法理政變」,這種「民主脆性」就會演變為國家失敗的先兆。

 

6,政治鼠輩的「橫行霸道」 

在台灣,要在政壇走紅和竄起非常容易,只要敢叫囂、擅辱罵、造話題、嗆聲量,就能在媒體的「逐臭」之下名利雙收。政治小丑橫行南北,良心議員乏人問津。在這種「菜市場政治」的「逐良生態」下,台灣沒有政治家,只有「政治玩家」。 

「政治鼠輩」的橫行是台灣民主演化至今最髒亂的時刻。例如某位主席級的黃姓前立委,猶如野狼嗜血以咆嘯嘶吼追逐私人權力的腫脹,又如某位佈滿紅色血液的翁姓立委,終日以排泄其「中國情結腸胃炎」為工作日誌;又如某位呂姓退校,以「祖國強大」沾沾自喜,毫不掩飾其靈魂的背叛,又如某黨前主席,竟稱賴總統成功突破中國打壓出訪史瓦帝尼為「偷雞摸狗」……。這些人,一群被中共收編的所謂政治菁英,一如當前雙北兩市爆發的「安鼠之亂」,是台灣民主樑柱的蝨蟲,是台灣社會的腐臭殘渣。


2026年5月5日 星期二

時事評論

 

鏡報《宋國誠專欄》

氣候方舟的迷航

我對未來時局的看法(109) 

本文發表於《鏡報》,202656

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59017?utm_source=feed_related&utm_medium=mnews


印尼蘇門達臘的山崩洪災。圖/東方IC

2025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30)11月在巴西的貝倫(Belém)舉行。儘管大會提出「急迫的生存威脅」(Survival Threat),設立熱帶雨林保護和具備強制性的金融補償機制,但國際評論普遍認為,大國之間的「戰略自私」依然讓全球處於危險的邊緣。

人們都知,全球暖化起因於人類活動所導致的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濃度的升高,但常識是一回事,警惕與應對又是另一回事。

 

一,氣候政策的倒退與延滯

 

2026年,全球政治與氣候變遷之間正面臨最劇烈的「斷裂點」,並正經歷一場顯著的「綠色反彈」(Green Backlash)。這不只是單純的遲緩,而是一場關於資源分配、主權與經濟生存權的重新定義。特別是「全球右翼」的崛起,已對氣候行動產生的三種「轉型式阻礙」。


1,「能源主權」取代「減碳義務」 

在美國總統川普20261月正式宣布退出《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與《巴黎協定》,同時也宣佈退出「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國際再生能源署(IRENA)等氣候與環境相關組織之後,應對氣候變遷的基調,已從「共同責任」轉向「國家優先」。

右翼政府普遍將氣候危機壓縮在國家能力之下,將「廉價能源」(石化燃料)視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謂「右翼氣候正義者」認為,過快的脫碳政策是「左翼精英的奢侈品」,會削弱本土製造業。美國與部分東歐國家(如塞爾維、匈牙利)開始重啟或擴張化石燃料開採,並將此美名為「釋放美國/民族能量」,直接衝擊了全球2030年的全球減碳目標。

 

2,「生活成本」引發民粹抵抗 

在歐洲,極右翼政黨(如法國的「國民聯盟」、德國的「選擇黨」利用通膨與高電價,成功地將氣候政策塑造成「對窮人的徵稅」。在一群「氣候民粹主義」的推波助瀾之下,許多國家被迫延後「內燃機汽車禁令」或削減對熱泵、電動車的補貼,從而阻礙了綠色能源開發的進程。為了贏得選票,右派政黨經常將應對氣候政策描繪成「生活方式的剝奪」,進而引發民眾的反感。 

當能源的清潔轉型導致電價上漲、油價飆升或必須更換昂貴的電動車時,中低收入族群會感到被政策「懲罰」。許多選民認為綠色政策是「都市精英」制定的偏好,但卻讓農民(如歐洲農民抗議限制氮肥)或藍領工人(如內燃機工廠倒閉)承擔代價。

 

3,碳疲勞 

近年來,選民對於「2050淨零」的宏大敘事感到疲勞,轉而支持承諾「保證能源價格穩定」與「廢除碳稅」的候選人。這導致氣候政策從「積極進攻」轉為「消極防禦」。這種「反綠政治」直接導致各國對「減碳承諾」的猶豫和忌諱。

 

4,「科技實用主義」的替代 

為了折衷,右翼勢力並非完全否定氣候變化,而是轉向「選擇性環保」。他們偏好技術改良而非限制,例如拒絕「行為限制」(如限制肉食、減少飛行)等等,而支持「清潔核能」(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AI優化電網。 

另一方面,由於「碳關稅」概念的興起,右翼政府傾向於將氣候政策與對抗特定國家(如中國)的技術依賴」掛鉤,這就是「碳武器化」(weaponisation of carbon),利用「碳關稅」作為貿易戰工具,而非純粹的環境保護。

 

二,氣候政策的破碎化

 

全球不再有統一的氣候政策進度表,而是各國依據自身利益「挑選」減碳項目。由於預期減緩(Mitigation)將面臨失敗,氣候投資正大量轉向「氣候調適」(Adaptation)─修築更高的海堤、研發耐旱作物,而非減少排碳。

 

1,「氣候減緩」(Climate Mitigation)的失敗 

氣候減緩主要致力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碳匯以吸收二氧化碳、從化石燃料轉向太陽能、風能、核能,以及節能政策、大規模植樹造林、發展碳捕捉與封存技術等等。但這些政策已經面臨失敗。 

各國開始意識到,全球升溫突破1.50 C的門檻幾乎已不可避免。既然無法完全阻止災難發生,氣候投資資金開始大量轉向「如何與災難共存」。例如不再討論如何減碳,轉而討論如何加高海堤、研發耐鹽鹼作物、興建抗極端氣候的基礎設施等等。


全球不再有統一的氣候政策進度表,而是各國依據自身利益「挑選」減碳項目。示意圖/翻攝自Pixabay

2氣候孤立主義的形成 

「氣候孤立主義」(Climate Isolationism)是全球氣候政治舞台上一個破壞性的概念,它標誌著自1992年《里約宣言》以來,全球集體應對氣候變遷模式的正式瓦解。「氣候孤立主義」是指一個國家(通常是大國)放棄全球協作與共同減碳義務,轉而採取以「國家安全、能源自給、邊境防禦」為核心的排他性氣候策略。 

在氣候孤立主義下,氣候變遷不再被視為需要全球共同解決的「普世公害」,而被視為一種「國家威脅」,從人類命運的「集體利益」轉向「國家自保」。例如主張「美國優先」的川普,停止向「全球氣候基金」(GCF)撥款,認為援助發展中國家減碳是「浪費美國納稅人的錢」。 

極端的氣候孤立主義甚至認為,為了達成全球減碳目標而限制本國能源開發,是「自我閹割」的行為,導致資金從全球減排轉向本國的硬體防禦。他們主張,大規模開採本國油氣以降低通膨,並稱之為「能源主權」;只要本國能忍受升溫帶來的災害(透過強大的經濟與基礎設施),就沒必要為了全球降溫而犧牲工業增長。於是,作為全球義務的氣候政策變成各國自作主張的能源政策。

 

3,氣候武器化 

在氣候孤立主義之下,「碳減排」變成了「碳武器」,也就是把環保轉化為保護主義的工具。例如構築「綠色壁壘」,利用「碳關稅」(CBAM的變體),來打擊競爭對手,而非為了降低全球排碳。另一方面,各國採取「綠色科技封鎖」,嚴禁向他國出口關鍵的綠能技術(如高效能電池、PQC加密的微電網晶片)等等,將氣候科技視為與半導體同等級的戰略物資。 

 

三,氣候災難的紅燈已經亮起

 

截至20263月,科學家與國際氣候組織(IPCCWMO),對未來氣候災難的評估已進入「緊急狀態」與「不可逆風險預警」階段。目前的評估不再只是「預測未來」,而是對「正在發生的崩潰」進行紀錄與警告。


11.5°C 臨界點的「實質突破」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WMO)2026323日發布的最新《全球氣候狀況》報告,2023年至2025年,已出現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三年。科學界已達成「危機共識」,這三年的平均氣溫已首次突破工業化前水平的 1.5°C。這一個極其嚴峻的訊號,顯示地球正處於長期越過1.5°C 的邊緣。

 

2,「氣候臨界點」/+1.5°C」災難的降臨 

科學家警告,當全球升溫在1.5°C2°C之間時,地球系統中的多個臨界點可能被連鎖性觸發,而且一旦觸發便無法逆轉。 

(1)觀測顯示格陵蘭與西南極冰蓋的融化速度已達歷史高點。若這些冰蓋徹底失穩,將導致海平面在未來幾世紀內上升數公尺,淹沒低窪城市(如台北、上海、倫敦)。 

(2)2026年的研究顯示,維持全球氣候平衡的「大西洋環流」(AMOC已出現進一步的減弱。一旦崩潰,北歐將陷入極端寒冬,而熱帶地區的降雨模式將徹底紊亂,威脅全球糧食安全。 

(3)由於氣候變遷與砍伐的雙重壓力,亞馬遜雨林正從「碳吸存」轉向「碳排放」,瀕臨轉變為乾旱草原的邊緣。

 

3,地球「能量失衡」達到歷史新高 

WMO的報告特別強調了地球的「能量收支失衡」:地球吸收的熱量遠高於釋放到太空的熱量,兩者的差值已達到觀測史上的最高水平。另外,有超過90%的超額熱量被海洋吸收。這不僅導致海洋酸化(已達到26000年來之最),更為超強颱風與颶風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動力。

 

4,社會經濟與地緣政治風險評估 

「世界經濟論壇」(WEF)2026 全球風險報告》指出,氣候災難已從環境問題轉向生存與安全問題。極端乾旱與超大洪水正導致全球糧食供應鏈變得極其脆弱。科學家預計,到2030年代,全球可能面臨常態性的糧食短缺與價格暴漲。在此情況下,未來十年內,因氣候災難引發的「氣候難民」將急劇增加,進而引發邊境衝突與社會動盪。 

 

四,台灣的因應之道

 

台灣真正的因應之道並不在於口頭上的「淨零承諾」,而在於「韌性硬化」。台灣未來將面對氣候與國防的雙重風險,在於能源系統的高度集中與依賴進口。一旦氣候引發的極端海象或封鎖航道,台灣就可能陷入「能量斷供」。 

台灣的因應之道在於:推動「微型電網」與「區域儲能」。不是為了環保,而是為了生存。只有讓醫院、避難所與核心產業具備獨立發電能力,才能在系統性的物理衝擊下,避免發生集體性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