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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佩魯∕新發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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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çois Perrou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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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34年熊彼特(J. Schumpeter)的《經濟發展理論》到1955年劉易斯(W. A.
Lewis)的《經濟增長理論，1955》，再到羅斯托(W. W. Rostow)的《經濟成長的階段，1960》，經濟增長理論一直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理論。然而，無論是增長或發展，在主流經濟學中都只是指「物的增長」而不是「人的發展」；作為反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大將，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François Perroux, 1903－1987)扭轉了這種「沒有人味」的經濟學，批判了新古典陣營中無情無意、沒心沒肺的貴族經濟學家。佩魯全部著作旨在表達一貫的人本主義信念：所有的經濟學只能是以人為目的，並且始終以實現人的價值為終極目標。
「增長」不等於「發展」
儘管不是出自嚴肅的規劃，而是回應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對第三世界國家一項綜合發展研究成果的補充說明，佩魯的《新發展觀》(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Basic Tenets)一書出版以來，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社會綜合發展戰略的指導原則。佩魯首先指出，新古典主流經濟學長期以來對社會底層人民的漠視和對新興國家現實經驗的扭曲，已受到廣泛的批判和抵制。這一趨勢促使經濟學家對「發展」(development)這一耳熟能詳字眼的經濟意涵和分析工具，進行全盤的反思和變革。這裡所謂漠視和扭曲，是指主流經濟學庸俗唯物主義、享樂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諸般傾向，一種將人的生活歸結為物的活動、將人的價值貶低為財富積累的工具、將人類素質歸結為數字之高低演變的意識形態。佩魯申明，經濟學是一門「人群關係」而不是「人財關係」的科學。佩魯要求人們重新思考和追問：經濟學的目的是什麼？是純粹表現在統計數字上財貨的增加？還是人的智能與幸福的提升？增長的目的是什麼？是GDP的增加？還是生態的耗損？國民收入的增加意味著什麼？是存摺帳面數字的增加？還是根本是超時勞動和親人疏離的結果？對此，佩魯反駁道：
人不是作為市場的奴隸和被迫接受現行價格體系的生產者和消費者，
而是有能力通過精心規劃和組織為改變其環境這一目的而從事各種活
動的真正的人及其群體。產品總額的增長，如果使自然資源惡化甚至
毀滅自然資源的話，就會造成竭澤而漁的結果(impoverishing effect)。
……危害人或毀滅人的可能性，不在這一增長率的考慮範圍之列，因
為它對於用形象語言描述為人類資本貶值的問題漠不關心……[1]。
主流經濟學一向不回答上述文字中的第二個問號。因為，「增長－最大化」是主流經濟學不可輕易搬動的神主牌。主流經濟學關心的是模型和曲線，他們關心的是統計資料和量化數據，他們既不考慮經濟發展的併發症或反效果，甚至將原先作為經濟主體的人倒轉為純粹的數字或符號。於是，「從事投資的動因不是投資者(investor)而是投資(investment)，進行儲蓄的動因不是儲蓄者(saver)而是儲蓄(savings)，掙工資的動因不是工資收入者(wage-earner)而是工資(wages)」[2]。但問題是，投資的增加並不等於投資者的發展－他可能以非法投機獲得投資增長，同樣的，工資的增長並不等於工資者的發展－他可能以超時、危險或不健康的勞動方式獲得工資的增長。
批判古典學派的不肖子孫！
佩魯並不全盤否定第一代古典學派，他甚至稱讚這些經典學家勞苦功高，但佩魯毫不客氣地批判這些古典學派的「不肖子孫」(disloyal son)－新古典學派。面對劉易斯(W. A. Lewis, 1915－1991)這位來自英國殖民地聖露西亞的新古典大將，佩魯毫不膽怯。在佩魯看來，劉易斯的諸多著作儘管都與「增長」(growth)有關，但卻僅僅與增長有關！「他的著作只與增長有關，除增長之外概不涉及其他問題，儘管諸如發展與進步等字眼也會出自他的筆下，但只是作為變數(for the sake of variety)來看待」[3]。實際上，佩魯還揭露了劉易斯後期著作中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虛情假意」，揪出他那臭名昭彰的「二元經濟模型」及其自我掩飾的帝國主義尾巴。劉易斯模型將國家分成兩種人組成，一邊是資本家，一邊是工人，當劉易斯斷言資本利潤的追求是投資的唯一動力時，他卻對因此導致工資水平下降的事實置若罔聞！然而，被劉易斯所忽略的－並且也是資本主義集團所避之唯恐不及的，正是第三世界國家人民日夜為之鬥爭的、攸關生死的緊迫問題。劉易斯留給後代的只是一個個諂媚資本主義的「幫閒經濟學家」，以及一系列關於「帝國主義經濟增長」(imperial econpmic grouth)的經典規律。實際上，陷入國際資本主義叢林的第三世界「小白兔」，不是依賴劉易斯模型而獲得發展，正好相反，小白兔們正是通過否定劉易斯模型而免於被坑殺喪命：
因此，資本家利潤的形成依靠本國勞動者方面的某種滯後。……劉易
斯模式描述的正是那種現在發展中國家摒棄了的殖民式發展，發展中
國家正是摒棄這種發展模式而在全世界聚集力量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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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新古典學派的理論大將－劉易斯(W. A. Lew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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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被誤導的解放哲學
然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佩魯也有微詞。佩魯將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解放哲學」，一種關於經濟上受剝削、受壓迫者的哲學，但由於馬克思(恩格斯)所探討的題材是歐洲大陸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與形態，因此很少論述到東方國家，很少對落後國家進行透徹的分析。儘管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對人類無窮無盡的苦難的憐憫感，同永不絕望地尋求一種能減輕這些苦難重負的有效活動方式的理性結合在一起」[5]，並且正是因為擁有一顆「美麗的靈魂」(beautiful soul)，馬克思要比他的老師黑格爾更令人肅然起敬，但佩魯抱怨，馬克思顯然對「殖民經濟」存有嚴重誤解，因而對非工業化落後國家的發展問題缺乏研究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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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馬克思，佩魯感言：如果沒有一顆美麗的靈魂，人將一事無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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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佩魯看來，真正的解放哲學必須是一種歷史性的綜合方案，這一見解是從區分「經濟的馬克思」和「政治的列寧」的辯證分析而獲致的。馬克思將歷史簡化為「兩個階級的鬥爭」－它導致「廢除私有財產」這一簡單的解放圖象－使他沒有能夠為早期在「巴黎手稿」提出的人道主義建構出經濟上的體現形式，同樣的，即使奪取國家政權之後的列寧，因為試圖把階級鬥爭轉換為世界革命－一種純粹暴力的意識形態宣傳，終於把工人解放運動帶往相反的、失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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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慘辯證法
佩魯似乎認為，一種真正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已經無法從西方歷史與傳統，特別是西方的社會思想(韋伯主義)與經濟教義(古典－新古典主義)中找到新的範式與方向。對於企求實現人的尊嚴與價值的個人或國家來說，費心研究如何從資本主義少數壟斷和跨國剝削中找到殘餘的公平正義，是徒勞無功的，奢想在大國欺淩小國的霸權宰制中尋求即便是乞憐式的互助和平，也是癡人說夢的。佩魯堅持，新的發展(new development)必須同時是「建立新型國家」(building up new nations)的過程。換言之，新發展觀是一種駁斥所有不公不義的「永久懷疑論」，新發展觀必須是恨古愛新、撥亂反正的，必須是不懈的批判與挑戰。
「新發展」為何要與「新國家」聯繫起來？這是因為在佩魯看來，許多新興國家至今尚未完全擺脫過去殖民體制遺留下來的歷史劣勢－力量不平衡的副作用(after-effect of inequalities of strength)，因而只能說是「準國家」(quasi-nations)[8]。這裡所謂「建立新國家」不是指政體更迭或政黨輪替，而是通過建立「經濟－社會發展的辯證法」(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ialectics of development)來改變舊有的經濟範式和權力邏輯，它包括改變市場對人的自由與尊嚴－人的基本需求與購買力－的剝奪與限制，降低或抵消來自外部強加的大國優勢，尋求內部強弱部門(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公平分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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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社會學之父：馬克斯．韋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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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魯把這種辯證法稱為反映貧窮與悲慘的辯證法，因為它反映的是發展中國家及其人民在滿足基本需求方面的匱乏和日常購買力的低下。佩魯之所以提出這套「悲慘辯證法」，是因為「人的悲慘性」－無論就客觀數據或主觀感受來說，始終無法在西方主流社會學和經濟學中找到位置，甚至找不到至少對之進行核算與比較的指標。正如佩魯在批判韋伯(Max Weber)的「合法性」(legitimacy)概念時指出的，把「合法性」分成來自傳統、魅力(charisma)和理性三種模式究竟有何意義一樣，古典經濟學將人的價值排除在「國民財富」一這是偉大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偉大著作《國富論》的書名－之外，究竟有何意義？佩魯要說的是，就像韋伯通過「合法性」－它不過是一個把簡單暴力(有支配力的人對一個沒有抵抗力的人的強制)訴諸制度程式的認可和包裝後形成「常規暴力」的概念罷了－試圖說明權力的本質但其實是掩飾了權力的真象一樣，主流經濟學也把人當作「經濟人」而掩蓋了經濟學「富欺貧、強淩弱」的真相罷了。對此，佩魯反駁道：
未必把人變為處於市場機制之中的機器人，才可驗證和應用科學上
可證實的和經濟上起作用的規律[9]。
於是，對於不想再陷入悲慘世界中的人來說，必須通過深入研究「悲慘辯證法」來徹底擺脫人的悲慘性。人並非天生悲慘，也絕非生來貧困，但不自覺於悲慘或誤認悲慘是宿命或歹運，不明瞭貧困來自暴富者的剝奪而俯首稱臣，才是真正的悲慘。佩魯告訴我們，所謂「辯證」－一般被視為矛盾的統一－就是指人具有一種既無法被經濟公式所計算(過去沒人去發明)，但又絕不可不被計算(如今開始被重視)的天賦人權，那就是基本需求的滿足和基本購買力的保障。人為什麼會貧困？那是因為人的天賦人權在會計帳簿上被刪掉、被剃除；人為什麼會悲慘？那是因為「人的成本」在損益表或折舊率上被扣除、被註銷。如果我們所認識的經濟學－一種關於財富增長的科學－只是在年輕健壯、耗費人力且創造財富時給予一定的勞動工資，但這筆工資卻從未計算或預支人在年老力衰後也應該享有「人力成本」意義上的補償工資(不同於一般的退休金)，那經濟學究竟在累積財富？還是在折磨人類？
於是，佩魯提出了應該善盡一切方法來估量「人的成本」這一艱難的、真正的經濟學問題，它包括維持人在物質與精神之間尋求平衡的成本，使人享受智力與精神生活(教育)的成本，提供最低限度之閒暇時間的成本，以及客觀上有益於人的各種潛能多方面最大化發展的成本[10]。但這一主張並不表示人要像牛或小孩一樣被餵養，而是必須通過人類共同的努力來實現。佩魯強調，雖然即使處於最完善的市場機制下採用最精確的方法，也無法正確計算人的成本，但這並不表示完全無法計算，它需要首先跳出「生產－消費」的計量邏輯，並在確實開發人的潛能時讓它自然顯現。反過來說，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也不是訴諸道德說教或宗教倫理，它完全是經濟上應該被追求的現實，「它是一種屬於經過科學檢驗的經濟知識之列的對客觀現實的正確反映」[11]。
外鬥爭、內聯合的發展策略
至於面對國際強權的競爭，佩魯提出了「獨立與合作的辯證法」(the dialectics of independence and co-operation)加以說明。面對大國霸權在資本與貿易上的優勢，發展中國家除了堅決抵抗－採行獨立與鬥爭的策略之外，一種旨在擺脫強勢的生存策略並非完全不可能。對此，佩魯提出他適用於發展中國家著名的「增長極－推進效應」理論，即善用本國的資源和比較優勢，致力於在地域空間上集中於重點工業的佈署和配置，使各種經濟要素依據「軸心－次級」的方式形成增生與擴張效應。在佩魯看來，如果把發生支配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磁場，那麼位於這個磁場中具有推進動力的單元就是所謂增長極。增長極是圍繞在主導工業部門組織起來並具有靈活性與聯合性的產業紐帶，它一旦開始增長，就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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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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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如何彌補與調和工、農之間的差距，顯然是當今最困難也最困擾的問題。問題的解決－或者只能說是逐步改善－只能寄望於政府的指導性規劃和農民與政府的長期合作。佩魯提出「大農場」(big farms)概念－它能較好的發揮「一籃子技術」(packaged technology)的優勢[12]，儘管從已經實現工業化並且具有大農場計劃之先進國家的經驗看來，工業與農業之間並不是那麼容易被某個計劃調和起來；另外則是利用「農民基地戰略」(peasant base strategy)，這是一種政府與農民的聯盟；政府提供各種技術、技能與方法的，在有效防止壟斷性資本積累的前提下，致力於發展中小型的城鎮農工業。在佩魯看來，農村問題的解決無法從市場機制中找到出路，它最終有賴於政府精英與農村組織的合作。
呼喚人本經濟學
佩魯全部著作總是散發著濃厚的人文關懷，這不只是一種簡單的學者情感，而是在這個世界處於覆滅與再生的過渡期間對人類處境既汲汲可危又可望復興的複雜感受。這種既懷疑又期待的情感，正是一個「人類型學者」特有的性格。誰說經濟學家不能是一個詩意盎然的人文藝術家？佩魯堅持「人的自由是所有發展形式的主要動力」，甚至說到如果富裕公民一天少吃一個漢堡就能大大幫助貧困國家，他對市場資本主義毀滅了文化與道德價值的不懈批判，他提醒人們切莫對人類已經取得的科學成就過度樂觀，他對那些尚在饑餓與貧困線上掙扎的人民的關懷，正是佩魯作為一個人本經濟學家的卓越表現。
[1] François Perroux, A New
Cpncept of Development: Basic Tenets, London & Canberra: Croomhelm,
1983，p. 30. 中譯本見張宇、豐子義譯，《新發展觀》，北京：華夏，1987，頁9
[2] 同前，p. 32；頁11
[3] 同前，p. 75，頁57(筆者對中譯文略作變動)
[4] 同前，pp. 78-79; 頁61
[5] 同前，p. 85; 頁69
[6] 同前，p. 86; 頁69
[7] 同前，p. 86; 頁70
[8] 同前，p. 166；頁159
[9] 同前，pp. 125-126；頁114
[10] 同前，pp. 127-128；頁116
[11] 同前，p. 132；頁121
[12] 同前，p. 161；頁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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