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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今日最乖巧的哲學
─讓．布希亞∕象徵結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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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an Baudrill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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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物象」的奴隸
如此的用語：「……的終結」(the
end of ……)佈滿在布希亞的著作中，一種非懷舊的、反審美的、無可救藥的消逝感。布希亞的全部理論旨在證明：非真實世界的來臨是資本主義「真實統治」的實現；這其中，死亡成了唯一的革命策略。資本統治已經進化為對每一個人的統治，一種通過賦予每個生命「無意義化」與「非真實化」而掌握每一個生命的起始與流程；權力不是對生存的剝削，而是對死亡的操縱。對死亡的延異―一種對生命持續的絕對保留權―使得實體存在的生命毫無真實意義―這是布希亞全部哲學中最悲觀、最暗淡的一面。
在「象徵交換與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一書中，布希亞直接宣稱，古典革命理論(馬克思的、佛洛依德的、索緒爾的)已經失效。這一宣稱立足於：人既已不是階級存在物，也不是「利比多」(libido)的表演者，更不是「能指―所指」的指涉項，而是「擬象物」，一個個虛擬的符號物。
早在「物體系」(The System of Objects)、「消費社會」(The Consumer Society)等著作中，布希亞已斷言人附庸於商品的物性存在；人不只是物、商品的消費者，而且是物、商品的消費對象。在此意義上，物的非功能性(物的「第三價值」－超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符號價值)取代了主體性；不是人的存在價值構成社會關係的本質，不是人對人的剝削構成了社會統治，正好相反，是物、商品的「功能化」構成了對人的權力機制和社會統治系統。物的象徵性(不是物的使用性和交換性)取代了物的實體性，在此情況下，人不僅是物的實用性的占有者，更是物的符號性(地位、權力、榮譽、身份……)等等文化價值的奴僕與附庸。布希亞力圖證明：物的非實用性和符號性決定了人的「非真實存在」的雙重性；以「手錶」這一物品為例，它的價值已不是為我們指示「分秒不差的時間刻度」，而是指示抽象的身份性，但是在顯示身份與地位的同時，「手錶」這一物品的存在也分秒不差的證明了人已成為時間的奴隸：不是人占有時間，而是時間占有了人。
時間對人的支配與佔有，證明了人在時間中的非真實性與非價值性。人們以為自己在支配、調度、運用時間，實則不然，是時間在排序、切割、管理人類自身。如果說，「時間就是金錢」，人們以為自己通過對時間的掌握而獲取金錢，實則相反，是金錢通過時間對人的管理而實現了對人的統治。換言之，人對物的象徵性的追求使人成了物的象徵的支配物，一句話，人是「物像」的奴隸。
作為「緩死」的勞動
於是，一種可以稱之為「參照性的消失」－例如手錶在時間進度上的參照、勞動在價值生產上的參照，服飾在身體保護上的參照－也就是「物」在實用領域中一切可測性度量的消失，是當代人類處境最準確的描述。以勞動為例，當勞動已從基於生活需要並通過占有使用價值而進行價值交換，進展到基於欲望消費並通過占有物像而進行符號交易時，勞動就失去了「生產」的意義，成為一種「緩慢的死亡」(slow death)。
這裡所謂「緩慢的死亡」不是從身體事件或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的，而是從「儀式－禮物經濟」－資本與勞動「饋贈∕償還」－的角度來看待的。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暴力表現在「工資剝削」，亦即通過對勞動者身體的束縛和勞動力的榨取來建立資本統治，但布希亞則認為，在今日，資本的暴力是通過「象徵剝奪」，並通過阻止勞動力的價值化來實現資本的真實統治。在布希亞看來，如果(資本主義的)勞動是一種純粹獲取工資的、剝削的、剩餘的、異化的勞動，那麼這種單調貧乏、毫無希望的勞動不僅是勞動者商品交換體制下的犧牲，而且還是象徵交換體制上勞動者「主體性」的無法償還與收回；如果主體自由與尊嚴的喪失意味著「象徵性死亡」，那麼勞動就意味著資本拒絕給予勞動者死亡的權利；換言之，一如統治者通過拒絕處死戰俘而剝奪奴隸成為英雄的權利一樣，資本的暴力正是表現在維持勞動者「終生羞辱」的命運，表現在強制指派給勞動者「只能活著」的宿命角色；正如統治者採取終生監禁而使戰俘永遠成為階下囚而不是死去的英靈一樣，資本通過留住屈辱(abjection)，通過保留勞動者終生的「非價值化」，而達到對勞動者的徹底剝削：
勞動首先就是這種屈辱的符號：被判定為只配活下去。……資本對勞
動者最壞的地方就是拒絕給予他們死亡。資本正是通過延遲勞動者的
死亡，使他們成為奴隸，使他們注定要在勞動中遭受無限的生命屈辱
[1]。
權力－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依據勞動就是「死亡的延異」這一概念，布希亞進一步發展了以「死亡想像」與「死亡管理」為基礎的新政治經濟學。如果資本的積累是建立在對勞動者「屈辱性生存」在時間中的保留和延續，那麼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就是「作為客觀來世的生命管理而建立了自己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State is based on the management
of life as the objective afterlife)[2]。正如教會把死亡視為一種來世和不朽的體制，醫學的起源來自關於屍體的研究與管理一樣，國家也是一種對作為「社會遺體」之集體成員的管理。據此而論，如果「革命」－就其最激進、最徹底的意義而言－是指對一切管理、規訓、壓抑體制的廢除，並且在「徹底廢除」的意義上界定「解放」的最高境界，那麼解放就是死亡，就是對一切屈辱性生存之保留的中斷，對「死亡的延異」的贖回和不再拖延，而自由則處在與死亡的等價交換關係中。
這一論述看似艱澀難懂，實則不難理解。從人類歷史上不斷排斥死亡(醫療與衛生為此而發展)、驅逐死者(把死人趕入墓地)來看，死亡總是不正常的現象。但是從國家最終戰勝教會、資本主義取得對勞動的生命統治可以看出，死亡並未消失，只是獲得「理性化的管理」。然而，正如人不可能藉由戰勝死亡來戰勝理性管理一樣，一切的革命理論必然導致「死亡政治濟學」的來臨。試想，如果工廠廢除了，那就意味著屈辱型勞動將充斥整個社會，如果精神病院廢除了，那就意味瘋人將走進我們的生活，如果教育不存在了，那就表示整個社會神經都已充滿紀律和管制，如果墓地消失了，那就表示整個現代城市將承擔埋葬之責而變成「死人之城」。
布希亞旨在通過「生命∕死亡」的象徵邏輯，來終結「生產邏輯」及其帶來的革命神話。死亡的政治經濟學則在闡釋一個「真理悖論」：通過對死亡的管理與壓抑，形成了對一切生命的社會壓制形式。換言之，一切權力來自於對這種象徵交換的阻斷，它建立在對死亡的操縱與管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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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幻象的深谷跌落……
儘管對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存在著誤解，布希亞依然通過宣稱索緒爾「能指－所指」之語言指涉鍊已經斷裂，提出了語言指涉價值的無效性與無能性。在經歷了「模擬」(counterfeit)向「生產」(production)的終結，再向「仿真」(Simulation)的過渡之後，在實現了由符號向「代碼」(code)的過渡，以致進入所謂「超真實主義」(hyperrealism)之後，語言與真實性的關聯已經蕩然無存。如果語言的指涉性是指符號與物體的真實對應關係，這一規律受到自然價值的制約，那麼在今日，符號已不再和真實自然進行交換；符號，作為像徵代碼，只在符號與符號之間進行交換；於是，符號脫離真實，代碼成為統治，換言之，這是一個「無體有像」、「虛體實幻」的世界。
對馬克思而言也是如此。儘管馬克思在「生產－價值規律」這一範疇發現了資本主義的全部秘密，並從「再生產－剩餘價值規律」看出資本主義的剝削法則，但在布希亞看來，馬克思完全沒有看到「再生產」對生產之目的性與價值性之「逆反－辯證」的解構作用。在布希亞看來，人們已不再基於對商品本身的使用和占有進行生產，而是為了「物的象徵」－商品的符號價值－進行生產，也就是符號生產，並以之進行非關商品本身的交換。在今日「超真實」時代，再生產已不是生產的延伸或繼續，而是對生產本身的否定。這裡所謂的「否定生產」，並不是指不再生產或停止生產，而是停止了對商品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實用－目的」的生產。換言之，再生產不僅不再是對商品原初形態或真實物的「增值性生產」，而是對原初形態的「消解性生產」，一種對之模擬、仿製、重覆、抄用的「副本生產」。而生產本身也不是為了滿足人類的自然欲望，而是為了滿足「象徵欲望」，也就是滿足一切被塑造、被包裝、被誘發、被欺矇、被幻化、被癡想、被迷亂……之「非真實欲望」。
於是，參照價值(referential value)被「遊戲利益」(play of value)所取代，等價交換被象徵交換所取代；語言的指涉功能不再，生產的價值規律也不再，這就是布希亞所帶來的「兩個消亡」(索緒爾與馬克思)和「第二秩序」的終結：
這是能指∕所指辯證法的終結，這種辯證法曾經使知識與意義的積累
、複合話語的線性意群(the linear syntagma)成為可能。這同時也是交
換價值∕使用價值辯證法的終結，這種辯證法曾使社會積累和生產成
為可能。這是話語線性維度的終結，商品線性維度的終結、符號古典
時代的終結、生產時代的終結[3]。
然而，一切古典真實、話語意義和價值生產的終結，帶來的是自由與解放嗎？不是！隨著第二秩序的告別和「超真實」的來臨，資本終結了革命，圖像戰勝了歷史、虛擬統治了現實。這是一種顛倒了的辯證法的重新站立，一種向「完全虛假∕全心當真」的臣服，向幻象深谷的跌落，向價值煉獄的獻身。
超真實與再現快感
布希亞以「超真實生產」來取代馬克思的「生產的幻覺」。但這裡所稱的「幻覺」(illusion)不能混同於布希亞所說的「仿真」(simulation)；幻覺是指對真實性的誤信，仿真則是對非真實性的膜拜。「超真實生產」是一種非真實性的重覆再生產；它不是生產「膺品」，而是沒有自然樣態、沒有原始真本的生產，是「再生產、已生產、被生產的生產」，它是摹本、副件的替代性生產，也就是沒有差異、沒有個性與風格的標準化生產；它什麼也不生產，但是它生產「假象」－仿真物的再生產。
至於「生產的幻覺」則類似於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意識」，也就是一種儘管知道自己是資本的剝削者但依然堅信自己是社會價值生產之泉源的自我意識。但正是深信自己是「價值創造者」，並深信自己是社會革命的「歷史代理者」(historical agent)，無產階級才成為真正的被奴役者。因為「生產=價值創造」正是一種使勞動者永遠陷入支撐資本主義系統的意識形態堡壘。在此意義上，無產階級意識就是一種「革命幻覺」，而其實際的結果就是：只有幻覺，沒有革命。對此，布希亞說道：
生產的幻覺永遠是讓生產符合其理想使用價值的幻覺。那些今天還相
信自己的勞動力使用價值的人，即那些無產者，是潛在的受到最大矇
蔽的人，他們最不可能造反，這種造反能讓人強烈的意識到自己深沉
的無用性，意識到循環性操縱：把人變為荒謬的再生產的純粹標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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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是布希亞理論的經典化表達 |
「超真實」(hyperreal)並非不真實或非真實，而是徹底的真實。超真實是對「真實性之缺場」的公開證明，是對一切都已消失的極度坦率，對一切不確定性的最終保證；超真實既不是一種指涉關係也不是生產關係，而是「媒介」，它使一切原先作為辯證對立的「項目」(詞或物、真實與虛假、好與壞、壓抑與解放、短缺與富裕…..)得以進行任意的、逆轉的交換。以圖像、電影、照片、記錄片、廣告、文物館……為例，所記錄的正是已消失的，與我們正面迎來的正是與我們擦身而過的，進入我們腦海的的正是已不存在的……。今日，真實的歷史變成一卷膠片、一堆道具；真實的人物變成一尊臘像、一篇悼詞，歷史行動成為記憶的複製，成為消失的光暈；存在成為沒有參照與居所的流動性，人們到處為家。換言之，物質的材料取代了意義的失真，例如圖像材料上對歷史與記憶的重構，但這種重構是缺場、消失、不在、隱歿的公開展示：
所有那些偉大的人文主義價值標準，具有道德、美學、實踐判斷力的
整個文明的標準，都在我們這種圖像和符號的系統中消失了。一切都
變得不可判定。這是代碼統治(the domination of the code)的典型效果，
它在各處都安居在中性和任意性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neutralization, of
indifference)之中[5]。
實際上，就其最激進的形式而言，超真實生產還是一種打碎真實、殺死本真的謀殺式、崩潰式的生產，並且必然帶來永遠只是再現、再再現的狂喜和暈眩。它是一種剃除了神主但保留一切空洞儀式的宗教，一種沒有「物」的商品拜物教。這裡所說的「崩潰」(collapse)是指「對真實的美妙複製」(the meticulous
reduplication of the real)，但這種複製不是從「真本」開始，而是從一個副本到另一個副本、從一個媒介到另一個媒介、從一個複製到另一個複製，最終使真實化為烏有的再現行動。於是，在這個「從這……到那」的終點上，真實性變成了「再現性」，一種只能或總是已經被再現的東西，一種代替了所有物品的代替物。
遊戲吧，不然死亡！
布希亞沒有提出「最後的主張」，但他確信傳統的革命理論已經失效，因為人們不可能在系統所給定的暴力策略下進行暴力對抗，一如人們不可能在幻覺中保持清醒。為今之計，革命只能是拒絕系統，只能是「內爆」，也就是迫使系統自殺和死亡。布希亞把這種革命策略稱為「象徵邏輯的可逆性」。對布希亞而言，革命是一種走向絕望盡頭時的回眸一笑，但也是一種願以死亡贖回生命的浪漫詩學。可以確認的是，革命已成為當代最乖巧的哲學，因為今日世界是一個虛無主義的世界，沒有人不再是虛無主義者：遊戲吧！不然就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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