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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文化的復位和再現
─齊努亞•阿契貝的「民族敘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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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ua Achebe |
我希望找到一間小小的屬於自己的屋子，而不是去擁有全世界。
齊努亞．阿契貝
非洲是人類文明最早的起源地，早在西元前四千年左右，在今日的尼日河(Niger River)上游的西蘇丹居民，就已獨立建立了農業文明，五百之後，人類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在尼羅河兩岸成立。人類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伊費文明(Ileife)、貝寧文明(Benin)、諾克文明(Nok)，在今日的奈及利亞被發現。在後殖民理論家法農(Frantz Fanon)筆下被英法帝國視為世界最落後的奈及利亞，實際上卻是人類文明之母、古代智慧的搖籃，帝國主義對非洲文化之污蔑和扭曲，如此可見一斑。近代殖民主義將非洲關進文明停滯的牢籠中，把原本光耀燦爛的非洲文明污染成一片黑暗大地，然而，非洲文學，包括口述文學、方言文學和現代英語文學，使這片黑暗大地逐漸復酥。通過非洲作家，人們得以回顧非洲精緻的文化價值，在掃除殖民灰燼和拂土拭塵中，再覽非洲文明的驚豔。
被譽為「西非文學五寶」之一[1]，擁有最多讀者的非洲作家齊努亞．阿契貝(Chinua Achebe)，1930年11月16日出生於奈及利亞的阿吉第(Agidi)，父親是一位教會小學教師。阿契貝自幼就讀教會小學，後進入伊巴丹(Ibadan)大學。畢業後在奈及利亞廣播公司任職，也曾到英國的廣播公司(BBC)工作。1962年替英國「海涅曼教育出版社」編輯《非洲作家系列》(Heinemann’s African Writers Series)。1963年「奈及利亞共和國」成立，不久爆發伊柏族(Ibgo, or Ibo)叛亂，阿契貝參加了內戰(1967-1970)，並為伊柏族尋求獨立的「比亞法拉共和國」(Republic of Biafra)奔走募款，但獨立建國運動最後宣告失敗。1971年阿契貝創辦《奧基凱》(Okike)雜誌，一個奈及利亞作家協會並提供新作品發表的園地。阿契貝曾擔任設於恩蘇卡的奈及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Nigeria, Nsukka)英語系榮譽教授，並主持「法農研究中心」(Frantz Fanon Research Centre)。1982年起擔任奈及利亞作家協會主席，曾多次赴歐美各國講授非洲文學，曾任美國麻州波士頓大學巴德學院(Bard College)語言和文學系「查爾斯．史蒂文生教授」(Charles
P. Stevenson Professor)。
阿契貝主要作品包括「奈及利亞四部曲」：《解體》(Things Fall Apart, 1959, 1995)、《動盪》(No Longer at Ease,1961, 1994)、《神箭》(Arrow of God, 1964, 1989)
《人民公僕》(A Man of the
People, 1981)，內戰時期的短篇小說《戰地姑娘》(Girls At War, 1986, 1991)、《祭祖蛋》(The Sacrificial Eggs, 1962)，一本兒童故事《契克與河》(Chick and River, 1966)，一本詩集《當心，我心愛的兄弟》(Beware Soul Brother, 1971)，評論文集《創世日前的黎明》(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Essays, 1975)、《奈及利亞的不幸》(The Trouble
with Nigeria, 1984)，長篇小說《荒原蟻丘》(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1987,1997)，以及近著《希望與困境》(Hopes and
Impediments : Selected Essays, 1990)、《家園和流放》(Home and Exile, 2000,2001)。
早在伊巴丹攻讀英國文學時，阿契貝廣泛涉獵由英國人撰寫的有關非洲的故事。對阿契貝來說，英國經典作品固然造詣卓倫、令人激賞，有些作品甚至出自對非洲人民很高的善意和關心，但非洲人的故事還是應該由非洲人自己來書寫。阿契貝在「作為教師的作家」(The Novelist as Teacher, 1965, 後收錄於論文集《創世日前的黎明》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Essays, 1975)一文中指出，非洲人民並不是第一次從歐洲人口中聽到文化，非洲人的社會並非膚淺無知，而是經常表現一種很有深度、價值和美感的哲學─例如一種非洲特有的「智者哲學」(sage philosophy)和「人種哲學」。非洲人有詩，最重要的是，非洲人有尊嚴。因此，阿契貝對於「非洲作家」有一種特別的期許。非洲作家是一群「革命意識的教育家」，他應該為一場反殖民主義的思想鬥爭作出無私的奉獻。具有非洲自覺的作家要通過「講述自己的故事」，去改變人們對殖民地的看法，去進行非洲人民的再教育。阿契貝始終強調非洲作家應首先去除自卑的情節，因為講述非洲的天氣並沒有什麼丟臉的，描寫非洲的風土人物也沒有什麼好笑的，沙漠可以是作家靈感的泉源，棕櫚樹也可以是詩人吟唱的題材。阿契貝認為，激情、鬥爭、忠誠與厚道，是非洲人性格的特徵，作家就是要在非洲人物和景物中進行一種心貼心的描寫，來反映非洲人為了土地、信仰、自尊而鬥爭的生命節奏。
阿契貝以代表作「奈及利亞四部曲」著稱，這是一系列關於非洲獨立解放動的宏偉史詩。1958年，阿契貝在奈及利亞傳播公司任職時，利用閒暇時間完成了第一部小說「解體」，小說之名取自葉慈(Williams B. Yeats)一首題為《再度來訪》(The Second Coming)的詩作。故事以19世紀後半葉殖民統治時期一個稱為烏姆奧菲(Umuofia)的村落為背景，描寫一位伊柏族戰士奧孔渥(Okonkwo)為了反對基督教文明入侵，不惜以命相搏，最後死於抵抗外來宗教的同化和對傳統價值的絕對忠誠之中。
《解體》被視為阿契貝最成功的作品，作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描寫奧孔渥的部落生活。奧孔渥生性厭惡軟弱與失敗，他決心擺脫父親烏努卡(Unoka)因懶惰好賭而走向毀滅的舊生活形態，但他同時又是一個具有堅定意志和愛家意識的「舊式大男人」，他不斷籲求通過“祈”(chi)─古老傳說中的「私神」(personal God)─來改善和提高他在部落中的地位。奧孔渥被塑造為一個強者形象，體碩力大，從小就擅長角力，擁有3個妻子和7個孩子，由於在部落衝突中表現堅定且富於協調能力，深獲族人敬重。在一次部落衝突中，奧孔渥的族人遭另一部落所殺，奧孔渥代表本族出面斡旋，為本族死者討回了公道和賠償：擄回了兇手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小女孩被死者家屬帶走充當奴僕，小男孩伊凱米福納(Ikemefuna)則被奧孔渥收為義子。儘管奧孔渥很喜歡這個義子，但是當巫師要求殺死這個男孩來祭祀天神時，奧孔渥為了向自己的親生兒子恩伍義(Nwoye)展示勇敢與氣魄，竟然不聽族人阻勸，親手殺了伊凱米福納。阿契貝筆下的奧孔渥，雖然看似一個徒具匹夫之勇的暴力沙文主義者，但是從「伊柏文化」(Ibgo culture)的角度來看，奧孔渥試圖以「傳統強人氣質」來振興他的部落和族人，而一種強勢的部落之愛─它同時也是私神(chi)的品格，則是這種強人氣質的主要內涵。
依據伊柏文化，在「安寧週」(Week of Peace)來臨時，族人必須和睦相處，但是奧孔渥卻因其中一個妻子沒有為他做飯而毆打了她，這在伊柏文化中是個大忌。族人雖然沒有依照習俗將奧孔渥處死，但是自負傲人的奧孔渥又在一次集會中誤殺了鄰居，終於被族人逐出了部落，7年不得返鄉。
《解體》第二部分描寫奧孔渥失望地來到他的故居姆班塔(Mbanta)。故事焦點轉移到白人傳教士和當地部落的衝突。奧孔渥堅決主張把白人傳教士趕走，但當地族人卻擔心白人的報復，因為曾有一個族人殺死一個傳教士而遭到白人「集體屠村」。最後，族人還是讓白人建立教堂並開始傳教，許多黑人也因此皈依了基督教，包括他的親生兒子恩伍義，這段經歷讓奧孔渥傷心透頂，極度絕望。
《解體》第三部分描寫流亡7年之後奧孔渥回到他渴望的家鄉，但是家鄉的一切已經人事全非。白人統治機構、法律系統、教會組織都已建制完成，白人的「新版圖」(new dispensation)已經構築完畢。奧孔渥主張將白人逐出部落的土地，但族人卻擔心為時已晚。在英國行政長官設計陷阱捕捉7名部落頭目入獄之後，奧孔渥開始帶領族人進行反抗，但是很快就被逮捕，甚至受到同族黑人獄吏的羞辱。在一次集會上，奧孔渥殺死了白人員警，但旁邊的族人竟無一人幫助他。奧孔渥最後選擇自縊，以表達對這世界的最後抗議。
阿契貝的早期小說始終流露一個基本的命題，那就是歐洲文明與土著文化的衝突、非洲人尊嚴的失落，以及殖民教化下非洲傳統社會逐漸瓦解的無奈感。個人在文化衝突中的痛苦抉擇，乃至「土著聖者」(sage of tribe)─阿契貝小說的典型人物─為了固守傳統價值不惜以生命相搏的悲劇人生，一直是阿契貝小說中的創作焦點。從文學政治的角度來說，奧孔渥(Okonkwo)，一個沒落中的「種族智者」原型，實際上是阿契貝「文化戰士」的自我寫照。儘管他強調外來英語在民族敘事上的重要性，但他對「基督教民主」卻感到厭惡，他相信“祈”(chi)—愛與力的結合—的傳統智慧，一種以「部落協商」為基礎的民主政體是最適合非洲人的生活體制。弔詭的是，“祈”是一種最易衍生「強人政治」的思想元素，這意味著試圖從傳統智慧中開出非洲民主將是何等困難，也說明了阿契貝始終苦思於將“祈”轉化於於一種現代化的「部落社會主義」。
阿契貝的第二部小說《動盪》(No Longer at Ease,1961.1994)，主題依然是異質文化與新舊理念的衝突，時空背景轉到殖民時代後期的1950年代。阿契貝生動地描寫了一個原先自給自足的氏族社會，如何演變成一個殖民統治下的資本主義社會：農業經濟衰退、城市畸形發展，人性焦燥不安。主角奧比．奧孔渥(Obi Okonkwo)是《解體》的主角奧孔渥的孫子，他帶著一張美國大學的文憑返鄉，希望獲得工作和聲望，但卻發現他的西方理念、行事風格和城市主義的現代化主張，與村民、家人、情人的願望根本是背道而馳的。在西方文明和傳統思想的夾縫和煎熬中，奧比最終走上了毀滅之路。阿契貝以人際關係的蛻變、親人反目和文化的杆格，來描寫殖民主義對非洲傳統社會的衝擊和扭曲。不僅這位受過西方教育的「土著精英」無法融入這個傳統社會，而且也無法採取任何有意義的方式參與社會的決策，就連遭受殖民文化洗腦的非洲土著，也已經失去創新和維護自身文化的能力，成為一種只會模仿殖民者怪模怪樣的二等公民。
《動盪》和《解體》─這兩部取自葉慈詩句「瓦解了，核心已難尋找，世界將動盪不安」(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 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的小說，具有相同的主題，那就是極力反抗外來文化的壓迫，結果換來的只是個人的鬱悶寡歡和最後毀滅。然而，在這種結局的省思中，阿契貝不僅控訴了殖民主義的外在壓迫，也描寫了傳統非洲土著頑固的奴役性。解體，意味著非洲人尊嚴與自我的喪失，象徵著非洲意志的渙散和軟化。阿契貝默默質問，是不是存在一種「非洲奴性」(例如《解體》中那個以「過渡人物」(transitional figure)自居，實則膽怯懦弱的阿比利卡[Obierika])，一場又一場的部落紛爭，在部落爭戰中一再受傷的尼日河三角洲，使殖民主義得以長驅而入，成為非洲人民內心既愛且恨的心魔意鬼？
比起《解體》和《動盪》，《神箭》(Arrow of God, 1964, 1989)是一部更具有內涵與深度的作品，僅以這部，阿契貝早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神箭》以一場父子關係為背景，重點則是描寫白人傳教士在非洲的罪惡活動，特別是描寫白人傳教士(英國行政長官溫特伯塔[Wintabota]等人)在非洲族人內部製造矛盾的手法以及武力鎮壓的過程。白人對非洲文化的鄙視作賤，對非洲人的貶低蹧蹋，在這部小說裏表現得淋漓盡至。小說其實是一部「種族(文化)滅絕」的歷史見證，阿契貝運用小說的形式，通過完整地捕捉最拙劣的殖民主義行徑，完成了種族學上無法完成的任務，這是一部令讀者讀來有如身歷其境，讀後有種沉痛難掩的精緻作品。
在文學技巧上，阿契貝擅於運用插曲式(episodic)和「遲延詮釋」(deferred explanation)的方法，來佈署他的敘事策略和劇情效果。插曲式是一種敘事空間的塑造，它引領讀者來回穿梭於各種傳說與典故，各種隱喻和神話象徵之間，讓讀者有如「圍爐聽古」的現場感。遲延詮釋則具有「誘讀」效果，作者運用閱讀理解的滯後性焦慮，使讀者產生解開懸疑和佔有劇情的欲力，將讀者帶入一種更具戲劇張力的閱讀情境之中。阿契貝擅用伊柏傳統文化中的傳說、諺語、格言來刻劃人物，利用非洲的氣候、生態與自然景觀來營造劇情的想像效果。例如在《神劍》中，烏魯神(Ulu)大祭司愛哲烏魯(Ezeulu)，聽到兒子奧比卡(Obika)驚慌失措地述說一個夜晚在油加利樹邊看見一道閃光，閃光具有隱約的人形，頭上帶著插有老鷹羽毛的紅帽子，肩上扛著一隻大象牙。於是愛哲烏魯開始說起偉大的伊柏「財神」─艾廬神(Eru)的故事：當艾廬神喜歡一個人時，財富就會像滾滾河流湧入他家，家裏種植的山芋會長得比人高，山羊會一胎生三隻，母雞會一次生九個蛋。
又如「面具」(mask)在伊柏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它不是指一般人戴在臉上以遮蔽本來面目的工具，而是指蓋在拉菲亞(Raffia)樹上─原產於非洲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的一種棕櫚樹─的木造屋，頂上有一個木雕的人像頭顱，它是一種宗教靈物，是一種傳達部落古訓、祖先願望和先人顯靈的媒介物，它同時也是一種部落共同剋守的規範，對部落倫理和社會紀律具有約束和統轄的作用。又例如在《解體》中，運用了諸如egwugwu、iyi-uwa等土語，在《神劍》中，出現了obi(一種非洲人居住的矛舍)，ogene(鼓或鑼)，onwa atuo(新月)、ofo(祭司用的手仗)，ikenga(權仗)，okposi(塑像)等等以英語拼音的土語，有的代表抽象的意志，有的代表具體的事物。這種由諺語、土語、非洲變體英語和正統書寫英語混合構成的文本，形成一種稱為「非洲英語文學」(African-English literature)的特殊風格。
在阿契貝的觀念中，「文學」對殖民地人民具有「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和「文化復位」(cultural recuperation)的作用，他相信民族文學的主體就是「故事」(stories)，他堅持一種懷舊式的文學敘事─「自己說自己的故事」(telling one’s own story)─是復甦民族意識最重要的手段。正如後殖民文學批評家愛爾莉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所說的，敘事(narration)本身是一種重新喚起記憶的途徑，對於一個歷史遭到湮沒的民族來說，一則關於過去的故事，即使是全部或一部分是虛構的，也能產生補償過去的作用，它具有激發想像而把被壓制的現在與傳統中的過去聯繫起來的能力。在長篇小說《荒原蟻丘》(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1987, 1997)中，阿契貝說道：
只有故事，能夠超越戰爭與戰士，只有故事能使戰鼓之聲和勇士的功績永垂不
朽。故事能將我們的子孫從粗魯得像個瞎眼乞丐，引導成像仙人掌籬巴上的尖
刺。故事是我們的衛士，沒有它我們將有如瞎子。瞎子能充當自己的保衛者嗎
？不，只有故事才能管理我們，導引我們。
《荒原蟻丘》描寫了三位受過西方教育但也熱愛傳統的知識青年，克雷斯(Chris)、伊肯(Ikem)和貝翠絲(Beatrice)，在一個軍人獨裁的虛擬國家「坎坎」(Kangan)中，熱情追求屬於非洲人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儘管一場追求「非洲觀點」的現代化最後還是以悲劇收場，但小說其實是阿契貝「非洲烏托邦」的顯露，他期望一個新舊合璧的，既能吸取西方文明又能保留傳統的「新國家」。「新非洲主義」是這部小說幕後的指導理念，它既不是民族主義的，也不是殖民翻版的，在告別狹隘的部落主義之後，重新建立一個以知識和家族溫情，以固執又有點戲謔的人性，以一個人民有言論自由、政府有道德紀律為基礎的現代非洲。
在阿契貝諸多評論文章中，「非洲的一種形象：論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種族主義」(An Image of Africa: 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一文，被視為後殖民文學批評中一篇認真而坦率的作品。阿契貝在沒有借助類似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學說或後現代主義理論之下，預見了薩依德(Edward Said)後來在《東方主義》巨著中的基本觀點(儘管仍存有爭議)。在這篇論文中，阿契貝主張把代表英國文學顛峰的康拉德，永遠排除在經典文學之外，因為在阿契貝看來，康拉德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者，他的《黑暗之心》是一部「用極其庸俗的方式寫成的宣揚偏見和誣蔑的書」。阿契貝質疑一部充滿種族偏見和仇視黑人的作品，能夠稱之為「經典之作」嗎？阿契貝批評西方的「康拉德迷」，僅僅看到《黑暗之心》的修辭造詣和文字技巧，卻完全忽視他對「非洲人」那種惡毒的種族主義目光，以及一種可以稱之為「恐黑症」(negrophobia)的心理偏執。阿契貝指出，在康拉德眼中，非洲只是歐洲的陪襯物，一個遙遠又似曾相識的對立面，於是，歐洲的優點是通過非洲缺點的映照而顯示出來的(例如「好的泰晤士河」∕「壞的剛果河」)、「優雅的歐洲淑女∕「粗魯的非洲悍婦」等等)。對於康拉德那種實際上反映出歐洲人精神分裂狀態的「非洲意象」，阿契貝提出了這樣的批判：
非洲人可以作為背景和布幕而被排除在「人類」之外。非洲是一個形而上的戰場，在那裏，沒有可以被看作是人類的人！……非洲其實只是那些心胸狹隘、精神頹廢的歐洲人的心理支柱。一部把非洲人「非人化」(dehumanization)，把人類的一種種族非人格化(depersonalize)的小說，可以被稱為偉大的藝術作品嗎？我的回答是：不能！
阿契貝與魯西迪、奈波爾等以「書寫英語」(writing English)進行寫作的移民作家不同，也與反對英語寫作並堅持用本土母語─基庫語裕(Gikuyu)寫作的恩古吉．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以及堅決反對歐洲語言中心主義的非洲文學批評家馬度布克．欽維祖(Madubuike Chinweizu)不同，阿契貝堅持「英語」已經是奈及利亞的母語，使用英語甚至可以幫助方言複雜的奈及利亞實現民族統一。但是，阿契貝所堅持的仍然是「非洲人使用的英語」─非洲英語。作為「新英語文學」(New Literature in English)的一環，非洲英語首先由僅僅受過6年英語教育的作家阿莫斯．圖途奧拉(Amos Totuola)所創，他在《棕櫚酒醉鬼的故事》(The Palm-Wine Drinkard, 1952)小說中，運用大量改造過的口頭英語，使他的小說更適合西部非洲人的思維和表達模式。阿契貝認為，只有在「土語語境」和「人物關係」脈絡下，才能表現出非洲思維和對話模式的特色。例如在《神劍》中，愛哲烏魯以「刺探虛實」為由，要求他的兒子「滲透」進入基督教時說道：
I want one of my sons to join these people and be my eyes there. If there is nothing in it you will come back. But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re you will bring home my share. The World is like a Mask, dancing. If you want to see it well you do not stand in one place. My spirit tells me that those who do not befriend the white man today will be saying had we known tomorrow.
通過書寫改變民族命運，是阿契貝作家生涯的最佳寫照。阿契貝始終致力於通過混成非洲英語的寫作，通過述說非洲人民與傳統的故事，通過撰文反抗殖民主義和探索非洲現代化的誤試與陣痛，來表達一個非洲知識份子自覺的使命。他的作品，雖然沒有奈波爾流亡文學的歷史跨度、奇風異采，也缺乏馬奎斯那種駕馭虛擬、幻化現實的能力，但他是一流的「說故事的人」，更是民族「啟蒙敘事」的佼佼者。在後殖民文學史上，阿契貝對殖民主義採取了最素樸的反抗意識，因為他深信不同民族各有不同的性格與命運，民族文化既不能移植同化，也不能生搬硬套。阿契貝堅持依據非洲人的生活經驗，出自於對非洲命運的關切而寫作，而非洲的命運必須由非洲人自己來寫作。阿契貝的作品，成功地瓦解了「殖民凝視」(colonial gaze)與「帝國之眼」(imperialist eyes)，改寫了西方對非洲人愚昧低下的刻板意像，還原了非洲人的人類性與本真性，完成了民族文化的復位與再現。
進階閱讀：
1，陳映真(主編)，張清柏譯，《阿卻貝》，「當代世界小說家讀本(39)」，臺北：光復書局，1988
2，Simon Gikandi, Reading Chinua Achebe: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Fiction, Heinemann, 1991
3，Ezenwa Ohaeto & Ezenwa-Ohaeto, Chinua Achebe: A Biography,
4，Catherine Lynnette Innes, Abiola Irele (ed) Chinua Acheb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5，M. Keith Booker, The Chinua Ach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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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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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alu Ogbaa, Gods, Oracles and Divination: Folkways in Chin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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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avid Car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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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Kirsten Holst Petersen, Anna Rutherford, Chinua Achebe, Heine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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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ahem Yousaf, Chinua Achebe, Northcote
House Educational Publishers,
1998
11，Khayyoom, Chinua Ach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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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arold Bloom, Chinua Ach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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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Umelo Ojinmah, Chinua Ach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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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ichael J.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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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rnest N. Emenyonu and Iniobong Uko (eds.) ISINKA, the Art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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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hristophe Tshikala Kambaji, Chinua Achebe: A Novelist and a Protraitist of His Society,Vantage, 1994
17，Ode Ogede,
Achebe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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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Annie Gagiano, Achebe, Head, Marechera: On Power and
Change in
[1] 另外四位是沃爾．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 )，以《棕櫚酒的醉漢》(The Palmwine Drinkard,
1952)而知名的阿摩斯．圖圖奧拉(Amos
Tutuola, 1920-1997)、女作家布奇．愛咪契塔(Buchi Emecheta, 1944- )，以及以《餓殍之路》(The Famished Road, 1991)獲得布克獎的新生代作家班．奧克利(Ben Okri, 1959- )。包括阿契貝在內的五位作家都是奈及利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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