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與探索》《時評》
從和平崛起到霸權崛起
－從中共對澳大利亞和印度的外交報復談起
From Peaceful Rising to Hegemonic
Rising
－China’s diplomatic retaliation against Australia
and India
宋國誠(Kuochen Sung)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壹、前言
自2003年中共前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在｢博鰲論壇｣上首次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思想以來，國際間對｢中國崛起｣的議論可謂卷帙浩繁。17年後的鄭必堅，在2020年11月20日廣州｢讀懂中國｣國際會議上，再度以｢大合作｣為概念，重申中國的和平崛起絕非新霸主取代舊霸主，強調中國要以作為國際秩序和體系的維護者、改革者、完善者的站位，堅持高揚全球治理、多邊主義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來應對霸權主義。百年來，都是西方國家入侵中國攻城掠地、燒殺擄掠，中國從未入侵他國一吋土地，在中國強大之初，能以「和平」為重，確屬不易。
然而，在這17年之間，中國大陸依然處於崛起之中，但自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中共已經拋棄了｢大合作｣概念，代之而起的是「大鬥爭」，｢和平｣一字悄然退去，代之而起的是改寫國際規範、重構地緣版圖、奪取全球支配地位的｢霸權崛起｣，並通過一連串的口頭威嚇、關稅制裁、經濟脅迫、外交懲罰，乃至生態報復手段，實現其｢新霸主取代舊霸主｣的目標｣。實際上，據媒體報導，2019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下令，要求外交官面對中美關係惡化等國際挑戰，必須立場強硬，展現「鬥爭精神」。換言之，面對國際新形勢，中共已經從過去的「維護者」轉變為「挑戰者」。
不禁懷疑，｢和平｣一字似乎從來就不是中國崛起的手段、方法或途徑，也不是價值或目標，而是一種｢策略修辭｣或｢障眼法｣。作為一種具有麻醉作用的掩護，「和平」是用來降低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警覺與戒心，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防備和阻礙，以實現世界各國歡迎中國崛起的目標。
貳、中共對澳大利亞的外交報復與經濟制裁
澳大利亞是中國大陸重要的進口國，21世紀以來，中澳關係一直保持友好穩定。2015年6月，雙方簽署了《中澳自貿區協定》，約定在出口貿易中超過85%的產品逐步實現零關稅，並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根據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DFAT)統計，2018-2019年澳大利亞對中國大陸雙邊貿易額達2350億美元，占澳大利亞外貿總額約26.4%；澳大利亞統計局最新統計，2019年1至7月，中澳雙邊貿易額達到了創紀錄的2080億澳元的水準。澳大利亞每年出口的大麥至少有一半運往中國，2018年大麥貿易額約為15億澳幣，從2018到2019年，中國大陸是澳大利亞94%龍蝦的出口市場，總額7.52億澳元(約5.27億美元)。這種貿易規模，對雙方來說都至關重要。然而，以2017年為起點，中澳關係開始急轉直下，緊接著就是中國大陸對澳大利亞史無前例的貿易制裁。
2017年澳洲安全情報局(ASIO)在年度報告中指出，外國勢力一直以間諜活動，暗中左右澳洲公眾、媒體和政府官員的觀點，這裡的外國勢力指的就是中共。在此之前，媒體批露了澳大利亞最大的政治獻金捐贈者之一(中國大陸商人)參與了「推進中共利益」的秘密活動，許多中國大陸動機可疑的政治捐款隨之曝光。
2018年6月，澳大利亞國會參議院通過了「反外國干預法」，矛頭指向中共。2018年8月，澳大利亞率先禁止華為參與國家5G網路建設。2020年5月，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呼籲國際社會對「新冠病毒」(COVID-19）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除此之外，澳大利亞多次指責中共在南海的軍事化行動，在南海與美國進行聯合軍演；中印衝突之際，澳大利亞與印度簽署了國防協議，相互允許使用對方的軍事基地。澳大利亞的這些舉動被北京視為敵對行動，進而引爆北京一連串的報復。
由於面對美國這隻「大象」的貿易制裁而無力招架，中共把怨氣轉移至美國身邊的「小貓」—盟國，以宣洩其受辱的憤怒。對於澳大利亞，中共祭出了所謂「新監管措施」，儘管沒有政府正式公告，中共至今已經要求國內貿易商從2020年5月起，停止進口龍蝦丶葡萄酒丶大麥丶食糖丶木材丶煤炭及銅礦共7類澳大利亞商品，此外還包括禁止 4 家牛肉商向中國大陸出口，對大麥徵收 80.5% 的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另外，澳大利亞約65%的棉花出口到中國，每年貿易額約6億美元，10月16日，中共下令國內棉紡廠停止採購澳大利亞棉花。11 月 28 日起，中共對澳大利亞葡萄酒進行反傾銷措施，加徵保證金最高達 212.1%。在一連串新監管措施下，數以噸計的澳洲龍蝦、櫻桃等新鮮農漁產品滯留中國大陸各地入境口岸，數十艘煤炭散貨船也被困在港口無法卸貨，導致貨品逾期腐敗而廢棄。
除此之外，2020年6月初，中共發佈了澳大利亞旅遊警告，宣稱由於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提醒中國大陸遊客提高安全防範意識，勿前往澳洲旅遊。6月9日，中共教育部表示，由於全球疫情擴散蔓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提醒留學人員做好風險評估，謹慎選擇赴澳或返澳學習。據估計，國際教育占了澳大利亞第4大外匯收入，中國大陸是澳大利亞國際學生的最大來源，澳大利亞每年將因此損失380億澳幣(約台幣7797億元)。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澳大利亞一直是中國大陸重要的貿易夥伴，但中共將此一夥伴關係視為「澳大利亞靠中國吃飯」、「澳大利亞依賴中國生存」，而不是視為提供中國大陸民生消費、保障糧食安全的來源。中共無視國際貿易的本質，依然本著「政治掛帥」的教條，推翻現代外交關係的慣例與共識，以領導人的意志來壓制雙邊貿易的正常規律。
參、戰狼外交官的「辱澳事件」
被稱為「戰狼外交官」的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020年11月30日在推特(twitter)上貼出一張造假照片，畫面中一名身穿澳大利亞軍服的男子，左手挾持一名被裹著澳大利亞國旗的阿富汗小孩，右手則握著匕首，刀鋒架在小孩的脖子上，圖片上還寫著「不要害怕，我們來為你帶來和平」(Don't be afraid, we are coming to bring you peace)，這是趙立堅轉推一名大陸網路畫家「烏合麒麟」用數位軟體改製的諷刺漫畫，要求澳大利亞對阿富汗的戰爭罪行進行調查。趙立堅在轉發的推文中寫道，中國政府對「澳洲士兵殺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感到震驚。我們強烈譴責這種行為，並要求追究他們的責任」。圖文一出，立即引起澳大利亞政界一片撻伐。
儘管推文的依據來自澳大利亞國防部對其軍隊在11年間殺死30多名阿富汗平民和囚犯的一份調查報告，但圖文改以「兒童」為受害對象，確實是經過改造和重製的誇大訊息。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怒指中共做法「令人非常反感」，莫里森指控，「沒有任何藉口可以合理化這種行徑，而中國政府應為這則貼文感到十分羞恥」，他要求中國政府就此事件道歉。然而，中共非但沒有道歉，外交部另一位發言人華春瑩還加碼對澳大利亞進行二度羞辱。實際上，澳大利亞國防部對其軍隊的不法行為進行了罕見而嚴厲的調查，這在中國大陸是絕無可能的。中共在強烈譴責澳軍的戰爭罪行時，完全忘卻了中共至今毫不允許人們要求對「六四天安門」殺害學生事件進行調查，遑論追究此一事件的責任，中共也完全不提如何阻撓西方記者對中國拘押上百萬新疆維吾爾族「再教育營」的報導，以及對報導者粗暴的監視與威脅。
據相關媒體報導，「中國電力建設集團」將依據中共「十四五」計畫，確定執行「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計畫，預計發電量將超過世界規模最大的三峽電站，相當於再造三個三峽水壩。
經過多年研究、勘查、規劃之後，中共決定在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拐彎處興建「墨脫水電站」，此處年均流量600億立方公尺(有說1400億立方公尺)，上下游落差最大達到600公尺(有說2000公尺)，彙集了近7000萬千瓦的技術可開發資源。僅僅從流量與落差來看，此處十分適合建立水電站，但實際上，這座高原電廠涉及許多極為複雜的自然條件因素和世界尖端工程技術難題，包括水文資料缺乏、土壤地質條件惡劣(山體滑坡與泥石堵江)、地震高發率、工程施工世界級超高難度、遠距輸電和穩定管理等等問題，特別是它將徹底改變中國西南與南亞大陸的生態戰略格局，牽制此一區域的經濟命脈和億萬人民的生存，掐勒印度的經濟咽喉。但就在中印關係交惡之後，中共執意興建。
雅魯藏布江發源於喜馬拉雅山北麓的昂色洞冬冰川，源頭位於西藏阿里地區的普蘭縣，是中國大陸第五大河，平均海拔在四千公尺以上。在墨脫大拐彎處(Great Bend)形成世界最大的雅魯藏布大峽谷。在流經中印有爭議的藏南地區之後進入印度阿薩姆邦(Assam)和阿魯納查省(Arunachal Pradesh)，改稱布拉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流入了孟加拉之後，改稱為亞穆納河(Yamuna River)，再與恆河匯流之後流入孟加拉灣，若包括其支流在內，也流經尼泊爾與不丹，是南亞多國重要的經濟命脈。
雖然印度擁有三大河系－印度河、恆河、布拉馬普特拉河，印度的水經濟命派主要是境內的恆河，從天然徑流量上來說，印度河、恆河和雅魯藏布江－布拉馬普特拉河在中國大陸境內的比例只有4.83%、2.55%和14.61%；整個「恆河三角洲水系」在中國大陸境內產水量的比例只有8.88%，中共興建墨脫水電廠似乎對印度經濟影響不大。
但是如果離開這些地理條件的客觀分析，從「生態戰略」－資源優勢與外交策略的混和運用來看，中共完全可以對雅魯藏布江流域所有電廠進行政治操作，諸如雨季放水、旱季攔水，這對於河域污染嚴重、天然水量充沛但卻缺乏河域治理能力的印度來說，就足以構成嚴重的威脅。這其中的關鍵在於，中共究竟將水資源視為國家主權的私有財產？還是流域內國家共享的資源？一如德國生態學家Petra Dobner在《水的政治》一書所言，在跨界流域上，水是跨國政治的重要課題，在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主權思想和保障下游居民享有乾淨水源的權利之間，衝突根本難以避免。長年研究中印跨境河流，現任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的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很早就把墨脫水電廠視為「針對印度的政治武器」，他在2011年出版的《水: 亞洲的新戰場》( Water: Asia's New Battleground)一書中就已指出，中國把水源用作一種「政治槓桿」(political
leverage)，迫使印度屈服於中國既定的戰略；他指出，在中國試圖擾亂國際河流現狀下，中印之間的「水戰爭」處於一觸即發的狀態。
依據「國際水法」(international water law)－主要是「國際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核心原則—公平合理利用水資源，關切並承認全流域國家對水資源的共用性和競爭性利益，各國自由利用領土內水源之時必須不能對其他流域國家的權利和利用造成重大損害，是今日全球面臨優質水源和跨國水資源日益短缺時代一項重要的原則。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宣稱，「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計畫是「中方的正當權利」，這種說法完全違反當前國際公認關於跨境河流「全流域人民共享」以及「河域開發多國協商」的原則，是對國際水資源秩序的背離和挑戰。換言之，雅魯藏布江不是長江或黃河(境內河域)，無論基於國際社會至今已取得的硬法機制或軟法共識，無論中國再怎麼強大，人民再怎麼愛國，這項涉及「全流域影響」的開發計畫，都非中國大陸所能獨占。
中國大陸是南亞大陸七大跨境河流上游的控制者，中共未經多國協商即片面進行墨脫水電廠的開發，此舉再度引發印度的「恐中」(Sinophobia)情緒。印度當局警告，中國極可能採取「河域武器化」的戰略，以控制流入印度的水流作為對付印度的外交手段，塑造中國在此一區域的「生態霸權」，逼使印度在所有雙邊爭議中全面讓步。
自2006年起，中共就對「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墨脫地區)進行了研究與規劃，但過去幾年均因顧及「中印友好關係」而擱置，唯獨在中印邊境衝突、印度積極參與美國印太戰略之後，決定付之行動。毫無疑問，這是中共在兩國交惡之後對印度的外交報復。中共仰仗其高踞亞洲水塔—西藏高原的優勢，憑藉「世界水壩大國」的經驗與技術，對印度實施挖地刨根的戰略壓制。
外交是一門藝術，國家的外交手段巧妙而繁多。外交的目的是尋求國家之間的互惠與雙贏，而非衝突或戰爭。國家的外交手段有對話、協商、談判、交易等等多項選擇，而非僅僅是懲罰(sanction)或報復(retaliation)，簡言之，外交旨在「為善」而非「交惡」。但近年來，中共已把外交較低為一種「叫罵工具」，民族主義的出氣筒，報復與反擊遠多於協商與溝通，對外界的指責毫不猶豫地加倍進行言語反擊，顯然，這是對國際社會的仇視與誤判。所謂「戰狼」的含意就是：凡不利於中共的，即使只是批評或警告，中共一律自動升高為敵對行為，無限上綱為外交懲罰，以塑造國際社會對中共的畏懼與退讓。
17年來，中國大陸已經從順應國際秩序的和平參與者，轉變為改造國際新秩序的霸權支配者。這是一個以中共國家利益為優先的新霸權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中共的主權利益將置於國際共享利益之上。然而，中共的社會主義專制體制不可能成為新的普世價值，中國霸權崛起也已經引起世界各國的警惕與防堵。只要「霸」字不除，只要中共處處以鄰為壑、處處與世界為敵，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謂「中國夢」，終將是一場鏡花水月、李伯大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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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中澳衝突的一幅推文和漫畫 |
本文發表於《展望與探索》第19卷第1期 中華民國1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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