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江會談」後的兩岸關係
政大國關中心第四所
*本文發表於《問題與研究》(日文版)，第27卷第5號，1998年2月，(東京：問題與研究出版社)，頁16-33.
前言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1997年10月29日與美國總統柯林頓舉行會談，會後雙方發表聯合聲明，宣稱兩國將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柯江會談」意味著美國「新中國政策」的起步。在預估中共將以國際強權姿態崛起於21世紀的前提下，美國決定採取「大國協作」的模式，力促中共在全球事務中與美國攜手合作。對中共而言，在中共獲得美國對台灣問題「低調支持」的承諾下，又進一步掌握處理台灣問題的實力與籌碼。就台灣而言，面臨美國與中共「兩面促談」的壓力，台北的外交空間與籌碼將愈形緊縮和困難。
本文首先從中共對「台灣問題」的基本立場出發，分析中共與美國戰略觀點的演進，以及當前中(共)、美「新戰略架構」下，台灣問題之性質與台灣國際角色的變化，最後則分析中共未來對台政策的方向與實務部署。本文指出，柯江會談的意義在於，通過雙方政治承諾的交換，台灣將處於中共與美國雙邊壓力的「聚力點」，特別是美國對台灣政策的「低階化」，以及隨著催促台灣與中共進行政治談判的政策逐漸明朗，中共加緊推動「一國兩制」統一台灣，台灣的壓力將達到空前巨大的狀態。
一，中〔共〕、美戰略新架構下的台海關係
〔一〕中共對台灣問題的立場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今年10月26日前往美國進行為期8天的國事訪問〔state
visit〕。儘管「台灣問題」並非江澤民此行最重要的議題，但誠如中共過去一再宣稱，「台灣問題」是中共與美國之間「最敏感、最根本」的問題，而美國是否能夠始終如一的、依據美國與中共簽署的「三個公報」，妥善的處理台灣問題，更是中共與美國關係升降與浮沉的指標。在此意義下，台灣問題不僅是「柯江會談」的重要議題之一，通過江澤民的訪美，中共與美國對台灣問題所達成的共識與諒解，必然也將深刻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
在江澤民訪美前夕以及到達美國之後的各項言論來看，中共對台灣問題的立場一如往昔，就是絕不在「台灣問題」上作出任何讓步，以換取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改善。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在江澤民臨行前即公開發表談話，江澤民此行，將向美國表達中共對「美日安保防衛指南」所涉及地理範圍的嚴重關切，這種關切主要就是針對「美日防衛指南」含蓋了台灣海峽，中共認為，美日共同防衛區域含蓋台灣海峽，是美國與日本對「台灣問題」的共同干預和侵犯。沈國放強調，中共與美國之間的任何分歧都可以透過協商的方式縮小差距，但唯有「台灣問題」，中共方面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1]。
雖然在官方正式場合，江澤民並未主動和嚴肅的提及「台灣問題」，但在華盛頓一場面對民間的公開演講中，江澤民以「警告」的口吻對美國表示，只要在台灣問題上出現麻煩，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就難以向前發展甚至出現倒退。江澤民並強調，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應該由兩岸的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江澤民並重申中共「十五大」既定的對台政策方針，就是兩岸先在「一個中國」前提下，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2]。江澤民認為，這是中共自兩岸分裂至今所提出最具建設性的建議，兩岸按照此一方式進行政治談判，既符合台灣的利益，也符合中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精神與原則。
自李總統訪美和香港回歸以後，中共對「台灣問題」的立場一再轉趨強硬。在江澤民訪美以前，中共高層即多次對台灣問題表達態度，具體來說，有如下幾個要點：
1，台灣問題是一個事關主權與領土完整的「神聖性問題」
依中共的觀點，台灣問題對內部而言是一個中國人自身的內政事務，它不僅牽動著12億中國人的民族尊嚴與情感，也是任何外國或境外勢力不得擅加干預和介入的嚴肅問題。對中共的對外關係而言，台灣問題是中共對外關係上最敏感、最基本的問題，特別在中共與美國關係上，美國對台灣問題的處理方式，始終是雙方關係能否保持穩定、避免波折的關鍵[3]。而對中共的對台政策而言，台灣當局是否信守「一個中國」原則，台灣的施政與發展是否朝向統一的道路前進，都將是兩岸關係前進或倒退，兩岸關係是和平或動亂的分界點。
2，台灣問題是一個關係到鄧小平遺志的「貫徹性問題」
中共一再強調，以「一國兩制」方式和平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主權問題，包括港澳回歸和統一台灣，是一個是否繼續堅持和貫徹鄧小平生前定下的基本方針和貫徹鄧小平死後遺志的重大問題[4]。中共認為，鄧小平為解決香港問題而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既能兼顧歷史現實又能維護主權完整的的戰略構想，此一構想已經在香港回歸問題上，產生指導性和積極性的實踐效果。
1997年5月9日江澤民在接受美國CNN電視訪問時指出，以「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已經證明有些人對香港回歸後的擔憂是不必要的，延伸於「一國兩制」精神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將會順利獲得推展。但江澤民先前對於香港駐軍問題則特別指出，儘管「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但在「適用」上則是台港有別，江澤民指出，香港是不平等條約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台灣則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因此未來中共將不會在派出一兵一卒駐守台灣，理由是台灣自身保有的軍隊將是「中國的軍隊」[5]。這意味著未來中共若果真統一台灣，將會採取收編「中華民國政府軍」方式，解決所謂「台灣特別行政區」的駐軍問題。
3，台灣問題是中共外交政策與國家關係上的「原則性問題」
中共從過去一直到現在，在新建交國家的建交公報或已建交的政府性公報中，都以確立「一個中國」為建交原則或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作為發展國家間關係的基本立場。近年來，由於中華民國積極拓展務實外交，中共不僅一再強調上述基本原則，更進一步採取依據各國對台灣問題的態度與處理方式而調整雙邊關係的策略，迫使各國外交轉向，並且對試圖越軌或動搖「一個中國」原則的國家，進行外交報復或打擊，甚至利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權或週邊組織力量，對中華民國邦交國進行打擊。換言之，台灣問題已成為中共在國際上打擊台灣的「重鎚」或「巨棒」，配合其他各種壓迫和威脅手段，迫使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最終倒向中共。
〔二〕中共對美國的戰略構想
中共領導人一再宣稱，應該從一種「新的戰略高度」來看待冷戰後的中美關係，所謂「戰略高度」指一種從「全球戰略格局」〔global strategic framework〕的角度，尋求雙方最大的共同利益的思維方式與行動。
1997年3月26日，江澤民在會見來訪的美國副總統高爾時表示，中〔共〕美雙方應該始終把握兩國間的共同利益，處理中〔共〕美關係要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把握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著眼於關係大局，著眼於世界大局，著眼於把一個繁榮、穩定、和平的世界帶入21世紀[6]。中共的意願是，希望和美國發展「世界性的大國關係」，特別是避免因枝節性、局部性的問題，而影響雙方長遠性的根本關係。
所謂「大國關係」，就是指全球事務的廣泛合作。但其深切的內涵並非西方國家習慣上所理解的，兩個「國力等級」相同的國家間的結盟，而是兩個世界〔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中兩個「國力不等級」國家間「有差別的互補」。中共外長錢其琛1996年9月20日在美國芝加哥外交關係委員會演講時，對所謂中〔共〕、美合作的事項提出了說明：
1，中〔共〕美兩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子大國，雙方共同負起全球性與地區性的和平與穩定、防止核子擴散等一系列事關國際社會普遍安全的問題。
2，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作為「最大的發達國家」，兩國經濟互補性很強，經貿合作潛力很大，雙方應共同建立一個開放、健康的國際經濟環境。
3，中〔共〕美兩國共同承擔打擊國際犯罪、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及國際恐怖主義活動，並在環境保護和能源開發方面進行廣泛合作[7]。換言之，展望21世紀，中共希望與美國建立一種以協作和對話為機制的長期戰略夥伴關係。
〔三〕美國對中共的戰略轉變
從美國方面來說，自1994年5月美國總統柯林頓宣佈對中共之政策採取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分開處理」的原則之後，美國以人權和貿易手段壓迫中共改變其國內政策和外交作為的戰略籌碼，一再失去效力[8]。美國發覺，人權戰略不僅無助於中共向美國妥協，實際上只會造成中共在國際上對美國無理和非理性的抵制。在經歷1996年總統大選之後，美國的中共政策出現大幅度轉折，一種「誘導中共進入國際社會並使之遵守國際規範」的思潮開始出現，隨後並形成柯林頓所稱的「接觸」戰略[9]。接觸戰略，作為處理美國與中共雙邊關係的準則，其涵意有如下三個要點：
1，更多的重視雙方關係中「長遠的戰略含義」，更多的將雙方關係中的近期性問題擺在長遠的戰略利益來考量，避免因短期或局部歧異而困繞雙邊長期戰略利益的延續性[10]，重視雙方關係的全面性、多重性和協調性，避免因為任何「單一問題」的爭執而左右雙方總體關係，反過來說，也應避免讓整體關係成為某一單一問題的障礙。
2，接觸戰略的目標是將中國大陸融入美國所接受的國際體系，使中國大陸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安全體系「負責任的一部分」﹔換言之，接觸是一種戰術，「參與」、「融入」、「制約」、「牽制」、「捲入」等才是接觸政策的「戰略含意」[11]。
3，以多方對話加深雙方的共同利益，並且通過對話努力促使一個「無侵略意圖」、「與美國合作共建國際秩序」之中國的出現[12]。
美國亞太戰略的轉變，是促成美國與中共戰略調整的重要關鍵。「柯江會談」之後，美國尋求一種「戰略夥伴」架構重建與中共的關係，尋求與中共在全球事務上的合作，這種合作的具體效益，主要還是針對「亞太安全利益」而來。換言之，在亞洲，尋求一個能與美國對話合作的夥伴，深切的符合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
冷戰後，美、蘇在亞太地區的衝突雖已緩解，亞太地區殘存與新生的危機因素和矛盾，並未完全消除，其中朝鮮半島的核武危機尤其嚴重。從中共過去斡旋解決北韓核武危機的經驗來看，美國認為中共已經成為美國處理全球危機不可或缺的「參與夥伴」。換言之，只要中共在亞太安全事務上「不消極抵制」或「願意合作」，美國的亞太安全利益就可以大體確保[13]。
美國無需也無力獨自解決全球和區域性的危機，已是美國政府與人民的基本共識。在此情況下，美國需要一種更具智慧與彈性的外交政策，以避免美國輕易的捲入「非自願」的國際危機。改版後的「美日安全防衛指南」，正是美國與盟國「分擔世界領導責任」觀念下的產物[14]，一種以外交智慧預先消除危機的觀念也成為美國外交思想的主流。美國前國防部長培里早就提出一種「預警外交」的構想，認為美國對國際危機的處理方式，不是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作事後的彌補，而是「提前介入危機並提早解決危機」。1996年2月26日美國前國防部長培里在加洲的一場演講中就指出，威嚇和作戰能力仍然冷戰後美國戰略安全的核心，但它們不能作為應付安全威脅的唯一手段，這就是一種「預警性防禦」的概念。而這種預警性的防禦，對於亞太地區比對於其他地區都更為重要。同年5月14日，培里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中再次強調，美國最好的安全戰略，就是一種預先防止衝突的政策[15]。對美國而言，將這種「預警外交」實際運用於對中共的政策，就是在中共的國家力量和國際影響力尚處於「隱然成形」的時刻，預先接觸並改變這種影響力的方向與結果。因此，在美國對中共的新戰略構想中，預警外交至占有顯著而重要的地位。
美國政府與學術機構均一致認為，「接觸」〔engagement〕為美國提供一條影響中國的途徑。中共是亞洲唯一公開宣佈的核武大國，接觸，有助於遏止而不是加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接觸」，有助於使美國影響中共，特別是使中共在對美國有直接安全利益的不穩定地區或國家，發揮「穩定局勢」作用。中國大陸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常規軍，只有運用「接觸」戰略，才能與在中國政治中有著重要作用的人民解放軍建立聯繫，幫助中國大陸的的國家安全機器在其戰略意圖、採購、預算和運作程序方面增加透明度。1997年美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發表的戰略評估報告，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大挑戰就是穩定「大國之間的關係」，其中尤其必須勸說中國遵守並參與國際合作，卻阻中國不要比武力解決爭端[16]。
〔四〕「台灣問題」的蛻變
在美國的「中國政策」出現大幅轉向之後，美國開始採取降低對台灣主權地位和國際角色的支持，來交換中共承諾以「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台海歧見，「柯江會談」正是這個「交換承諾」的起點。
「柯江會談」在台灣問題上的政治效應，主要表現在美國與中共都各自建立了一種「交集性戰略緩衝」的共識。所謂「交集性」是指美國與中共都相互承諾信守「一個中國」政策；而對美國而言，美國希望中共確實遵守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基於此，美國則宣示「不支持」台灣方面所有引起中共不悅的主張與行動〔包括台灣獨立、「一中一台」、加入聯合國等〕，美國因此得以構築一道「防火牆」〔firewall〕，避免被迫捲入台海爭端而影響美國的亞太利益；在中共方面，中共在取得美國「不介入兩岸主權之爭」的承諾之後，中共獲得了「解讀」和「操縱」台海歧見的主導權，中共因此得以在兩岸之間搭起「談判桌」〔bargain table〕，逐步逼使台灣走上談判桌。
美國推展對中共的「接觸」政策，相對的，美國也在試行一種對台灣「淡出」的政策。「科江會談」之後，美國華府居主流地位的中國問題專家和資深外交家大都認為，儘管美國國內對柯林頓的「中國政策」仍存有歧見，但美國政府與人民對「中國」的評價已經明顯升高和加重。這種傾向反映在台灣問題上，就是美國將盡力促成台海兩岸的政治談判。有人坦率指出，美國並不希望「台灣問題」成為美國亞太政策上的長期負擔，更並不希望「台灣問題」成為美國與中共改善關係上的變數〔實則也可說是「負數」〕，不論美國在公開場合如何保證，台北方面必須體認，促使台海兩岸重新展開會談，已經是美國對「中國／台灣」政策中的主要部分。華府學者甚至認為，台北若迴避或拖延與北京的會談，將至少得不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諒解[17]。
綜合「柯江會談」後美國各界對台灣問題的表態，預期未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將採取以下三種角色：
1，戰略性的勸說者
前述所說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淡化，並不表示美國將完全撤手不管。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主編James F. Hoge指出，美國當然希望兩岸進行談判，但希望這種談判是一種「建設性的談判」[18]。換言之，美國未來經嘗試通過與中共的接觸和戰略對話，影響中共在台海關係上的作為。換言之，美國將試著要求中共在充分顧及和尊重美國亞太利益的前提下，避免在台海之間引發任何形式的軍事爭端。
2，預防性的介入者
美國是否介入台海危機以及介入到什麼程度，一直是台海兩岸雙方和美國外交政策上的一種「戰略性模糊」和無法預測的「假設性困境」。一般認為，即使美國公開表示不介入台海危機，一旦台海危機擴大並危及美國的利益，美國最終還是會被迫捲入台海爭端。依據前述所謂「預警外交」的觀點，美國將採取一種「避免事後被迫介入的提前介入」，那就是遊說台灣方面與中共進行政治談判，通過兩岸「自行解決爭端」，以迴避美國在兩岸事務上的尷尬與兩難。
2，催促性的監督者
基於台灣已是一個民主社會，美國雖然不會「逼迫」台灣與中共進行談判，但美國作為一個「積極第三者」，將力促台灣恢復與中共的接觸、對話乃至進行主權談判。實際上，美國在這一方面的政策工具是眾多而有力的，從輕微的言辭壓力、口頭說服，到嚴重到「降低」或「延緩」對台灣的軍品出口或安全承諾，都足以使台灣備感壓力。
二，中共「十五大」的「新對台政策」
〔一〕江澤民「政治報告」的對台政策及其涵意
在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江澤民以「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為一節，對中共對台政策與兩岸關係的發展，作了原則性的敘述。江澤民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重申「發展兩岸關係和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江八點〕，再次強調「四個反對」〔反對分裂，反對台獨，反對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反對外國勢力干涉〕，也重申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等等[19]。這是中共對台一貫強硬政策的重覆敘述，與過去幾次談話比較，並無任何鬆動與改變。至於對台灣方望有所寄望者，除了再次提出「三通」與各項交流，寄希望於「具有光榮愛國主義傳統的台灣同胞」，歡迎台灣各黨派、各界人士同中共交換有關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的意見之外，江澤民還具體提出，作為第一步，海峽兩岸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
江澤民全部對台政策的談話，可以歸結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首先展開以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為近程目標的政治談判。這是江澤民「十五大」政治報告對台政策部分全部談話的重心所在。其用意有兩個層面，一是通過政治談判和所達成的協議，約束並規範台灣當局確立「一個中國」原則，從而掃除並廓清一切不利於中國統一的主張和行動，二是通過「一個中國」原則的確立，結束兩岸分裂分治的狀態，結束兩岸為對等政治實體的宣稱，實現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部分的事實。
江澤民對台政策與兩岸關係的全部談話，可以透視出如下幾個特性：
1，江澤民採取的是「以我為主」的姿態
江澤民的全部談話，絲毫不願觸及台灣方面對兩岸關係的主張和期望，也不願提到「李六條」有關台灣方面大陸政策的具體主張。關於對台談話，江澤民希望台灣方面「認真回應」，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則希望台灣方面「認真研究」，再一次凸顯出中共「北京中央—台北地方」的政策思維架構沒有任何改變。顯示中共依然站在「居高臨下」的立場。換言之，江澤民的談話又是一次「沒有交集」的片面性談話。特別是李總統所提出的「兩岸領導人互訪」以及李總統願意前往大陸進行「和平之旅」的建議，江澤民隻字未提。若要仔細分析，主要原因是，依中共的想法，「兩岸領導人互訪」的提法，並沒有先行確立「一個中國」的原則。如果將江澤民「一字不提」解釋為「正面回絕」，則不僅顯示中共對李總統以什麼身份訪問大陸存有顧忌，也顯示兩岸對於「如何結束敵對狀態」存有分歧。
2，江澤民採取的是「以逸待勞」的策略
自李總統訪美以來，中共當局刻意凍結兩岸關係的進展，終止海基海協兩會協商，中共將這種作法稱為「聽其言、觀其行」。綜觀江澤民這次談話，其對台政策既無軟化退讓也沒有變本加厲，顯示中共還是採取「查看觀效」的態度。以設定基本底線的方式，將兩岸關係「原則性難題」丟給台灣方面，也就是不輕易以原則的退讓，來化解兩岸目前的僵局。
3，江澤民採取的是「以利誘民」的策略
在中共過去多次的對談談話中，中共向來是以「既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也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這種「兩個寄希望」為訴求重點。在這次「十五大」政治報告中，兩個寄希望僅存一個，不再提寄希望於台灣當局。而把唯一的的希望寄托在「具有光榮愛國主義傳統的台灣同胞」。若正面解釋，這是中共未來加強讓台灣同胞認識、理解「一國兩制」基本作法的提示，讓台灣同胞理解，統一才是台灣同胞根本利益之所在。負面來說，則顯示中共不再以李總統為領導核心的國民黨當局，為唯一的交手對象，而是改採積極運用大陸投資優惠與市場誘因以拉攏台灣人民的策略。
4，江澤民採取的是「以談促統」的策略
對於兩岸政治談判的「主體」，中共過去一向主張以「黨對黨」形式進行，但在這次「十五大」中卻未提及，並且改以「海峽兩岸」為談判主體。這一方面顯示中共已體認台灣已進入「多黨政治」時代，一方面也顯示中共可能推動一種「多層次、數階段」的談判策略。換言之，兩岸談判不限於純政治議題，也不限於以國民黨為對象，低階性、商團性、半官半民性、官方任務授權性等等談判，也可能在中共歡迎或可接受的範圍內。換言之，「不談不如多談」、「從低階談到高階」，可能將是中共未來談判策略新的構想和思路。
5，江澤民採取的是「以港範台」的模式
在「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一節中，江澤民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敘述香港回歸的歷史意義，並宣稱「香港順利回歸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必將為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有利的條件」。這驗證中共一直試圖以「香港經驗」垂範台灣。按照中共的觀點，「一國兩制」本來就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但首先在香港實行並取得成功的，既然「一國兩制」證明對香港「政治正確」、「經濟無害」、「社會無亂」，沒有理由不能在台灣「一體適用」。這一方面說明「一國兩制」將「三步走」，港、澳為第一、二步，台灣則是第三步戰略目標，也說明中共將擴大「華人民族意識」的國際統戰，對台灣進行思想攻堅。
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報告，透露了如下幾個政治訊息：
1，突出兩岸之間「柔性鬥爭」的空間，所謂「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是江澤民談話的真正要點，轉闤的餘地和討論的空間都很大，中共認為台灣方面應該從這個餘地和空間之中，尋求兩岸的交集和共識。
2，闡述中共一方面堅持和平統一，一方面卻又不放棄武力這種「複雜的兩難性」。兩難的主要原因是兩岸之間存在著「台獨」和「外國勢力干涉」的問題，中共對此具有不可避免、不能在原則上先行退讓的苦衷。但中共仍然希望兩岸坐下來，以談判方式解決上述的兩難性。
3，兩岸的談判方式可以首先不拘形式，不計層級。但至少必需默認「一個中國」的原則。至於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一方面是要讓台灣人民理解統一是無害的，一方面希望台灣對大陸若有任何疑慮，也可以通過意見交換，逐步溝通化解。因此，低階性、過渡性和半政治的議題，都是可以納入兩岸談判的議題。
〔二〕台灣方面的反應
1，從江澤民「十五大」政治報告來看，中共的對台政策與中華民國的大陸政策，在基本立場和政策取向上差距太遠。中華民國政府已多次表明，不能接受將台灣貶為地方政府的「一國兩制」架構，香港模式不能適用於台灣。對於兩岸政治談判，李總統在中南美洲訪問時，也立即以「首先應承認中華民國為主權國家為談判前提」，作了原則性回絕。按照台灣的觀點，「一國兩制」導致中華民國「主權消亡」的結果，絕不能被我方所接受。由於大陸與台灣兩種制度的差異太大，所以導致兩岸的分離與分治，而今日正是因為兩制的差異而不能「合為一國」。因此，先「合為一國」再謀求「兩制並存」的設計，根本不是解決兩岸關係的有效方法。至於1998年春兩岸是否能夠恢復協商，台灣認為中共還只是在「放話試探」的階段，對此，台灣的態度是「期待但也不急迫」。
2，在對台經貿方面，中共對台灣的經貿戰略採取的是一種「拉大誘小」、「以上游帶下游」的策略，進一步清洗和挖空台灣的產業基礎和經濟命脈。但是在香港回歸後，「中資」在香港尋求與台資合作，或者在港投資，或者轉進大陸，可能性與可行性都將大幅增加。台灣方面擔憂的是，未來兩岸若同時進入WTO，諸如貿易逆差、國民待遇、對等投資等議題，中共都會一一提出並進一步壓迫台灣，以圖消除兩岸貿易逆差和所謂兩岸經貿人為障礙等等。
3，在務實外交方面，台灣方面深知，李總統今年九月初出訪中南美洲，中共不會坐視不理。台灣方面亦深知，中共將會採取「大小有別」的攻擊事外交策略，在大國方面，首先鞏固「大國戰略關係」，守住主權問題上「一個中國」的原則，至於小國方面，則依區域和關係特性，採取「以和北京的政治關係交換與台灣經貿關係」的「挖牆策略」。台灣方面擔憂的是，中共將採取「聯合國組織力量」和「大陸市場誘惑」兩大策略，製造台灣內部一種「外交耗損—內政紛歧」的效應。
三，「柯江會談」後中共的對台政策
在江澤民訪美結束之後，中共立即召開全國性的「台辦主任工作會議」。按照慣例，中共每年召開一次「全國台辦主任會議」[20]，這是一項內部性質的會議，在功能上，主要是進行工作會報、情勢研判、政策落實和總結檢討性的會議，是中共中央對台決策核心和地方一級台辦幹部之間，進行政策傳達、工作指示和成果回報的聯繫性會議。然而，「全國台辦主任會議」在一年之內兩度召開，打破過去每年一次集會的慣例，除了和中共「十五大」順利召開，必須儘快落實「十五大」各項對台工作的部署，特別是為「兩岸政治談判」擬定各種可行的方案之外，主要也是為了因應「柯江會談」後兩岸關係情勢的發展。在美國與中共對台灣問題已獲得相當共識，中共基本上取得了美國不干預兩岸事務並力主兩岸以和平對話解決爭端的前提下，中共有必要將江澤民此行的成果與進展，以及近期兩岸形勢發展和下一階段特定的重點任務，下達各級台辦負責人，以作為今後對台工作上的指導原則與參考。
中共召開此一會議的目的，有如下幾個方面：
1，確立「政治談判」是未來兩岸恢復協商的基本形式
根據中共「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於10月27日的公開談話可以確認[21]，中共當前對於兩岸恢復協商問題，關鍵仍然在於台灣方面是否對「一個中國」原則作出明確的回應。另一方面，在中共看來，兩岸是否以「事務性接觸」為前提恢復協商，並不是主要的問題，只要兩岸恢復政治談判，事務性議題自然隨之恢復商談並獲得解決。換言之，兩岸事務性協商既然是因為政治問題而中斷，兩岸協商的恢復當然是從「政治性協商」重新開始。一旦政治談判展開，事務性協商自然也就進入商談的範圍和議程。
2，確立「政治談判」五大原則
根據十五大江澤民政治報告對台政策部分的講話和精神，未來兩岸政治談判是一種「首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基礎性或原則性談判。對於此一精神，唐樹備曾提兩岸政治五原則，分別是：(1)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政治談判並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事務，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這個原則絲毫沒有商量的餘地﹔(2)兩岸平等協商，祖國大陸方面並沒有要以中央與地方的名義與台灣方面談判，至於以什麼名義談，可以通過程序性商談解決﹔(3)談判的議題沒有任何限制，在「一個中國」的框架裏，只要有利於統一的問題，都可以拿出來談﹔(4)不允許外國勢力插手，中國人的事中國人自己解決﹔(5)有關談判的議題，商談的名義，可以由海協、海基兩會獲的授權的情況下，先舉行程序性商談。以上五大原則，可以說是近期中共對台政策的主軸和基調，也是未來中共對台政策的核心重點，中共有必要加強內部的傳達和運作，將對台工作的主力集中到兩岸政治談判的軌道上。
3，破除台灣「戒急用忍」政策
自實行「戒急用忍」政策一年以來，台灣工商界對此一政策的不滿，隨著「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提出強烈批評而達於高峰。對中共而言，如何運用這種「民怨」，並加強對台灣大企業集團的統戰工作，以打擊台灣的「戒急用忍」政策，是中共各級台辦今後的工作重點。因此，中共除了一再提出各種數字，以證明台灣方面阻止「三通」對台灣經濟與國際競爭力的負面影響[22]，一方面則集中對台塑、統一、長榮等龍頭企業進行統戰，試圖從台灣內部瓦解「戒急用忍」政策。
在一年內召開兩次台辦主任會議，顯示會議本身不僅具有密集性，也具有議題和工作進程上的緊迫性，而其政治意義有如下幾個方面：
1，落實「十五大」對台工作部署
會議的政治意義，主要是根據十五大對台政策方針，擬定各種與台灣進行政治談判的方案、程序和步驟，包括以既有的兩會管道或另組談判代表，事務性協商在前還是政治談判在先。一方面廣泛研究並徵詢內部關於解決台灣問題方案的各種意見，特別是關於「一個中國」的定義與內涵問題，測試台灣各黨派和民間的意見，預先探測台灣當局談判意願、談判底線、議題取向、時機選擇等問題，以作為中共推動兩岸政治談判的研判基礎。
2，柯江會談後兩岸情勢的綜合研判
「柯江會談」後，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態度與未來取向，是影響未來中共對台工作的關鍵因素。未來，中共將努力尋求美國「軟性壓迫」台灣與大陸進行和平談判的可能方式與途徑，測試美國對中共採取「談判統一」策略的反應程度，換言之，在柯江會談之後，在取的美國對台灣「三個不支持」之後，如何尋求既能被台灣方面接受有符合國際期待的方案，以加速統一的進程。
3，加強「一國兩制」的宣傳
在解決了香港主權問題之後，如何試圖進一步向台灣「推廣適用」，是中共未來的重點工作。這項工作包括基本理論宣傳到香港經驗的歸納推衍，包括從大陸內部的學習擴大到國際的宣傳，目的在香港和台灣之間尋求平衡點和交集點，並尋求國際社會的理解。近期中共再度向美國推銷「一國兩制」，認為「一國兩制」創造了在一個國家之內兩種制度和平共處的模式，為解決同一個國家中不同地區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經驗，更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民族分裂問題，提供了創造性的政治解決方案。換言之，中共不僅將「一國兩制」視為解決中國內部分裂問題的最佳方案，更推而廣之，將其視為一種解決戰後民族分裂問題、具有國際創造性與示範性的政治方案。其目的在製造一種國際認知與輿論，讓國際社會逐步接受兩岸採行「一國兩制」，將可以和平的解決台灣問題。
結 論
「柯江會談」之後，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已由過去「不對等的平行關係」轉向「不等距的三角關係」。具體來說，美國在台海關係上，將傾向於以降低美國與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的歧見，來照顧雙方的全球利益。中共則進一步約束美國對台灣問題的干預和介入，進而掌握統一台灣的控制權。
對未來兩岸關係的影響來說，中共近期顯然採取一種「遠交近攻」的雙面策略，一方面在國際上做出「和平解決」的姿態，減少國際間對中共對台策略的猜忌和疑慮，一方面對台灣方面加速催促進行政治談判，通過「隔海放話」方式，不斷向台灣拋出「一國中國」的宣傳。其目的是一則消除台獨雜音，一則製造統一輿論。特別是在「柯江會談」之後，中共自認台灣問題中的「美國因素」已大降低，目前則盡力在「北京—華府—台北」的三角關係中，擴大「北京—華府」的戰略縱深關係，拉大雙邊關係密度與長度，以稀釋「台北—華府」的政治依賴，壓縮台北在北京與華府之間的政治籌碼和利益空間，以達到全盤掌控兩岸關係，主導統一進程的優勢。
[1] 《聯合報》〔台北〕，1997年10月28日，第2版.
[2] 《工商時報》〔台北〕，1997年11月1日，第2版.
[3]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會見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威廉.羅斯的談話，《人民日報》1997年1月14日.
[4]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1997年2月25日在北京悼念鄧小平大會上的致詞，《(北京)新華社》電訊
[5]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1997年1月22日在北京會見「菲華商業聯合總會」的談話，《(台北)中央社》電訊﹔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1997年2月28日在「第八屆全國政協第五次會議」討褪會上的談話，《(北京)新華社》電訊，
[6] 參見何洪澤，「用戰略眼光看待中美關係」，《人民日報》1996年2月28日，第6版；楊國鈞，「江澤民主席會見戈爾副總統時提出發展中美關係三原則」，《人民日報》，1997年，3月27日，第1版.
[7] 楚樹龍，「面向新世紀的中美關係戰略框架」，《現代國際關係》〔北京〕，1997年第10期，頁7.
[8] 關於美國「人權外交」的失敗，參見宋國誠，「人權問題與美國與中共的外交關係」，《美國月刊》，第5卷第10期，〔台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5年2月，頁63—74.
[9] 關於「接觸」〔engagement〕戰略的形成及其內涵的辯論，參見David Shambaugh，“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 ”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 No.2〔Fall 1996〕,pp.180-209.
[10] Fank Ching, “U.S. Mending
Ties With Chin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5, 1996, p.32.
[11] 儘管冷戰後美國至今還只是將中共視為「次要威脅」，但中共卻始終認為美國隨時會把中國視為美國的「主要敵人」。中共亦深知，美國的「接觸」戰略仍具有「軟性圍堵」的意味。北京一位資深的外交學者指出，接觸〔或譯為「交往政策」〕絕不僅僅是指美國通過官方談判、互訪和民間交流來密切雙邊關係，「接觸」還意味著美國政府希望用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向中國社會的縱深滲透，以便用美國人所倡導的那套國際規範、競爭規範來約束中國。換言之，美國增加與中國交往的目的是為了制約中國的國內與國際行為。參見王緝思，「『遏制』還是『交往』」，《國際問題研究》(北京)，1996年第1期，頁4. 另參見Thomas W. Lippman，”U.S seeks Engagement, China Sees
containment in Current Policy,”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9, 1995, p.23.
[12] 參見楚樹龍，「面向新世紀的中美關係戰略框架」，《現代國際關係》〔北京〕，1997年第10期，頁3. 以及美國總統柯林頓「中國政策演說」，《聯合報》〔台北〕，1997年10月26日，第10版.
[13] 關於中共斡旋解決北韓核武危機的過程與策略，參見宋國誠，「中國跨世紀綜合國力：公元1990-2020」，〔台北：學生書局，1997年〕，頁335-337.
[14] 關於冷戰後美、日共同防衛的新觀念與新架構，參見John H. Makin, Donald C. Hellmann〔ed〕, Sharing
World Leadership ? A New Era for America and Japa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9.〕
[15] 參見呂有生，「冷戰後美國亞太戰略的特點」，《現代國際關係》〔北京〕，1997年第10期，頁11.
[16] 呂有生，「冷戰後美國亞太戰略的特點」，《現代國際關係》〔北京〕，1997年第10期，頁12.
[17] 孫揚明，「美國築起防火牆」〔柯江會後的『台灣問題』系列之二〕，《聯合報》，1997年12月5日，第9版.
[18] 孫揚明，「美『中國政策』調整中」〔柯江會後的『台灣問題』系列之三〕，《聯合報》，1997年12月6日，第9版.
[19] 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江澤民對台降話全文」，《聯合報》1997年9月13日，第9版.
[20] 參見「文匯報」〔香港〕，1997年11月15日，第A5版
[21] 參見「文匯報」〔香港〕，1997年10月28日，第A4版
[22] 一份親中共的媒體撰文指出，台灣赴大陸旅遊或經商的人數1996年已達到160萬人次，大陸赴台的人數也已達到2萬人次，由於兩岸之間的往來都是經過香港或澳門轉機，每年使兩岸民眾損失了十幾億美金，而兩岸貨物由香港、東京等地轉運，每年也增加了十幾億的成本，嚴重影響台灣產品的競爭力。參見田夫，「台灣當局沒有理由不開放『三通』」，《文匯報》〔香港〕1997年10月21日，第F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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