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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迪亞達爾．奈波爾：《大河灣》
V. S. Naipau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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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S. Naipau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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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人移居和認同掙扎來櫬托非洲文明的離亂與破碎，是《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 1979)的主題，這也是奈波爾一貫的興趣與風格：將世界風情展現於目移轉睛之下，將歷史書寫在風塵僕僕的冷視旁觀之中。故事開始於主述者沙林(Salim)－一個印度裔的回教徒，從非洲東岸進入內陸，目的是去經營一個頂讓出來的小店舖。
不是非洲人的非洲歷史
店舖坐落在一個河灣的轉折之處，在地理上應該屬於剛果河域。首先映出眼廉的，是主述者被提醒的危險和警告，以及非洲的蠻荒與破落……。「一路上，我遭遇到的不僅是風沙、泥濘和一條條蜿蜒曲折、狹隘崎嶇的山路」，接著是非洲的貪婪和腐敗，「最難纏的是駐守在邊界崗哨的士兵。每隔一段路程，我就得停車，在森林中一棟飄揚著怪異旗幟的小木屋門口，討價還價，設法說服那群帶槍的傢伙，好讓我的車子通過他們轄區，進入前方的叢林……」。直到抵達目的地，一個歐洲人雜居之地，「整座城滿目瘡痍，一片殘破，……店舖坐落在商業區的一個市場，裏頭堆滿牲畜的糞便，處處濔漫著老鼠的氣味」[1]。
移居內陸，是一場絕望之行和傷心之旅。顯然，這個殘破不堪的地域一點也不值得去，但與其說這是一趟異地之旅，不如說是原鄉回溯－重新回到「前－殖民地域」的歷史與文明。問題是，非洲沒有自己的歷史，也沒有自己的文明，如今的非洲只是「後於－殖民中」－後於殖民時代卻仍然處於殖民境遇之中－的邊緣地域；於是這種「回鄉」又不是返家，而是再一次的迷途和逃離，因為「關於這個重大的歷史時期，……家族歷史，乃至於整個印度洋地區的歷史，我都是從歐州人的著作中得知的」，換言之，非洲只是個殖民書寫下「空洞的他者」，它或者是西方人筆下異域風情的野戲臺，或者是西方優越意識的發洩場。這個被書寫的非洲，既無助於自身文化和民族尊嚴的提升，它甚至助長了非洲人的文化自卑。一個「不是非洲人的非洲歷史」，它實際上有如海市蜃樓、鏡花水月，因為「我總覺得，若不是歐洲人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我們的過去，早就像我們城外沙灘上的漁夫足跡，被海浪沖刷得乾乾淨淨了」[2]。
歷來，對殖民地的描寫，不外幾種類型，一是「西方中心論」之下將殖民地視為展示帝國雄心和意志的場所，一是「反西方中心論」之下藉以展示善良同情和素樸懷舊的桃花源地，一是「本土中心論」對後獨立時代的誇大期望和浪漫憧憬。但奈波爾的立場卻是「三者皆非」。作為一名後殖民作家，他致力於重新揭示非洲被壓抑的歷史本真性，一種用非洲人的本性和欲望重新書寫的現實非洲。儘管奈波爾既無法擺脫其西方教育下的身份尊嚴與現代意識，又難以承受西方人對其原鄉故居的倨傲和鄙視，又無法同情本族同胞的愚眛與墮落，特別是那些民族資產階級精英，利用本地同胞的愚蠢而肆行專制與腐敗。這裏所謂「被壓抑的本真性」，是指既無法寫進西方文明的他者日誌，又是揭穿本土精英自欺欺人的痴夢狂想後的那些真實本態，一種用眼直觀、以身親臨的經驗與感受。這種感受是一種文化的夾縫性與無根性，它充分表現在小說主述者沙林的身份認同之上。
沙林自幼生長非洲東海岸，受過英國現代教育，他一方面以居高臨下、非我族類的態度鄙視著非洲，一方面又以憐憫之心同情原始無辜的本地平民。儘管他以「歐洲文明者」自豪，但他對於非洲人的「仿歐心態」感到厭惡；對女巫師的兒子費迪南(Ferdinand)刻意模仿他的歐洲老師感到氣憤，對新總統搬弄「歐洲模式」以及建造工業園區進行嘲諷。
在這種雙重視野下，非洲人民呈現了兩種分裂圖像，一是「沒有歷史的人民」(people without history)，一是「西方歷史中的他者」(the “other” within western history)，但無論是哪一種，都是一群只能在「他述」之下而沒有「自述」權的人民，這種人民被描述成具有「把人類當作獵物」的天性－或者把自己同胞視為同類相殘的獵物，或者被殖民者和本土強權視為畜類可殺的獵物：
抵達這個城鎮不久，我就聽馬赫許說起本地的非洲人：「沙林，你要永
遠記住，這兒的非洲人很malius」。他使用這個法文字，因為跟這個字
義相近的英文字wicked(邪惡)、mischievous(愛惡作劇)和bad-minded
(壞心眼)，都不恰當。這兒的洲人很malius，就像一隻狗在追捕一隻蜥
蜴，或一隻貓在追捕一隻鳥兒，因為他們從小就把人類當作獵物看待[3]。
無根者的宿命
對應於這種非洲人的雙重圖像，奈波爾精巧地佈署了兩個「人性－歷史」場景，一處是本土強人專制弄權、巧取豪奪的政治舞臺，其中上演著愚眛與被愚眛的劇本；一處是意志難伸但卻欲望直流的叢林野店，在這裏，有高談的空想、知識的欺詐、情欲的荒亂和絕望的迷失。前者展示了荒誕的權力鬧劇，它是根據本土精英的權力陰謀來編寫的：一位非洲總統－被稱為「強人」(Big Man)－衣飾光鮮、作風強悍，他聘任西方學者雷蒙(Raymond)當顧問，請這位白人教授到工業園區以歐美的方式教授非洲年輕人，他刻意模仿前宗主國的皇家氣派；原來只是女僕的強人母親因強人掌權而被奉為「國母」，沙林還親自經歷了一場叛軍暴亂，沒有榮譽和責任感的商業掮客，貪婪無恥的軍人充斥全國，兒童行軍時捧著「總統嘉言錄」喃喃過街。一時間，令人有時空倒錯之感，土著內戰重覆著殖民戰爭，強人暴政取代了宗主專制，歷史沒有進步，文明也沒有進化。
至於後者，那總是散發汗臭與霉味的小店，那綣身於河灣深處的小鎮，上演的是一群邊緣人的悵然悲歌，「我們是單純的人，擁有文明，卻沒有真正的家鄉，……我們這種處境的人，總是擺盪在絕望和希望、悲觀和樂觀之間，往復游移」[4]。這裏來了一個宣稱熱愛非洲文化的比利時神父，他成天挖掘、四處尋寶，狂熱地蒐集非洲宗教的各種資料和殖民時代的廢石鏽鐵，他甚至在自己家中成立一座「非洲寶庫」，後來竟被一個美國人全部偷運回美國，自己也死在尋寶的旅途之中。沙林和雷蒙之妻伊薇(Yvette)之間既病態又卑微的肉欲之愛－一種妓院式的性幻想，以及事後充滿征服者的厭倦感，反射了「無根者」的虛空與徬徨。至於沙林本人，不僅被本地人視為「異鄉人」，連他對自己也可能淪為「非洲的非非洲人」感到焦慮與不安，實際上，他已從非洲人身上看到自己無根者的最後宿命：
在我身上，我看到了那群面黃肌瘦、衣衫襤縷、從鄉村流浪到城鎮的
老酒鬼；他們成天徘徊在廣場上，眼睛盯著小吃攤，伸手向人討幾口
啤酒喝。在我身上，我也看到那群來自貧民窟的小混混。他們是新品
種的非洲人，襯衫上印著「偉人」的肖像，成天只想從外國人身上弄
點錢來花[5]。
後殖民畸形
《大河灣》之中「灣」(bend)一語，具有歷史與地理、種族與文化之交摺、疊合、混聚的多重寓意。這個由獨裁者與原居土著所構成的原始專制社會，混雜著都市與叢野的既極端又對立的交融關係，而奈波爾也刻意將歐洲人、印度人、土著人並置在這個幽黯空間內，並以沙林和伊薇之間的「異族性愛」(intersexuality)關係，以河面四處漫生的水葫蘆(洋水仙)和叢林深處的木刻面具為對立象徵，來表達一種「後殖民畸形」狀態。這裏所謂的「後殖民畸形」有兩層含意，一是指土著對西方文化的拙劣模仿，但形成的卻是費迪南這種「優越∕自卑」交雜不清的心理變形；一是指西方人對非洲虛偽的慈善，它表現在比利時神父修斯曼的「殖民戀物」(colonial
fetishism)情結之上。修斯曼表面專注於非洲面具和木雕，表現出對素樸文化的嚮往，他雖然自稱是非洲人的朋友，但他並不真正關心非洲，而是一個文化掠奪者和古物蒐括者，他最後葬身於非洲神秘組織的刀下，罪名正是破壞非洲宗教。雷蒙則是「西方導師」的代表，但他最終的失敗意味著西方對非洲「治理移植」的失敗，它帶給非洲的不是繁榮與進步，而是騷亂與衰敗。
小說的末尾，奈波爾留給人們的是一幅煙硝四起、蒼惶逃難的非洲景象。「村民們爭先恐後，追狂一般，拼命把他們的獨木舟繫在輪船和泊船上……，他們是一群逃離河岸的難民……，互相衝撞、推擠，好幾艘沉沒在河中……」。「空中瀰漫著一群飛娥和各種飛蟲。這時候打開探照燈，我們會看見成千上萬隻飛娥，漂蕩在燦白的燈光中」[6]。沙林最後雖然僥倖逃離了非洲，但眼前與未來的前途依然茫然無知，這個被遺忘的非洲，將再度被遺忘，這個黑暗大陸，繼續綣縮在黝黑的森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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