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的復仇(6)：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

 

地理的復仇(6)：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

 

地理學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戰略與地緣政治的基礎，它格外重要。Kaplan指出，「拿破崙將『戰略』界定為在軍事與外交上運用時間和空間的藝術，地緣政治則是對一個國家決定其戰略時會遇上的外在環境之研究。……簡單的講，地緣政治是地理對人群的影響。誠如拿破崙所言，了解一國的地理，就可以了解其外交政策」(107)。 

1890年，麥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提出了一個例子，來闡釋地理學的知識如何可以豐富一個人對世界事務的了解： 

假設我聽說某個小麥樣本來自拉合爾(Lahore)，而我並不知道拉合爾在哪裡？我查閱地名錄，明白它是旁遮普(Punjab)首府……，如果我完全不懂地理，我會以為拉合爾在印度，然後就算了。如果我受過地理學適當的教育，旁遮普這個字……可能就會讓我聯想到許多事。我會看到拉合爾位於印度北方，我會想像它位於大平原、雪山山麓，再印度河系河流之中。我會想到季節風和沙漠，想到藉由灌溉渠道從山區引來的水。我會知道氣候、播種時機，以及何時收成。喀拉蚩(Kurachee)和蘇伊世運河會浮現在我腦海裡的地圖，我可以計算一年當中什麼時候貨船會送到英國。甚至，我會發覺旁遮普的面積和人口等於歐洲一個大國，如西班牙或義大利，我也會了解它是英國出口商品的市場。(108-109) 

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

1904年，麥金德在倫敦的《地理學學刊》發表了「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麥金德的理論是，中亞構成歐亞的心臟地帶。是世界大帝國命運之所繫：因為地球上山脈和河谷之間天然脈動之佈局，鼓勵的是帝國－不論它宣告，或不張揚－的興起」。(110) 

麥金德要我們把歐洲史看成「附屬」於亞洲史，因為他認為歐洲文明主要是因為它的地理：亞洲(草原民族)的侵略造就了歐洲國家與文明的興起。「因為歐亞心臟地帶的草原地勢平坦無垠，天氣惡劣，只能長草，而草又被強風帶來的砂石所摧毀，這樣的環境培養出強悍、殘酷的人種，他們一碰上任何敵人，不是即刻摧毀對方、就是被對方殲滅，因為換到別的地方也無更好的防禦」(112)。 

麥金德寫道：「現代歐洲是在砲火下錘鍊下打造的，錘鍊的工具就是來自心臟地帶的路上強權」(113)。 

在麥金德筆下，俄羅斯是一個缺乏安全感的侵略性民族： 

「俄羅斯雖然託庇於森林、對付艱鉅的環境，終究還是在十三世紀遭蒙古金帳汗國攻克。俄羅斯因此無緣接觸歐洲的文藝復興，永遠懷抱低人一等、不安全的統苦感受。俄羅斯最後雖成為陸權大帝國，可是除了森林之外別無天然屏障可抵禦外侮入侵，因此永難忘懷遭人征服之痛，以至於永久執著在擴張及堅守領土上，或至少想要主宰其相鄰的陰影區」(113)。

除了心臟地帶，麥金德提出了「邊陲地帶」的觀點：也就是歐亞大陸北方以冰洋為界，難以熱帶海洋為界，四個極端各有一個邊陲區域。這四個邊陲地區並非偶然，而是呼應著四大宗教。按照麥金德的觀點，宗教信仰也受到地理的影響。一是「季節風地帶」(monsoon lands)，位於(心臟地帶)的東邊，面向太平洋，是佛教聖地；二是南邊，面向印度洋，為印度教基地；第三個邊陲地區就是歐洲，在其西側是大西洋，乃基督教聖地；但在這個邊陲地區中，最脆弱的是中東，伊斯蘭的大本營。(114) 

中東，「鄰近非洲，缺乏水氣」，「除了綠洲，……人口稀疏」，既無森林，又是廣袤的沙漠，因而門戶洞開遊牧民族入侵，日後也不斷發生動亂與革命。「在麥金德眼裡，大中東是最不安定的過渡區，……見證了著權力政治所有的重大轉變」(114)。 

航海時代轉變了歐洲的命運。在中世紀時期，「歐洲坐困籠中，南邊有難以通過的沙漠，西邊是狀況不名的大洋，……北邊和東北邊是冰凍的荒野」，而東邊和東南邊又是『馬隊和駱駝隊民族』」(115)。但是到了哥倫布時代，歐洲人繞過了好望角，發現了前往印度的新航路，從此開啟了歐洲時代的來臨。 

麥金德被人批評是一個「大決定論者」和「帝國主義者」，但Kaplan認為這對麥金德並不公平。Kaplam寫道：「他一生都是教職人員，天性不走極端或堅持意識形態。麥金德之所以是帝國主義者，是因為當時的英國是整個世界帝國，而他是位開明的英國愛國人士，認為人類發展－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前景，在英國影響，會比由俄羅斯或德國領導可能性來得大。他和當代人是有一樣的偏見。他之所以是決定論者，乃是因為地理學是他的研究主題，且地理學天性就有宿命的特質」(118)。Kaplan認為，麥金德思想的核心基本上還是相信「人類的力量可以克服地理的專斷」。 

Kaplan寫道：「不，麥金德是宿命論者。他相信地理和環境可以克服，但只有在我們以最大的知識和尊敬去對待這些主題時才做得到。……他是一流的、躊躇的決定論者，了解我們需要十分努力才能避免悲劇」(120)。

在我看來，評價麥金德不在於他是否是一個決定論或帝國主義者，而是從他的地理理論中學習一種對地理(環境)的態度。傳記學家派克(W.H. Parker)在解釋麥金德的觀點時說得很好：「就長期而言，與環境影響和諧配合的人將勝過那些抵抗的人」(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