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誠專欄》 因為錯誤而偉大！－如何評價戈巴契夫

 

《宋國誠專欄》

因為錯誤而偉大！

－如何評價戈巴契夫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2年09月09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53592

 

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 1931-2022)，一個自稱與孤獨相伴，一個被誤解和遺忘的世界級領袖，2022年8月30日病逝於莫斯科，享年91歲。他的離世，沒有讓世界感到太大的震驚和惋惜，也沒有得到世人太多的懷念與感恩，台灣的媒體也只是寥寥數語。對於一個瓦解蘇聯、終結冷戰、創造和平的政治家而言，世人對他有著很多的虧欠。

 

一種錯誤的偉大

 

我把戈巴契夫留給世界的遺產定義為：一種錯誤的偉大；一種對蘇共體制樂觀主義的誤判和對世界和平善良的主觀幻想；在此同時，如果一個蘇共領袖因為錯誤而偉大，那就證明當今共產世界因為荒謬而裝扮正確。 

戈巴契夫一生中犯了三個錯誤，但正是這些錯誤使他永遠偉大： 

1，戈巴契夫相信，在蘇聯共產主義體制內進行民主改革是可能的，他相信蘇聯可以走向自由化。

2，戈巴契夫相信，蘇聯與歐洲應該融為一體，相信蘇歐之間可以建立理想的共同家園。

3，戈巴契夫相信，西方是善意的、可信的，所以決定終結冷戰、結束核武對抗、共建世界和平。

 

共產主義體制只有解體，無法改革

 

戈巴契夫出生於高加索一處偏遠的農村，這是一個原本土地肥沃、自給自足的農村，但經過史達林土地集體化政策之後變成了「饑荒災區」，造成鄰近幾個村落幼齡兒童的全部死亡。童年時期的戈巴契夫經歷了納粹佔領和史達林「大清洗」的殘酷歲月，使我們可以猜測戈巴契夫自始即不喜歡共產主義體制。大學時代戈巴契夫熟讀西方政治思想的書籍，即使當上蘇聯的最高領導人，他身邊也經常攜帶一本美國憲法的讀本，理由是他想多瞭解西方世界。童年經驗與求學歷程使戈巴契夫深信，蘇聯體制必須走向別無選擇的改革之路。 

在戈巴契夫成為蘇共總書記的1985年，蘇聯已經經歷了10年的經濟停滯。高度集權的、僵硬老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等級森嚴、官僚指揮的權威主義勞動模式，已呈現搖搖欲墜的狀態。這種體制既造成軍工產業的過剩，又造成民生經濟的短缺，使戰後的蘇聯經濟呈現一攤死水。戈巴契夫看到了官員的腐敗，勞動缺乏動力和紀律，工廠生產劣質商品，生活用品嚴重不足。人們在消費合作社門口大排長龍，面對空蕩蕩的貨架，除了伏特加之外幾乎什麼都沒有；戈巴契夫看到，除了軍事武器之外，蘇聯在生產效率、產品品質、工藝技術各方面，與西方國家形成了巨大差距。在這種危機與絕境之中，戈巴契夫決定蘇聯即使忍受痛苦也要不計代價的進行改革。 

為了推動改革，戈巴契夫引進了市場機制與民主選舉，晉用技術官僚與自由派人士，開放不受政府箝制的獨立媒體，開放邊界與人員來往，引進西方的藝術與音樂，禁止個人崇拜與教條朗誦，打擊官僚貪腐，撤換一批頑固僵化和奢侈貪婪的官員等等。在一連串的改革計畫中，「重建」(perestroika)與「開放」(glasnost)成為戈巴契夫改革的兩大標記。他告訴蘇聯人民，共產主義教條並非絕對的真理，社會主義必須大力修補才能繼續前進。他勇敢的說出蘇聯必須拋棄史達林的政治遺產，重建一個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而這個人造天堂，必須依賴一個「民主蘇共」的帶領，而且不需要以坦克和古拉格作為手段。 

然而，戈巴契夫完全錯了。因為改革意謂剝奪共黨官僚的生財之道，削弱他們不受限制的壟斷權力，使他們失去共產黨員的終生特權；戈巴契夫低估了反對派對他的反撲乃至政變，低估了改革帶來了蘇聯舊惡勢力的全面釋放，低估了蘇聯人民對「帝國榮光」的依戀，以及在長期集體主義生活下養成的惰性與消極性。換言之，戈巴契夫誤解了他所統治這個專制帝國的本質與頑固性，他高估了共產黨體制自我糾錯與反思的能力。老舊機器已無法修補，一句話，蘇聯除了解體之外，沒有出路。

 

蘇歐之間只有對抗，沒有融合

 

1989年7月6日，戈巴契夫在「歐洲委員會議會」(th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發表演講，闡述了「歐洲共同家園」(a common European home)的理念，並決定減少蘇聯戰略核武器的數量。在這個議會殿堂上，戈巴契夫發出了「東歐自由化」的訊號，也做出了蘇聯撤軍歐洲的決定。隨後，波蘭舉行二戰以後第一次的自由選舉，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非暴力的「天鵝絨革命」，柏林圍牆在1989年11月9日倒塌。在磚牆與鐵幕落下之際，沒有流下一滴血，也沒有發生暴動或騷亂，自由的來臨伴隨著歡唱而不是槍聲，戈巴契夫甚至將駐守東歐的50萬蘇聯大軍不開一槍的撤回國內。換言之，戈巴契夫拒絕使用武力鎮壓的手段阻止東歐的自由化，他讓人口超過一億的中東歐獲得了自由。 

然而，戈巴契夫又錯了。蘇歐之間的關係從來就無法和諧相處，千年以來帝俄對歐洲的侵略，早已銘記在歐洲人的記憶之中。歐洲始終把蘇聯以及今日的俄羅斯視為永久的威脅，俄羅斯也並未放棄對歐洲的野心以實現帝國的榮歸。這既是當「華沙公約」解體之後「北約」依然存在，也是許多先前飽受蘇聯侵擾的國家紛紛加入北約尋求保護的原因。戈巴契夫不知，在他之後的俄羅斯從來都不想以一個「普通國家」與鄰國和平相處，更不知普丁根本不想充當和平主義的天使，而是「帝國主義的沙皇」。實際上，普丁把蘇聯解體視為「本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是列寧革命以來蘇聯最大的失敗與屈辱。在普丁眼中，蘇歐之間只有對抗，沒有融合，普丁把戈巴契夫理想主義的救世觀念和羅曼蒂克的西方主義斥之為「國難」；普丁入侵烏克蘭正是為了消除戈巴契夫所造成的恥辱和挫敗感，藉此重建被戈巴契夫丟失的帝國，並且狠狠踩碎了戈巴契夫「歐洲共同家園」的幻想。 

1988年12月7日，戈巴契夫在聯合國的演講中宣稱，軍事和武力威脅不能也不該成為外交政策的工具，儘管他並不反對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但依然主張公投才是最佳手段。但戈巴契夫沒有想到，這一基本信念從來沒有改變今日俄羅斯以坦克和飛彈來擴張他們的野心，普丁甚至認為「非武力」是俄羅斯人懦弱與失格的表現。在一次採訪中，普丁把戈巴契夫形容為一個受到西方欺騙的「小傻瓜」(little dummy)。 

一個被今日俄羅斯人譴責的錯誤政策－蘇歐共同家園，促成了德國的統一，創造了東歐社會的自由化。今天的德國人以「統一之父」紀念他，這是因為戈巴契夫改變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武力干預政策，但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國家。 

至於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從來沒有給過戈巴契夫一句好話。中共不僅把蘇聯解體歸責於戈巴契夫一人，更把此一事件看成「深刻的警惕」，把戈巴契夫視為「共產主義的叛徒」。對於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的中國領導人來說，即使動用流血鎮壓，例如「天安門事件」，也不會讓蘇聯解體在中國重演。

 

西方世界只有勝利，沒有共存

 

戈巴契夫先後在1985、1986、1987年和當時的美國總統雷根進行三次會面。他之所以這麼勤快，除了是為蘇聯節省巨大的軍費開支，也希望終止軍備競賽、削減核武(中程導彈)數量。在最後一次會面中，雷根建議戈巴契夫拆除柏林圍牆，戈巴契夫聽取了雷根的意見。1989年，隨著圍牆的倒塌，冷戰宣告終結。戈巴契夫相信，蘇聯可以和西方世界和平共存。 

然而，戈巴契夫又錯了，他對於西方充滿太多不切實際的主觀幻想，西方從來只是想擊敗蘇聯，而不是和平共存。北約並沒有因為蘇聯解體而解散，反而扮演「受邀帝國」(empire by invitation)的角色，進行以包圍俄羅斯為目標的東擴政策，俄羅斯甚至從未獲得進入美國市場的正常權利，因為美國和西方從來不想讓俄羅斯在這個世界上擁有一個體面的位置。對於西方世界來說，蘇聯解體只是證明西方民主體制的勝利，甚至宣稱共產主義歷史的終結，一種「必勝主義」的論調在西方甚囂塵上。在西方世界的歡愉與自信中，夾雜著對戈巴契夫的揶揄和嘲諷。許多西方人認為，戈巴契夫所做的一切，只是證明極權體制的無能與失敗，甚至認為「所幸有個戈巴契夫」！至於戈巴契夫所做出的貢獻，總是認為那是來自西方的鼓勵，來自西方「和平演變」策略的奏效，來自西方制度的優越性與競爭力。 

當戈巴契夫的死訊傳出之後，美國方面沒有任何的悼念或紀念活動，怎麼可以對一個「邪惡帝國」的領袖表達懷念？但是美國人從來不會想到，如果沒有戈巴契夫終結冷戰的決心與果斷，其結果可能就是包括美國人在內的一場核戰浩劫！

 

什麼才是真正的歷史評價

 

美國學者、「進攻型現實主義」創始人John Mearsheimer在《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書中指出，對權力的追求支配國家的思維，國家因為權力而相互競爭，權力的競爭可以使戰爭成為必需品，甚至被視為一種可接受的治國手段。但對於以放棄權力、掀開鐵幕、損失國家來追求和平的戈巴契夫來說，如何以權力的得失論英雄？所有的歷史褒貶都沒有絕對的標準，歌功頌德也好，污衊詆毀也好，都是一種權力論述或政治表態。真正的評價只能落在簡單褒貶之間那一塊難以世俗性理解的灰色地帶，在這個灰色地帶中，難以定論個人的功過，只有人類共享的遺產可資辨識。即使戈巴契夫對蘇聯解體負有難以推諉的責任，但蘇聯解體對後世人類而言，是福還是禍？歷史的功過與價值需要時間的沉澱來顯現，因為世人總是在災難之後才會認識歷史教訓的可貴。

 戈巴契夫，只是因為錯誤而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