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鏡報《宋國誠專欄》

氣候方舟的迷航

我對未來時局的看法(10之9) 

本文發表於《鏡報》，2026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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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蘇門達臘的山崩洪災。圖／東方IC

2025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30)11月在巴西的貝倫(Belém)舉行。儘管大會提出「急迫的生存威脅」(Survival Threat)，設立熱帶雨林保護和具備強制性的金融補償機制，但國際評論普遍認為，大國之間的「戰略自私」依然讓全球處於危險的邊緣。

人們都知，全球暖化起因於人類活動所導致的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濃度的升高，但常識是一回事，警惕與應對又是另一回事。

 

一，氣候政策的倒退與延滯

 

2026年，全球政治與氣候變遷之間正面臨最劇烈的「斷裂點」，並正經歷一場顯著的「綠色反彈」(Green Backlash)。這不只是單純的遲緩，而是一場關於資源分配、主權與經濟生存權的重新定義。特別是「全球右翼」的崛起，已對氣候行動產生的三種「轉型式阻礙」。

1，「能源主權」取代「減碳義務」 

在美國總統川普2026年1月正式宣布退出《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與《巴黎協定》，同時也宣佈退出「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國際再生能源署(IRENA)等氣候與環境相關組織之後，應對氣候變遷的基調，已從「共同責任」轉向「國家優先」。

右翼政府普遍將氣候危機壓縮在國家能力之下，將「廉價能源」(石化燃料)視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謂「右翼氣候正義者」認為，過快的脫碳政策是「左翼精英的奢侈品」，會削弱本土製造業。美國與部分東歐國家(如塞爾維、匈牙利)開始重啟或擴張化石燃料開採，並將此美名為「釋放美國/民族能量」，直接衝擊了全球2030年的全球減碳目標。

 

2，「生活成本」引發民粹抵抗 

在歐洲，極右翼政黨(如法國的「國民聯盟」、德國的「選擇黨」利用通膨與高電價，成功地將氣候政策塑造成「對窮人的徵稅」。在一群「氣候民粹主義」的推波助瀾之下，許多國家被迫延後「內燃機汽車禁令」或削減對熱泵、電動車的補貼，從而阻礙了綠色能源開發的進程。為了贏得選票，右派政黨經常將應對氣候政策描繪成「生活方式的剝奪」，進而引發民眾的反感。 

當能源的清潔轉型導致電價上漲、油價飆升或必須更換昂貴的電動車時，中低收入族群會感到被政策「懲罰」。許多選民認為綠色政策是「都市精英」制定的偏好，但卻讓農民(如歐洲農民抗議限制氮肥)或藍領工人(如內燃機工廠倒閉)承擔代價。

 

3，碳疲勞 

近年來，選民對於「2050淨零」的宏大敘事感到疲勞，轉而支持承諾「保證能源價格穩定」與「廢除碳稅」的候選人。這導致氣候政策從「積極進攻」轉為「消極防禦」。這種「反綠政治」直接導致各國對「減碳承諾」的猶豫和忌諱。

 

4，「科技實用主義」的替代 

為了折衷，右翼勢力並非完全否定氣候變化，而是轉向「選擇性環保」。他們偏好技術改良而非限制，例如拒絕「行為限制」(如限制肉食、減少飛行)等等，而支持「清潔核能」(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與AI優化電網。 

另一方面，由於「碳關稅」概念的興起，右翼政府傾向於將氣候政策與對抗特定國家(如中國)的技術依賴」掛鉤，這就是「碳武器化」(weaponisation of carbon)，利用「碳關稅」作為貿易戰工具，而非純粹的環境保護。

 

二，氣候政策的破碎化

 

全球不再有統一的氣候政策進度表，而是各國依據自身利益「挑選」減碳項目。由於預期減緩(Mitigation)將面臨失敗，氣候投資正大量轉向「氣候調適」(Adaptation)─修築更高的海堤、研發耐旱作物，而非減少排碳。

 

1，「氣候減緩」(Climate Mitigation)的失敗 

氣候減緩主要致力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碳匯以吸收二氧化碳、從化石燃料轉向太陽能、風能、核能，以及節能政策、大規模植樹造林、發展碳捕捉與封存技術等等。但這些政策已經面臨失敗。 

各國開始意識到，全球升溫突破1.5⁰ C的門檻幾乎已不可避免。既然無法完全阻止災難發生，氣候投資資金開始大量轉向「如何與災難共存」。例如不再討論如何減碳，轉而討論如何加高海堤、研發耐鹽鹼作物、興建抗極端氣候的基礎設施等等。

全球不再有統一的氣候政策進度表，而是各國依據自身利益「挑選」減碳項目。示意圖／翻攝自Pixabay

2，氣候孤立主義的形成 

「氣候孤立主義」(Climate Isolationism)是全球氣候政治舞台上一個破壞性的概念，它標誌著自1992年《里約宣言》以來，全球集體應對氣候變遷模式的正式瓦解。「氣候孤立主義」是指一個國家(通常是大國)放棄全球協作與共同減碳義務，轉而採取以「國家安全、能源自給、邊境防禦」為核心的排他性氣候策略。 

在氣候孤立主義下，氣候變遷不再被視為需要全球共同解決的「普世公害」，而被視為一種「國家威脅」，從人類命運的「集體利益」轉向「國家自保」。例如主張「美國優先」的川普，停止向「全球氣候基金」(GCF)撥款，認為援助發展中國家減碳是「浪費美國納稅人的錢」。 

極端的氣候孤立主義甚至認為，為了達成全球減碳目標而限制本國能源開發，是「自我閹割」的行為，導致資金從全球減排轉向本國的硬體防禦。他們主張，大規模開採本國油氣以降低通膨，並稱之為「能源主權」；只要本國能忍受升溫帶來的災害(透過強大的經濟與基礎設施)，就沒必要為了全球降溫而犧牲工業增長。於是，作為全球義務的氣候政策變成各國自作主張的能源政策。

 

3，氣候武器化 

在氣候孤立主義之下，「碳減排」變成了「碳武器」，也就是把環保轉化為保護主義的工具。例如構築「綠色壁壘」，利用「碳關稅」(如CBAM的變體)，來打擊競爭對手，而非為了降低全球排碳。另一方面，各國採取「綠色科技封鎖」，嚴禁向他國出口關鍵的綠能技術(如高效能電池、PQC加密的微電網晶片)等等，將氣候科技視為與半導體同等級的戰略物資。 

 

三，氣候災難的紅燈已經亮起

 

截至2026年3月，科學家與國際氣候組織(如IPCC、WMO)，對未來氣候災難的評估已進入「緊急狀態」與「不可逆風險預警」階段。目前的評估不再只是「預測未來」，而是對「正在發生的崩潰」進行紀錄與警告。

1，1.5°C 臨界點的「實質突破」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WMO)2026年3月23日發布的最新《全球氣候狀況》報告，2023年至2025年，已出現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三年。科學界已達成「危機共識」，這三年的平均氣溫已首次突破工業化前水平的 1.5°C。這一個極其嚴峻的訊號，顯示地球正處於長期越過1.5°C 的邊緣。

 

2，「氣候臨界點」/「+1.5°C」災難的降臨 

科學家警告，當全球升溫在1.5°C至2°C之間時，地球系統中的多個臨界點可能被連鎖性觸發，而且一旦觸發便無法逆轉。 

(1)觀測顯示格陵蘭與西南極冰蓋的融化速度已達歷史高點。若這些冰蓋徹底失穩，將導致海平面在未來幾世紀內上升數公尺，淹沒低窪城市(如台北、上海、倫敦)。 

(2)2026年的研究顯示，維持全球氣候平衡的「大西洋環流」(AMOC已出現進一步的減弱。一旦崩潰，北歐將陷入極端寒冬，而熱帶地區的降雨模式將徹底紊亂，威脅全球糧食安全。 

(3)由於氣候變遷與砍伐的雙重壓力，亞馬遜雨林正從「碳吸存」轉向「碳排放」，瀕臨轉變為乾旱草原的邊緣。

 

3，地球「能量失衡」達到歷史新高 

WMO的報告特別強調了地球的「能量收支失衡」：地球吸收的熱量遠高於釋放到太空的熱量，兩者的差值已達到觀測史上的最高水平。另外，有超過90%的超額熱量被海洋吸收。這不僅導致海洋酸化(已達到26000年來之最)，更為超強颱風與颶風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動力。

 

4，社會經濟與地緣政治風險評估 

「世界經濟論壇」(WEF)《2026 全球風險報告》指出，氣候災難已從環境問題轉向生存與安全問題。極端乾旱與超大洪水正導致全球糧食供應鏈變得極其脆弱。科學家預計，到2030年代，全球可能面臨常態性的糧食短缺與價格暴漲。在此情況下，未來十年內，因氣候災難引發的「氣候難民」將急劇增加，進而引發邊境衝突與社會動盪。 

 

四，台灣的因應之道

 

台灣真正的因應之道並不在於口頭上的「淨零承諾」，而在於「韌性硬化」。台灣未來將面對氣候與國防的雙重風險，在於能源系統的高度集中與依賴進口。一旦氣候引發的極端海象或封鎖航道，台灣就可能陷入「能量斷供」。 

台灣的因應之道在於：推動「微型電網」與「區域儲能」。不是為了環保，而是為了生存。只有讓醫院、避難所與核心產業具備獨立發電能力，才能在系統性的物理衝擊下，避免發生集體性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