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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末日的見證人
─保羅．維希留的後現代科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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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Virilio |
技術最後永遠地再生產了意外的暴力
保羅．維希留
作為一位哲學家、建築家、影評家、城市規劃者、軍事歷史學家、和平策略家與人道主義者，保羅．維希留(Paul Virilio, 1932─)可以說是當代最激進而坦率的「後現代解密者」。如果百年前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以「解除世界魔咒」(disenchantment)來比喻理性戰勝迷信和巫術，那麼維希留則認為人類又重新戴上了「科學的魔咒」，至今仍未找到解咒的藥方。閱讀維希留具有一種矛盾的感受，既挫折又興奮，像似在玩一場變幻莫測但又註定失敗的電子遊戲。維希留的思想魅力表現在他的象徵性思考，和一種視覺語言的運用，將傳統的「工業/機械」語言轉向「電子/代碼」語言。維希留尤其擅於運用類似「網路聯結」的方式來取材當代人類的攸關性命題，將諸如安全和疆域、戰爭和電影、速度和政治、科技和文化等等，做「串聯/整合」式的思考。維希留的思想和語言本身就是「後現代」的，在某些時候甚至以「超/後現代」的姿態來反思後現代的侷限性和意外性：虛擬對真實的入侵。
虛擬對真實的統治
維希留出生於法國巴黎，童年時期的生活就是戰爭與逃難、坦克和炮火、超音速飛機和高爆彈。在那鐵鳥遮日的天空，煙硝彌漫的曠野裡，「機械化殺人」以一種目不睱己的速度進行著，這就是維希留少年時期的「生命景觀」。戰爭─一種高速殺人的技術運用，既包括以最快速度殺死敵人，也包括如果不幸被殺也將很快死去，套用維希留一個自製的概念「延遲時間」(delayed time)，二次大戰期間童年記憶裡的「殺人比賽─科技戰爭」，不斷地重新黏合並擴散式推進維希留對「超/後現代」的再思考。
維希留很早就體會到，戰爭，其實就是國家組織和殺人機器「合成速度」的展現；當速度超越空間與時間的侷限，也就是速度的時空障礙愈來愈小時，戰爭已無法被真實地想像，只能虛擬的操作。正如還來不及看見敵人在何方就已陣亡一樣，戰爭以絕對超越「你對戰爭」的真實體驗之前就給予你「戰爭對你」的全部意義，這就是後現代意義下「生來即死」的隱喻：人一出生，就死在虛擬空間裡，因為實體世界已被「先驗地」的虛擬化。維希留從記憶中的戰爭，一種出生不久就面臨死亡經驗為起點，展開他「消失學」的論述。
「消失」(disappearance)，並不是「不見了」或「不再擁有」，而是指一種速度的權力和效果，也就是指在資訊科技極速流轉下一種脫序、破格、失神和稍縱即逝的暫存狀態，簡單地說，就是虛擬對真實的統治。人們處於今日世界，對於未來景觀可以運用模擬想像而提前組合於當下，已經習以為常，對於將過去的事物透過科技再現手段加以重組，人們也樂於從中享受懷舊的歡悅。換言之，三段式的時空概念已經被打破，眼前的事物在來不及證明自身的存在時就已化為過去，而未來因為完全不可測，所以可以任意編造和模擬。實際上，「消失」是後現代本體論的基本癥候：主體開始隱退，意義走向流亡，時間失去了線型，空間失去了維度，傳統的文學敘事被「虛擬旅行」(virtual journey)所取代，仿真性(simulation quality)取代了「詩性」(poetic quality)。在速度與虛擬的世界中，真假莫辨，人獸難分，沒有永恆，只有意外。
從戰爭形態和當代科技驚人的毀滅能力來衡量後現代社會「自毀超載」的狀態，以及人性與道德上無可奈何的恐懼，是維希留長久以來思考和創作的主題。從1977年的《速度的政治》(Speed of Politics)開始，維希留就提出「速度學」Dromodology)，並以速度的概念來定義當代文明。在速度革命下，「流動權力」已取代了「知識權力」，虛擬戰爭取代了實體戰爭。「速度拜物教」(speed fetishism)成了後現代的新宗教。
不同於馬克思採取「生產模式」的分析概念，維希留以「戰爭模式」來考察人類社會和現代城市的發展。維希留認為，「軍事─工業結構」(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是城市興起和文化政治空間的決定性因素。維希留還考察了從封建到現代城市防禦工事的演變，在封建時代，城市本身就是一部戰爭機器，它以靜態性和易守難攻的特性來抵禦敵人的攻擊，從而構築了自身的政治空間，但隨著現代軍事科技的發展，戰爭的形態由包圍戰轉變為運動戰，這種戰爭形態不僅改變了定居式的城市空間，降低對城市人口流動管制的約束力，也使傳統上靜態慣性的城市空間轉變為「循環暫居」式的流動空間。
在《純粹戰爭》(Pure War, 1983年法文版)一書中，維希留進一步以「隱形戰爭」來形容後現代科技戰爭的特殊形態。隱形在這裡並不是指「看不見」，而是指「無所不在的不存在」(absence ubiquitaire)。維希留指出，在分秒決定勝負的資訊戰爭下，所有毀滅性的災難都可以在無預警中「不宣而戰」，維希留把這種無所不在的遁形危機稱為「意外」(accident)，這是一種無法用空間地理和時間演化加以規範和治理的狀態。意外是科技的邏輯後果，意外從來就不是突發的，而是創造和發明的，只要我們發明火車就同時發明了脫軌，只要發明了飛機就同時發明了空難。在「意外世界」中，電視成了「意外展覽館」(museum of accidents)，平民的死傷則是檢測科技失算的勘誤表，閱聽文化已成為一種從觀看災難中取得娛樂效果的消費模式。戰爭與和平之間已經沒有區別，今日所有的政府都是「戰時政府」(government of wartime)，因為人類運用科技能力早已蓄積了足以發動無數戰爭的可能性，在此意義下，世界早已成為虛擬的廢墟，每一個人早已提前變成世上最後一個倖存者。
消失─後現代本體論
在《消失的美學》(Aesthetics of Disappearance, 1989法文版，2001年中文版[1])一書中，「極速」(velocity)的概念被用來對「速度」(speed)作現象學的精確分析。維希留首先通過一種稱為「失神」(picnolepsie)的自創名詞，來表達人在意識失魂下如何捕捉到「不在場」的意識經驗，也就是一種稍縱即逝的存在。維希留旨在說明，這種意識的停格現象，一種時間的間隙和空間的剝離，正是今日資訊科技得以「權威性介入」並通過非同步性效果，而生產出虛擬時空，從而徹底改造或顛覆真實(reality)的場所，這就是資訊科技「隱身遙控」的真正權力所在。維希留同時也表明，如何創造在場的消失、生產不在場的存在，進而通過科技工具予以再現式的黏合，正是「虛擬取代真實」的秘密所在。在後現代景觀下，存在不再是被看到或被感受到，而是被捕捉、被再現、被生產、被仿製的。換言之，「消失學」是後現代的本體論，維希留以幾近誇張的語詞「接近死亡的經驗」來形容它，這是一種不再經由時間序列和空間位置來定義的存在樣態，而是由人類對欺瞞和假像的欣然接納來顯示。
然而，維希留對「速度的暴力」也流露出高度的憂心，因為「技術最後永久性地再生產了意外的暴力」，極速意謂著毀滅與死亡，維希留將此形容為「對主體永恆性的『重覆劫持』(enlévement)」[2]。儘管維希留並沒有提供解決問題的答案，但維希留絕不是個科技樂觀主義者，而是個悲觀的批判者。正是出自一種對科技永恆災難的深度憂慮，才促使維希留對當代科技與人文的僵局作出深度的思考。
科技拜物主義的批判
在某些時候，維希留還真是一個科技災難的預言家，在《意外的景觀》(1996年法文版)中，維希留依據對波灣戰爭的經驗，似乎已經通過科技災難的文化邏輯而預見了911事件的發生。在「近似死亡的經驗」(the near-death experience)一文中，維希留指出，「英美兩國從科技優勢中取得了一種民族優越感，他們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僅僅看成被他們的科技系統所決定的宿命對象。這種現象就像梅羅．龐蒂(Merleau-Ponty)在批評笛卡兒學派所說的：他們無法在鏡中看見自己，他們看到的只是偽裝的、虛假的重疊意象」[3]。這種科技優越意識其實就是一種「科學拜物主義」(scientific fetishism)，它使人寧可相信攝影機拍下的照片，相信電腦運算出來的數據，也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維希留看來，科技固然具有光明和黑暗兩個面向，但科技的後患在今日已經凌駕一切光明的承諾。科技的泛濫帶來的不是普羅米修斯「點亮世界」的訊息，而是「無政府主義」混亂的意象。科技─包括軍事科技與電腦科技，已使美國成為自認可以「決定世界前途」的驕傲民族。美國人已經習慣於在鏡頭下、電腦上觀看別人的死亡。巴格達從來就不是一個城市，只是電腦瑩幕上一個閃爍的紅點，阿拉從來就不是真主，而是一個危險的代碼，而當相同的景象發生在紐約世貿大樓時，美國人居然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我們美國(We-USA)的災難」。
未來世界：從零開始！
在《回到原點》(Ground Zero, 取自紐約地鐵站名)一書中，維希留對「911事件」進行了文化批判性的省思。恐怖攻擊使人類驚覺到所謂科技進步若不是使人們勇敢地創造未來，反而使人處於每分每秒的恐懼之中，那麼科技的意義又在哪裡？當人們的仇恨意識與科技的毀滅力量結合以後，人類還能以什麼樣的心情進入未來世界？維希留萬般悲觀地描繪了「後人性時代」在科學、文化、社會與政治各領域的破碎化景象，藝術已經屈服於廣告和政治，心靈的溝通讓位於電視上胡言亂語的媒體神棍，收視率戰勝了普世化的民主價值，電腦不再只是教育工具而是墮落的來源，孩子今天不再害怕父母離異，因為孩子除了有個「父母的家」，還有個「網路之家」，「家」不再是孩子安全的居所，因為裝有電腦的書房已成為孩子遭受污染的最大來源，網友並不都是良友，而是科技匿名下的惡徒。
維希留把911之後稱為「後人文主義的地獄國」(post-humanist dystopia)，在這個時代中，資訊科技提供了全球「次無產階級」(sub-proletariat)最便利而廉價的報復手段，也給予電子精英招募像「天國門」這種網路邪教自殺客一種「虛擬教主」的英雄幻覺。正如維希留以紐約世貿大樓遺址ground zero為書名一樣，「未來」不再是「明天以後」，而是「從零開始」。
早在《戰爭與電影》(War and Cinema, 1989年英文版)中，維希留就研究了如何透過視覺效果來擴大戰略優勢的概念，也就是神經戰的理論。顯然，恐怖分子深諳此道。最成功的戰爭不在武器和人員，而是精神的優勢和戰略，也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此正如好萊塢電影無不致力於「最大逼真」(利用聲效、特效等電影科技)，超越真實與虛擬的心理界線，以換取最大票房收入一樣。維希留提出了「知覺後勤」(logistics of perception)的概念，這是一種利用偵測和追蹤的科技以捕捉敵蹤，監視和籌畫戰場景觀和生態，製造和積累戰爭恐懼心理以制服敵人的一系列戰略手段，顯然，恐怖份子也不是對此一竅不通，他們選擇完全不具傳統戰略價值的目標，而是選擇象徵美國霸權中樞的五角大廈和資本主義民主價值的世貿大樓，正說明恐怖份子是以癱瘓美國的道德自信為目標。實際上，只要存在「不均衡的恐怖」(處於軍事落後狀態下的恐懼感)，西方和非西方、恐怖和反恐兩大陣營都會繼續利用科技進行「人性比狠」的運動，維希留把這種已經無法收拾和挽回的人性比狠(知覺後勤戰略)和軍備競賽(軍事科技更新)，稱之為「最壞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
科技末日的最後宣言：地獄共和國
維希留在一次接受Jérôme Sans 的訪談中，以「賭(casino)/癮(addiction)」，一種憑靠運氣來致勝的游戲，來比喻「意外」的深度涵意[4]。後現代人類沉迷於資訊、電玩和網路，是因為感染像賭癮一樣的「網癮」，「癮」是一種超越無限的妄想，一種虛擬英雄的自戀症，而「賭贏」和「過癮」則純屬一種「意外事件」。如果吸毒是現實中身體上不可戒除的「癮」，那麼科技幻覺就是虛擬世界的吸毒行為，毒癮和網癮都在感官上獲得過癮的效果。然而，就像賭局中的賭客幻想贏取全部賭金一樣，賭場贏家和網路英雄既崇拜意外，也在意外中迷失。在誰都想成為贏家以致無人是最後贏家，誰都想成為網路英雄以致無人是真實英雄一樣，「癮」正是後現代科學魔咒的最佳寫照。
在《欺矇的戰略》(Strategy of Deception, 2001年英文版，2004年中文版[5])一書中，維希留以「迄今為止使用最多精準武器」的科索沃戰爭為例，除了淋漓盡緻地描繪了西方軍事冒險家對「殺人武器」癡心迷醉的心態，這使得地球上所有存在的生命都面臨頃刻毀滅的威脅之外，維希留其實已經為我們描述一個「地獄共和國」(Republic of Dystopia)的景象：在這個國家中，領袖不是經由選舉產生，而是電腦超級玩家和他的控制系統，精神領域真正的統治者不是上帝，而是「生物武器系統」(weapons ecosystem)的程式語言和密碼，在這個國度裡，沒有人類，只有玩家與玩具。
從速度、消失學、戰略、科技與倫理，維希留最後轉向了美學問題的思考，。《美學和恐懼》(Art and Fear, 2003年英文版)的出版，意味著維希留將以「後現代真正的人道主義者」的角色自居。在「冷血的藝術」(A Pitiless Art)一章中，維希留強烈批判了現代主義「先鋒派」(avant-garde)利用科技和前衛之名，把人類虛無化、解體化的藝術理念，將人類的受難當成個人創作上隨意把玩的「醜怪藝術」。維希留尤其批評德國藝術家甘特．海根斯(Günther von Hagens)那種褻瀆人類身體、藐視死亡悲劇的「屍展藝術」[6]。維希留指出，這種冷血藝術與科學界宣稱追求「基因改造工程」的野心沒有兩樣，而隱藏在冷血藝術背後那種病態的好奇心，與20世紀以來假藉「優生藝術」(art of eugenics)意圖重新塑造人類身體的妄想，一樣令人惡心[7]。在「法庭上的沉默」(Silence on Trial)一節中，維希留強烈批評了澳洲藝術團體「史鐵拉克」(Stelarc)的「人體機械」音樂(一種運用電波聯結身體器官活動而感應發聲的自動化音樂)，維希留因此感嘆在視聽科技的衝擊下，人類的感性器官已經遲鈍和退化─科技義肢取代感官肉體。也許，「史鐵拉克」表演台上那種全身綁滿電線、晶片、感應器而胡搖亂擺的前衛藝術家，就是未來令人不忍卒睹的新人類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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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larc的人體音樂造型 |
[1] 讀者可參閱楊凱麟為中譯本寫的導讀
[2] 保羅．維希留，《消失的美學》，楊凱麟譯，台北：揚智，2001，頁160.
[3] Paul Virilio, A Landscape of Events, translated by Julie Rose, The
MIT, 2000, p. 32
[4] http://www.watsoninstitute.org/infopeace/vy2k/sans.cfm
[5] 讀者可參閱朱元鴻為中譯本寫的導讀
[6] 關於Günther von Hagens的屍展，可參閱旅英作家黃寶蓮的「禁忌」一文，載「自由時報副刊」，民國
[7] Paul Virilio, Art and Fear,
translated by Julie Ro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