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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24日 星期四

 

《宋國誠專欄》

一分為二的「再全球化」

-我對未來世局的五點看法(五之四)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3年0606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74356


在國際體系的重構之後,未來將形成二元陣營對抗(自由vs.專制)的框架,
推進所謂「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 的新格局。(美聯社)

俄烏戰爭不僅影響了21世紀地緣政治的深刻變化,也改變了既有的國家性質和集團組織的特性。其中尤其以歐盟與北約的轉型與質變最為顯著和重要。傳統的「單一主權國家」發生了質變,一種我稱之為「複合國家」(multiple states)的型態開始形成;另一方面,傳統的「區域安全」體制,也轉向具備外溢性、延展性的「跨域聯盟」(cross- region ally)的型態。在國際體系的重構之後(建構主義觀點),未來將形成二元陣營對抗(自由vs.專制)的框架,推進所謂「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 的新格局。

G7的轉型與質變 

G7(七大工業國集團)在經歷了日本廣島峰會的洗禮與蛻變之後,已經不再是一個原先七個國家(德、法、英、義、日、加、美)為了解決自身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對策與產業創新等等)所組成的內部溝通平台,而是升級並進化為一個介入和回應全球經濟安全的戰略協作團體。換言之,G7已經「轉大人」,脫胎換骨,走向一個新的「G7 plus(G7+)。換言之,G7不再是一個小型的「富人俱樂部」(Rich Club),而是一個「民主俱樂部」,並以「自由對抗專制」為主軸,轉向共組「全球抗共」統一戰線的新結構。 

已這次G7廣島峰會為例,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極具戰略眼光的安排下,作為東道主日本,邀請了多個G7成員國之外的國家或元首出席,包括印度、巴西、韓國、越南和澳大利亞,以及「非盟」輪值主席國科摩羅(Union of the Comoros)、「太平洋島國論壇」輪值主席國庫克群島、「東盟」輪值主席國印尼等。如果加上「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理事會」二個常設非正式成員,再加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親自與會,實際上已經成為「G19」,涵蓋了「歐盟」、「東盟」、「非盟」、「南太平洋」以及「美盟」(美國與其亞太盟友)的大型集團組織,像似一個「小聯合國」。在可預見的未來,G7將取代「G20」,並排除中共與俄羅斯的參與。從「建構主義」的觀點來看,G7正處於「規範重建」與「制度重建」的過程中,換言之,G7已從一個應對經濟危機的內部平台,轉變為應對「非民主勢力」的多國戰略協作平台。


G7已從一個應對經濟危機的內部平台,轉變為「非民主勢力」的多國戰略協作平台。(美聯社)

然而,不只是看數量,還要看質變。質變之處在於:

1,建立「反對中共經濟脅迫(economic coercion)以及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特別是台海現狀)的共同綱領。

2,確立「不脫鉤,去風險」(not de-coupling but de-risking)的戰略共識,以之作為應對非民主陣營的一致性立場。 

實際上,所謂「脫鉤」,包括全面脫鉤、選擇性脫鉤、戰略性脫鉤三種型態。全面脫鉤是指全面性的禁止進出口,但是對歐盟來說,考慮到維持全球供應鏈的穩定性,以及各國自身的經貿利益,在「選擇性脫鉤」方面涉及民生與服務性經濟領域,實際上不需要全面脫鉤;需要脫鉤的是戰略性脫鉤,也就是對中共「打蛇打七寸」的戰略鎖喉。未來,G7採取的是一種「去風險的脫鉤」,也就是在戰略性脫鉤中取得自身的優勢地位。 

以上兩項質變,說明了G7已從內部經濟對話平台,轉向於專注經濟安全、區域穩定、全球供應鏈管理、人工智能的開發與管理、應對能源危機、降低對非民主陣營的市場依賴和抵制經濟武器化…..等等。換言之,G7已經通過規範與制度的重新建構,完成了自身的轉型與質變。 

北約跨出歐洲,東進亞太 

同樣的,北約也開始轉型,從主導歐洲集體安全事務轉向印太安全協作,我稱之為「北約東進」,以呼應美國「印太北約」框架的建構。換言之,「北約」將從「北大西洋公約」轉向「北大西洋-印太公約」的新結構。兩國框架的結合,其實力之增長,絕對不容小覷。 

日本外相林芳正2023510日證實,北約(NATO)有可能在東京開設辦事處,這將是一個重大的指標和風向。林芳正指出,俄烏戰爭證明了安全議題已經遠遠超出了歐洲邊界,日本必須重新思考區域安全問題。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高度重視俄烏戰爭對全球的警示作用,一再宣稱無論在世界任何地區,企圖用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都是不被允許的。實際上,岸田文雄是一位有序的、漸進的將北約力量導入印太地區的關鍵人物。可以預見,除了日本以外,北約將進一步與印太地區的夥伴如韓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在地緣政治上合力對付中國。 

早在20224月,北約外長會議就邀請了亞太地區夥伴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外長參加會議,其中日、韓兩國都是首次參加。會議提出了《戰略概念》,強調必須解決俄羅斯與中國在國際秩序與民主價值上咄咄逼人的安全後果。顯然,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所說的「安全後果」,已經超出了歐洲邊界,北約的「集體安全」也不只限於歐洲安全。未來,面對中國的全球性威脅,北約必定深入亞太。 

複合國家(multiple states)的形成 

依據「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理論,國際社會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宏觀層次/國際格局:單極(一個超強)、兩極(兩個超強)、多極(多國競爭)

中觀層次/國家間關係:合作、競爭、衝突、對抗、戰爭(光譜分佈)

微觀層次/外交行為:互助(友善)、協調(爭議)、對立(惡意) 

在當前局勢下,世界格局已在中觀層次與宏觀層次之間,增生了一種「盟-複合國家」的層次,一種主要以「盟約」(commitment)而非「主權」(sovereignty)為定義的集體行為體。所謂「複合國家」是指國家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單一主權國家」,而是處於複雜關係下的「關係中國家」(state in relations)。舉例來說,烏克蘭已不僅僅是一個「東斯拉夫族的國家」,它不僅受制或牽連其他利害相關的國家,也影響並塑造其他國家的立場與政策。例如日本也不僅僅是一個「大和民族國家」,而是處於印太關係網絡下與其他國家「互為形塑」的國家。簡言之,未來不再有所謂「單一國家」,只能是「複合國家」;其外交行為固然還有少許的主動性,但更多的是互動性或「牽制性的受動性」。

跨域聯盟(cross- region ally)的形成

基於地緣政治的差異,傳統的集體安全組織多以「區域」為範圍,並以區域內國家成員為組合。但是在未來世局的變化中,區域安全組織將跨出邊界,從內聚轉向外聯。換言之,無論區域安全組織的規模與力量,都已無法孤懸在「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的網絡之外,所謂「中立國」已經不在可能,這就是「跨域聯盟」的出現。歐盟轉型、北約東進、美盟(美日安保、美韓/華盛頓宣言、美菲/領導人聯合聲明)的強化,都是這種跨域聯盟的體現。 

「非民主勢力」也一樣畫葫蘆 

2023519日,「中國-中亞峰會」在西安登場。這是中共在俄羅斯陷入俄烏戰爭泥淖之中而無暇東顧之際,試圖填補俄羅斯所留下的「(中亞)權力真空」,也就是乘虛而入。這既是中共向歐亞大陸的陸權擴張,也是中共向中亞推行「能源新殖民主義」的戰略圖謀。無獨有偶,普丁於524日也在莫斯科召開「歐亞經濟聯盟」第二屆「歐亞經濟論壇」。在此會議中,普丁提出所謂「歐亞一體化」,並將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接,實現所謂「大歐亞夥伴關係」。換言之,已中共和俄羅斯的跨境聯盟也在形成中,從而進一步推進「全球陣營對抗」的態勢。


「中國-中亞峰會」在西安登場。是中共在俄羅斯陷入俄烏戰爭泥淖之中而無暇東顧之際,
試圖填補俄羅斯所留下的「(中亞)權力真空」。(美聯社)

一分為二的「再全球化」 

儘管俄烏戰爭打亂了全球供應鏈,西方與中國持續的經貿與科技對抗,以及獨裁者野心的深不可測,一種敬而遠之的「脫鉤」應運而生,使得全球化有提早終結的跡象。實際上,全球化並沒有結束,而是由原先的一體化轉向了自由與民主兩大陣營對抗下的「再全球化」。這種二元分化的再全球化,將在各自陣營內實現滴水不漏的「內在全球化」,以及逼使敵對陣營無路可逃的「逆反全球化」。世界將被劃分為兩個辯證對立的平行世界,進入也許既安全又危險的局面。換言之,世界將更清晰,但也更不可測!


2021年2月19日 星期五

20 是帝國主義,不是全球化! ─ 詹姆斯.佩特拉斯 ∕ 全球鬼扯論

 

20

是帝國主義,不是全球化!

─詹姆斯.佩特拉斯∕全球鬼扯論

 

James Petras

http://puertorico.media.indypgh.org/uploads/2007/02/p3030475.jpg

 

依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2003年春季在美國對伊拉克開戰之後所作的調查結果(針對20個國家的16千人),美國的國際形象已跌落自二戰以來的最低點。2006年該中心再做一次調查,發現向來「親美」的國家也開始對美國抱有惡感[1]。然而,美國「國際流氓」的形象並非一時性的情緒反映,而是其來有自。被視為國際左派理論健將、美國紐約大學賓漢頓分校退休教授詹姆斯.佩特拉斯(James Petras),為這種全球反美現象作出了精闢的理論分析。「(駁斥)新自由主義∕(反制)全球帝國主義∕(解構)美國政經霸權」是佩特拉斯全部理論的結構主軸。在他看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根本是鬼話連篇的漫天大謊,真相是:全球化不是別的,就是帝國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的全球化」。

 

全球化鬼扯(Globaloney)

 

如果依據一般通行的說法,「全球化」是指貨物、投資、生產和技術的跨國流動,並基於這種流動的規模與深度而預設將創造新世界秩序,形成一種「後民族國家」(post nation-state)的歷史新階段,那麼按照佩特拉斯的觀點,全球化的這種種演變與趨勢,並不能證實全球化的理論本身,而是證明「帝國主義理論」的準確性與有效性。在佩特拉斯看來,全球化理論所宣佈的「可期待利益」(expected interests)與真實的境況差距太大,而且,即使這種可期待的利益獲得實現,它也只是一種少數得利的、不平等的、非均衡性的利益。因此,就資本、商品和技術在全球範圍的流動而言,帝國主義理論要比全球化理論更適合於解釋這個過程。佩特拉斯以「全球鬼扯(globaloney)來形容當前全球化理論的誇大不實與欺世盜名,並指責全球化理論不過是「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廣告業」。

   「全球鬼扯」(Globaloney)一語,佩特拉斯表明首先是由鮑勃.費茲(Bob Fitch)提出的。作為一種臭美式、臉上貼金式的「諷語」,它意指一種對「全球化話語」幾近歇斯底里狂熱吹捧的心理,也用來諷刺全球化理論將自身提高到一種「未來啟示錄」,自詡能夠促進普遍真理、塑造未來思潮、承諾普世福利的傲世姿態。在佩特拉斯的脈絡中,「全球鬼扯」是指一種「帝國主義偽善理論」,一種資本主義醜惡的遮羞布。這種癡人說夢式的「全球化囈語」,試圖以修辭掩識真相,以浮誇代替現實。




全球化,根本不是什麼新鮮事,它不過是一切舊的帝國主義關係-資本主義剝削關係-的延伸與繼續。如果它有什麼新奇之處,那就只是這種舊關係的再繼續與再擴大。「被描寫為全球化的那個過程,在本質上是過去的情況的繼續,其基礎是剝削性的階級關係的深化和向原先處於資本主義生產之外的地區的擴展[2]。換言之,如果全球化有什麼新鮮之處,那就是「剝削關係向非資本主義生產地區的擴展」。問題是,這種擴展是誰在得利?許多依附於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而晉身「新積累中心」的國家,例如中國(包括臺灣與香港)、韓國、墨西哥、沙烏地阿拉伯等等,它們通過「資本剝削關係的複製」,助紂為虐地支撐著「帝國主義的全球化」。這群由「帝國老二」所組成的「全球黑幫」,這些新積累中心財富的增值和前殖民國家億萬富翁的聯盟,絲毫沒有改變階級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在一種利益均霑的誘因之下,許多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國家和地區,仍然繼續專門從事初級產品的出口,並以很高的剝削率和在隱藏於支付的利息和服務費之巨大不平衡的條件下,從事廉價、污濁、歧視性的勞動。換言之,全球化並沒有改變什麼,只是改變了「全球剝削關係」由小到大、由遠到近、由局部到全體的現象。

 

國家-國際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

 

佩特拉斯駁斥了全球化理論中「普遍繁榮」的假設,並重申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剝削論」在推動全球化進程中的動力作用。佩特拉斯認為,至今發現最大規模的全球資本流動的政治動力及其變化的原因,來自於「資本對勞動控制權力的增加」,並由此解放資本流動和財富再集中(reconcentration of wealth)的外部限制。然而,全球化理論家們除了強調資本的貢獻並貶低勞動的作用之外,對其餘則一概漠視。佩特拉斯認為,全球化理論帶有「目的論的麻醉作用」:將一切不斷擴大的社會不平等、財富的兩級分化以及資本不斷掠奪國家公共資源的現象,都看成是一種「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在此意義下,全球化理論只是一種遮醜,只是意識形態合理化的工具。

所謂「市場力量」、「技術革新」、「相互依賴」等等全球化概念,也都是鬼扯!西方全球化理論總是用抽象的、模糊的「流動」(diffusion)來描述市場的運動。事實是,市場並不自動運轉,但趨動全球市場的力量不是什麼流動不流動的,而是由跨國公司、銀行、帝國主義國家結合而成的「資本怪獸」;事實是,資本主義國家並不依賴第三世界,資本與利潤總是「單向地」向發達國家流動!「資本運動的主要交易和組織形式,發生在跨國公司裡,而且受到國際金融機構的支持[3];事實是,技術革新的效益也總是壟斷的,技術從來就不是為了弱者的利益而發明或推廣的,它總是在服務並強化帝國權力結構的範圍內被運作的。事實是,根本不存在「雙向流動」,也沒有什麼互惠或依存,即使在軍事情報與法律方面所出現的干涉行動,也都是單向的。世界上並沒有類似「巴西駐美國軍事顧問團」、「伊拉克駐美國法律顧問團」或「臺灣駐華府情報參謀部」這種聽起來讓人感到奇怪的機構,「軍事領導機構並沒有相互滲透,只有帝國主義中心的軍事機構擴展到被統治的國家」。「在法律方面,帝國主義國家提出的治外法權(claims of extraterritoriality),亦即要求承認它們的法律高於其他主權國家的法律,-打擊的目標是被統治的國家[4]

佩特拉斯也駁斥了全球化關於「國家弱化」和「去領土」(deterritory)的通行概念。確實,在處理經濟危機方面,國家是弱化了,它已無法控制或改善資本主義生產的盲目性,無論是處於投資高潮或低潮,無論是處於經濟過剩或停滯。但是,在充當帝國主義全球經濟的幫凶與傀儡、在打壓工會組織以削弱工人集體談判的力量、操縱媒體宣傳好讓資產階級得以控制國家機器等等方面,國家的角色卻大大的強化了。確實,國家在抵制外國投機資本與帝國輸入剝削的能力是下降了,但是在掃除路障以方便帝國主義長驅直入的能力卻大大提高了。換言之,今天的資本家和16世紀的英國海盜、奴隸販子沒有兩樣,今日的民族國家與過去被殖民的「兒子政府」也差異不大。佩特拉斯直言,「民族國家是組織全球性擴張的首要政治工具:貿易條約、補助、對工會的控制、軍事干涉、意識形態宣傳(自由貿易理論),都是民族國家管理精英集團發揮的重要職能」[5]。無論是弱化還是強化,過去被馬克思稱為「(國內)資產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在今天不過是「(國際)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en/c/c5/James_Petras_and_Thierry_Meyssan.JPG

 

全球貧困化

 

全球化所揭示的願景,或者認為全球化是傳統資本主義克服其自身障礙而邁入新歷史階段的觀點,與實際的情況並不符合。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看來,經濟的進步能夠為所有篤信其原則的人帶來福祉,這種幸福幻象的投射暗示了新自由主義將使千萬大眾擺脫貧困。確實,據說貧困人口在世界總人口中的比例正在下降,這使得新自由主義的承諾更顯得振振有詞,但即使貧困下降、經濟增長這些事實也無法「反證」新自由主義的鐵口神算。問題在於,經濟增長是「誰的增長」?全球化願景是「誰的願景」?

全球化理論把自身說成一種「未來思潮」(the wave of the future),將全球化描繪成一個五彩繽紛、共同富裕的未來世界,這實際上是一種口惠而實不至的意識形態白日夢。事情的真相是,「今天,比起30年前,更多的工人延長了工作時間,退休年齡接近70歲,雇主們再已不提供退休金計劃[6]。事情的真相是,20世紀晚期是人類歷史中一個具有鮮明特徵的貧困時代-全球貧困化。它的歷史特徵集中表現在第三世界國家生產體系、公共設施、文教社施、醫療衛生制度的衰落,它不僅使戰後非殖民化所取得的成果付之東流,而且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長期債務結合成區域性災難。這裡還可以補充渥太華大學教授麥可.科塞多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的觀點,今日所謂「全球貧困化」(global poverty),尚且還不是普通的貧困化,它全然不同於過去基於生產資料匱乏所產生的貧困,而是處於科技快速發展之特定歷史階段下的相對貧困,其弔詭性就在於拜科技之賜而大幅提高的經濟生產率只為少數精英服務,卻無力減少多數人脫離貧困[7]。事情的真相是,世界銀行於1999年的「世界發展報告」中就已預估,到了2015年,每天在生活費不足1美元的生死線上掙扎的人口,將達到19億人以上。對此,佩特拉斯直言,與其說全球化是「未來浪潮」,不如說是「暗流」(undertow)它把勞動人民重新拖回充滿屈辱的過去

 

在拉美左翼運動中具有指標意義的巴西「無地者運動」(發起於198011)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b/b6/MST95642.jpeg

 

全球化:全球資本的內捲化

 

佩特拉斯的主要貢獻是,他採取一個獨特的視角:全球階級鬥爭,來分析「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的週期性本質。首先,「週期性」(或「週期性危機」[cydical crisis])是馬克思用來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概念,是資本主義矛盾激化的產物;為了解決資本主義生產危機而向外擴張-掠奪海外資源與市場,則是列寧「帝國主義論」的核心論題。在佩特拉斯看來,作為(名異實同)的「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全球化,同樣也體現著週期性。資本、貨物和技術的國際流動(international flows of CGT)從來就不是「不可避免」的直線過程,而是在不同歷史時期之間的擴張、受阻、再啟動、再擴張的曲折過程。然而,不同於馬克思「資本論」的經濟分析,佩特拉斯致力於對演進到20世紀之全球化「政治週期」的分析,亦即以「國際無產者∕全球化精英」的鬥爭形式來揭露全球化的本質。

在至今以前的500年間,猶如一種彈力球的伸縮現象,決定全球化之週期波動的有兩個結構,一是推動國際流動的殖民主義征服,二是作為前者之「減速器」並受到保護政策庇蔭的民族工業。儘管1929年「經濟大蕭條」結束了這一拉钜時期,但二戰之後全球化再度復甦,今日我們所說的「全球化浪潮」(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就是1980年代開始的。然而,所有過程即便是曲折和斷裂的,也只是一種擴張和再擴張的過程,只是對勞工剝削的高效率化,對原料提取的高比例化和廉價商品的泛濫化而已。這種可以稱為「資本內捲化」(capital involution)過程[8],只是不斷開拓資本主義的領地和疆域、重覆累積資本家高額利潤而已。「因此,CGT的國際流動正在創造更多的資本主義、更多的工資勞動者以及更多的出口或進口,但從總的角度來看,它沒有能夠克服停滯不前的傾向[9]。一句話,全球化只是生產更多的資本主義!

其次,全球化的動力既不是市場也不是技術,而是工會組織的弱化和工人運動的節節敗退,給了全球化脫韁狂奔的動力和養份,這對於曾經參與巴西「無地者運動」(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 [MST])和阿根廷「失業者運動」(the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佩特拉斯而言,顯得格外真實與貼切。在佩特拉斯看來,全球化自身並不偉大,它真正的動力必須依據全球政治權力的變化軌跡來理解。全球化是依靠工會組織自身的墮落和工人運動一再受挫而順勢崛起的,在此同時,「國家」(包括統治精英和國家政策)則扮演「抑弱扶強」的重要作用,因為「制定全球擴張和競爭的遊戲規則的正是民族國家[10]。伴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國家內捲」也不斷增強,它從一個原先在全球主義和社會福利之間進行協商的仲介力量,變成直接為資本家集團效犬馬之勞的工具。

 

19991129,西雅圖反WTO運動中,一名示威者利用交通號誌表達抗議

http://www.guardian.co.uk/wto/galleryguide/0,,196020,00.html

 

構建「反全球-替代方案」

 

作為幫凶和淫媒,國家的角色必須合併其與全球化誇誇其談的「自由市場」(free market)來看待,佩特拉斯把這種國家與市場的狼狽關係稱為「新國家主義」(the New Statism)。國家為國際投機資金掃除路障,協助金融市場大幅擴張,這就是「自由」的真正涵意!新自由主義將這些稱為「新國際秩序」、「全球治理」、「超國家」等等,實際上,金融全球化只是「全球大賭博」,它既不給實質生產力帶來增值,也不給社會人民帶來實惠,因為「範圍很廣泛的金融賭博大大超過了世界各地上市公司的真正資產」。另一方面,國家是今日社會危機與不公平分配的執行者,它讓跨國公司享受低利貸款、出口補貼、建廠補助、土地贈予、設施開發、研究發展等等,但工資和受薪階級的所得卻越來越少。「國家向跨國公司提供的補助在增長,而工人、退休人員、低薪家庭、傷病者、單親家庭與兒童所得的份額卻不斷減少[11]

    199911WTO西雅圖高峰會議爆發萬人示威活動,到20071020在華盛頓上演的反對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暴力衝突,說明了反全球化運動正不斷升高和激化。然而,反全球化運動在世界各地的力量分佈很不平衡,由於資源有限,只能從事防禦性的鬥爭,加上尚未形成普遍接受的替代方案,所以至今還沒有能推翻全球主義。面對全球主義,依賴議會政治和「非政府組織」是沒有用的,但佩特拉斯相信,「一個以民主的集體主義替代方案為基礎的反全球主義霸權集團正在被構建[12]。新的替代方案必須從「既拒絕自由市場也反對官僚國家主義」的坐標範圍內來思考,這些方案的內容可以從在各地起義的反對團體和本地社群的鬥爭綱領中找到。

 



[1] http://pewglobal.org/reports/display.php?ReportID=252

[2] James Petras,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in Ronald M. Chilcote,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 Boston, M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p. 184.

[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 p. 185

[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 pp. 185-186

[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 p. 193

[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 p. 199

[7] Michel Chossudovsky, Global Poverty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載於:http://www.heise.de/tp/english/special/eco/6099/1.html

[8] 「內捲化」(involution)最簡單的解釋就是「新瓶裝舊酒」。內捲化表面上具有變遷和擴大的效應,但實際上是通過修正來維持舊有的結構,無助於效益或價值的提高。

[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 p. 191

[1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 p. 202

[1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 p. 204

[1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 p. 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