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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欺矇與詐騙
─馬克斯．霍克海默∕啟蒙詐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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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 Horkheimer |
http://faculty.uml.edu/enelson/images/horkheimer1.png
處在瘋人統治、不義橫行的亂世，生活在依賴不可靠的人替我們的時代看相的年代裡，人們若對真理愈加渴望時，就會對真理本身愈感懷疑。法蘭克福學派主要代表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這位德國猶太哲學家堅信，「哲學必須是悲觀主義的」、「真理只能展示批判與否定」[1]，因為啟蒙真理已經蒙塵，理性的信用已經破產。在霍克海默的那個時代，走了一個禍延歐洲的法西斯，又興起了一個「宰制世界」(verwaltete Welt)的─資本主義。在這種夾縫中，「太初有道」─語詞(word)淪為巫術，理性退化成訛詐的工具，文化成為誘拐消費的騙詞。世界失去它本來的面目，從此，哲學家個個變成了憂鬱患者。
啟蒙作為一種「欺矇」
如果在今日依然有人相信運用戰爭可以在另一個國家建立民主制度，那麼霍克海默所說的「新野蠻」並沒有在歷史中消退，而是在21世紀美國「德州石油政客」的代表─小布希身上再度印證；這意味著從希特勒到小布希的「啟蒙暴力」，依然在跳樑作遂。之所以說「再度印證」，是指如果霍克海默關於啟蒙的批判是依據1930-40年代的歐洲現象來論證文化走向其對立面的一般趨勢，那麼這一趨勢在今日不是停歇，而是繼續推進。
然而，什麼是啟蒙(Enlightenment)？何謂「啟蒙精神」(Enlighten
Spirit)或「啟蒙主體」(Enlighten Subject)？什麼又是「大眾欺騙」(Mass
Deception)？一般認為，啟蒙就是十八世紀西歐啟蒙運動以來的科學理性精神。啟蒙精神既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更是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運作法則。在與阿多諾(T. Adorno)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一書中，霍克海默是在更為寬廣的意義上使用啟蒙這一概念：它泛指一種旨在把人類從恐懼、迷信和蒙昧中解放出來，確立科學理性之主宰地位的進步思想，如霍克海默所言：「啟蒙的根本目標就是使人們擺脫恐懼、樹立自主」(sovereignity)[2]。這裏所謂的「自主」，是指一種「主體權利」(主權)，也就是一種被啟蒙了的現代人的自負與權威。而所謂「啟蒙的辯證」有兩個涵意，一是指啟蒙精神的逆轉、倒行、變質與矛盾，它表現在「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遭致的災難之中」[3]，自我變成了異己，理性轉化成瘋狂，人脫離了地獄之後再入地獄。另一個涵意是指對啟蒙的詰問與反思，這是一種從自身的對立面來逼問自身之矛盾性的批判思維，從一種承諾的失敗後果回溯一種本質性的「不可承諾性」。在此意義上，《啟蒙的辯證法》旨在討論那個原本試圖通過理性把人類從神話鐐銬下解放出來的啟蒙精神，如何通過一個獨斷的知識論體系而轉向它自身的對立面，從中探討人在脫離愚昧之後不是進入真正的人性處境，而是沉陷在新的野蠻狀態。綜合來說，霍克海默的目的就是在揭穿啟蒙精神的「欺騙」(deception)和「狡詐」(artifice)，指出啟蒙如何由進步走向衰敗的過程，從教導人類翻轉為欺騙大眾。
理性的兩個危機
通過一種「內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的思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分析了西方社會對自身解放潛能的誤導與摧殘，探討了西方理性主義的危機，並因此得出當代西方社會中人的命運更為灰色的結論。霍克海默看出了啟蒙的內在藋弔詭，那就是啟蒙高舉理性的大旗驅走了神話，但卻使自身成為新的神話，於是(理性)神話變回了啟蒙，這意味著啟蒙與神話之間有著魔咒一般的相似性：啟蒙通過摧毀神話而使自己成為新的神話。
這裏所說的「理性」是指工具的、以主觀意識來理解的理性，一種純粹「分析的理性」或「解釋」(Verstand)，它通過形式邏輯和數學公式，把自然簡化為純粹的客觀性，純粹作為知識分析和控制的對象。分析理性和另一種更為本質的、主客互動(inter-subjective)的「綜合理性」(Vernunft)是不一樣的。霍克海默指出，儘管人類利用理性從神秘思維中解放出來，但人類至今仍然被束縛在神秘主義的網絡之中，這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工具理性與交換原則被有計劃的組織成為一種「量的單一結構」，「數字成了啟蒙精神的准則」，每一種事物都被歸結為另一種事物的抽象等價物，以便為普遍的交換體系服務，也就是質的區別和非同一性被強迫納入量的同一性之中，亦即「通過把不同事物還原為抽象的量的方式使其具有了可比性」[4]，其結果是本真的個體性和自由成了犧牲品，「無個性」成為普遍的社會個性。
工具理性的第二個危機是它自始就和支配自然的思想相聯繫。在工具理性之下，運用科學以控制自然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於是「對客觀的主觀支配」通過科學的具體化達到了「對主觀的客觀支配」，通過對「外部自然」的支配達到了對人的「內在精神」的支配，最後則以對「每個個體」的支配實現了對「社會整體」的支配。儘管當代科學家以進步、效率、幸福來掩飾這種支配，但實際的情況是：進步等於壓抑，效率掩飾剝削，幸福變成妄想！
自由作為一種「詐術」
啟蒙的虛假性可以追溯至希臘時期，這意味著一開始，啟蒙的神話本質早已落在其所欲摧毀的神話之中。霍克海默以荷馬史詩為例，說明啟蒙的本質就是「詐術」。在一篇題為「奧德賽」(Oddsey)的神話故事中，描述奧德賽和一個叫作「波呂斐摩斯」(Polyphemus)獨眼怪獸鬥爭(鬥智)的過程。故事本身說明了「自由」是通過自我否定、壓抑和欺騙而獲得的，人類集體文明的進展總是伴隨著對個體自由的壓抑而形成的。在啟蒙的歷史過程中，文明採取了「佛洛依德式的辯證」：人類的自我肯認採取了自我貶抑的形式。
奧德賽是希臘神話中的英雄，運用「木馬屠城」的詭計使希臘聯軍獲得勝利。他在由特洛伊返鄉的途中，飄流到庫克普羅斯(Cyclopes)附近的一個小島，他帶了12個同伴上岸，在一個山洞裡遇到一隻獨眼怪獸，這個怪獸每次殺害並吞食奧德賽的兩個同伴，並將奧德賽一行人關在一個石洞裏，以巨石堵住洞口，防止奧德賽及其他同伴逃走。而奧德賽則一面假裝獻酒把怪獸灌醉，一面宣稱自己的名字是「無人」(Nobody)。怪獸被灌醉以後，奧德賽和他的同伴以一根燃燒的木棒刺入獨眼怪獸的眼中，獨眼怪獸在巨痛之餘尖聲呼叫庫克普羅斯族人來營救，並高喊：「『無人』(沒有人)刺殺了我，『無人』(沒有人)欺騙了我！」，族人聽到牠說「沒有人刺殺牠」，以為牠發了瘋，便各自散去了。於是，奧德賽就把自己和同伴貼在羊的肚子下面，驅趕著羊群從瞎眼怪獸守候的洞口逃了出去。這個寓言故事，是在說明「欺騙」與「自由」之間的關係。奧德賽通過一種「自我無名化」的偽裝換取了自己的自由，這與人們對於啟蒙的態度如出一轍。
http://philo-analysis.com/HorkheimerDialec.htm
一如啟蒙的欺騙性，「文化工業」[5]是資本主義的止痛藥和精神的麻醉劑。霍克海默把文化工業稱為「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所謂「大眾欺騙」(Mass
Deception)是指以「人為製造的現實」來取代(或忘卻)「真正的現實」，它導致了人們被迫接受「人造現實」而失去(或麻痺)對「真實現實」的反省。文化工業以「大眾滿足」來消解大眾的藝術潛能和個別差異，以大眾消費為名掩飾對大眾的心理操縱，這裡所謂的操縱是指「真實性的取消」和「個性化的抹平」。文化工業宣稱給予大眾知識和啟發，實際上是通過取消知識性的深思來灌輸人云亦云的淺談，通過取消批判的反思來塑造大眾逆來順受、俯首聽命的習慣。
「文化─技術」同一性
「文化工業」是指以計劃生產方式，將文化創作當作「商品」而加以大量複製和大量消費的模式。在文化工業的各個部門裡，文化商品是依照生產計劃和市場利潤，為了提供大眾「平面化消費」而被製造出來的。所謂「計劃生產方式」就是一種標準化的批量生產，在這種「分工∕量產」體制下，是文化商品的計劃生產模式決定了大眾的消費性質，而不是大眾的愛好決定文化的創作。人們吃著由大型食品公司設計的、同樣大小和重量的漢堡，穿戴著由名牌設計師設計出來的、一窩蜂的流行服飾……。文化工業其實又隸屬在社會「經濟－技術」體系之下，文化工業不過是這一巨大體系下的分工部門。但無論作為社會分工的一部分或是文化工業內部的分工，個別部門之間的有很大的相似性。文化工業被緊密的組合在整個「經濟－技術」的運作系統中，並服從於這個運作系統。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現代社會學家普遍認為，隨著科技的高度發展和社會的分化與專業化，當代文化景觀已經遭到科技的嚴重支解，以致形成破碎狀態。實際上，文化並沒有被現代科技所支解，正好相反，當代文化被科技與生產體制所同化。文化生產與技術開發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共生性與同一性，並且表現出對科技的高度順從：
現在，文化商品被貼上同樣的一張郵票被寄出。無論是電影、廣播或
雜誌，它們將生活的每一部分，統一成一種單一系統，即使是「政治
反對中的美學活動」(aesthetic activities of
political opposite)，也對這種
鐵一般的單一體系表現出「激情式的服從」(enthusiastic obedience)。..
....文化工業體系，猷如一座照亮每一個角落的巨大燈塔，映照出無遠
弗屆的生產計劃，伸展出好像脫了韁的娛樂企業。在當代，在黝黑的
舊屋、破落的地產和了無生機的城市廢墟上，新興文化工業也能急速
擴張、一枝獨秀[6]。
這種「文化－技術」同一性，首先表現在城市的建築景觀上。一方面，豪宅與破屋在城市中參差並列，這是貧富差距最具體的視覺佐證，但另一方面人們住在坪數相同的「集體屋」(公寓)裡，蹲在造形相同的馬桶上。城市居住計劃從「衛生住所」的角度，將每一個人設定為獨立的單位(每一個人擁有一定的衛生空間)，使所有人的生活形式一體化，使人們屈從於「資本規劃」的絕對權力。城市居所一體化，方便於使人一方面是生產者，一方面又是消費者，把勞動世界與休閒世界合而為一，這種「小宇宙」與「大宇宙」的同一性，提供了一種呆滯性的認知模式：人們失去了對總體和特殊的差別性認知。
大眾弱智化
當代文化工業的典型代表是電影。霍克海默把電影比喻為一種「過濾器」(filter)，整個世界的圖像是通過這種過濾器而獲得塑造的。電影是「過去經驗的再生產」，電影和人們的舊有經驗越密切，人們對電影產生的錯覺就越大。人們將電影的情節直接等同於生活，甚至認為電影是現實生活的記錄或延伸。其結果是，人們以電影中人為製作的現實來代替社會現實，從而失去一切主觀的想像和創造力。
於是，在文化工業社會裡，真實生活和電影世界沒有什麼區別。由於電影具有攫取觀眾全部想像的能力，觀眾根本無法在電影的架構內作出真正的回應，甚至將電影等同於現實。於是，觀眾越是受到電影所展示的世界、想像、姿態和語言的吸引，就越不能夠、也不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去瞭解這個世界。
娛樂消遣是文化工業的最普遍樣式，然而霍克海默對文化工業的「消遣性」提出了深度的質疑。實際上，消遣娛樂文化不過是晚期資本主義「勞動的延長」而不是快感的享受。娛樂是一種對權力之默從的回音，一種施加在幸福煙霧上的欺騙。娛樂消遣最徹底形式是卡通，然而卡通通過對權威嘻笑打罵式的嘲弄或打擊，轉移了人們對權威的認識，模糊了權威對人的真正壓制。這就像電影中對權威人物的嘲弄，而嘲弄本身不過是人們生活壓抑的避難所。電影中的色情場面也一樣，它以刺激人們的欲望來塑造一種不能兌現的願望。就像愛情悲劇使人們對悲劇的現實感到無力，偶像崇拜使人們深知自己只能是崇拜偶像的普通人一樣，人們在歡笑、激情和感傷之中養成了宿命的思想，在戲虐中被騙取了不只是歡笑所能概括的真正幸福，在無力感之中被消解了不只是感嘆所能描述的醜惡現實：
娛樂意味著同意。然而，這種同意，只有在人們一開始就沒有什麼感
覺、麻木的放棄所有的積極作為、無意義，以社會給出的限制來反思
社會，從而與社會過程的總體性完全隔絕之後才會出現。娛樂意味著
不要思考，以便逃避顯然可見的苦難。娛樂以無能為力為基礎，但它
不是逃避惡劣的現實，而是逃避反抗惡劣現實的思想。娛樂承諾一種
解放的自由，但卻是擺脫自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擺脫醜惡現實的解
放[7]。
2005年劉德華在香港旺角舉行演唱會DVD簽名會，眾多歌迷捧場，場面火爆。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ent/2007-03/29/content_59107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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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仔迷」楊麗娟與劉德華合影 |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ent/2007-03/28/content_5908156.htm
欺騙的快感
最後，文化工業的欺騙性完成於塑造出無個性的順從主義和瘋狂的模仿行為，粉絲俱樂部(Fans
Club)和追星文化就是例證，網路上的「華仔天地」、日本「傑尼斯家族」、「相約F4」、「杰倫中文網」，乃至中國蘭州女歌迷楊麗娟狂追港星劉德華導致家破人亡事件，都是文化工業的傑作。人們認為只要跟隨傑出人物的領導就是幸福，以為整型像某個偶象名星就是時髦，這就是「現代奴性」的表現。文化工業提供「欺騙的快感」，它不僅僅是一種娛樂消遣物品的製作部門，更是一種意識形態。但文化工業不是一種「承諾性的意識形態」(promised ideology)，它不對生活本身作出有意義的解釋。「空洞無物」(The Emptier)是這個意識形態的特徵，但雖然它是空洞無物的，卻是現代社會最強而有力的統治工具。
[1] Max Horkheimer∕Theodor Adorno, 《啟蒙的辯證法：哲學斷片》，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2003，頁233
[2] 《啟蒙的辯證法：哲學斷片》，頁1
[3] 同上
[4] 同上，頁5
[5] 「文化工業」與「大眾文化」(Mass Culture)有著嚴格的區分。霍克海默所批判的「文化工業」，與群眾自發創造的、體現人類自然生活之本性的「民俗文化」、「自然文化」或「民間文化」，是完全不相同的。
[6] Horkheimer &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John Cumming, New York: The Continuum, 1972, p. 120
[7] Horkheimer &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 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