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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安．艾斯勒∕「夥伴關係」與「肉體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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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ane Eis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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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為什麼要相互殘殺和迫害？人類為什麼對自己的同類如此野蠻凶殘？這是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被譽為「現代文藝復興」代表人物，當代最重要的女性主義文化人類學家─對已走了千年歧路的人類文明提出的肺腑忠告，更是對「男性∕好戰」史觀的顛覆與批判。
在遠古時代，人類曾經生活在愛、和平與寬容的世界中，但自從代表愛與和平的「聖杯∕母性」文明淪陷之後，自從以暴力和征戰為代表的「刀箭∕男性」文化占據統治地位以來，人類就開始進入以女性為奴、孺子為畜、同類為敵的黑暗文化，進入了眾暴寡、強淩弱的世界，陷入了自我迷失的千年噩夢之中。實際上，相對於長達幾十萬年的母系文明，今日的男性統治社會不過是文明路上的一小段「彎路」，人類今日面對的是如何重返「正軌」，如何從「統治關係」(domination)走回「夥伴關係」(partnership)的社會組織。重新揭櫫「聖杯文化」，不只是艾斯勒全部著作的關懷主題，建立人類新歷史才是自覺的現代人應該深思和努力的目標。
重新定義文明！
艾斯勒的代表作《聖杯與劍》被譽為是「自達爾文『物種起源論』以來最重要的著作」(人類學家阿什利．蒙塔古[Ashiey Montagu]的評語)。艾斯勒提出了「文化轉化理論」，用以反駁傳統上把歷史視為必然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複雜的單線式進化論。歷來，在達爾文(Darwinian)進化論的支配下，人們總把「進化」等同於「進步」，把文明視為不斷上升和超越的發展歷程，實際上，艾斯勒運用大量的考據文獻證明，文明完全有可能因為各種因素(突發性、災難性，乃至於小規模的干擾因素)而發生中斷和倒退。作為一個女性人類學家，艾斯勒通過大量的古物證據並借助「混沌理論」，說明了是女性創造了人類歷史而不是男性，因為女性文明曾經給人類創造史前的伊甸園與美好的世界；而由「母性平等」到「父性專制」社會的轉變，給人類帶來的並不是進化或進步，正好相反，它帶來的是人類文明的大倒退！
以英國考古學家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等人所挖掘出土的古代文物為依據，艾勒斯指出，從現今出土的關於舊石器時代的雕像、璧畫、洞穴聖殿、葬禮和墓地等遺物來看，在古代歐洲，婦女從人類起源的最早階段就被視為生命的「給予者」而受到最高的敬重和崇拜，「人類的生命從其中誕生的……這個泉源，就是偉大的母親女神和萬物的創造者」[1]。從古代人民試圖瞭解他們所生存之世界的最初意識和各種努力痕跡來看，對於「生命從何而來」？「死亡走向何處」？等等的提問，首先意識到的是生命來自婦女身體這一事實，並對此事實心生神秘與敬畏。
到了新石器時代，人類確立了一種「女神崇拜文化」，艾勒斯指出，這個時期沒有發現把武力、殘忍和暴力加以理想化的雕像，沒有看到任何「高貴的武士」或「英勇的征服者」的象徵，沒有大量的「首領墳墓」，沒有偉大統治者的標記，沒有大量的武器儲藏處，沒有軍事防禦工事。在女神崇拜時期，兩性之間以平等互助的夥伴關係為基礎，他(她)們共同勞動、共用財物。在這一時期，「女性聖杯或生命之源所象徵的大自然的生殖、孕育和創造的力量─而不是破壞的力量─被賦予了最高的價值」[2]，一種對宇宙的敬畏和生命之愛統治著藝術與社會，而不是死亡和對死亡的恐懼：
在新石器時代的藝術中，無論是女神還是她們的後裔，都不曾有我們
知道的與強力─矛、劍或雷電這些靠殺戮和殘害來迫使人們服從的世
俗統治者和(或)神的象徵─相關聯的標誌，甚至除此以外，這個時期
的藝術顯然沒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主人和奴隸這種統治者社會所持
有的形象[3]。
從聖杯到劍的「文明逆轉」
直到大約西元前5000年北方草原遊牧民族大舉入侵歐洲，「女性∕聖杯文化」才開始淪陷。以「水」為象徵的女神崇拜被以「劍」為象徵的男性統治所取代，「含哺而熙，鼓腹而遊」的太平盛世宣告終結，武裝蠻族和馬背屠夫開啟了人類退化停滯、恐懼混亂的黑暗序幕。這些掠搶為食、擄人為奴的民族，主要包括三次入侵的庫爾甘人，以及來自歐亞北部的印歐人，來自南部沙漠的被稱為「上帝選民」的閃米特(希伯萊)人，他們「帶來了他們的男性戰神和其他神祇，……逐漸把他們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強加給他們所征服的國家和民族」[4]。
艾斯勒努力證明，金屬的運用和技術的更新本身，並不是這場「文明大倒退」的因素，關鍵在於使用金屬技術的觀念和目的。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被廣泛使用的銅與金等等金屬，是基於生產和養育、為了裝飾和宗教的目的而被製造的，這些金屬器具是作為生產工具而不是殺人武器而被使用的。艾斯勒依據知名考古學家瑪利亞．吉姆巴塔斯(Marija Gimbutas)的考證，指出當時廣泛使用的銅器如「銅斧」等等，主要是用來砍材伐木的，而不是我們目前認為的戰斧和其所代表的神力象徵。然而，蠻族入侵之後，原先作為生產養育和製作珠寶飾物、小塑像、宗教祭品的金屬，成了好戰遊牧民族用來屠殺、搶劫和虐奴的致命武器。隨後，被視為地中海文明(米諾斯)搖藍的克里特島(Crete)最終走向滅亡，文明進化被迫中斷，古代居民在這個崩潰的世界四處流浪……：
女神和人類一半的女性的一切權力已經為暴力所剝奪，男性神祇和男
人占據了統治地位。正是在這個世界裡，從今以後是劍，而不是聖杯
，才是至高無上的；正是在這個世界裡，我們只能在久已凐滅的神話
和傳說中發現和平與和諧[5]。
夥伴關係─人類的第二次進化
對於今日人類再次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對於重新扭轉統治關係並回返夥伴關係，艾斯勒充滿了樂觀與期待，因為一種要求突破男性主宰的進化論進而轉向夥伴互助的「新進化論」，已經出現了呼聲和端睨。「羅馬俱樂部」提出應該以新的道德來重建一個新的社會指導系統，軍事家提出減少製造一顆導彈可以養活5千名兒童的科學數據，科學家已經指出，人類的發展不是技術決定論，而是人類對自身美好過去的懷想和對未來美好願望的規畫，未來學家提出應該從自由的夥伴關係中形成真正的全球合作精神，宗教家呼籲不應再把「他人」看成「敵人」，政治家也開始呼籲一種合作式的地球資源分享模式，通過建立新的物質文明邏輯而建立新的地球生存方式。
然而，建立這一新世界的可能性，必須是「男性統治」不再是人類唯一的社會組織形式，而是一種將「女性氣質」整合到新的兩性合作關係下才有可能。在艾斯勒看來，只有在我們不再把男人因為其兇暴殘忍而將他英雄化的史詩教導給下一代，不再把女性當成森林中手拿毒蘋果而將她巫毒化的童話傳授給下一代，人類才真正開始從男性血腥歷史的歧路中返回正道，並且攜帶人性全部的優質潛力重新開始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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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性∕身體政治」已成為反對暴力統治、爭取普世自由的新戰場。這可能是人類自由之戰的最後一役，但也可能是一場永遠不會結束的戰爭。馬克思曾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合，如果換成理安．艾斯勒，她會說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合在於人的身體─性關係的構成影響著社會的其他關係。相對於馬克思那句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的名言，艾斯勒會說「人類歷史是一部男人欺負女人的歷史」。人們對身體的看法以及究竟通過使肉體痛苦還是快樂的方式而建立相應的社會組織，已成為當今最主要的政治問題。具體來說，我們對身體(特別是女性的身體)的態度，決定了我們採取什麼樣的社會政治體制。
身體關係(或者簡稱「體際關係」)，不僅涉及權力的定義和實踐，而且還從中內建了符應某種體際關係的社會組織。在一個男性統治社會中，被標榜、被觀看和被推崇的男性身體必然是肌肉突出、穿盔戴甲的「猛男」造型，同樣的，作為男性統治對象的女性，作為服務於男性並成為其私人佔有物的女性身體(無論是視覺觀賞用的或生理實用的)，必然是一副柳腰豐臀、嬌聲嗲氣的「癡女」模樣。
如果馬克思說尚未進入共產主義的歷史還只是人的一部「史前史」，那麼艾勒斯會說，這部歷史是以男人對女人的性污蔑、性暴力和性統治為規律的「反進化史」。通過將人類最渴望和最迫切的親密關係─性關係─予以徹底墮落化(精神上)、淫亂化(道德上)、污穢化(生理上)、摧殘化(肉體上)和奴隸化(政治上)，從中建構痛苦和恐懼的心理結構，藉此建立等級制度與暴力統治，這就是人類的歷史。
在《神聖的歡愛》(Sacred Pleasure)一書中，艾斯勒聚焦於西方「把性快樂視為罪惡」的歷史，「我們的史詩和經典作品歷來是推崇忍受痛苦而不是享受快樂」。這是因為人類至今依然處於「統治關係模式」之下。統治關係模式始於「一半的人淩駕於另一半人之上」；它是由「恐懼和強力所支撐的等級」，並且主要是「靠痛苦或對痛苦的恐懼來維持」。為了維持這種統治模式，歷來所有的統治者「就得斬斷或扭曲男女之間給予或獲得性快樂與愛的天然紐帶」。
在艾斯勒看來，西方哲學、羅馬史詩、聖經(但不包括耶蘇本人的言行)、教會組織等等，就是扭斷人類神聖歡愛的始作甬者和破壞者，「最為熟悉的例子當數將性視為骯髒和邪惡的西方宗教教義」。然而，「性罪惡」不是西方所獨有，在非西方的伊斯蘭基本教派中，甚至把性犯罪定為「死罪」[6]，乃至於今日在非洲和亞洲依然局部保留處女「割禮」儀式。無論是西方宗教把「非性∕禁欲∕救贖」視為道德完整的象徵，還是東方基本教派直接把性和敗德、拘禁、處死聯繫在一起，都證明對人的肉體進行痛苦的統治，是維持一切統治關係最堅定而持久的有效方式。
性教條：政治暴力的鐵律
通過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成果，艾斯勒努力證明，自地球有了生命現象以來，無論低等或高等動物，無論是猩猩還是人類，無不努力尋求並維持與同類之間的親密關係，以獲取個體的生存和進化。在人類起源階段，性是神聖的、歡愉的、美好的。考古學家發現距今3萬年前人類始祖用來祭祀的岩洞，它的外形看起來就像一個三角形的陰部，岩洞本身象徵偉大母親的子宮，岩洞入口(聖門)則象徵女性的生殖器。我們今天所知道關於古代的「聖婚」和「祭春」儀式，說明了人類在遠古時代就已具備了「夥伴關係」的雛形和例證。艾斯勒指出，人們現今對女性身體的污穢思想，與古代的性和女神完全無關，人們今日的性態度完全是從被篡改的史實和男性編寫的經典中學習得來的。在沒有被後人篡改的《舊約．雅歌》中，可以聽到新郎對美麗的舒拉密(Shulamite)─沙侖的玫瑰獻唱：「她兩乳好似一對小鹿，在百合花叢中吃草」；在古代蘇美爾人稱頌生殖女神伊南娜(Inanna)的「伊南娜贊歌」(西元前4000年)中，可以聽到：「來耕種我的陰門吧，我的心上人，耕種我的陰門」[7]。這些唯美、聖潔的「性詩歌」，說明了古代人類的「性」無不與「聖」字相關，「性事」就是「聖事」。只是到了男性統治時代，性作為神聖歡愛的本質，才被徹底的篡改和倒轉。
艾斯勒揭露了歐洲最早的史詩《伊利亞特》虛假的偉大性。特洛伊戰爭起源於爭奪一件「戰利品」：─個名為「布里塞斯」(Briseis)的女孩；希臘主神宙斯本人就是一個粗暴的強姦犯。希臘女神雅典娜從來不關心女性的命運，她甚至判決一位「弒母」的男子無罪開釋。雅典法律中用來稱呼婦女的詞“damma”，本意就是征服和馴服。在雅典制度中，設有專門監管婦女的警察，目的是為了「保護她們的貞潔」[8]，當時還流行把女嬰丟棄在戶外任其凍死的習慣，甚至採取動輒把女犯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酷刑來宣揚服從權威的重要性。
文化中以「關心」(為了女性好)作為虐待女性的藉口(如中國婦女的纏腳和非洲婦女的割禮)，以及宗教中以贖罪、升天、永生為理由而敵視性(尤其是婦女的性)，都是在執行男性統治的律法並為其撐腰。艾斯勒要我們牢記，正是偉大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將性定義為永恆的罪惡，正是這種「性教條」，構成了基督教和羅馬政權建立政治聯盟的基礎。他們依據一種歸屬於虛幻的、彼世的、天國的「神聖性」，通過「生前肉體的痛苦化」來換取「死後的極樂性」。實際上，這種「去性換聖」的交換，從來就不是宗教的本意，而是「政教聯盟」陰謀的編造和篡改。直到今日，羅馬教皇面對數百萬人死於愛滋病的事實，依然主張只能「節欲」不能「節育」。在艾斯勒看來，這種宗教的二重性─以痛苦的此生交換快樂的來世，是最嚴酷的統治鐵律，它不是人類的進化，而是奴化：
教會一邊繼續高喊著耶穌關於和平與愛的教誨，一邊建立宗教裁判所
和十字軍這樣的野蠻的機構。它一邊不停地說我們通過耶穌全都成為
兄弟，一邊縱容丈夫們奴役婦女，縱容男人奴役男人，民族奴役民族
。那些紅衣主教們一邊說人要放棄性的一切快樂，從而獲得解放，擺
脫肉體這一暴君，一邊卻實施著最複雜、最殘酷、最荒謬的統治，蠻
不講理地控制他們的「世俗羊群」中那些男男女女的最親密的性行為
，甚至性念頭。而對人的肉體的這種控制，正是支撐統治關係社會組
織的主要力量[9]。
重申「夥伴關係」
不同於傳統上製造痛苦的神聖性，不同於將肉體污名化和把痛苦制度化的統治關係，艾斯勒提出一種旨在促進而不是阻礙愛與歡樂的夥伴關係，一種旨在頌揚而不是鄙視肉體的神聖性。今天，人們正在進行新的文化革命和意識進化，這種進化將徹底顛覆「優勝劣敗∕男優女劣」的進化論，朝向建立「愛與被愛∕兩性共生」的夥伴時代。
[1] Riane Eisler, 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 Our History, Our Future, 《聖杯與劍》，程志民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1995, 頁3
[2] 《聖杯與劍》，頁59
[3] 《聖杯與劍》，頁24
[4] 《聖杯與劍》，頁61
[5] 《聖杯與劍》，頁79
[6] 本段引句來自Riane
Eisler, Sacred Pleasure: Sex, Myth,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神聖的歡愛》，黃覺、黃隸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4，頁3-5
[7] 《神聖的歡愛》，頁81
[8] 《神聖的歡愛》，頁124
[9] 《神聖的歡愛》，頁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