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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蒂隆：《蘇菲亞的抉擇》
William Sty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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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Styr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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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死亡是一種悲劇，數百人的死亡則是個統計問題
Single death is a tragedy,
a million deaths is a statistic.
－史達林－
《蘇菲亞的抉擇》(Sophie’s Choice, 1979)是一部讀起來令人心碎(heartbreaking)的作品。長期以來它被視為「後－猶太屠殺創傷」(post-Jewish holocaust trauma)或「移民倖存者小說」(Immigrant surviors Fiction)的代表作，是美國南方作家威廉．斯蒂隆(William Styron, 1925－2006)最成功的作品，並且在1982年搬上了銀幕。儘管斯蒂隆並不是猶太人，有人批評他根本不可能理解猶太人的心理世界，更不可能書寫二戰期間這場猶太人專屬的悲劇，但斯蒂隆出身美國南方，他深刻理解美國的蓄奴史，而所謂「種族悲劇」從來就不是任何種族專有的悲劇，它必然是人類悲劇的一部分，因為沒有人會去壟斷或竊取任何種族專屬的悲劇。
蘇菲亞：納粹鐵蹄下的苦命女子
蘇菲(Sophie Zawistowska)是一位美麗的波蘭少婦，在二戰期間為了給生病的母親私藏一塊肉，遭到納粹分子逮捕，被送往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在集中營裏，她失去一對兒女，並遭到各種虐待與蹂躪。戰後，蘇菲移民美國紐約，在一所圖書館館裏認識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猶太青年納山(Nathan Landau)。蘇菲深愛納山，但納山卻多次想殺害她。這對悲情戀人在公寓裏巧遇了從南方來到布魯克林的青年作家斯汀戈(Stingo)，而斯汀戈也對蘇菲亞一往情深，他想帶蘇菲亞回南方的莊園，重新生活。但蘇菲亞在與斯汀戈一夜纏綿之後，隔日就回到納山身邊，兩人一起服藥自殺。
簡單的劇情，經過斯汀戈斷斷續續、殘缺不全的「倒敘式轉述」，一場被壓抑、被深藏的慘痛記憶被一一陳露開來。從敘事學的角度來說，斯汀戈的轉述絕不是簡單的再敘述，而是對一個巨大傷口的再度撕裂，對一個不堪回首的記憶的再次翻攪。這記憶，像一座封存千年古屍的牢窖，像一團包裹著血肉淋淋的屍布，在層層剝離時，發出了人類歷史上最不堪聞嗅的陣陣惡臭。
原來蘇菲亞這一平凡女子經歷了所有平凡人難以忍受的苦難。蘇菲亞原本生活波蘭一個天主教家庭，父親雖然是一名大學教授，但卻是一位反猶太的種族優越論者，有一次，蘇菲亞為父親打字時，驚愕地發現父親竟提出「消滅猶太人」的主張，但她雖憎恨父親，卻沒勇氣去責問父親這種滅絕人性的煽動，正是出自於一種軟弱和茍全，蘇菲亞使自己成為「滅猶計劃」(final
solution)的幫凶，實際上，後來父親也並未因他的「親德」立場而免於被納粹殺害的命運。
德軍占領期間，蘇菲亞一家拒絕參加地下抵抗運動，雖然因此躲過納粹的屠殺，但蘇菲亞為了為病中的母親私藏一隻火腿，在一次圍捕行動中，與一對子女一起被送往集中營。初到集中營時，蘇菲亞就被迫做出一個極為殘酷且極不人道的選擇，一位曾經是虔誠的教徒且一直想成為一名牧師的納粹醫生，在酒精的刺激下，對上帝的存在產生了疑惑，因而產生一股犯罪和背叛的衝動，他強迫蘇菲亞必須在一男一女的孩子中，做出只能留下一名活口的選擇，另一個則必須送進焚屍爐。蘇菲亞在極其痛苦和幾近崩潰之下，將女兒伊娃(Eva)自隊伍中推出，並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愛女被帶往毒氣室……
既是受害者，又是幫凶者，既深受仇恨之火的燒灼，又背負贖罪的羞愧之感，使蘇菲亞受到極度的精神扭曲和傷害。在12個月的集中營裏，為了避免兒子吉恩重蹈女兒的噩運，並希望能獲得探望兒子的機會，蘇菲亞違心假意的勾引納粹牢頭赫斯，她為赫斯擔任翻譯工作，運用她極佳的德語能力為赫斯潛詞造字，以獲取他的歡心，她甚至把父親所寫的反猷手冊交給赫斯，使他相信自己確實是個堅定的反猶份子。當兒童囚禁室傳出感染病時，蘇菲亞擔心兒子的性命，向這位冷血無情牢頭求情，哭倒在他長統軍靴之下，甚至任由他欺凌自己的身體。但這一切的努力都沒有成功。蘇菲亞不僅沒有成功地為地下反抗組織偷取到收音機而導致組織領袖－她的真正情人托澤夫(Józef)－被破獲和殺害，也沒有成功地取信那個納粹牢頭而使自己的兒子免於一死……。
死亡意志：精神麻麻痺症
戰後，蘇菲亞帶著在集中營自殺留下的粉紅色傷疤來到了紐約，認識了富有但患有精神偏執和虐待症的納山。據納山回憶，當時1946年，蘇菲亞參加了布魯克林大學一個英語學習班，由於她拼錯了一名作者的姓名，遭到一名圖書管理員粗暴的對待，她昏過去了，納山見義勇為保護了她，細心照料她，並且幫助她恢復健康。
納山從小被認為是個天才，但10歲時被疹斷出患有妄想型的精神分裂症。當他發病時會對自己所愛的人進行攻擊，為了逃避可怕的精神錯亂，他染上吸毒，這對他產生更嚴重的傷害。表面上，納山努力幫助蘇菲亞重新生活，實際上卻多次想殺害她，目的是想幫助她(也幫助自己)擺脫那永遠無法抹除或淡忘的痛苦記憶，擺脫那根本無法重啟生活的沮喪和絕望。實際上，蘇菲亞和納山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一種同病相憐式的患難情侶，不如說兩人共享著一種「死亡意志」(death will)。這種死亡意志的核心，是一種「精神麻痺症」(psychic-numbness)」，它表現為缺乏重新生活的能力，一種無法在過去創傷與未來希望之間進行建設性隔離的能力。似乎，斯蒂隆對兩人強烈的性愛關係的描寫，旨在表達兩人試圖通過性愛行動，以刺激不斷萎靡和僵化的精神狀態。人們也許難以理解，試圖幫助蘇菲亞跳出火坑的納山，為什麼一次又一次想把蘇菲亞再度推入地獄。實際上，納山的精神分裂正是蘇菲亞創傷記憶的回潮，更是猶太人在「後流亡」(post-exile)時代的現實反照。一如蘇菲亞始終無法擺脫「受難－施難」(受害者－幫凶者)雙重矛盾意識的糾纏，後流亡時代的猶太人也處於創傷過深以致無法重啟生活的掙扎之中。
至於斯汀戈，在小說中分別扮演主述者、轉述者、旁觀者、揭露者和批判者的多重角色。他從原先一個垂涎蘇菲亞姿色的性愛浪漫者，逐漸變成層層剝離並深入蘇菲亞內心世界的見証人。他充滿愛心與包容，是蘇菲亞眼中這個冷酷世界唯一的一股暖流，一座可以躺下取暖的爐火。但斯汀戈發覺蘇菲亞不斷地對他說謊，似乎只有藉由對往事的壓抑和禁絕，才能使蘇菲亞繼續活下去。表面上，「說謊－贖罪－解脫」，是蘇菲亞「後奧斯維辛」(post-Auschwitz)時期的生存形式，但這只是一種死亡意志的反面展示，一種對上帝從未存在的醒悟，一個負罪主體最終無法尋得救贖之路的徹底絕望！
對蘇菲亞而言，斯汀戈的出現代表著希望與重生。但蘇菲亞向斯汀戈吐露了她記憶中最沉重的傷痛：蘇菲亞帶著一對兒女在奧斯威辛的車站，一個喝得醉醺醺的納粹軍官強迫蘇菲亞在二個孩子中作出選擇，選擇一個送到焚屍爐。索菲痛苦地跪在地上懇求：別讓我選擇！我不能選擇！但「不能選擇」、「不要選擇」竟也是最殘酷的選擇，因為在一個已經被上帝所遺棄的人間，選擇是沒有意義的。當蘇菲亞在奧斯維辛火車站上苦苦哀求那位「一心想成為牧師」的納粹醫生保全她一對兒女時，她用德語自信地對他說:「我是一個基督徒，我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但這份虔誠並沒有被上帝所聆聽，只是換來女兒死前的哭嚎與慘叫。
雖然斯汀戈為她準備了一處南方樂園，一個重生之家，但蘇菲亞離開斯汀戈時的最後一句話卻是：我現在只感到對生活和上帝的憎恨！
選擇是人類自由的基本規定，但問題是，人有多少選擇？人有多少自願的選擇？如果個人失去了生命的選擇權，或者說失去對命運的接納、迴避或抵抗之各種可能性的考慮，那麼人還有什麼生存的意義？於是，在一種「意義不存」的境遇下，在一種負罪的重壓之下，死亡就會由一種最不願意的選擇變成了一種必然的選擇，一種被充分自覺和體驗的痛苦選擇。死亡原本應是一種「不可逃避的宿命」，但儘管不可逃避，它總是站在一個被逼近的終點，並對一路走來的人生作出意義的結算。死亡之所以不可怕，來自於它在無可避免前提下被視為對個體全部生命意義的審定，並給予一種類似已足、無憾、不悔的安慰，但如果死亡作為「中站」，作為對生命意義的提前結算，那就意味對生命意義的不予審定。對蘇菲亞來說，死亡既是一種對「審定者－上帝」的回絕和鄙視，也是對生命意義的自我否定。
上帝走了，這是一條貫穿《蘇菲亞的抉擇》的主線。當蘇菲亞在納山悉心照料並恢復健康時，她卻喃喃說道：
我忽然明白－上帝已經離開我、永遠離開我了，我甚至感覺到我能
看見祂走了，像一頭巨大的野獸轉過身去背向我，踐踏著樹林走了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