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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報廢的世界
─齊格蒙特．鮑曼 ∕ 全球廢棄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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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ygmunt Bauman |
http://olivier.roller.free.fr/baumanzygmunt.html
勤奮而多產，以創造性思維和敏銳的觀察力，始終致力於批判和追擊「現代性惡果」的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 1925─
)，在積累了對「現代∕後現代」豐富的研究成果之後，晚年的學術旨趣轉向了對「地球上人類生存方式」的再思考。這一思考不僅宣告人類唯一且最終的棲息地已經瀕臨枯竭，而且悲觀地斷言，人類臨終在即的生存境遇已無法再生或復甦。這一終極悲劇，既不是人類生產能力的崩潰或失業問題的不可克服，也不是國家主權的弱化或地球暖化的危機(儘管這些都是地球悲劇的因素之一)，而是來自於「垃圾∕廢物」問題，來自人類已經無法處理自己生產和消費的「現代化副產品」─廢棄物。這裡所謂的「廢棄物」不只是指生物的、化學的、過時或失效的垃圾，也包括「廢棄的人類」─被宣佈為廢物的人口。地球生存的最終危機在於：人類大量生產了成為廢棄物的人類自身；於是，還沒有被廢棄的人類將被迫以非人道的方式來處理被視為非人類的「廢棄人」(wasted human)。
「廢棄人」的悲慘命運
「地球超載」是當代生態警語中耳熟能詳的字眼，但鮑曼並非取其地理上「不勝負荷」的意義，而是取之用來形容地球上「文化淨土」大量減少所導致的結果。但這裡所謂文化淨土既不是指美如世外桃源的景觀聖地，也不是指遠離文明煙硝的原始部落，而是指地球上可以用來堆積、處理的「廢棄物處理場」的大量消失。一方面，科技的力量使地球上原先許多的荒地成為可耕、可居之地，從而證明全球已充分受到現代化的恩澤與關照，一方面，可用來承受科技廢物的區域已不再充裕和夠用。鮑曼預言，一種新的意義上的地球超載將是「廢棄品堆積點和廢品循環工具的嚴重缺乏」[1]。
把垃圾場形容為「文化淨土」，這是一種弔詭式的辯證批判，這是鮑曼關於文明是建立在廢物和惡臭之上的理論表達。通過一種「廢墟之眼」，世界被現代性虛偽面紗包裹起來的污穢和惡臭被徹底的掀開，現代性「助強抑弱」的本質被徹底的揭露。依據鮑曼的論述，在今日現代主義的神話與魅影之下，人們看到的盡是五光十色、繁華似錦的消費世界。但是正如城市之所以看起來光鮮亮麗是因為城市垃圾被有效地清理到郊外一樣，一個生產掛帥、消費萬歲的現代社會，正是建立在有足夠的垃圾場來容納人類文明的廢棄物。然而，隨著現代化「全勝時代」的來臨，隨著原先未開發、落後地區捲入現代化的洪流之中，原先作為發達國家傾倒廢物的「後院」，已經大量減少。這一方面是因為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徹底破壞了「後院」居民原先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是因為人類不僅繼續生產著已經無法消化的廢棄物，而且還開始大量生產「廢棄人」─一些無法在高速社會中競爭生存的人，以及不被承認、不被接納為「地球公民」的多餘人口。廢棄物可以掩埋、可以銷毀，幸運的話還可以回收和再生，但「廢棄人」可以比照處理嗎？
憂鬱的新人類
藉諸一項關於1970年代以後青年人罹患憂鬱症的比例遠高於他們上一輩的調查，鮑曼把當今被稱為「X世代」(Generation
X)或所謂「新人類」(New Generation)看成是「廢棄人」的典型代表。「在最近12年，患抑鬱症的年輕人數量增加了一倍，幾十萬的年輕人發現他們被排除於教育和財富的增長之外……」。廣泛而無可救藥的失業問題，以及即使就業也必須面臨長期低薪、超時工作、升遷無望、無償解僱……，這一切，確實已足夠讓當前的年輕人抑鬱寡歡了，這是因為「現在的市場更關心的是通過降低勞動成本和資產剝除來增加利潤，而不是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和新的資產」[2]。然而，困擾著當代年輕人的不只是「失業」問題而已，真正的危機的是「過剩」和「多餘」，也就是被現代社會永遠拋棄的無用人口。對於社會有權(錢)者而言，廢棄人的存在是這些有錢人「安全焦慮」的來源，是他們希望清除的負債。對於「X世代」來說，「他們不受歡迎，所受的待遇頂多是被容忍，他們被社會接受方堅決的拋棄」[3]。他們因為趕不上高速行駛的現代化列車而被甩出了社會的軌道，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搭上列車，以致於被拋在遙遠的車尾之後，永遠失去「現代乘客」的身份與地位，並且再也回不到這條社會前進的軌道上。
廢棄物，顧名思義，是指被製造和使用它的主人所丟棄的無用之物，而所謂「廢棄人」，則是指被國家和社會判定為「廢物」之後予以剃除公民身份乃至地球球籍的無用之人。鮑曼說道：「被宣佈為過剩的人表示你已經被當作廢品處理，……就像無法再次利用的空塑膠瓶，一次性注射器，沒人買的商品，或因不合標準或污染而被質量檢查人員從生產線上丟棄的產品」[4]。
被視為廢棄物的新世代，其處境確實令人擔憂，但這似乎是現代性自身無可挽救的惡果，因為現代性的目標：秩序建構與經濟進步，既是美麗的承諾，也是殘酷的剝奪；秩序建構本身就是一套「挑選∕淘汰」的程式，秩序的建立意味著對「不合格」的剃除、對「不適應」的過濾；同樣的，經濟進步意味著對「退步」的排斥和抵制，對沒有消費能力的寄生者進行劣品抽檢和回收下架。在鮑曼看來，在原初的設計上，現代化的社會生產就是一條「人類廢品和廢品人口的生產線」，這是一種對弱勢者之生存權利之公開合法的「剝奪性生產」。鮑曼旨在說明，正如沒有對廢品精挑細選的剃除就不會有精品的掛牌和上市一樣，現代性的最高成就，就是在生產大量財富的同時，也生產著並丟棄著大量的廢物。
世上富人太多！
在作為剝削系統和異化體制的現代社會中，少數的富人是通過多數窮人的存在而獲得自身之定義的。「知識之光呈現的是周圍黑暗的謙恭」[5]。面對「廢棄人」，他們的失敗與落寞，與其歸罪於人性的怠惰，不如應該思考生存機會的不平等分配這一事實，正如思考今日世界性的貧窮，究竟要怪罪窮人的數量太多，還是應該追究富人太過奢侈？一個被廢棄的人，究竟應歸咎於他沒有能夠獲取成功，還是應該檢討「機會」有沒有降臨在他身上？
廢品的產生來自使用者對物品之「不再有用」的判決，廢棄人的產生則來自現代社會「有消費才有主權」之法則的實踐。一個消費社會不會允許或長期忍受沒有消費能力的人取得「現代人」的身份，正如一部列車不會長期搭載「沒有買票」的乘客。鮑曼嚴厲譴責當代政府將弱勢者宣佈為「廢品」而逃避責任，人們今日應該反思，為何追究窮人的懶惰總是多於追究富人的奢華？為何商業記者總是追著富豪團團轉？在今日，全球性廢品的問題來自於富國人口以高掠奪、高耗損的方式濫用著全球2/3以上的資源，而不是落後國家或苦難貧民的品質或天性。我們應該責怪的是：為何世上的富人太多？正是他們製造太多的廢棄物和廢棄人，正是他們把我們生產成廢品而成就他們自身的榮華與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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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人─全球恐懼的劍靶
除了「X世代」，鮑曼還把難民、無家可歸者、尋求避難者、移民和非法移民視為全球廢棄物的代表，儘管在數量上他們並非唯一的廢棄物。在所有全球廢棄物中，「移民」(immigrant) 和「難民」(refugee) 還集中反映了當地政府一種「廢棄政治學」的狡滑策略。廢棄政治學是一種對廢棄物之「政治性歸罪」的再利用，它不是對廢棄物進行再生性、循環性的利用，而是通過重覆強調和指證其「廢棄性」而予以再丟置、再破壞以至徹底廢棄的再利用。換言之，再利用者把廢棄物充當大眾積怨的出氣桶，把廢棄物當成全球恐懼的代罪羔羊，藉以轉移和掩飾再利用者自身的無能與卸責。
鮑曼創設了一個名詞：「全球邊疆地帶」，用以形容對全球廢棄物進行棄置、拘留、限制、看管的空間，以及指控政治倫理的全球性衰退。全球邊疆地帶並不是指地球上的偏遠地帶，也不是指無政府管轄的地區，而是指「全球無法律地區」。所謂「難民」是指逃離災難地區的人民，也就是逃離受到戰爭、族群衝突、疾病或政治迫害而進入另一個安全地區。然而，逃難意味著「喪失國籍」，意味著「被剝奪了得到承認的國家權力的支撐」[6]；成為一個難民意味著他失去了「社會存在所依賴的媒介」，意味著「喪失土地、房屋、村莊、父母、財產、工作和其他一切日常性的標誌」，意味著「除了他們『赤裸的生命』之外一無所有」[7]；實際上，難民進入的「安全之地」並不安全，反而是進入「法律之外」(hors
du momos)，亦即逃離了一切法律保護的狀態。實際上，至今存在的「難民營」就是典型的「全球邊疆地帶」的化身，這並不是說難民營所在之地沒有當地國家或政府，而是對難民而言這個收容國家根本無法歸屬；也不是說難民營不可居住，而是指營內的居民不再具有任何「公民」的身份。鮑曼認為，難民並非沒有身份的定義，而是被剝奪了身份的自我定義，因為難民的身份就是「廢棄物」，一種被消除了差別、個體性和個人特質的集體堆積物。難民所居處的地方，就是「垃圾傾倒場所」，因為他們就是廢棄人口，他們就是「存在於全球邊疆領土上的人類廢棄品」[8]。
新合法性─廢棄政治學
對於在地原住民來說，難民是「身邊的外來者」、「我們中間的陌生人」，他們代表著巨大的未知數、潛在的犯罪份子、秩序的搗蛋鬼和安全的威脅者。他們「帶來遠方戰爭的雜音以及戰爭中被摧毀的家園和被燒焦的村莊的腐臭」[9]。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很容易成為在地原住民渲洩焦慮的靶子。於是，無力抵擋全球化壓力的當代政府，很容易就把也是全球化副產品的難民當成其政治無能的代罪羔羊。實際上，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跨國犯罪，各國政府無不一籌莫展，但是到「移民社區」或難民營尋找「全民公敵」並藉以轉移政治無能，既方便又省事？
不要以為「全球廢棄物」真的惡臭不堪、一無是處，其實不然！對於早已放棄承諾、只在全球富豪面前卑恭屈膝的西方國家來說，這些廢棄物好處多多！將其剩餘價值轉化為國家「新合法性」(new legitimacy)的策略─通過把廢棄物視為不定時炸彈的危險物並對其加強安全管控，進而獲得其他「乾淨公民」的支持與信任─是今日全球恐怖時代下國家合法性之重新取得的必要路徑。
試想，不正是「911」事件鞏固了小布希政權嗎？不正是賓拉登在擊毀紐約世貿大樓的同時，也協助了布希建立他的「德州石油∕反恐專制」王朝嗎？不正是那些陰魂不散的、被小布希天天講、日日唸的恐怖分子，以及一群CIA官僚不斷宣稱「只要一小瓶就可以毀滅全美國」的種種安全恫嚇，就足以嚇死膽小的美國人從而認定小布希至少還有「反恐」作用而給予支持嗎？薩科齊(Nicolas Sarkozy)不就是以主張緊縮移民政策、加強難民控制和打擊非法移民而登上法國總統寶座的嗎？這種「廢棄政治學」，正是通過犧牲和踐踏人類的團結之愛與信任情感，通過把全球廢棄物徹底污名化、棄置化來替一般大眾製造安全焦慮的渲洩口，通過把廢棄物予以監禁、隔離、驅趕、排除而博取一般大眾減輕現有舒適與安全「恐將受害」的被剝奪感，而挽救了一些欺善怕惡的政府，並藉此建立一種「全球廢棄物∕新權力秩序」的等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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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蘇丹的卡薩拉(Kassala)難民營(1)，居民被強迫驅離之後，為了防止難民返回，營地被夷為平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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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文化─享受「有效期限」吧！
鮑曼把「廢棄物」概念與他早期提出的「流動的現代性」結合，指出一種「無事永續、無物完美」的廢棄物文化，已形成當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與信仰─即時行樂、用完即丟。鮑曼試圖證明，「廢棄物」絕不只是一個科技能力的增長和更新問題，也不是環保上如何進行垃圾分類和減量的問題，而是一個時代的整體文化態度。換言之，「廢棄物文化」就是流動的現代性的本體論和世界觀。在討論全球化與現代性時，鮑曼以時間與空間的關係─速度與效率的綜合支配─來審視「流動性」這一概念，如今鮑曼再以「在一個有限的流動空間中，以達成快速廢棄為目的的生產」這一事實，說明當今全球化趨勢下的文化態度。
鮑曼援引約納斯(Hans Jonas)的觀點，由於體認到個體的必死性並懷有對永生─永恆性的懸念和追求，這才使得人生充滿了意義。然而，「永恆性」這一概念在今日已經退色和失寵，一種「普遍的短暫性」占據了上風。普遍的短暫性是指一種「今天不可或缺，明日就成廢棄物」的生活形式；這種生活形式認定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缺少的，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取代的，「萬事萬物自它誕生之日開始，就貼上了死亡即將來臨的標籤，每一樣事物在離開生產線的時候，都被貼上了一張『在此日期前使用』的標籤」[10]。「永恆性」是一個關於時間之永續長存的概念，也是關於存在物之恆在與不滅的描述，而「暫存性」與之相反，它意指時間不多、無物長存。在永恆面前，不存在多餘或廢物，但是在暫存之下，一切都將成為廢物，並且等待報廢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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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蘇丹的卡薩拉(Kassala)難民營(2) |
鮑曼仿照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卷首語，將廢棄物文化視為盤旋在流動性現代社會居民頭上的「剩餘的幽靈」。在全球廢棄物文化的支配下，這個世界將成為一個等待報廢的世界，在「暫存性」取得統治地位的世界中，任何長期規劃的生涯、永續經營的契約、終生如一的承諾，都將變成古板和落伍的標記。作為現代普世價值，廢棄物文化「不再像是歷史學家們和人類學家們所記錄的那種學習和積累的文化，它看上去像是一種脫離、中斷、忘卻的文化」[11]。在這一報廢的世界中，審美情感和信任承諾，都將一一消失。既然世界從無永恆之美可資追求，即時之樂就成為唯一的美感，既然世上並不存在永久信守的承諾，一切協議與約定在它簽署那一刻起就開始等待人們的推翻和背叛。於是，世界的存在與個人的價值只發生在「有效期限內」，也就是從出廠到報廢之間的那段消費空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