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 歷史、後殖民與文學抵抗 ─ 後殖民作家與作品

 

自序

歷史、後殖民與文學抵抗

─後殖民作家與作品

 

在一種「諾貝爾崇拜」的文化氣氛下，國內向來對英美主流文學有一種特殊的偏好，對於第二世界(如東歐文學)以及第三世界文學，往往比較疏離和陌生。有趣的是，由於近15年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逐漸由英美主流文學轉向第三世界非主流文學，享有世界第二聲譽的英國布克獎(Booker Prize)也有同樣趨勢，正是拜諾貝爾的頂上光環，台灣開始關注第三世界文學。實際上，第三世界文學具有更豐富的地域色彩、民族關懷、傳統依戀和文化期待，特別是具有殖民背景的第三世界文學，也就是「後殖民文學」，往往具有更複雜的歷史記憶和創作題材，值得同屬第三世界國家的台灣人民寄予關懷和細心閱讀。

什麼叫「第三世界」？什麼又叫「後殖民文學」(或「第三世界文學」)？傳統上，依據冷戰時期世界政治格局的劃分，「第三世界」是指不隸屬或不歸類於美國(資本主義)與前蘇聯(社會主義)兩大集團之外廣大的中小國家，而就當前文化政治的意義來說，「第三世界」則是指脫離殖民主義控制、先後在一戰和二戰之後獨立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或國家。第三世界文學又可狹稱「後殖民文學」，它是指借用「殖民母語」(主要是英語和法語)，以本民族之歷史、文化和人物為寫作題材，以民族「自我敘事」和對英美帝國文學進行「對抗論述」(counter discourse)的方式，旨在翻轉並奪回本民族之「文化主述權」的一種文學創作模式。換句話說，後殖民文學既是一種具有歷史重組和政治革命意義的「實踐文本」，也是一種帶有「抵抗∕自述」之啟蒙意義的書寫策略，其最終目的在重建第三世界自己的民族文學或國家文學。

艾可．博埃默(Elleke Boehmer)將後殖民文學分成兩種類型，一是曾經遭受殖民統治的人民的文學(literature of once-colonized people)，一種是移民社會的文學(writing of settler society)。前者以民族主義作家(nationalist writers)為主體，例如本書所討論的艾梅．沙塞爾(Aimé Césaire)、沃爾•索因卡(Wole Soyinka)、加布爾．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齊努亞．阿契貝(Chinua Achebe)、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阿蘭達蒂•羅伊(Suzanna, Arundhati Roy)、牙買加•金凱德(Jamaica Kincaid)、彼德‧凱瑞(Peter Carey)、德瑞克‧沃克特(Derek A. Walcott)。後者以「移民作家」為構成，例如本書討論的塞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維迪亞•奈波爾(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瓊．李絲(Jean Rhys)、麥可•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除此之外，還應包括同情殖民地人民或有色弱勢人種的作家，如約翰•麥可•柯慈(John Michael Coetzee)和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但以上三種後殖民作家與作品之間，並非截然分立的，而是相互交匯的。類型的區分只是有助於我們分析在民族想像建構上的不同側重點。博埃默指出，民族主義作家關切的是「從他們不同的歷史、種族和隱喻方式中，重新建構被殖民統治所破壞了的一種文化屬性，這種需求是一種尋根、尋源、尋找原初的神話和祖先、尋找民族的先父先母，一種恢復歷史的需求，一種確立與過去相聯繫的(時間的)延續性(continuities)；而移民作家所關切的是在其與母國關係上建立一種相鄰性(contiguity)，因而是一種空間的延續性。綜合來說，後殖民文學具有兩大特色，它一方面通過歷史記憶的回溯，重現被壓抑的民族性與真實性，一方面透過移民經歷下的混雜和多重視角，乃至於以「國際文學」為期許，重新刻畫和書寫殖民與被殖民的歷史關係。 

記憶與書寫，構成了後殖民文學基本的動力與目標。有「歷史之父」之稱的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C. 484-425 B.C.)即說過，歷史是為了保存人類的功蹟，使之不致於年久失修而被人們遺忘。為了使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值得贊嘆的豐功偉蹟不致失去它的光彩，特別是為了把他們發生糾紛的原因給記下來，這意味著「牢記」與「紀念」是歷史的重任。歷史敘事的主題特別關切的是「主國與異邦」、「主體與他者」、「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差異與分歧。歷史雖然是對過去的記載，但它必然涉及兩個面向，一是對過去的回憶，一是對未來的投射，但兩者都是以前提與結果、形式與內涵的方式依賴於一種歷史敘事的「再記憶」(re-memory)。記憶最直接的敘事形式就是言語，包括神話與傳統，文本與器物，其中神話固然都是杜撰與虛構的，但卻是人類時間序列中現實生活經驗的凝縮與徵相，它以民族集體記憶的方式保存下來。實際上，正如德國哲學家謝林(Friedrich W. J. von Schelling, 1775—1854)所說的，神話是人類最早的歷史。

但是如果依馬克思所說，人類歷史不過是一部階級鬥爭史，所謂歷史意識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意識，那麼西羅多德所說的「人類的豐功偉蹟」究竟是「誰的豐功偉蹟」？如果再參照海頓•懷特(Hayden White)關於一切歷史都是敘事與書寫之產物的觀點，也就是只有在成為敘事的主題時，關於過去的事件與知識才可能是「歷史的」。懷特的「元歷史」(meta-history)理論從結構語言學的角度徹底拆除了歷史與文學的藩籬，指出歷史文本的深層內容是語言學的、詩性的、帶有一切語言構成物的虛構性。這種把歷史看成只是關於文本的書寫與詮釋的觀點，使我們不禁要問，誰是敘事的主體？誰有權決定敘事的主題？馬克思和懷特的觀點讓我們認識到歷史的「書寫權力」問題，也就是誰有權書寫自己和他者？誰又沒有權力書寫自己且只能被書寫或作為他者被書寫？

薩依德(Edward Said)在他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闡明，西方世界自古即建立了一整套「論述生產體系」，藉以生產關於「東方」(the Orient)的知識，並從這一知識體系中衍生出對東方的殖民統治。印度學者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直接了當地指出，所謂「歷史」不過是知識精英和大學體制生產出來的論述。在這種論述生產之下，所謂「歐洲歷史」一直是「所有歷史」，它宣稱統轄了包括印度、中國、阿拉伯、奈及利亞以及諸如此類歷史之至高無上的、理論的主體，於是，所有其他歷史都以「某種特殊的方式」成為我們稱之為歐洲歷史之主導敘事(master narrative)的變種。後殖民文學首先面對的就是這一難題，後殖民文學不僅在邊緣地帶「孤軍奮寫」，更要在主流文學的堡壘中「隻身作戰」；這意味著他者之自我的重建首先是對主導論述的拆解和顛覆，進而通過擺脫被動式的控制性書寫而擺脫被控制的歷史命運。

後殖民女性主義者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更從女性—特別是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為出發點—指出了女性在歷史中「無聲」(silence)和「無影」(nameless)的地位，一種在種族、階級、性別三重壓迫下的「次級他者」地位。史碧娃克的許多著作旨在闡明，第三世界婦女喪失了主體地位而淪為工具性客體，她喪失了自己的聲音和演說的權利，成為在結構語言意義上一種缺席的、無名的、空洞的「能指」(signifier)，這種軟弱無力的能指，總是被挪用和竊占，並以用來指涉、填充、吹漲西方父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主體性。於是，一種抵抗、顛覆和解構西方主導論述，脫離被框限、被消音、被塗抹的敘事暴力，是許多後殖民文學家進行書寫創作的初始動因，這也意味後殖民文學是一場「歷史書寫權」的爭奪，它包括書寫自己和抵抗他人對自己的誤寫。

後殖民文學隸屬於第三世界文學的一支，第三世界文學和英美主流文學有何差異？美國知名批評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曾經指出，在看似個人化和關於私人命運的作品中，第三世界文學總是以一種「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的形式表現出文化抵抗的政治向度。因此，第三世界文學總是具有某種「政治文本」的能量，個人的感知和命運總是從歷史記憶、民族意識、人民文化和社會鬥爭的集體敘事中進行塑造。我認為，第三世界文學和第一世界文學最大的不同在於：第一，第三世界文學總是叩緊殖民歷史並在解殖語境中鋪陳其解放敘事的啟蒙作用，它對集體身份的殷切關注、民族文化的深情眷念、對國家自主的狂熱追求，使第三世界文本民族教育的意義要遠大於美學賞析的意義；第二，就追求一種「第三世界主體性」的策略目標而言，由於歷史的物質基礎還沒有使第三世界形成一個發達資本主義體系和「在場的主體」，因此也就沒有後現代主義的回潮和德里達(J. Derrida)解構主義意義下的「形上的厭惡」，這意味著政治的不安、經濟的匱乏、文化的邊緣、種族心理的脆弱等等，使第三世界文學在重塑其集體自我意識的過程中，格外充滿抗爭的寓意和創作技巧的魅力；第三，第三世界文學多數採取「仿寫∕反寫」的策略，和西方主流文學分庭抗禮，換言之，第三世界文學具有某種「文化抵抗」的作用，在爭奪文化政治的版圖上，具有「無煙炮火」的特殊意義。

儘管存在著「第三世界」這一地理範疇和「第三世界文學」的分類爭議，儘管用「民族寓言」這一非典型概念賦予第三世界文學某種本質屬性，也遭到質疑和批評，因為它忽略了第三世界本身內部巨大而多重的差異，從而有將第三世界「同質化」的危險。但第三世界文學和英美主流文學之間的個性差異和審美距離，特別是存在第三世界文學特有的「反殖∕解殖∕後殖∕脫殖」的文本脈絡，卻是不爭的事實。在此意義下，以一種英美主流的閱讀視角來面對第三世界文學會產生一種「以管窺豹」的不適切性。第三世界文學召喚的是一種「另類讀者」，它更需要一種新的「閱讀視域」(reading vision)，亦即一種從邊緣到中心的「閱界」—跨越文化疆界進行詮釋性閱讀—策略。通過這種將文本閱讀成社會存在的過程，將有助於我們將第三世界文學不僅僅看成一些「作家和作品」，而是更廣泛意義下實踐的社會文本( Social Texts of Praxis)。 

本書選取17名後殖民作家及其作品，並以「後殖民閱讀」的方式對個別作家的作品進行解讀與批評，它是本書作者「後殖民系列」的第三卷本。17名後殖民作家分別來自非洲(包括南非)、加勒比海與南美洲、印度、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等等。儘管17名作家及其作品尚不能全部涵蓋後殖民文學園地的所有作家與作品，例如蓋亞納的文森•哈里斯(Wilson Harris)；紐西蘭(毛利族)的克里•休姆(Keri Hulme)；印度的羅辛頓•米垂斯(Rohinton Mistry)、瑪哈斯維塔•德薇(Mahasweta Devi)和阿妮塔•德賽(Anita Desai)；千里達的沙穆爾•塞爾文(Samuel Selvon)；巴貝多斯的喬治•蘭明(George Lamming)；迦納的阿伊•阿爾馬赫(Ayi Kwei Armah)；奈及利亞的班•奧克利(Ben Okri)和布奇•愛咪契塔(Buchi Emecheta)；埃及的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澳大利亞的湯瑪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墨西哥的山卓•西思納洛斯(Sandra Cisneros)、卡洛斯•富安塔斯(Carlos Fuentes)、歐塔維歐•帕斯(Octavio Paz)；加拿大的瑪格麗特•艾特伍(Margaret Atwood)；美國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愛麗絲•沃克(Alice Walker)等作家。但是從地域和民族屬性來說，本書的17名作家無疑是最具民族風格和代表性的精挑與細選。

感謝擎松出版社張德綱先生的熱情出版，編輯巫任純小姐細心而專業的編排。除此之外，我還要特別感謝《台灣立報》張約翰主任、盧永山先生，以及《破報》總編輯黃孫權先生惠予刊載本書部分文稿，感謝「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部凌爾祥副理、江素瑋組長製作《圓山講堂》播送本書部分單元。感謝中國流亡作家貝嶺的友情支援，感謝自由時報副刊編輯林怡君小姐，也要感謝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吳仁鴻資料與書籍方面的協助，以及所有在本書寫作過程中給我鼓勵關心的友人、同事與讀者。

我將本書獻給我的姊姊燕燕，謝謝她對我的關心，對我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