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後殖民文學的戰士
－恩古吉．提安哥(Ngūgī Wa
Thiong'o)
“在與殘暴的對立中，天真終將失敗”
“Pit
innocence against brutality and innocence will lose”
－提安哥，《移動中心：為文化自由而戰》－
作者/宋國誠
本文發表於《聯合文學》，Jun 2022，pp. 100-102
前言/
雖然很難對一個歷史深思型的作家進行簡單概括，但若以作家自我期許的文學使命而言，以個體生命經驗作為歷史的稜鏡，折射出殖民壓迫與文化自覺之間灰暗鬥爭，我們可以嘗試以「反抗書寫」(writing of resistance)－一種「後殖民寫作」(postcolonial writing)的政治策略，來貫穿現已高齡84歲的肯亞作家恩古吉・提安哥(Ngūgī Wa Thiong'o , 1938－ )一生的創作主線。
提安哥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卻都失之交臂，但提安哥仍然以「終生非洲作家」自許，以贏得「諾貝爾心靈」(Nobel spirit)而自豪。
姓名改寫/
提安哥1938年1月5日出生於英國殖民統治下東非肯亞的卡米里蘇(Kamiriithu)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隸屬肯亞最大的氏族基庫裕族(Gikuyu)。1963年畢業於烏甘達的馬基瑞里大學(University of Markerere)英語系，1964年再赴英國里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深造，現任美國多所知名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年輕時代，他的家人與親友受到英國殖民者的殘酷迫害，被迫放棄母語接受英語教育和基督教，這個年少創傷，使提安哥立志奪回母語的地位，並在後來永遠放棄「帝國主義工具的基督教」。在創作兩部重要的後殖民小說《界河》(The River Between, 1965)和《一粒麥子》(A Grain of Wheat, 1975)之後，提安哥改掉自己帶有殖民象徵的名字Jamesn Ngugi，恢復他基庫裕族的本族姓名，以表達他對族裔認同的回歸。
文明衝突下的殖民創傷/
《界河》以「殖民創傷」(colonial trauma)為主題。殖民的基督教文明宣稱要禁制女性割禮儀式，結果造成「基庫裕村落」以河為界的分裂，一邊相信基督教帶來現代革新，另一邊相信嚴守傳統才能使族群獲得拯救，結果導致一對情侶的愛情悲劇。
《一粒麥子》以「獻身/背叛」來闡釋民族革命的真正價值。小說呈現了革命活動中一邊流血奉獻，另一邊膽怯懦弱的民族弔軌性。提安哥在此籲求一種民族救贖的期待：「民族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不只是擺脫殖民統治，而是學習做自己民族道德的主人。
1972年提安哥出版了第一部評論集《返家：走向民族文化》(Homecoming：Toward a National Culture)，這是提安哥通過文學研究系統地表達他有關種族政治和文學社會學觀點的文集。
1977年的《血的花瓣》(Petals of Blood)，以「後殖民肯亞」為背景，故事環繞肯亞獨立後的政治腐敗。提安哥對獨立後的肯亞強人「鸚鵡學舌」白人的高壓統治，對腦滿腸肥的黑人資產階級勾結白人商人而犧牲農民利益的無恥行徑，提出了強烈的批判。
同年，提安哥以「基庫裕語」寫成的劇本《我想結婚時結婚》(Ngaahika Ndeenda: Ithaako ria ngerekano , 英譯：I Will Marry When
I Want)，得罪了當權者而被捕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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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流亡/異地書寫之路
出獄之後的提安哥走上了流亡之路，創作重點轉向以文化抵抗為宗旨的文學政治批評。其中較為重要的是《教育與民族文化》(Education for a National Culture,1997)，《筆桿之槍：抵抗新殖民時期肯亞的鎮壓》(Barrel of a Pen : Resistance to Repression in Neo-Colonial Kenya, 1983)、《政治中的作家》(Writers in Politics, 1981)、《心靈解殖：非洲文學語言中的政治》(Decolonizing the Mind：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1986)、《書寫對抗新殖民主義》(Writing Against Neocolonialism, 1986)、《移動中心：為文化自由而戰》(Moving the Center :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 1993)、《筆尖，槍口下的威脅與夢想：後殖民非洲的文學與權力表現》(Penpoints, Gunpoints and Dreams: The Performance on Literature and Power in Post-Colonial Africa, 1998)，《與魔鬼搏鬥：監獄回憶錄》(Wrestling with the Devil: A Prison Memoir, 2016)。
在此期間還包括幾部用基庫裕語寫成的小說Caitaani Mutharraba-ini, (英譯為《十字架上的惡魔》[Devil on
the Cross], 1980)、Matigarima ma Njiruungi, (英譯為《馬提加里》[Matigari],
1989)。這些專論性評論和訪談記錄，特別是關於「語言與書寫」在後殖民文學中的關鍵問題，已成為後殖民理論的重要資產，也使提安哥成為後殖民文學的世界級大師。
反對黑性歧視/
提安哥始終質疑用殖民語言書寫的文學傳統，堅持捍衛母語作為對抗「語言帝國主義」的武器，儘管他是以英語寫作與技巧獲得西方世界的重視。在提安哥看來，以英語進行的殖民書寫，本身就帶有濃厚和普遍的「黑性歧視」，例如black, sambo, Nigro等等都帶有負面指涉，而在所有涉及與「黑」有關的字眼，如black market(黑市)、black sheet(害群之馬)、black list(黑名單)、blackguard(惡棍)、blackmail(恐嚇)等等，都帶有價值貶抑的取向。英語，不僅是帝國權力的工具，更是殖民地人民靈魂的牢籠。
對提安哥的批評/
然而，提安哥的「母語寫作」也受到不少批評。反對英語並主張回歸一種純淨無瑕的本土語言，和自稱唯一高等的英語一樣，都是站在一種「語言本質主義」的立場。許多非洲作家如阿契貝(Chinua Achebe)與索因卡(Wole Soyinka)，都認為後殖民文學中特有的抵抗魅力就在於通過操弄、反諷、逆寫殖民語言而達到「解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效果。因此，後殖民作家應該具有「雙語寫作」的能力，因為挪用殖民語言本身就是一種「寫作權力的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writing power)。通過作家運用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和方言音譯(vernacular transcription)等等策略，奪回帝國論述原先劃定中心與邊緣疆界的權力，重新協商並重新定義文化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