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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失去的崇高
─泰瑞．伊格頓∕悲劇系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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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 Eagle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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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今日這個「主義爆炸」的年代：古典的∕現代的∕後現代的∕；左派的∕中派的∕右派的；結構的∕後結構的……，但各種主義並沒有使人類變得更聰明，人們還是在誤解中生存。儘管今天人們因為知識的武裝而感到自豪，因為繁華的消費而感到愜意，因為科技的憑恃而洋洋得意；然而堅強與脆弱只是一牆之隔，好死與歹活沒有太大的區別。知識不等於幸福，消費不等於滿足，科技暗藏著危機，我們更多時刻總是處在令人悲傷(pathetic)的範疇裡，從古至今都是如此。但這一切都與「悲劇」無關。把悲傷、痛苦、絕望等同於悲劇是對悲劇的最大誤解，而這種誤解至今依然沒有獲得澄清。
悲劇：崇高性的喪失
在《甜蜜的暴力：悲劇的觀念》(Sweet Violence: The
Idea of the Tragic)一書中，伊格頓試圖縱橫古今、穿梭歷史，遍查「悲劇」的起源和本質，並蒐尋當代對悲劇的解釋與定義。然而，為悲劇尋找一個普遍性的定義或概說，顯然是徒勞無功的。因為「悲劇並非僅僅與結局不幸的事物有關」[1]，因為古典的、希臘式的悲劇觀念在當代已經沉淪和變質，它已變成日常用語、尋常百姓的通俗比喻。人們今天習慣於將悲傷、憐憫、痛苦、淒慘、不幸、憂鬱、沮喪、絕望……等等日常經驗，以「悲劇的」(tragic)加以概括。似乎一個來自英雄偉人或高尚貴族之苦厄命運和生存困境的精神形式－崇高性，已經遠離了悲劇這一「希臘式理念」的傳統與歷史，悲劇甚至成為今天人們「見怪不怪、能忍則忍」的規律性事件。
人們今天已經難以辨認，究竟納粹大屠殺還是地球暖化，誰才是真正的悲劇？希臘三大悲劇人物－普羅米修斯、伊底帕斯、美迪亞－已經離我們很遙遠，人們已經無法理解「盜火」、「弒父」、「復仇」在當代還有哪些意義？但對伊格頓而言，悲劇「不再是什麼」並不重要，在告別「崇高性」(sublime)之後，重要的是既能挽回今日僅供憑伄的悲劇觀念，又能免於人們處於日常恐懼而淪為「憂傷的現代人」。換言之，當代悲劇對凡人與庸俗的妥協以及充當日常經驗的遺憾形式，催促著挽回悲劇精神的重要性。
通過對悲劇這一範疇在歷史中不同待遇的考察，特別是幾乎找不到一個關於悲劇的通行定義之下，悲劇本身表現出它自己的悲劇性，那就是「悲劇的經驗化」。這裡所謂的經驗化是指悲劇不斷地被簡約化，被歸結於非哲學、非歷史的、意外性的某些瑣瑣碎碎的悲傷事件－一場校園槍擊事件或重大的足球暴力或車禍；另一方面，悲劇被劃歸於基於不同目的而予以片面運用的「意識形態話語」：在左派看來，悲劇是一種娘娘腔的失望情緒，它不利於革命的動員與造勢；在右派看來，悲劇意味一種必然的宿命論，因此承認現實、安於現狀就是對悲劇的最佳超越，於是悲劇在今日變成兩面不討好：「某些保守的批評家因此認定悲劇已經不再可能，而某些激進者則斷定悲劇不再是人們希望看到的」[2]。然而，悲劇觀念的莫衷一是，乃至悲劇理論在今日的蒙難狀態，恰巧證明悲劇觀念並沒有消失，也從未隱沒或退潮，它等待再一次的啟蒙與復興。對悲劇的遺忘意味著悲劇將重新誕生。
辯證的悲劇觀
在伊格頓眼中，黑格爾是一位偉大的悲劇哲學家，他把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看成一部目的論的悲劇哲學，把黑格爾的辯證法視為結構上的悲劇主義，同時更把黑格爾看成一個全然洞悉了現代性悲劇的預言家。黑格爾哲學是一部關於人類存在之偉大的反諷劇，因為作為「理性之進化」的人類歷史是通過彎道與歧路、通過「否定之路」、通過與反面(死亡)的鬥爭而獲取正面(理性)這一悲劇性結構而展示出來的。「只有通過自我分裂的否定之路(via negative)，只有讓自我全心全意的屈從於其反面，靈魂才能最終取勝」[3]。在黑格爾看來，悲劇作為一種英雄質素，正是來自於「特殊性向普遍性的犧牲」，在此意義上，悲劇意味著主體面向他者(異化)的堅決鬥爭並朝向與理性合而為一進而超越個體之片面性的精神歷練，這是一種即使面臨個體的全盤毀滅也依然仰望理性之光和整體之美的超凡力量。於是，在黑格爾哲學以及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對黑格爾「犧牲的辯證法」的闡釋，悲劇被歸結為一種英雄氣概，一種以個人之死換回理性之生、以個人微弱之軀頂住理性大廈於不墜的力量。
現代社會的「悲劇人」
伊格頓把叔本華視為歷史上「最沮喪的哲學家」，因為叔本華把生命直接等同於苦難，把人生看成與痛苦相依為命的過程，他甚至認為人類沒有出生總比出生要更好。叔本華的悲劇觀是一種對絕望的洞察力，一種把生命看成「苦難既無可避免、死亡亦不可挽回」的睿智與超脫。但是叔本華反對把悲劇視為一種「犧牲」，他的智慧型的悲劇觀不是從個人生老病死、悲歡離合的意義上來闡釋的，而是把悲劇視為生命苦難的一種替代形式與透視能力，它既是一種對人類「生前－未出生」狀態的想像回歸，對現存世界的徹底輕蔑，也是對另一種存在世界的積極嚮往：
要獲得這種洞悉實在界的能力，就是要學會如何拋棄這個殘渣碎片般
的世界，放棄要活在一個涅磐般自我犧牲瞬間的願望，將自己的面孔
輕蔑地從歷史的停屍間房轉向一種截然不同的存在，一種我們仍然無
法想像的存在[4]。
對尼采而言，悲劇則被表現為酒神式的狂歡，一種異教徒的反叛以及對理性的深沉蔑視。如果存在可以分為實在與想像兩個領域，那麼尼采式的悲劇就是通過想像來掩飾荒謬而混亂的實在世界，並從中產生生命的幻覺。這裡所謂的「生命幻覺」是指一種歷史觀，一種同時把以文明和進化為化粧的人類歷史視為對野蠻與激情的壓迫史；悲劇因此意味著邊緣的反抗，一種對文明之虛偽性採取表面瘋顛、內心清醒的抵抗。伊格頓把這種抵抗稱為「救贖的幻覺」，它表現為在實在界一種對生存恐懼的永久忍受形式：「悲劇既是這種救贖幻想的發祥地，又是對它所偽裝的神聖恐怖的破壞性啟示」。在此意義下，尼采的「超人」就是一種「悲劇人」(Tragic Man)，這是一種「冒險凝視實在界深淵的人」，他們「在深淵邊緣跳舞而沒有變成石頭」，他們「把學者們高雅地稱之為歷史的東西解讀成一種關於流血、辛勞和恐怖的骯髒的譜系學」[5]。於是，悲劇就意味著在生成與毀滅的永恆輪回中通過對痛苦的超越而獲取平靜與快樂。
伊格頓提出了「悲劇人」的概念以區別希臘傳統上的「悲劇英雄」(Heroes)。如果悲劇英雄是指國家、民族與歷史苦難的犧牲者和承擔者，那麼「悲劇人」就是現代社會的畸零人和拓荒者。這是「布萊希特－本雅明」所代表的現代悲劇精神，它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筆下的「齊瓦哥醫生」，以及布萊希特筆下那些城市邊緣的夜遊者。在這裡，悲劇演變成一種精神的生活形式，這是一種對現代性殘酷與罪惡的逃避：在宇宙無盡的黑暗中稟持一根照亮自己的蠟蠋，藉由對世界的全盤棄絕來把握自我的淨化。
悲劇英雄：精神的貴族
儘管伊格頓並不贊成悲劇已經死亡的觀點，但他不得不承認悲劇觀念已經平凡化，並向世俗社會和大眾民主低頭獻媚。悲劇歷史一如人類歷史，是一部以「進化」之名而走向通俗與平庸的過程。傳統上，那種敢於承擔人類苦難、懷抱救贖與犧牲精神的悲劇英雄與史詩，已經降格為市街小巷遊手好閒的流浪者、鄉間田野趕羊餵馬的莊稼漢、黑暗角落掙扎求生者隨興哼唱的悲歌小調。今天，在這個核子威嚇、物欲橫流的時代，你我都是英雄，因為你我都在體驗民主的、平等的、無人例外的人類悲劇！
在希臘時期，儘管「愛智者」對悲劇的看法很不相同，各種史詩作品對悲劇英雄的評價也存有分歧，但他們拒絕把悲劇等同於小情小義，拒絕把英雄人物降格為鄙夫粗漢，則是有志一同。文史家克魯克(Dorothea Krook)在《悲劇的要素》(Elements of Tragedy)一書中把悲劇英雄定義為「贖罪者」，一種面對人類苦難且奮戰不懈的英勇鬥士。體現在英雄身上的悲劇性，「重申了道德秩序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及人類精神的尊嚴」[6]。換言之，悲劇英雄既不屬於家庭也不屬於社會，而是屬於人類共同的命運。英雄的存在來自神秘命運所託付的高貴使命，他濾清苦難、解除迷思，他付出自己的一切換取人類對生存境況的理解與信心。
歷史上第一個探討悲劇的亞里士多德反對把悲劇視為個人的崩潰或失敗，反對把英雄人格歸結為一種個人的氣質或品格。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悲劇英雄雖然未必都是「完人」，但卻是精神的貴族，他們終生信守美德與善行這一普遍原則。雖然「德性」並不能保證幸福的來臨，悲劇人物總是令人同情，但體現人類崇高美德的「英雄性」要遠勝於個人修養與紀律，因為我們不可能對悲苦一生或窮困潦倒的惡徒付出同情或憐憫。
在希臘觀點下，普通雜物、日常語言、平凡鎖事，即使是生離死別、命運多舛，也輪不到「悲劇」對它們的青睞。一個打鐵匠的不幸遭遇，一個牧羊人的勞苦人生，既與大時代、大潮流無關，也發揮不了精神淨化與人性醒覺的作用。悲劇屬於貴族生活，屬於特權階級，屬於深宮內院中有權有勢的人。眾神受到屈辱才能顯示偉大，高處隕落才能發生巨大的響聲，低頭行走不會體驗穹蒼的俊美，一如鳥盡蟲死不如飛鷹墜亡的壯烈。黑格爾堅持悲劇性不可能由流浪者和遊民所創造，D. H. 勞倫斯認為「悲劇乃是精神貴族的儲存所」；悲劇英雄不會輕易流淚，因為他們漠視微不足道的社會常規，卻堅持攀爬道德巨塔或高峰，「他們是英勇的精英分子，忠實於更大的生命道德，而不是某種可鄙的偏狹規範」[7]。
盧卡奇(Georg Lukacs)將悲劇的本質定義為孤獨，悲劇英雄是一群被放逐在孤獨山峰上的人。一個每天為孩子洗澡或勤作火腿三明治的人，不會做出偉大的事業。悲劇英雄總是溫文爾雅，他不能像魯迅所說的「破帽遮掩過鬧市」。斯泰納(George Steiner)認為悲劇屬於公共領域，但悲劇英雄又必須具備離群索居的性格，他不能是民主辯論師，更不能是金錢的贏利者：
偉人的命運被認為比地位卑微者的私事更能對公眾或歷史產生影響。
高雅∕低俗之區分因此也是一種公開∕私下之區分：傑出人物在象徵
意義上代表一種更為一般的狀況，因此與那些更加狹隘、出生不那麼
顯貴、比他們更低下者相比，更能催生一種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悲劇
[8]。
革命的悲劇意識
然而，伊格頓雖然贊同不應把日常傷感或瑣碎悲情歸結於悲劇，但也質疑「小人物不能體現大真理」這一簡單的論斷。伊格頓提出沒有正式命名的「馬克思主義悲劇觀」，這是一種既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小溫情主義―把悲劇降格為民主悲劇觀－通過平等主義與個人主義，把每一個人都變成「可能的悲劇人物」，同時又試圖重建無產階級悲劇意識的觀點。伊格頓高度贊賞法國作家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特別是描寫工人現實生活的劇本《萌芽》(Germinal,
1885)等等。儘管小人物的困境都不是來自普遍的命運而是特定歷史階段的勞資鬥爭，但左拉把社會底層人物―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悲慘景況一一展示於舞臺之上，塑造了一種批判的、顛覆的悲劇意識。
無產階級悲劇意識是一種展現「歷史失敗」並把悲劇推論為關於未來希望的政治想像，並從中萌生社會反抗意識和對新秩序的渴望。在伊格頓看來，「普通的經驗也許摻雜大量的錯覺，但卻仍然能表達真理。悲劇的精英主義者所忽視的就是這個，對他們來說，只有那些傲慢地居於大眾之上的人，才能看穿虛假意識的面紗，勇敢地凝視深淵」[9]。在拒絕失敗與承認宿命之間，有著天壤之別，無產者悲劇與布爾喬亞感傷主義不應魚目混珠。革命的悲劇意識不是關於精神虐待―本能與死亡趨力之間的心理掙扎，也不是那種為了五斗米而折腰的自我貶抑，更不是氾濫成災的人道主義淚水，而是對人類存在條件的控訴，並將強加於自身的苦難轉化為改變現存條件的革命力量。
現代人：天生的悲劇英雄
隨著現代性的來臨，「悲劇主人公逐漸從封建貴族降格為推銷員」[10]，啟蒙思想把身居高位的英雄拉到泥濘不堪的地面，英雄史詩讓位於平民小說，就像阿多諾(T. Adorno)所說，高貴成了庸俗的祭品。伊格頓把它稱為「悲劇的民主化」。這裡所謂的「民主化」是指高低、貴賤之分已不再清晰可辯，特別是在達爾文進化論的支配下，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切的生命來自「低級」，現存的一切被決定於未來，而這種進化的準則不過是藉諸某種「不知其所以然」的突變－用現代的語言稱之「基因轉化」(transformation of
gene)－而實現的。我們無法確認從軟體動物到今日的四腳人類的演化中，究竟哪些東西是高貴的，哪些東西又是低賤的？進化論意味著「生命的尊嚴在別處」，因為誰能確知今日微小的東西，明日不會是龐然巨物？遠古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恐龍，難道不早已化為灰石？
在幾篇長篇的章節中，伊格頓考察了「悲劇向現代世界轉化」的歷史軌跡，這是一個從崇高的貴族主義向自由的平民主義過渡的歷程。崇高的失去來自於民主意識對貴族政體的解構，英雄史詩下降為凡人敘事，悲劇成為私人消費的日常用品。人們不再相信普遍的命運，而是關注個人的運氣。現代性悲劇意味著世間堆滿了長相一樣的可憐蟲，到處推擠著心存不滿的受害者，儘管人人都是自由人。現代人早已失去了參與悲劇的資格。借用安東尼奧尼(M. Antonioni)的口吻，在今日核子威嚇的瞬間死亡和氣候異常的慢性自殺之下，哪裏還有人願意充當悲劇英雄？又有誰不是天生的悲劇英雄？
斯芬克斯的困惑
在這冷硬如冰的世界裡，如何找到一個自我取暖的意義？「燃冰取暖」能夠獲得什麼？人類走過從鑽木取火到太空奔月的漫長歲月，那個千年以前的伊底帕斯(Oedipus)，處於神獸之間的困惑者，當他回答了斯芬克斯(sphinx)的謎底―人！－之後，卻依然終生無法認識自己！如果世間真有悲劇，那就是：當你真正認清了自己，你就會刺瞎自己的雙眼！
[1] Terry Eagleton, Sweet
Violence: The Idea of the Tragic, Oxford: Blackwell, 2002, p. 57；方傑、方宸譯，《甜蜜的暴力－悲劇的觀念》，南京：南京大學，2007，頁62
[2] Sweet Violence, p. 21；《甜蜜的暴力》，頁21
[3] Sweet Violence, p. 41；《甜蜜的暴力》，頁46
[4] Sweet Violence, p .70；《甜蜜的暴力》，頁75
[5] Sweet Violence, p. 53；《甜蜜的暴力》，頁58
[6] Sweet Violence, p. 76；《甜蜜的暴力》，頁84
[7] Sweet Violence, p. 89; 《甜蜜的暴力》，頁90
[8] Sweet Violence, p. 85; 《甜蜜的暴力》，頁93
[9] Sweet Violence, p. 100-101; 《甜蜜的暴力》，頁107
[10] Sweet Violence, p. 96；《甜蜜的暴力》，頁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