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世界只是存在，沒有意義 ─ 西蒙．克勞德的「新小說」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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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只是存在，沒有意義

─西蒙．克勞德的「新小說」之路

 

Claude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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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法創造歷史，正如看不見草的生長

－克勞德．西蒙－

 

198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新小說」(Nouveau Roman)健將之一的克勞德．西蒙(Claude Simon)於2005年7月6日病逝於巴黎，享年91歲。法國總理多明尼克．德．維勒班(Dominique de Villepin)在西蒙逝世當日盛贊西蒙是「普魯斯特的繼承人，是書寫內心和集體回憶的大小說家之一」，並稱許西蒙的小說「勾畫出了上個世紀富有個性的、動人的幻想，一個深受戰爭和歷史暴行影響的人的幻想」。克勞德．西蒙1913年10月出生於法屬殖民地馬達加斯加的首都塔那那利佛(Tananarive)，父親是一名法國騎兵軍官，不幸戰死於一次大戰，年幼的西蒙隨母親遷居法國南部的佩皮尼昂(Perpignan)，母親因喪夫之痛，終生身穿喪服且未曾改嫁。西蒙曾在巴黎及英國牛津及劍橋求學，1936年參加西班牙反佛朗哥內戰，二戰期間參加反德作戰，在1940年梅西(Meuse)的一場戰役中遭德軍俘虜入獄，但逃出集中營之後再度加入地下反抗軍。戰後西蒙開始發表小說，並到蘇聯、歐洲、印度、中東各地旅行，歸來後隱居鄉間，專事寫作。這位看起來一副農夫模樣的作家，60年來一直住在比利牛斯山區(Pyrenees)，經營自己的葡萄園，深居簡出，很少露面。西蒙的一生分別由戰場和農莊所分割，戰爭的瘋狂與山居的寧靜，這種對比強烈、刻心入骨的生命韻律，刻畫出西蒙一生深邃而豐富的文學創作。

 

新小說：嘲諷與創新的鬥爭

 

「新小說」原名「反小說」，雖是沙特在1948年給法國女作家薩洛特(Nathalie Sarraute)的《無名的畫像》(Portrait d’un inconnu)所寫的序言中首次提出，但新小說的特殊風格在18世紀英國作家史坦恩(Laurence Sterne)的作品中就已初現端倪，本意是「反傳統的小說」。「新小說」一詞實際上是當時法國文評家對一批聚集在「子夜出版社」(Les Editions de Minuit)，專門寫一些不知所云、沒頭沒腦的作品，因而給予這些怪異作家一個算是文雅的蔑稱。文評家還稱這些「新的作家」為「子夜派」─諷刺像夜貓子一樣在半夜夢遊囈語。但是午夜出版社採取「巨浪拍岸」式的大量出版策略來對抗傳統文評家的排斥，所以新小說又叫「新浪潮」，而對於堅決拒絕繼續採取傳統小說那種人物、情節、時空「線型/單向」敘事方法的新小說家們來說，他們又自稱「拒絕派」。實際上，當時人們對「新小說」的誤解遠大於對它的理解，因為「新小說」在某種意義上似乎不斷要求讀者必須具備繪畫、詩人、視覺藝術和文學批評家的能力，才能一窺這些作品的底韻。但無論是什麼名稱，新小說強烈質疑自巴爾扎克(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以來法國的現實主義傳統，致力於創作一種不拘泥於人物塑造、故事情節、規範語言並旨在反映客觀物象、世界之荒誕性、虛無性以及人類內心世界的新風格。

1945年西蒙發表處女作《騙子》(Le Tricheur/ The Cheat)，可惜乏人問津，文評家也以冷眼待之。然而從1947年的《鋼絲繩》(La Corde Raide/The Tightrope 1947)開始，西蒙開始進行大膽的探索，除了仍然運用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內在獨白」的敘事手法以外，他還運用塞尚的印象派風格，一種把靜物動態化、心理跳躍化的藝術理念，試圖借助如印象派、立體派的力量將小說敘事從傳統的軀殼托出，賦予小說新的發展空間和延展的生命。

西蒙嘗試用繪畫的方式來寫作，運用一種「同時性」概念和「流動/湧現」的手法，將人的記憶、想像、錯覺與夢境等等，擠壓並匯入景觀式的敘事中。在《春天的祭禮》(Le Sacre du printemps/The Anointment of Spring, 1954)和《風》這些具實驗性質的小說中，西蒙進一步運用巴羅克式(barroco[源自葡萄牙語，一種拼貼畫，延伸為意指不諧調、不合理])─一種圖像與意義之間的鴻溝、敘事與人物的不對稱─的敘述方式，把過去和現在進行時空的交織或替換，將現實經驗和碎裂化的記憶影象予以拼貼或重組。《春天的祭禮》雖然以兩代人之間的仇恨為框架，但故事情節與歷史環境完全失聯，生活現實與記憶流轉完全脫勾，西蒙試圖在一個破碎的時間迴流中，重新黏貼一幅「時間之外」的新世界。在《風》中，西蒙開始塑造一種無心無肝式的局外人物，透過一個繼承遺產、無所事事的外省青年，表達了西蒙對世界之荒誕性的末世嘲諷。1962年的《大酒店》(La Palace/The Palace)是西蒙「繪畫文學」一次成功的嘗試，小說中只有寥寥幾個面目模糊的人物，既無前後連貫的情節，也無脈絡清晰的劇本，小說從整體來看是模糊飄忽的，但從枝節片斷來看又是有聲有色的。顯然，西蒙並不是沿用傳統小說以文字堆積和修辭裝飾來「講述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而是藉由激發視覺張力和記憶動能的方式來「感受一個故事的悲歡離合」。

 

生命是一處製造死屍的劇場

 

在1958年的《草》(L'Herbe/The Grass)這部小說中，西蒙開始運用「時空迷宮」和「視覺跳躍」等等印象式手法，來表達人在時空中的生命變化和史實更迭。小說主角易絲(Louise)觀看一張公婆年輕時的結婚照片，在想像中通過對人的皮膚、容貌和特徵的細膩描寫，進而展開一場又一場的視覺意象的時空之旅。西蒙以電影蒙太奇式的超現實效果，在詼諧中隱約流露出「紅顏白髮不過眨眼一般瞬間交替」的無奈，也流露出人類無不籲求在時間之流中「永保青春不老」的浪漫欲望。小說中，諸如照片中的攝影師「跳出」照片來到現場拍攝，觀看者「滑入」照片中的人物世界；身穿軍服、留有八字鬍的軍官從匆忙掩埋的屍堆裡栩栩如生的「走出」，然而他們不過是四十年前照片中一些後來註定要死的人物，而這種「從人生的盡頭回眸生前、從空間的界外透析世界」的意象描述法，似乎更能看到滑稽中帶著感傷的生命樣態，看到了生命不過是一處製造死屍的劇場。

時間組合和空間疊印，是西蒙最具創作魅力的表現方法，在文字上，任意切割的標點，雜亂無章的符號，沒有大小寫的文字拼湊，往往使讀者有一種想重新排版組合之後再重新閱讀的衝動。時間對人生絕對性的支配力量，一直貫穿著西蒙的主題，而空間的疊變則表現為人處於時間的折磨中一種愚弄和反抗的矛盾歷程。西蒙堅持，人從意識中再現、組合而成的現實，要比從外部複製、灌輸進入大腦的現實，要更為真實而可靠，基於此一理念，西蒙堅決排斥傳統小說試圖用淺顯易懂的文字來掌握複雜現實的幼稚作法，否定那種認為簡單直觀與合理推論就可以盡收世界本質於眼底的文學神話。

在西蒙這些嘗試創新並因此成為「新小說」典型風格的作品中，時間被巧妙地碎化成記憶中的一個甬道、一縷溜煙、一道戳記，空間被重疊成一幅場面、一個縮影、一抹軌跡，一組線條；人物被切割成一團迷霧、一隻腳印、一面背影。西蒙運用零碎、雜亂，沒有邏輯也無法推理的方式，來表達生命的虛幻無常，世界的不可把握。在《草》這部小說以及後來不斷採用的訣竅，西蒙開始嘗試以「性」(包括幽會、調情、性愛)作為記憶串聯和視覺跳接的「節點」，利用電影「跳鏡/剪輯」的手法，曲折化、漸層式的再現人物的生命歷程。實際上，西蒙這部小說以及之所以以「草」為名，反映出早年的戰爭創傷在西蒙心中種下了對歷史與人性的極度不信任感，人無法創造歷史，正如人無法改變自己，人看不見真理，正如人看不見草的生長。

 

性與死的交媾

 1960年出版的《弗蘭德公路》(La Route des Flandres/The Flanders Road)是西蒙中年時期最成功的作品，也是諾貝爾獲獎作品之一。作品採取「記憶掃描」的方法，再現了1940年二戰期間法軍在法、比邊界一條弗蘭德公路上，被德軍擊潰而退卻的悲慘情景。潰敗的法軍在佈滿黑雨的公路上絕命逃亡，他們隨時可能遭到攻擊或殲滅。尾隨不掉的敵軍、不知去向的逃亡、冰冷而擁擠的戰俘車、待死的集中營、催腸翻胃的饑餓、閃電般的殺戮，一幕幕尖叫、哀嘆、呻吟、夢語和致命，……西蒙營造了一個恐怖記憶的隧道，沒有遮蔽、沒有出口。誇張地說，面對這部連續五頁沒有標點符號也沒有大寫字母的作品，往往令讀者讀了幾十頁之後就有疲倦暈眩但又流連忘返的感覺，如果讀者同情這四名亡命軍官，那就會像被釘貼在佈滿汁液的蜘蛛網上，欲逃而乏力，只有等待被吞噬後的解脫。

這部同時也獲得法國「快報」(l'Express)文學獎的作品，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但是主題非常明確，那就是「性與死」。一幕幕重覆展現在床舖和戰場之間來回跳接、既夾雜性愛的歡愉又滲露出戰爭痛苦的記憶再現。西蒙透過感官移位(做愛的姿態和翻轉)和視角跳換(戰爭的殘酷和驚駭)進行瞬間的轉接，將柔軟和冷硬、欲望和恐懼、女體和機槍、精液和血肉融合一體。西蒙還融合了聽覺、視覺、觸覺、味覺等等感官動力，將性愛與戰爭作了分不出時間空隙和空間距離的串聯，讓渴求救命的願望像尋求女子肉體的千萬欲蟲，讓戰爭的痛楚像男女血液的蠕動而在性交高潮時爆裂奔流。在男主角喬治(George)和女主角科琳娜(Corinne)的性愛情境中，從做愛時急促的呻吟連接到逃亡時窒息的氣喘，從觸摸科琳娜身體的膨漲勃起聯想到夜宿戰俘營冬日草原上綣縮的顫抖，科琳娜溫熱的乳溝像似戰場上陰冷的戰壕，兩人交疊的下體像似戰場上重疊的屍堆，高潮後的癱瘓就像死亡的戰馬，在對男女性器官的描寫時，西蒙塑造了科琳娜這個「記憶的陰道」，它內藏一個「創傷的子宮」，喬治像似不斷穿越死亡的歡愉，困死在極樂的甬道中。……西蒙就是如此盡情動員讀者的全部感官，在高峰和縱谷的升起和墜落中，表達了他對戰爭的極度痛恨和深刻創傷。

小說中最具魅力的一場意象是整個騎兵團慘敗之後只剩四人，在弗蘭德公路上四天四夜「騎在馬上不敢睡覺」的逃亡。西蒙在這裡展示了一個形上的隱喻，一路潰敗的逃亡和黑夜中樹影的移動，僵直的身軀跨在垂死的老馬，夜宿的驚魂和附身的惡夢……這不斷的奔逃，不斷的移動、不斷的躲藏，以及那揮之不去不斷襲來的死亡陰影，就是這個愚蠢世界、無邊情欲和荒誕人生的寫照。西蒙採取「重覆敘事」的技巧，不斷以意識閃現的效果來重覆「一直想睡覺」的疲憊、「清晨裡尖叫」的發瘋、「狂亂嘶吼」的馬聲等等，象徵了殘酷的世界一氣不喘地不斷向人們進逼，使人們瀕臨精神崩潰的邊緣。逃亡意味著死命地想要逃離這個攝人心魄的戰場，結束這場了無意義的廝殺，掙脫戰爭的噩運和殘暴，而潰敗與死亡，則象徵著這個世界的破滅、剝離、流失與崩裂。西蒙不斷重覆戰爭意象來重擊人類的精神世界，以狂叫的高潮來詛咒這潰爛的人間。「這世界除了渺小可憐的螞蟻會像這失敗的軍隊在雨夜中行進之外，還有什麼」？西蒙想告訴世人的是，在經歷這種戰爭以後，還能說人類有什麼智慧？在體認戰爭不過是愚蠢至極之後，世界還能留下什麼意義？在這零亂無章、欲望難填、冷血無情的世界中，人還能做什麼？正如西蒙常說的，這個世界只是存在，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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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體化世界

 

1997年，高齡84歲的西蒙再度以「老而彌堅」的前衛姿態，推出了長達20萬字的《植物園》(Le jardin des plantes)。作品雖然是西蒙向來堅持不寫的「回憶錄」式的敘事結構，但與其說這是一部回憶錄小說，不如說是一部彩繪般的「畫作」─以文字作為繪畫材料而寫作。西蒙把文字習慣上由左向右的排列，改成各種花圃狀的碎片拼盤，雖然七零八落，但卻五彩繽紛。西蒙成功地打破了文字與視覺、記憶與時間、空間與事件的界線，實現了「同時性」美學形式的實驗成果，得出一種以片斷化、零碎化來反映原本也是破滅化、無體化的世界，完成「真正的寫實主義」的風格，從而使「新小說」躍上了歷史的顛峰。

小說以「植物園」為名，內有假山、彎路和斜坡，花圃中有鮮花和小草，蝴蝶飛舞、蟲鳥低鳴，一再顯示西蒙期待以詩畫般的小樓庭院來取代齷齪不堪的世界，意味著西蒙人生體悟的深化：生命有如花圃一般，雖然雜亂無章但卻榮枯有序，表面儘管紛飛斷落，但依然默默遵守生命中難以抗拒的法則。小說的主人公分別是C和S，正好是西蒙名字的縮寫，自傳式回憶的寫作相當明顯，但形式上又不同於一般理解的「生老病死」線型式的自傳體，而是一部「生命事件的剪貼簿」，既有真實歷史的記錄，也有虛構的插曲和意外。小說從年少的青澀與母親之死、性意識的啟蒙、參加西班牙內戰和梅西(Meuse)戰役被俘、文學歷程的冒險、對普魯斯特的禮贊和評論、二次大戰的軍中日記、隆美爾將軍的回憶錄、福樓拜作品的摘錄、蘇聯共黨對詩人布洛茨基(Joseph Brodsky)的迫害，寫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和世人對西蒙作品的批評與爭議等等。

相較於年輕時代的作品，《植物園》表現更多的是一種生命透悟的體驗，對世界悲觀的否定和對社會的嘲諷。小說環繞著世界、社會與個人三個主軸，對於世界西蒙有著往事不堪回首的慨嘆，對社會有一種不可救藥的否定，對個人則有一種返老還童的天真。而占據一半篇幅以上關於「梅西戰役被俘」的經驗，顯示戰爭創傷依然是西蒙一生永難抹除的記憶。年屆耄耋之齡的西蒙，關切的是更多關於青春已逝、時間如水的感傷，而不是他的小說形式和技巧。在充滿詩意和哀婉的文字中，我們看到一個飽經滄桑的文學老將優美的生命告白。

 《有軌電車》(The Trolley, 2001)是西蒙生前最後一部作品，一部自傳體小說。故事以一個九歲小孩為視角，細數西蒙在佩皮尼昂(Perpignan)的童年生活。在繞了一生之後，西蒙似乎回到了他一生拒絕繼承的現實主義的舊路上，但醫院中蒼白的牆壁、冰冷的四周、來回穿梭的護士、童年模糊又懵懂的歲月，還是同時性的融合與湧現在一起。垂幕之年的寫作，已分不清現實還是虛構。電車，是童年的西蒙觀察世界、初識人生、感受辛酸和憧憬未來的地方，西蒙似乎以「夢回舊地老少年」的心情，以生命之初的驚惑，來對應自己風燭殘年的感傷。世事如煙，青春最美。西蒙似乎最後離開了他一生走來的「新小說」的道路，在白髮落盡的病榻邊，在生命長廊的最遠處，「謙虛」是對人生最深切的體會和告別。所以西蒙說：我不會寫故事，我只是反映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