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學筆記(12-1)：李歐塔
關於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 )的「後現代狀況」
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年出生於法國的凡爾賽，是法國戰後第三代的知名哲學家(第一代為列維．斯特勞斯，沙特，第二代為阿圖塞、拉康、羅蘭巴特，第三代則為福科、德勒茲和李歐塔)，1950年法國巴黎大學畢業後，前往阿爾及利亞的康士坦丁中學任教，在此期間，他以激烈慷慨之情聲援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鬥爭，1953年回國後仍任教於中學，並繼續深造，1971年獲巴黎大學哲學博士，六０年代期間，「新左派」運動襲捲歐美，李歐塔參與並組織了法國儂泰爾學院的新左派師生聯盟，並在報刊發表文章，獲得激進學者之名。目前任教於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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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an-Francois Lyotard |
一，知識的合法性危機
李歐塔在哲學上成名較晚，早期的作品如「現象學」只是研究前人的學說，並無多大創建。直到七０年代，他相繼發表了「從馬克思和佛洛依德開始的偏航」(1973)、「欲力的經濟學」(1974)等書，才開始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此後，他又發表「後現代狀況」、「公正」、「異見的爭論」，應用當代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從當代知識的合法性危機切入後現代主義的文化研究，成為後現代主義論戰中的中心人物。
所謂「知識的合法性危機」是指在進入後現代社會之後，知識的社會性格與文化功能已經產生重大的改變。知識的傳統功能是研究和傳遞既有的知識，但隨著科學與技術的日新月異，特別是電腦技術的發展，給人類知識帶來了重大的衝擊，隨著資訊處理的迷你化和商品化，就澈底改變了我們獲得知識以及進行知識分類、供應和運用的方式。
李歐塔認為，在此情況下，知識的本質和功能如不改變，就無法生存下去。因為唯有將知識轉化為大量的資訊資料，通過各種管道輸出，才能使知識成為可操作的資料，而且對於任何知識來說，如果無法輸入電腦成為電腦語言，那麼知識就會遭到淘汰。除此以外，知識的學習方法也產生重大的改變，對於學習者來說，他可以按形象化和具體化的方法來處理和學習各種知識，而不必堅持傳統的心智訓練。最為重要的是，知識的供應者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漸漸演變成商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供需關係。這樣，知識將為了銷售而生產，它不再以自身或追求真理為目的，人們淡漠了道德與靈魂的修養而奉行冷冰冰的商品操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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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modern condition |
知識的商品化還將造成傳統意識形態與國家觀念的消解。知識以商品形態出現，成為生產力發展的主導因素，那麼在全球的權力爭奪中，知識將成為最主要的籌碼。過去全球範圍的各種爭奪，都是以瓜分領土、掠奪資源和剝削廉價勞動力為目的，往後的戰爭將演變成爭奪資訊的控制權。李歐塔認為，傳統的知識都是受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專斷，但是隨著知識的商品化，它必然要求知識轉化為清晰可辨的資訊語言，並不受任何限制的傳遞出去，供消費者使用。因此，隨著知識的商品化之後，就是意識形態的透明化，人們將發覺，國家是導致知識傳播含糊不清或產生「雜音」的原因，這樣在國家權力與經濟發展之間，將產生一種危機與緊張關係，如果放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然使以資訊商品化為主調的經濟成長跨出國界，造成世界的一體化。
那麼這種知識的合法性危機的癥結何在？李歐塔指出，關鍵在於傳統的知識狀態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也就是說，傳統知識改變了它的「遊戲規則」(rule of game)。在李歐塔看來，傳統知識大體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敘事知識」，一種是「科學知識」。敘事知識是指由原始口述演化而來的傳統知識，它兼容各種遊戲規則，包括指示、評價、質疑等，並且攜帶著有關效益、正義、幸福和美的價值觀念，並且能夠在敘事實踐中，通過說、聽、指的三角傳遞網絡，形成社會規範關係。與敘事知識相反，科學知識作為敘事知識的衍生，只是涉及真理的限定與選擇，科學知識所使用的遊戲規則只有一種，即「指示性陳述」，人們只能根據它的真理陳述來接受它，通常無需考慮它的社會倫理價值。因此，科學知識不直接構成社會規範，僅僅在專業機構之內展開它的遊戲規則。
從人類知識的演化歷史來看，當科學知識由敘事知識的母體衍生分化出來之後，就始終與敘事知識處於鬥爭的狀態之中。李歐塔把這種傾向稱為「科學知識離鄉背景的忘懷」。當科學知識從敘事知識分離出來之後，便開始我行我素，甚至以自身的真理標準來否定敘事知識。科學知識指責敘事知識「在實用的傳遞中，沒有採用論證的手段」，但在敘事知識看來，科學知識只是「人類敘事文化家庭」中的一個特例，但是在敘事知識無法理解科學知識所提出的證明時，只咬定對科學知識一再採取容忍與退讓的態度。
但敘事知識的妥協並沒有減少科學知識對敘事知識的撻伐，在科學知識看來，敘事知識是由意見、習俗、偏見、權威、無知和意識形態構成的因而市野蠻的、原始的、不發達的、落伍的和異化的。在柯學知識看來，敘事知識只適合於女人、小孩閱讀的寓言、神話或傳奇，作為他們勵志與教育的讀物。李歐塔認為，科學知識的這種看法，從西方文明一開始便已形成，它構成了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全部歷史。
在李歐塔看來，處於文化起源之優先地位的敘事知識，實際上並不存有知識的合法性危機，產生合法性危機的是科學知識。李歐塔指出，人們實際上只要占據敘事者的位置，就能擁有權威，科學知識只不過是企圖進一步「再現」(represent)另一種權威－客觀的實在性。實際上，從遠古以至今天，敘事者的陳述都是指涉有關對象的真理，並且提供不同的證據，而聆聽者，它也作為一另一個敘事者，則對陳述進行理解或反辯，真理就在這種「敘事的往返」中浮現。但科學知識卻堅稱必須採取以論證為程序的科學敘事法則，因而在人類敘事言說系統中形成一種「排斥系統」，它不斷清除非科學的雜質，以證明科學敘事原則的唯一合法性。
自柏拉圖以來，科學知識為了最終證明自身的合法性，它不得不尋求某種「超驗的言說」(meta-discourse)－它實際上是一種形上學的預設，來充當真理的前提。李歐塔指出，西方科學知識的原型是以一種稱為「視覺隱喻」(visual metaphor)的心智結構為基礎的。這就是說，心靈是一面偉大的鏡子，它包含種種的表象(其中有些可能準確，有些可能不準確)，並且能夠以純粹非經驗的方法進行研究。科學的敘事原則將所有能夠表象出客觀實在性的知識，都納入一種結構性的知識系統中。但是正如李歐塔指出的，視覺隱喻不過是一種「心為自然之鏡」的比喻，它原本就是來自人對自然的敘事性言說。但從柏拉圖、笛卡兒、洛克以至康德等人的工作，就是不斷的審視、修理或磨光這個心靈之鏡，以求獲得更精確的表象。在李歐塔看來，科學知識的歷史本身一再演出這種荒繆而可笑的證明法則。從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原則」，到波柏的「證偽原則」，在到孔恩和費拉班德的歷史主義，這一連串的追逐，說明了科學理論不得不一再放棄對一種「完全證實」原則的期望，而只有不斷的生產更多、更新的理論模型，形成了一種「為創新而創新」的狀況。
二，何謂「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在理解了李歐塔的知識的合法性危機之後，我們就有可能比較清楚的認識「後現代主義」的意涵。在李歐塔看來，在弄清楚後現代主義之前，首先應說明「現代主義」或「現代性」〔modernity〕的內涵。
李歐塔認為，「現代」一詞是用來說明諸如精神辯證法(the dialectics of spirit)、意義的詮釋學(the hermeneutics of meaning)、理論科學以及其他應用科學的理論。這些科學理論堅持在真理與證實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繫，換句話說，真理的原則就是能夠被「證成」的原則。現代主義包含一個「共識法則」，此一法則來自啟蒙的敘事法，認為理性可以解決一切，它不僅可以發現科學真理，還能夠在歷史發展中不斷克服矛盾與謬誤，從而帶來公正和社會進步，最終實現天下太平(universal peace)。
李歐塔認為，相信理性必然帶來進步的說法，實際上是「最反證實原則的」。它既無法以敘事的言說加以說明，也無法以科學的言說加以證成，因此它實際上是訴諸於一種「前述所說的「超驗性言說」(meta-discourse)。
所謂「後現代主義」，用李歐塔的說法，就是一種「對超驗言說的不信任」。後現代主義要求科學不再充當真理的化身或衡量一切的標準，科學必須承認自身不過是許多語言游戲的一種形式，科學的目的不是追求「第一真理」，而是「生產未來」，科學的創新不過是語言游戲的創造或重組，而非製造理想。
如前所述，李歐塔是由後現代的「知識狀況」為出發點，來觀查當代西方精神文化的裂變與症候，而他所說的知識的合法性危機，還不只限於知識型態和文化精神，還包括知識份子本身。他認為在1968年「五月風暴」以後，知識份子的角色已經發生了變化，知識份子已由「介入型」(例如沙特那樣走入群眾之間呼籲革命的真理)，轉變為介入與非介入之間的「中間型」(例如在講壇、沙龍裏仍然就自由解放問題高談闊論，但卻不再有面對軍事要塞和在街頭衝斥的熱情)，再變為「非介入型」，像福科、德里達等人，由現實退回到書齋，在文本的世界中重新展開浪漫的激情，去消解結構、打破語言的牢房、顛覆傳統的意識形態、詆毀所有重建理性的企圖，在哲學的言說中儘情的嘻戲。他發覺，當代知識份子已經不再是歷史真理的代言人，而是新時代的「唐吉訶德」。
1983年八月，李歐塔以「知識份子的墳墓」為題，在法國「世界報」發表專文，認為後現代狀況下的知識份子的職責，以完全不同於往昔，那種為理想的統一目標而奮鬥、為集體責任而犧牲個人幸福的時代已經過去。今天的知識份子要對「整體性」(Totality)開戰，標舉差異、謬誤與自由欲念的「局部獨特性」(singularity)，從根本上顛覆一切專制，包括政治專制、文化專制與精神專制所賴以存在的統一性與理性根基。
三，敘事危機(crisis of narrative)與「範型通約」的困境
除了前述提到知識的商品化以致形成知識之傳統性格的喪失，以及科學知識以「超驗性言說」作為科學證實的形上假設，從而導致科學知識的合法性危機之外，李歐塔還以「敘事危機」(the crisis of narrative)來展示後現代文化變遷的困境。
李歐塔認為，從文化語言學來看，人類的社會文化形態其實就是人類自身的一種「言說模式」 (modes of discourse)。在一個言說模式之中，總是存在著三個要素，缺一不可，那就是「陳述者」(sender)、「聆聽者」(addressee)和「指涉物」(referent)，三者的互動、轉化、延伸或變異，構成了人類的關係網絡。一般來說，陳述者處於一種「知者」或「行家」(knower)的地位，聆聽者則成為表示贊成、反對或質疑的角色，兩者通過「指涉之物的到達」，而獲得雙方的認同與表達。雖然陳述者總是會被賦與某種權威性，並且一定會隨者他的指示性語法的運用而改變聆聽者與指涉物之間的關係，但是陳述者的權威基本上必須通過聆聽者的同意與理解才能獲致，而其權威的建立，並不是基於他的地位，而是通過言說模式中語言遊戲規則的運用而實現的。另一方面，陳述者並非始終是一個陳述者，他可能是前一個階段的聆聽者，而聆聽者也可能成為下一階段的陳述者，而陳述者、聆聽者與指涉物之間的關係也就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三者之間角色的轉換完全要看言說模式中遊戲規則的變異。
上述所說的「言說模式」又稱為「敘事結構」，此一概念是由結構人類學延用而來 ，人類學家李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在深入原始部落的研究中發現，敘事是人類最基本的原始思維，它最初的表現形式就是神話或傳說，敘事推動了人類由原始思維向文明認識能力的轉化。它由口頭敘事到圖畫、文字表達，促進了人類共認知識的汰變與轉化。敘事結構通過陳述、聆聽與指涉三種能力的交互作用，形成了由原始口述演化而來的傳統知識體系，這個體系包括言語的能力標準與各種遊戲規則，諸如定義、描述、評價、質疑等，也包括指涉性的操作，如指出效益、正義、真善美、幸福等觀念。這種敘事結構傳達出一組或多組的社會契約關係與語言學規則，並使社會內部的關係、社會與外部環境的關係獲得顯現。敘事結構生產了各種知識系統，並在時間中流動，它的形式實際上從未固定，語法與句法也是不規則的，甚至不斷溢出常軌。敘事言說雖然總是論及已經過去的古代情節，但通過複述與言傳，這些言說與情界將邁過歷史的間距，而與時代同步。在李歐塔看來，言說模式並沒有永衡不變的模式，而只有「語言遊戲規則」的變化。敘事模式所建立的權威可以稱為文化，它是由陳述者遵照或改變言說的遊戲規則而建立的。
在討論敘事規則時，李歐塔引入後期維根斯坦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的概念。在言說情境中的遊戲規則，其實是言說要素之間的一種契約式的約定，具有一定的任意性與趣味性。遊戲規則本身並不必然具有合法性或權威性，它們只能是遊戲者之間的契約式產物。規則當然是遊戲得以運用的關鍵，但重要的是遊戲規則具有一種「推陳出新」的特徵，因而使得人類的言說模式處於不斷的生成與變異之中。據此，李歐塔指出，當代知識的危機正是由於知識狀態改換了這種遊戲規則，此三要素之間的契約關係發生破裂，造成一種陳述者的絕對權威，導致言說模式的改變，以及敘事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同位並列」的對抗。敘事知識與科學知識的分離與對抗，形成兩種知識系統「範型通約」的困境。因此，尋找兩類知識的差異與矛盾，將成為解開當代知識合法性危機的重要環節。
李歐塔指出，科學知識當然也是人類敘事文化的一個面向。但是科學知識一開始就以「驗證真理」和「修正謬誤」為其根本目的。由於它要求自身不關涉諸如正義、幸福、真善美等，只存身於一種指示性陳述的語言遊戲之中，並以能否重複驗證為尺度，於是，科學在陳述、聆聽、指涉三者的網絡中，只與「陳述」有關。科學知識於是只有在說出被證明為真的理論，才能具有合法性而被他人所接受。實際的情況是，科學知識之合法性的確認，也就是提出新說必須是在提出證據去推翻舊說的基礎上，才能成立。換言之，科學知識必須信守「非此即彼」「二中擇一」的諾言，其結果是以單一的標準去統一所有的言說，它不斷反撥過去、強調創新，因此，從歷史與時間的維度來看，科學敘事其實是一連串的「否定史」，它使得任何科學言說的主述者必須熟知他所研究的指涉物的一切既成言說，其所提出的新說必須和以往的言說有所不同，並藉此獲得知識上的權威地位。
隨著歷史的推演，科學知識在脫離人類敘事文化的遊戲規則而躍上至尊的地位之後，便形成一種敘事結構的不平等關係，甚至與敘事言說形成一種「範型互斥」的局面。這種不平等關係正是李歐塔所說的「西方文化的不治之症」。科學知識在否定敘事知識之後，因其單一性的言說和僅僅涉及可證實性，而無法承載多重價值的關懷與文化意識的替代，這種科學獨霸的內在衝動，在摧毀敘事知識的歷史根基時，同時也使自身處於知識系統中的「非合法化狀態」。
四，解構「合法性」
在指出當代知識狀況的合法性危機在於科學知識與敘事知識「範型的不可通約」之後，李歐塔所採取的「策略」並非如哈柏瑪斯(J. Habermas)的「溝通重建」策略，而是一種「解構－失效」的策略。對於當代知識的合法性危機，哈柏瑪斯提出「溝通行動」理論，通過對人類敘事言說情境的溝通與和解，來重建一個以「實質理性」為目標的新理性社會。但是在李歐塔看來，理性的重建終將是徒勞無功的，在總體性的壓力之下，強求溝通共識，其結果是在貌似平等的假象中造成另一種權威與霸道，並導致各種言說遊戲異質特性的破壞，形成新的思想控制與獨裁統一。
李歐塔指出，我們必須承認，傳統知識的合法性已經完全失效，必須通過「解構合法性」，才能走向「後現代言說遊戲」的合法化。換言之，那種以單一標準去裁定所有差異進而統一所有言說的「超驗言說」(meta-narrative)已經瓦解，傳統西方社會所標舉的「自由解放」和「追求真理」的兩大合法性神話也已消逝。對此，李歐塔提出了兩種用來解構合法性神話的操作策略：
1，解構科學的「非合法化過程」
根據李歐塔的考察，科學自誕生之日起，就始終依賴「非科學的敘事」將自己合法化。科學一旦離開了人文，就不能自證為真理，也無法讓別人知其為真理，因為如果沒有敘事知識的某種形上學的預設，例如第一因、泛神論、絕對理念、理性等充當真理的前提，科學必將處於一種自己假設自己為真的狀況。科學憑藉著被科學宣稱為非知識的敘事知識使自身合法化，正說明了科學荒謬的合法化過程。
2，解構「超驗言說」
正如上述，後現代主義的基本出發點就是對「超驗言說」的質疑。在科學的合法化過程遭到拆解之後，科學原先賴以合法化的基礎－超驗言說，即敘事知識的形上預設，自然也遭到質疑。李歐塔指出，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就產生了兩大超驗言說，一是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啟蒙的言說」(the Enlightenment narrative)，強調人的獨立與解放，另一種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思辯的言說」，強調整體與同一。李歐塔將這兩種神話分別稱之為「解放的英雄」和「知識的英雄」。李歐塔指出，這兩種超驗言說，分別為科學制度進行無條件的辯護，他們以一種「堂而皇之的敘事結構」(grand narrative)，如精神辯證法、意義解釋、主體自由、財富積累等正義的承諾，來為科學的迅猛發展鋪路。
然而在後現代狀況中，超驗言說的合法性裝置已經過時，它所指示的各種語境，諸如英雄聖賢、拯救解放、富裕繁榮等，都因社會情境的「變故」而消解於敘事遊戲之中。人們不再相信政治或歷史的宏大主題，取而代之的是「小型敘事」，英雄已經遠去，後現代是一個「凡人的世界」，一個只問過程不問結果的時代。
五，解構策略－謬誤推理
將所有超驗言說消解於敘事的遊戲之中，是後現代主義基本的解構路徑。在此情況下，後現代的知識範型已不再是理性、邏輯或中心結構，而是無限豐富的自由想像。李歐塔指出，後現代知識以追求「不穩定性」(instabilities)來拒斥「決定論」，而後現代科學的特性非連續性、災變性、非修正性和似是而非性。後現代知識的性格是不求統一與共識，它強調互斥與對抗。簡單來說，後現代科學「生產未知」而不是「生產已知」。
總的來說，李歐塔的後現代狀況旨在解構一切傳統的理性與科學，消解一切「以一馭萬」的知識範型。李歐塔所採取的是一種可以稱為「非同求異」的策略，後現代的目標不是追求同一性的中心維繫作用，而是隨言說遊戲而飄移的差異特性。李歐塔的解構策略意味著打破一切中心論與專家的一致性，以更寬廣的知識縱深來容納不一致，以創造多元的謬誤推理，倡導一種「異質標準」，這就是李歐塔在確認傳統知識的合法性危機之後，重新確立後現代知識合法性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