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人類(8)：精神醫學的典範轉移(1)
1980年代以來，人們越來越轉向關注「社會環境」－不公平的社會建制－對人類精神生活的負面影響，最根本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剝削強度的加深，以及由其帶來的家庭崩解、人際冷漠、環境災難等等。於是通過精神醫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社會運動者以及心理健康服務使用者所組成的聯盟，大力的促成了所謂「精神醫學的典範轉移」。這是1960－1970年代「反精神醫學」所帶來的效應，但新的典範以更多的科學實驗取代「反精神醫學」的哲學思維。「新的典範或世界觀取代了以生物化學或基因遺傳的模式來解釋精神痛苦，而更主要從人們的生活體驗來尋找『瘋癲』和精神痛苦的原因」(Iain Ferguson，頁171-172)。新的典範批判了生物醫學模式的侷限性，主張以社會模式(socially situated model)來取代。社會工作者Jerry Tew指出：
「無論精神痛苦在大腦功能方面與生物醫學的關聯性如何，以及遺傳下來的敏感性構成哪些影響，我們都從基本立場出發，把精神痛苦理解作為對生活環境有意義的回應。特定的精神痛苦經驗(即症狀)，可理解為應對機制，動能來自內在，代價則是程度不一的主觀痛苦感、困惑和功能受損。它們也可能被視為『間接語言』，試圖表達一些被壓抑、無法忍受的真實社會體驗」(Iain Ferguson，頁172-173)。
在這種新典範之下，精神疾病不再被視為大腦病變或遺傳因素所導致，精神疾病不應被「負面化」，正好相反，精神疾病被視為一種另類的「表達模式」，一種對社會壓迫的極端表達形式。例如，我們不應再把「割腕」看成是非理性、自我毀滅的行為，而是處理情緒痛苦的應對機制，藉以釋放難以忍受的遭遇。荷蘭精神醫學家Marius Romme就認為，腦海中「聽見心聲」是很常見的事，「腦海中的聲音往往是要回應創傷的生命經驗，而且這種回應方式不需要依賴精神藥物」(Iain Ferguson，頁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