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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柯里亨帝國
─諾姆．喬姆斯基的「美國流氓」論
Noam Chom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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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歷屆政府而言，出生於費城、27歲就成為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教授、有「語言學界的愛因斯坦」之美譽的諾曼．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 )，真是個頭號烏鴉人物，因為在他的嘴裏永遠吐不出一句美國政府的好話。
作為一個美裔猶太人，喬姆斯基卻對美國的以色列政策抨擊得最為嚴厲。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稱他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激進的英雄之一」(One of the radical heroes of our age)，2005年英國知名的《前景》(Prospect)雜誌和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季刊，選出了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名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thinker)，喬姆斯基名列榜首。若說不是早兩年去世否則必定名列榜上的薩依德(Edward Said)，還只是將炮火集中在批評美國的中東政策，那麼喬姆斯基幾乎從不放過美國在全球每一角落犯下的錯誤與罪惡，從古巴、越南、印尼到尼加拉瓜，從土耳其、伊拉克到科索沃，從東帝汶到哥倫比亞，乃至從聯合國到世貿組織。美國總是把一些不聽使喚的國家稱為「流氓國家」(rogue state)─最近類似的新名詞是「邪惡軸心」(axis of evil)，但是在喬姆斯基眼中，美國才是真正的流氓國家、最大的邪惡中心。
新自由主義─欺騙社會
在1998年的《利字當頭：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Profit Over People：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一書中[1]，喬姆斯基對支撐美國經濟霸權的新自由主義提出了毫不客氣的批判。他把「新自由主義」定義為一種「全球資本主義利益」的制度。喬姆斯基運用了一些秘密檔案，說明凡是按照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來製定發展政策的第三世界國家，絕大多數換來的只是貧窮、落伍和動亂，而那些得到發展的西方國家(和幾個東亞國家)，他們的成功祕訣只有一個：「肆意地違反公認的自由市場準則」[2]。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1998年的東亞金融風暴，受到重創的都是那些採取政府放任、金融鬆綁的國家，而政府管制越緊密的、越有效的─這是新自由主義強烈攻擊的對象─卻都倖免於難。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至今依然被稱羨的「東亞經濟奇蹟」正是在反自由主義的原則下締造出來的。
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的干預，並認為政府是官僚的、無效率的，但實際上，政府從來就是企業不可或缺的支持者，沒有政府的「干預性支持」，就根本無法編織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神話。新自由主義認為「全球經濟」(global economy)的出現是自由市場自然擴張的結果，是各國政府降低主權宣稱、減少政策干擾所獲致的，但實際上，全球市場的擴張，特別是美國在世界各地增生繁殖的企業，從來就是政府強力推動、領軍帶頭的結果，這一點在世貿組織(WTO)的成立和各種「多邊貿易協定」(MAI)的討論中早已獲得證明。正如經濟學家亞瑟．麥克艾文(Arthur MacEwan)指出的，儘管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全球化與增長總是同時並進，但不能因此得出在國際貿易上放任自流和減少國家服務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是這種增長之基礎的結論。實際上，所有國家在獲得某些經濟增長時，都伴隨著國家對經濟事務的積極干預，特別是對外貿進行廣泛的管制，也就是國家通過大量的技術排外性來促進產業的發展[3]。換句話說，沒有政府的干預就不會有市場的擴張。
從近代貿易史來看，自19世紀初到1865年間，美國把平均關稅率由20%調高到47.9%，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就是以高關稅政策挽救了德國脆弱的民族工業，這意味著當今世界經濟大國根本不是通過「自由放任」原則，而是通過長期的貿易保護主義而獲得今日經濟霸主的地位。即使在戰後，日本政府也以直接控制進口和外商投資，帶頭鼓勵發展汽車和資訊工業等策略，迅速獲得復甦；發展中國家則採用各種財政和貨幣機制、特殊補貼、國營企業等手段來發展國民經濟；韓國、台灣、新加坡等也是通過獎勵投資和出口替代換取經濟成功。權威的經濟史料一再證明，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通過所謂政府不干涉、通過所謂自由市場而獲致。
美國媒體：神話製造機
美國社會向來存在三大「神話製造機」，分別是「主流媒體」、「買辦學術」和「軟骨頭知識分子」。喬姆斯基深感厭惡的是，在資本家控制下的「公司化媒體」和美國政府撥款豢養的學術機構裡，一切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都得不到公正的對待。至於所謂「美國自由媒體」，喬姆斯基向來是不假辭色的。在與經濟學、媒體分析家愛德華．赫曼(Edward Herman)合著的《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中，喬姆斯基提出了「有價值的與無價值的受害者」(worthy and unworthy
victims)的觀點[4]，前者是指在敵人國家裡受到迫害的可憐人民，後者是指在自己國家或盟邦裏受到傷害的無名小卒。對於前者，美國媒體一向是大力渲染、深度報導，對於後者則聊聊幾語、隨便帶過。這種傳播模式，外行人看起來好像很人道、很有愛心，但實際上卻正中野心政客與好戰份子的下懷，也就是正好給予他們出兵攻打敵國的理由。早在1991年出版的《媒體控制》(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 of Propaganda)的演說文集中，喬姆斯基就指出美國民意從來就不是「美國公眾的民意」，而是少數精英的利益[5]。實際上，美國是一個媒體不甚發達的國家，真正有影響力的不過是幾家大報和CNN、ABC、CBS、NBC四家全國性電視網，但這些媒體長期被大財團所壟斷，而財團與華府政治集團向來是關係密切的。這些所謂主流媒體根本不是在傳播「大眾觀點」(public opinion)，而是在製造「精英利益」(elite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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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美國帝國主義」
2003年喬姆斯基在接受《國際社會主義評論》(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訪談時，區分了「英國式/高成本/殖民剝削」和「美國式/低成本/資源趨動」兩種帝國主義。就後者來說，150年前美國占領了今天的德州和一半的墨西哥領土，就是當時美國的統治者傑克遜(Jackson)試圖壟斷全球棉花資源的一場騙局。當時的民主黨認為，只要控制了棉花這一世界工業最重要的資源，就可以抵擋英國勢力在美洲的擴張。確實，今日的美國並不是一個類似英國這種歐洲風格的帝國，這需要從「帝國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of empire)來驗證，但可以確認的是，英國殖民印度時並沒有把印度人殺光，但美國卻「大量滅絕」(largely wiped out)了美洲的印地安人。英國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來管理、教育、保護它的海外殖民地，但美國至今從未建立一個「高成本」的殖民地。英國派總督去管轄殖民地，美國則乾脆把別人的土地(以欺騙的、不公正交易的方式)直接劃入自己的版圖(如夏威夷、阿拉斯加、德洲、加洲等等)。
喬姆斯基還引述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作品《神秘陌生人》(The Mysterious
Stranger)，說明絕大多數的美國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在權力與舒適的「帝國主義生活」中。多數的美國人樂於相信政客們為他們編造的謊言，那就是把一切歸咎於被美國攻擊的國家。他們樂於相信美國的每一次戰役都是為了正義，經過這種不斷重覆的自我欺騙，美國人就樂於在夜晚安心入睡並禱告感謝上帝[6]。如果「美式帝國主義生活」(American imperial
style of life)使多數的美國人每晚都能安心入眠，那幾百萬死在美國炮火下以及繼續忍受美國化武遺毒的越南人呢？也許美國人在睡眠中夢到的只是：我們在越戰中失蹤的飛行員的屍骨要怎樣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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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美國是個「流氓國家」，需要證據，但喬姆斯基不乏證據。
「流氓」，一般是指橫行霸道的人，但對喬姆斯基而言，流氓國家一詞的具有專業的定義，它是指不把國際規範放在眼裡的國家。儘管所謂國際規範很抽象，但人類社會總有普遍認同的道德與行為標準，在經歷兩次大戰之後，這些規範部分被法典化為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庭判決和各種協定與條約之中。但是「美國認為自己可以不受這些規章的約束，自冷戰結束後更是如此，而且由於它的強大，甚至連破壞規範的藉口都不太需要」[7]。
美國才是恐怖主義國家！
美國一向以自定的「國內管轄原則」來處理國際事務，從不放棄在國際社會中保留「最後單獨行動」的特權。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聯合國憲章第一章「宗旨與原則」中第二條第四款明定了「武力非法化」的原則，這是一項既已獲得舉世公認之習慣法共識並對所有會員國具有絕對拘束力的成文法，但美國一向叱之以鼻。據海淵源先生的整理，美國自1972─2002的30年間，總共投票反對至少180項的聯合國提案和決議[8]。其中最多的是對美國和它的盟友以色列的譴責案。
在1960年代的古巴封鎖中，美國把古巴視為病毒、爛蘋果(rotten appale)，美國以抵抗蘇聯赤化中南美洲為由，計劃推翻古巴卡斯楚政權，但在蘇聯解體並撤出之後，美國的暴行反而變本加厲。美國完全無視於包括聯合國、歐盟、美洲國家組織、美洲司法委員會對它違反國際法的譴責，也無視於美洲人權委員會、世貿組織對它的責難；在1970年代的印尼事件中，美國把印尼腐敗的蘇哈托(Suharto)總統視為「我們的夥伴」(our kind of guy)，美國武裝訓練了「印尼特種部隊」(Kopassus Commandoes)，這個部隊執行了死傷和逃難者高達75萬人的暴力事件；在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事件中，國際法庭判決美國對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僅僅在1989年一年間，聯合國及國際法庭就對美國作出「譴責美軍搜查尼加拉瓜駐巴拿馬大使的住所」、「譴責美國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譴責美國對尼加拉瓜的非法禁運」、「反對使用武力侵佔領土」四項決議，但美國國務卿舒茲(George Schultz)卻嘲笑國際法庭在倡導烏托邦並製造法律，對權力要素的方程式一無所知。在兩伊戰爭中，聯合國提出譴責伊拉克對伊朗使用化學武器的提案，但美國對此案投下了反對票。1990年代，美國提供了80%的武器給土耳其，好讓土耳其鎮壓境內的庫德族人。在這場鎮壓中，有300萬人被迫逃難，3500個村落被摧毀，足以和同樣也是美國介入的科索沃事件並列1990年代最慘烈的種族滅絕行動；進入21世紀，美國依然在中東執行一種「以血換油」的政策，但人們也許不知，賓拉登和「神學士」曾經接受美國的支援，即使已被處死的海刪也曾經是美國的好夥伴。至於其他深受美國之害的，哥倫比亞、格瑞納達、海地、巴拿馬、索馬利亞、利比亞、蘇丹、阿富汗……，一句話：罄竹難書！
「多次─單邊主義」
911事件發生之後，正當人們大力譴責恐怖主義和「惡魔賓拉登」時，喬姆斯基卻提醒世人：「美國一直在從事國際恐怖主義」[9]。喬姆斯基宣稱他當然反對美國官方定義下的「恐怖主義」，但不幸的是，美國實際上只把恐怖主義看成「敵人針對美國或我們的盟友所做的恐怖行動」[10]。以此推論，美國在定義恐怖主義時，是否應先說明何以先前被美國視為「自由鬥士」的，一下子就變成了全球「恐怖分子」？
許多人把美國拒絕遵守聯合國決議而且單獨出兵攻打伊拉克的行為稱為「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甚至樂觀地認為由於過去美國一向採行單邊主義，911之後由於為了籌組反恐聯盟，有可能因此走向「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實際上，更精確字眼應該是「多次─單邊主義」(multi-unilateralism)，而「多次單邊」永遠也不會走向「一次多邊」！
多邊也好，單邊也好，總之必須是「美國這邊」。喬姆斯基提醒世人，布希的單邊主義只不過是美國標準行徑的延伸：在可能的情況下，美國願意採取多邊，但必要時，美國會採取單邊，至於什麼情況是多邊或單邊，則是由美國自己決定！比起美國在1980年代在中南美洲進行超過10萬人死亡的戰爭，這些中南美洲人尚且沒有到紐約去放炸彈，比起庫德族和科索沃的種族災難，911算什麼？喬姆斯基這樣說道：
不管怎麼說，都不能把911罪行合理化，但是，我們也不能把美國當
作無辜的受害者，除非我們刻意遺忘美國及其盟友幹過什麼事，而這
些事畢竟不是秘密[11]。
美國流氓─「單霸主義」
在喬姆斯基眼中，美國還是個「黑手黨國家」，但實際上，美國更像一個「柯里亨國家」(United States of
Corleones)。美國黑手黨老大艾爾．卡朋(Al Capone, 1899-1947)勢大最龐大時不過在美國境內三個區域進行敲詐，而美國海軍陸戰隊則同時可以在全球三大洲進行軍事敲詐。在《教父》這部電影裡，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飾演第一代教父，在紐約四大黑幫塔塔基利亞(Tattaglia)、寇里奧(Cuneo)、巴西尼(Brazini)和史特基(Stracci)的環伺下，拼打鬥狠地建立了「柯里亨家族」(the Corleones)，電影中父子常出現的對話就是「這是一條不歸路」，這像極了美國外交上常說的：「除了武力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在第二集中，邁可(Michael, 艾爾．帕西諾[Al Pacino]飾演)繼任教父第二代(類似英裔美國移民的第二代)，他面對新的勁敵與家族潰散的危機，甚至遭到最親近族人的背叛，他認為要重建家族利益，唯一的選擇就是以暴力建立老大的威信，他處心積慮，有點冷酷又有點惆悵地殺了自己的二哥弗雷多(Fredo)。電影場景從由義大利西西里、紐約、拉斯維加斯到古巴的哈瓦那，象徵著美國勢力在全球的擴張，電影的主題是如何維繫家族的完整，如何擊敗敵人，而電影表達的核心價值就是「家族利益」，它使一切的暴力手段合法化，包括金錢收買、臥底、情報蒐集、玩弄法律、賄賂與暗殺等等。
「柯里亨家族」作為一個暴力結構，當老大的必須確保他的手下知道他才是集團的老闆。老闆可以派手下把任何人刴成肉醬，不是因為想要奪取他的財物，而是因為這個人挑戰老闆的威信。是的，威信正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價值，在科索沃危機中，當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拒絕在蘭布列特(Ramboullet)簽署美國和北約提出的協議之後，美國就以「維持北約的威信」為名下令轟炸南聯。美國把轟炸行動稱為「人道主義干涉」，目的是為了避免塞爾維亞人對阿爾及利亞人的種族清洗，但實際上，種族清洗是在轟炸行動之後才展開的[12]。在科索沃的例子中，美國手中只有一張牌，那就是暴力，也就是一種不顧一切先使用暴力再看看會產生什麼結果的態度：
一個流氓般的超級強權必須維持它的威信(credibility)：藐視它的權
威將帶來嚴厲的懲罰。這個概念經常必須經由國家暴力加以佐證。
在1999年初科索沃(Kosovo)的例子中，通常訴諸「威信」不過只是
偏好以戰爭而非其他手段解決問題的詭辯論調；標準的掩飾用語是
為了維護「北約的威信」。但是沒有人相信這是比利時或義大利的威
信……[13]。
作為一個永遠的「異見者」，喬姆斯基並不是頑固地與美國作對，應該說，他的事業是通過對美國制度與外交的批判，還原美國這個國家的本質和世界政治的真相。
[1] Noam Chomsky,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New York: Seven Stories, 1998，中譯本見徐海銘、季海宏譯，《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南京：江蘇人民，2000
[2] 《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頁15
[3] Arthur MacEwan, “Globalization and Stagnation”, Monthly Review, Vol. 45, Issue 11, April
1994
[4]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Pantheon, 2002
[5] Noam Chomsky, 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 New York: Seven Stories, 2004
[6] Noam Chomsky, Interviewed by David Barsamian,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Issue
32, Nov/Dec, 2003
[7] Noam Chomsky, 《流氓國家》，林祐聖譯，臺北：正中，2002，頁1
[8] 海淵源，「三十年來被美國否決的聯合國決議清單」，載「夏潮聯合會網站」：http://www.xiachao.org.tw/i_f_page.asp?repno=488
[9] Noam Chomsky, 丁連財譯，《9-11》，臺北：大塊，2001，頁49
[10] 《9-11》，頁103
[11] 《9-11》，頁31
[12] 參見Noam Chomsky,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from Kosovo, Common Courage Press, U. S.1999
[13] Noam Chomsky, 《流氓國家》，林祐聖譯，臺北：正中，2002，頁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