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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衣巷口夕陽斜
―白先勇∕《臺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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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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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名將白崇禧之子，在兩岸與美國三地享有盛名的白先勇，在寫下由14篇短篇集結而成的《臺北人》時，年僅28歲左右。難以想像，作為退守來臺、等待反攻復國的年輕外省第一代，僅僅而立之年，竟能以如此沉重的思鄉、濃鬱的懷舊、熾烈的鄉愁，寫出一部客居臺北之外省人的歷史故事。往事如煙，今日潦倒，大陸家鄉歸不得，臺北異地伴終老，《臺北人》不只是一部小說，它還是一部中國人分裂流亡的回憶錄，它記載了一代人的滄桑記憶，展現了一群「臺北過客」的失根、流離與落寞。
往事不如煙，人生愰如夢
《臺北人》描寫1949年國民政府大陸失守之後，從大陸流亡到臺灣的一大批外省人的現實生存狀況。書中的所有角色與人物，都不是真正的臺北人，他們既不生於斯，也不長於斯，但卻註定老於斯、埋於斯。實際上，「臺北人」一詞，無論作為地名或居民，既不是身份的標籤也沒有認同的內涵，既不是特定群體的稱謂也不是自然的常態，而是時代蒙難、家國破碎、人事無常、生活無奈的畸形物與象徵詞。作為一部小說，《臺北人》既不是一部傳記也不是紀事，既不是集體的生活日誌也不是城市的變遷史，而是歷史的浮光掠影、家園的淪陷失守、人生的悲歡離合、飄零的落花離枝。至於作家白先勇，一個外省年輕作家，並不因為年輕而使作品顯得幼稚和膚淺，正好相反，他具有「三熟」的特性：早熟、成熟、圓熟；實際上，作者不只是作者，而是時間的藝術家，敘事的魔法師，失意人的安慰者。小說也不只是一部小說，而是一幅歷史的潑墨畫、社會的萬花筒、心理的透視圖。對於讀者來說，無論屬於哪個世代，《臺北人》不僅歷久彌新、不忍釋手，在展讀之餘，一種感時傷神的體驗構成了不同世代的共同情感：往事如煙，人生如夢！
《臺北人》由14章短篇組成，既相互獨立，又渾然一體。其人物來自大陸各地，出身於不同階層，他們有各自的經歷，生活在不同的角落。正如歐陽子所言，「『臺北人』之人物，可以說囊括了臺北都市社會各階層：從年邁挺拔的儒將樸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僕順恩嫂(思舊賦)，從上流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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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寫《臺北人》時的白先勇，時年僅28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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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藝術家
年輕的白先勇是一位時間藝術家，不僅善於人物的勾勒與描繪，更善於命運的鑿刻與時間的雕塑。在《臺北人》中，白先勇以「今昔之別」為疆界，把時間分為兩個區段，這兩個劃分實際上也是命運、際遇、地理、認同等等不同的敘事框架。對於時間的處理方式，白先勇分別採取了「時間的段落」、「時間的比較」、「時間的釋義」、「時間的殘缺」四種類型。不同的時間類型反映的是不同的人生境況，也呈現出不同的敘事風格。
「時間的段落」不只是新舊兩地、大陸與臺灣的一水之隔，而是一種對歷史的永恆告別，對逝去一切的追緬與悼念。在第二篇「一把青」中，展現的是南京與臺北兩個截然不同的生活景象：昔日是南京的「仁愛東村」，今日是臺北的「長春路」。雖然臺北的新居也取名「仁愛東村」，但與南京住的那個毫不相干；這種「截然不同的今昔之別」，不只是兩地分居而已，而是家國兩茫茫的流離失所，鍾愛之人的英年早逝、夫妻天人永隔的分離。「一把青」裡的南京，是國民政府的所在地，也是中國空軍健兒的飛行聖地，即使在八年抗戰之後，南京依然風華絕代、浪漫如詩：「戰後的南京，簡直成了我們那些飛行員的天下。無論走到哪裡，街頭巷尾，總碰到個把趾高氣揚的小空軍，手上挽了個衣著入
此刻的臺北，朱青成了空軍康樂隊的成員，以賣歌伴舞為生，「她穿了一身透明紫紗灑金片的旗袍，一雙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一扭，全身的金鎖片便閃閃發亮起來」。此時的朱青，跳起舞來扭得頗為孟浪，竟也能唱出白光[4]那首「東山一把青」那股懶洋洋的浪蕩勁兒。在經歷了戰爭、逃難、家破、人亡之後，人生還剩下什麼？只剩下麻痺作樂、飲酒高歌、扭腰擺臀和四人一桌的「摸八圈」罷了！再偉大、再癡情的「郎心妹意」，也經不起戰火的摧殘與時間的湮滅。即使今日臺北的新歡—小顧，一個同樣也是年輕飛行員又出事了，朱青也只是輕描淡寫、一語帶過。時間可以賦予青春，但也可以剝奪生命；時間不只在臉上刻出皺紋，更在心靈上劃下永難癒合的創傷。
時間的比較：從繁花到落葉
「時間的比較」表現在一種從繁華到凋零、從錦衣到粗布、從排場到簡陋的式微和落寞，一種從絢爛到素樸的過程。這種比較，不只是對比或差異，而是滑落、衰敗後一種今非昔比的傷感心境。在《永遠的尹雪豔》中，開頭雖是「尹雪豔總也不老……不管人事怎麼變遷，尹雪豔永遠是尹雪豔，在臺北仍舊穿著她那一身蟬翼紗的素白旗袍，一逕那麼淺淺的笑著，連眼角兒也不肯皺一下」[5]， 但是，這位昔日上海百樂門舞廳的紅牌舞女，焉有不老之理？永遠、不老，實際上只是一種對往事不要走、昔日請留步的主觀願望而已。所謂「永遠不老的尹雪豔」，只是對昔日金冠玉帶、年少輕狂的懷想和眷念，只是上海百樂門時代紙醉金迷的象徵，京滬生活燈紅酒綠的佐證。實際上，作為「百樂門象徵」的尹雪豔永遠不老，但是即使當年眾星拱月圍繞在尹雪豔身邊的一群翩翩少年、座上貴賓，今日卻已成為雙鬢花白、頂上光滑的老朽怪物了。昔日在上海當過銀行經理的吳經理，「頭髮確實全白了，而且患著嚴重的風濕症，走起路來，十分蹣跚，眼睛又害沙眼，眼毛倒插，常年淌著眼淚，眼圈已經開始潰爛，露出粉紅的肉來」[6]。在這裡，所謂「不老」，只是記憶中不忍失去往日榮光而在視覺上的扭曲和想像，是對今日失去官位排場的失意人虛應一番的安慰話語。
然而，昔日的玉液瓊漿、金杯銀盤固然已經無法重現和挽回，但今日一切新生事物，也都令人不堪忍受。在臺北成長的新一代，沒有受到傳統中國文化的薰陶，反而受到西方享樂主義和奢糜之風的污染，甚至產生嚴重的認同斷裂和文化疏離。在「梁父吟」中，王孟養、翁僕園、仲默三人在辛亥革命中歃血為盟，襄助革命，他們組成了「敢死隊」，提出「革命倒滿、倒滿革命」的口號，甚至假扮「花轎迎親」，直搗敵營、雖死不悔，可謂豪氣干雲、義薄雲天。但是晚年的樸公有如落葉枯木、風中殘燭，只能教導年幼的孫子背背唐詩聊作生活寄託，此刻正為了革命夥伴王孟養的喪禮—因為定居美國的的兒子在父親的喪事安排上，完全不理睬中國傳統的人情禮節—而感到不勝唏噓。「國喪」一篇，描寫國民黨高級將領陸軍一級上將李浩然的喪禮，通過秦副官的回憶。李浩然一生獻身黨國、功業彪柄，從祭文中：桓桓上將，時維鷹揚，致身革命，韜略堂堂，北伐雲從，帷幄疆場，同仇抗日，籌筆贊襄[7]，就可知其功蓋一世。李浩然手下有三員猛將，一是章健(官拜司令)，一是葉輝(官拜副司令，兩人合稱「鋼軍司令」)，一是劉行奇(官拜副司令，人稱「鐵軍司令」)，如今一個隱居香港，一個臥病榮民總醫院，一位出家當和尚。在回憶中，突然響起「敬禮！」的呼聲，那曾經是南京謁陵時如雷貫耳的歡迎聲，如今卻是送葬隊伍中肅穆哀傷的最後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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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是《臺北人》之中最具「時間比較」之特色的篇章，它包括三個向度的比較：土洋之學的對比、代間觀念的差異、前妻與再娶的不同。主角是一位年老的余欽磊教授，早年醉心於「五四」運動，崇尚自由開放與解放精神，熱愛西洋浪漫主義文學，他專攻拜崙，很會寫詩，但如今卻謫居溫州街一間灰暗陰濕的教授宿舍裡，與殘瓦、舊書、老妻一起終老餘生。他有一位多年前就放洋深造的老友吳柱國，如今功成名就回臺來看他。通過一場「回憶—敘舊」的對話，人生得失無常、歲月無情催老，滄海浮沉，千帆過往，盡在時間的對比和落差中，憂傷地擺盪……。
比起年少輕狂的青春歲月，老來的日子顯得黯然蕭瑟。「巷子裡灰濛濛的一片，一個人影也沒有，四週沉靜，只有雨點灑在遠遠近近那些矮屋的瓦簷上，發出一陣沙沙的微響。余教授在冷雨中，撐著他那把破紙傘，竚立了片刻，終於又折回到他巷子裡的家中去。他的右腿跛瘸，穿著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蹣跚」[8]。在小說中，餘欽磊在臺灣的抑鬱不得志是通過吳柱國滔滔不絕的炫耀他在美國的學術成就而反射出來的。吳柱國自視「學術名星」，從談到親身經歷了美國的學潮，炫耀其著作等身，再從總是趕場奔赴各種學術研討會，到批判迷失理想的現代青年….。談話中，他義正詞嚴的告訴美國左翼學生，當年(五四運動時期)他們是如何鬧學潮的，他的同學賈宜生割開手指，在牆上寫著「還我青島」的血書，他的同學陳雄穿了一件喪服，舉著「曹陸章遺臭萬年」的輓聯在街上遊行……；吳柱國提到了當年「我們是疊羅漢爬進曹汝霖家裡去的。第一個爬進去的那個學生，把鞋子擠掉了。打著一雙赤足，滿院子亂跑，一邊放火」[9]，而那個學生現在人在臺灣教書，教拜崙，他就是現在眼前的余教授……。
今日的余教授早已不是當年愛國學運的急先鋒，不再是那給花樣年華的女學生寫情詩的才子，而是一個身殘心困、年老色衰的老冬烘。當年的愛國同志，莫不紛紛凋零作古，連自己也只剩下一雙僵硬的腿、光禿的頭和成天鬥嘴的胖老婆。雖然余教授還想請吳柱國推薦他到美國教書，但是美國人怎會聘一個中國人來教英國文學呢？何況他那本北大唸書時寫滿注解的牛津版拜崙詩集，幾年前就被胖老婆在曬書時弄丟了！
深冬夜巷，垂老書生，往事不知是否可追憶？他從書房唸書的兒子俊彥身上看到自己昔日的影子，在揚名國外的老友離去之後，他想起寫給前妻雅馨的詩：
當你倚在碧波上，
滿天的紅霞，
便化作朵朵蓮花，
拖著你，
隨風飄去……[10]
時間的釋義
時間的所有意義停留在過去，而所有足以支撐生存力量的生命意義，卻已經在時間中流失、散落、凋零。《臺北人》的角色，多半是隨著時間而下沉、墜落、殞失的人物。空間的變異截斷了個體生命意義的延續和流轉，時間成為既不可挽回的空洞回憶，也成為無法伸展於未來的消極停滯。時間因此被固化為「此刻」無意義的飄流感與暫存性。
「時間的釋義」是指個體賦予自身在時間之流的份量，是個體對自身價值的自我定位與衡量。簡言之，時間的釋義就是指個人生命史在時間中的「權重與價值」(weight and value)。所謂泰山與鴻毛之別、不虛此生與枉來一遭之分，正是一種時間釋義的判定與給予。在「歲除」一篇中，賴鳴升是當年國民黨軍隊的高官，來臺退休之後淪為軍醫院的伙夫；除夕夜來到屬下劉營長家裡作客，三杯黃湯下肚，老漢大談當年勇，大吹大擂地述說當年參與「臺兒莊戰役」的英勇事蹟。席間，賴鳴升掀開襯衫，露出胸口，「胸膛右邊赫然印著一個碗口大，殷紅發亮的圓疤，整個乳房被剜掉了，塌下去成了一個坑塘」。對著這一傷口，這位退伍後被山地姑娘騙走所有積蓄的過氣老兵，對著昔日的老弟說道：「我賴鳴升打了一輩子的仗，勳章倒沒有撈著半個。可是這玩意兒卻比『青天白日』還要稀罕呢！憑著這個玩意兒，我就有資格和你講『臺兒莊』」[11]……。
剜掉的胸乳、碗大的傷口、血紅的圓疤，沒有這些，就沒有歷史，也沒有談論歷史的權力。但這只是賴鳴升個人一廂情願的說法，時間的意義、歷史的輝煌，換來的只是今日屬下虛應故事的敷衍、表面客氣的恭維。實際的情況是，昔日的小副排長，今日已成為軍醫院的長官，賴鳴升即使「老子正眼也不瞧他一下」，但是「上禮拜，我不過拿了我們醫院廚房裡一點鍋巴去餵豬，主管直起眼睛跟我打官腔」[12]，這就是今非昔比的殘酷。實際上，這些「落日英雄」也只能以「話說當年勇」來掩飾今日的窮途末路，以追憶陳年往事來填補今日的落寞寡歡。時間已是昨日黃花，輝煌偉業已成亂石廢墟，昔日的火樹銀花，已是今日的殘花敗葉……。
時間的殘缺
時間的殘缺是指時間在個體生命中失去了連續性與完整性。這裡所謂的「殘缺」包括三個面向，一是以前半生的「身份缺場」換來了後半生的人格重生；二是由於過度沉溺於退色凋零的記憶，即使活在現實中，實際上卻不屬於當下，而是早已死在不可追回的記憶之中；三是因為喚不回美好的過去而毅然了此餘生。
在「思舊賦」中，兩位昔日官家的女管家—順恩嫂和羅伯娘—多年後在臺北相聚。座落在臺北南京東路窄小破舊的「新宅」，自然比不上當年南京清涼山上那座花簇滿園的「老公館」。歲月寫在兩位女僕的身上，「老婦人的背脊完全侷僂了，兩面崚嶒的肩胛，高高聳起，把她那顆瘦小的頭顱夾在中間……；她的身軀已經乾得只剩下一襲骨架……」[13]。年紀較輕的羅伯娘，「穿著一件粗藍布棉襖，胸前一個大肚子挺得像隻簸箕，腰上繫得一塊圍裙，差不多拖到了腳背上」[14]。這次聚會，是為了看看多年不見的少爺。誰知，少爺早已中風，當順恩嫂在院子石櫈上看見他時，那小時英姿翩翩的美少年，如今已是個暮氣沉沉的胖男人，「臉上兩團癡肥的腮幫子，鬆弛下垂，把他一逕半張著的大嘴，扯成了一把彎月」[15]。然而，無論順恩嫂如何把他摟在懷裡，無論順恩嫂如何淒瘂的呼喚，都已無法喚醒他。風華遠去，斯人憔悴，昔日的冠蓋人物已在風中逝去，只剩冬日的暮風，蕭瑟的嵩草……。
「遊園驚夢」中的竇公館，雖然位於臺北天母，卻是一幅昔日南京「票戲」場景的異地重演，殊不知，今日的貴夫人曾是昔日的填房或小妾。藍田玉先是輝煌於前日，卻忍受「填
「花橋榮記」描寫一群流亡到臺北的廣西佬，通過一家米粉店老闆娘的敘述，這群離鄉背井的桂林人，晚景淒涼、至死無依。許多老人在店裡包飯，短的三年五載，長的七年八年。有個李老頭，包了八年飯，患有雞爪瘋，總是摔破碗；70歲大壽當天，李老頭一人吃光了滿桌的菜之後，隔天就上吊自殺了。有個秦癲子，是個小公務員，因調戲女職員被開除，有一年颱風來，長春路淹大水，颱風過後，衛生局前來消毒，竟在一條臭水溝撈起了秦癲子的屍體。
「花橋榮記」的主角是一位出身書香之後的小學老師盧先生，因忘不了少年時與羅家姑娘的初戀，散盡所有錢財請託香港的表哥，試圖把情人接來臺灣，沒想到攢了十五年的錢竟被表哥騙得精光，從此盧先生感到人生無意、生如死鬼。最後斯文老實的盧先生竟姘上的一個洗衣婦—阿春；這位粗手厚腳且正值慾火旺盛的女人竟然背地偷人，盧先生捉姦不成反被打傷，從此瘋癲發狂，沒幾天就死於心臟麻痺。盧先生死後，老闆娘清點盧先生遺物，偶然在一張照片裡發現自己爺爺在家鄉開的那家「花橋榮記」，另外還有一張盧先生與羅家姑娘18、9歲的合照，但卻不知，盧先生從來就沒有活到臺灣來，他早已死在那幅像框裡！
在「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一篇中，行伍出身的長工王雄，對他年少時在湖南鄉下定了親的小妹仔，有著深切難忘的懷念。王雄雖是個粗人，卻能把滿園的杜鵑花栽種得千姿百態。他把雇主的女兒麗兒當成了小妹仔的化身，兩人情同手足的感情實際上是逝去的美麗幻影的再現，也意味著王雄從來沒有活出老家的記憶，沒有走出與小妹仔青梅竹馬的甜蜜回憶。但是當他發覺麗兒毫不善解人意，竟把他送給她的金魚缸狠狠打破。就在缸碎夢醒之際，王雄性情丕變，竟在強暴了女傭喜妹之後，投海自盡。
在臺灣「反共文學」四面包圍、八方威風的1960-70年代，年輕的白先勇寫下「臺北人」這部藝術珍品，反映了那「試看西園中，千花亂如霰」的飄零時代，記錄了那「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的抑鬱人生。晚年的白先勇醉心於崑曲，製作「牡丹亭」一劇，為中國戲曲再添佳話。如果有「永遠的尹雪豔」一文如此膾炙人口，中國也有「永遠的白先勇」這位才子大師令人豎指景仰！
[1] 歐陽子，「白先勇的小說世界—『臺北人』之土題探討」，載於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1971(民國60年)，前頁2
[2] 白先勇，《臺北人》，頁25
[3] 白先勇，《臺北人》，頁26
[4] 白光(1921—1999)，本名史永芬，河北人，1940—1950年代中國著名的影、歌星，因演出《蕩婦心》、《一代妖姬》、《玫瑰花開》而走紅，有「中國一代妖姬」之稱。
[5] 白先勇，《臺北人》，頁1
[6] 白先勇，《臺北人》，頁6
[7] 白先勇，《臺北人》，頁270
[8] 白先勇，《臺北人》，頁242
[9] 白先勇，《臺北人》，頁249
[10] 白先勇，《臺北人》，頁263-264
[11] 白先勇，《臺北人》，頁64
[12] 白先勇，《臺北人》，頁67
[13] 白先勇，《臺北人》，頁111
[14] 白先勇，《臺北人》，頁113
[15] 白先勇，《臺北人》，頁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