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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理論的遊擊戰
─佳亞特里．史碧娃克∕解構批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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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yatri Spivak |
在當代女性主義的理論浪潮上，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已成為千波萬浪上一名身手矯健的衝浪手。衝浪，意味著對叛逆的馴服，但也意味落水而溺。「理論衝浪」是在說明當代理論的發展已不再是慢火細熬式的蘊釀和推演，而是浪濤與潛流的擠迫與推壓，從細小的水點到集結成巨浪，再從滔天巨浪碎化成浪花和細水。成功的衝浪手既要懂得駕馭淩空高浪的奔放，也要懂得提防海底暗潮的竄流。作為一名理論駕馭者，出身印度加爾各答(Calcutta)的史碧娃克，始終浮沉自如。
第二代－應用的解構主義
史碧娃克向來被稱為「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者」，這種標籤式的定位，總是為了符合某種特定激進認同者的安全感。史碧娃克把自己形容為一個「跨行的倫理哲學家」(para-disciplinary,
ethical philosopher)，但我則把她的理論招牌歸結為「第二代－應用解構主義」。
史碧娃克以翻譯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的《論文字學》一書並為該書作了長達79頁的序言而被西方所稱譽。文出之後，雖然使史碧娃克開始受到重視，並將她的寫作風格稱譽為「為序言寫作建立了一種自省性(self-reflexivity)的新典範」，但也被斷定：「絕對的無法閱讀」(absolutely unreadable)[1]。這不僅涉及「翻譯」(translation)如何「翻而譯之」的問題，以及「序言」(preface)如何「序而言之」的問題，而且還因為史碧娃克的作品總是如此鬆散而不成體系。因為史碧娃克的批評事業，既是一種風格，也是一種策略，既是進攻也是防守；這種批評策略就像「一人獨弈」，既是棋中之人，又站在觀棋之外。
儘管史碧娃克以解構起家，但她不只是德里達著作的直譯者或尾隨家，而是一位德里達主義的踐行者。這裡所謂「解構的踐行者」是指解構不僅指向他人，也要面對自己；如果要以最簡單的字語來說明「解構」(deconstruction)，那就是「存異而不求同」。這就要像一個衝浪者，要有隨時準備「落水而溺」的自我警覺，也就是前述所謂「理論的衝浪」－衝浪者沒有防守可言，只有避免幾乎不可能的不落水。
作為德里達解構主義在北美地區主要的傳譯者，史碧娃克的「解構批評」是相當誨澀而複雜的。史碧娃克並不喜歡一種閉鎖式的派系立場，也不喜歡任何「放之四海皆準」的理論戒律，而毋寧喜歡一種遊擊式、移動化和隨機性的動態立場，也就是一種不斷變換理論位置，在各種理論中進行「互為質疑」(inter-interrogative)的態度。在談到對待女性主義的立場時，史碧娃克說道：「我本人專注於從不同國家的女性主義文本解讀出背後的生產支配作用和剩餘價值的實現」[2]，在此意義上，史碧娃克比德里達更「德里達化」，對此我們甚至可以把史碧娃克稱之為「左翼的德里達主義者」。
一方面，史碧娃克似乎自我警惕地避免德里達那種對文字蹤跡遊戲無止境的偏好，一方面又擔心解構主義陷於自我停滯以致形成另一種「建構性的結構」，因為真正成功的解構策略應該具有「永遠延異」(forever deferred)，而不只是作為一種另類的形上學而將自身封閉在自己所質疑的形上學領域中。在史碧娃克看來，德里達的「延異(difference)∕書寫(writing)∕蹤跡(trace)不過是對知識與遺忘之尼采式遊戲( Nietzschean play)的含蓄表達」[3]。因此，解構應該作為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面對自我固化於真理之路之可能性的危險中，始終要保持自我戒慎的清醒意識。
在為德里達「翻譯」了《論文字學》之後，史碧娃克既親近了德里達，也遠離了他。在我看來，史碧娃克的貢獻在於，她區分了「一次解構」與「永遠解構」的不同，並且把解構從「哲學形上學」的爭論中解放出來，帶向了實踐的解構主義。史碧娃克含蓄地批評了德里達：
解構是一種永久自我解構的運動，延異棲居其中。沒有任何文本是完
完全全解構性的(fully deconstructing)或者是徹底被解構了的
(deconstructed)。然而，批評家往往只是暫時搜集形而上的批評資源，
進行其自稱為某一次的(one)解構行動[4]。
中國學者王寧指出：「史碧娃克和一切解構理論家一樣，並不否認差異，但她對差異和蹤跡的興趣並未導致她沉溺於無端的文字遊戲中，而是把大量精力花在對第三世界文本和『非主流文化』的研究，這一點是她與她的理論宗師達里達和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保羅．德曼(Paul deMan)以及其他解構主義批評家不同的地方」[5]。實際上，人們總是在解構主義陣營中將史碧娃克與德里達相提並論，但史碧娃克更接近她的老師保羅．德曼。保羅．德曼在《閱讀的寓言》(Allegories
of Reading)中說道：
解構的目標永遠是揭示假想為單一性的總體中存在有隱藏的連貫
和碎裂」[6]。
於是，我們大致可以釐清，如果德里達的解構主義之「旨趣」(這個用語也許比「主旨」要來的恰當)在於「延異性」(defférance)，那麼史碧娃克的批判旨趣則是「異質性」(heterogeneity)。這裡所謂「異質性」，就是德曼所說的，對「假想為單一性的總體」總是抱持堅定不懈的懷疑，對一種「統合的一貫性」總是採取「見縫插針」的態度。作為長期在第一世界─美國─執教的具有第三世界背景的知識份子，史碧娃克念念不忘的就是凸顯「異質性」─非第一世界的、非白人的、非男性特質的－從而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男權中心主義的神話。因此，有人將她的理論稱為「干預的解構批評」(interventionist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7]。
文化的政治闡釋
在理論探索的初期階段，史碧娃克致力於一種「異質性的文化詮釋」，對此，她努力建立一種足以回應第三世界真實情況的「文化的政治闡釋」－一種關於「他者－我們－第三世界」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的文化政治學。正如在柯林．麥克凱伯(Colin MacCabe)為史碧娃克的《在他者的世界：文化政治論文集》(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展開於史碧娃克面前的第一個理論課題是：在制度化的矛盾網絡中進行一種文化理解，以便更好地理解文化與文化詮釋的關聯性，以及那些如何塑造了我們生活的(文化)實踐[8]。
然而，在史碧娃克看來，當代「建制化的學院體制」已經無法回答當前最緊迫的全球性問題，即使許多最激進的批判也還只是停留在一些建制化的「術語」之上。因此，史碧娃克的主題是更為寬廣的，她所關切的論題是：「學術的微觀政治以及帝國主義宏觀論述之間的關聯性」。但是史碧娃克又強調，這種關聯性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沒有主題的論題」，一方面，它缺乏可供閱讀的讀本，缺乏導讀式指引，一方面也沒有參與這種探討的機會。這種關聯性，一方面很難依據現有的主題分類而加以定位，很難將這個論題掛在現有的主題論別上
(例如如何在經濟理論中進行文學性的批評呢？)一方面也很難將它直接歸類於已經定型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解構批評等等理論之中[9]。
因此，批評的第一步就是走出學院與建制化的知識體系採取「對位－對抗」的姿態。當然，對史碧娃克而言，「走出學院」並不是指「放棄教鞭」，而是要遠離「教學機器」(teaching macine)，拒絕當「知識販賣機」。因為讓衝浪者「落水而溺」的不是高浪，而是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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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殖民－女性主義－解構批評
所謂「應用的解構主義」是指不把解構主義侷限於形上學的抽象性爭論，而是把它運用在文本閱讀、文化闡釋、意識形態批判、西方主體批判與女性主體重建等等「批評實踐」之上。這種批評策略，是一種戰鬥性的遊擊主義，也可稱為「內爆」：一方面潛居於西方學術殿堂之內，採取「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姿態，一方面卻遊走於西方教學體制之外，以一種「內窺∕遠視」的雙重視角，致力於將「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從西方認識論的囚牢、論述暴力和國際剝削體制中解放出來。
史碧娃克首先以自己作為一個「寄宿」於西方中心但「原出」於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屬性－文學教師－為出發點。但這一出發點始終不是個「定點」，而是移動不居的「擊發點」。這個出發點，不僅僅是一種身份標誌、地理介面、種族差異而已，更是一種意識形態空間，一個集歷史的、語言的、象徵的、再現的「權力論述場域」。
對史碧娃克來說，第三世界始終是作為「他者」而成為西方「自我」的再現性客體(representational
object)，一個由話語、文本、想像、象徵所組建而成的空間。第三世界既非一個地域之稱，也不是文化之名，而是一個結構語言學上的「能指」(signifier)，用來指稱一個在「西方正確」的自我判斷下被「非理論化的世界」(nontheoretical world)。這裡所謂的「非理論化」，是指第三世界的「非世界化」和「他者化」，亦即一個在地理上遙遠、幽黯、蠻荒的異域或遠處，一個對西方來說是外來的補充物，具有可塑的、處女的、可佔有的「殖民性」。
於是，對史碧娃克來說，解構批評必須兩線作戰。一是透析西方女性文本對第三世界女性的「再現」方式；二是通過對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解構式閱讀，來發掘第三世界女性的「臣屬性」和「消音化」。作為一種閱讀實踐，前者通過對西方女性主義「帝國意識」的再顯化策略，揭露西方女性主義在再現第三世界婦女時對「西方女性」這一優越主體的自我建構歷程，後者則通過一種自剖策略，達到對第三世界婦女歷史邊緣化和性別雙重壓迫的反思與批判。
對第一線戰線來說，借助於一種「後殖民重讀」(re-reading)，通過對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著名小說《簡愛》(Jane
Eyre)，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的《弗蘭克斯坦》(Frankenstein)，吳爾芙(Virginia Woolf)名著《航向燈塔》以及對法國女性主義者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關於中國女性觀點的批判，史碧娃克對意圖以西方女權運動經驗來「同質化」第三世界女性之生活經驗，意圖竊占第三世界婦女的發言位置，以及與西方男性霸權「暗通款曲」的幫凶與共謀，採取激烈的反對態度；在第二線上，借助於一種「後殖民重寫」(re-writing)，史碧娃克強調重新占有女性身體經驗和重新建構女性論述的必要性。這是一種穿梭於兩個「文本∕世界」的交叉閱讀，從中尋求一種適應於第三世界女性現實處境的闡釋模型和發音位置。換言之，史碧娃克採取「西方人文論述中女性主體地位的『缺場』」和「揭露女性歧視之意識形態的生產」兩個路徑，最終重建第三世界婦女的「自述權」。
然而，要重建「女性論述」，首先就必須理解人們是如何「論述著」(discoursing)著女人。史碧娃克提出一個「建制化論述」(established discourse)的概念，它有兩層涵意，一是指我們總是在一種已經被形構化(configured)的語言世界中進行「控制性的言說」，二是指論述者往往已經是個自己未曾或未能時時查覺到的「被操弄的論述者」。控制性言說是通過人類的「語言生產」(production of language)而形成的，史碧娃克指出，要想對這種語言生產的控制力提出質疑，最好的手段就是「寫作」(writing)。這裡所說的寫作，是指一種「解構的寫作」，亦即以修正(revise)和重估(reassess)為目的的「重寫」，它包括重新閱讀過去的女性寫作，以及對婦女當前處境的深入研究。重寫，意味著將「已知」和「未知」的界線加以模糊化，運用「在場」與「缺場」的交互對峙，使某種確定的人類文本性(human textuality)重新被懸置在知與未知的擺盪之間，並使整個「建制化論述」趨於「問題化」(problematic)。這種立場，就是前述所說的遊擊式、移動化和隨機性的批評立場，它將生產出「解構文本」，一種與既定的馴養意識、規訓體制不相容的、足以擺脫定義之任意性與暴虐性的牽制力量，而這正是解構批評的力量所在。
由重讀與重寫所構成的解構批評，需要借助理論之間複雜的相互滲透，需要借助對知識形構之生產過程的敏銳洞察。這是一種對知識之所以成「為建制化論述」的知識性重建，特別是顛覆那些充當「等級∕差異」之知識判準和作為權力部署之隱蔽性的「倫理∕政治」建構。
東方婦女－多重壓迫
然而，對女性的壓迫不只在西方，東方女性更多的是面臨多重的壓迫－性別的、階級的、國族的、經濟的。在「庶民階層的文學再現」(A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the Subaltern)一文中，史碧娃克從「婦女文本」(woman’s text)和「文學再現」(literary
representation)的歷史關係，來探討第三世界「女性主體的可能性」問題。
史碧娃克以印度女作家瑪哈斯瓦塔．黛薇(Mahasweta Devi)的《奶媽》(Stanadayini,
Breast-Giver, 後重刊於“Breast Stories”一書)為一部「民族寓言」的範本，指出這部以奶媽之「乳房」為轉喻，象徵獨立後之印度哺育了成千上萬的印度精英，然而，就像「食乳者」連正眼也不看一下這個過度哺乳的奶媽(名為雅賀達[Jashoda])一樣，在吸光奶水之後便棄之不顧，最後使奶媽(印度)因罹患乳癌而致死。這是一部一部關於擺脫了殖民統治之後印度的民族敘事，「印度就是一個受僱的奶媽，各階層的人，無論是暴發戶、空想家、本土官僚、散居的猶太人，還是聲言要保衛新印度這一國家的民族精英而言，都在濫用和剝削著她(印度)」[10]。史碧娃克指出，小說最終在諷刺一個意識形態建構下的印度，深陷於多數印度教徒中那種無性徵之「聖母蹂躪」(goddess-infested)的觀念中。只要存在著將印度視為「聖─母」(goddess-mother)這種單一的自我再現，從而不顧這個母親可能是個奴隸，那麼它(印度)將因無法承受由這種自我再現所允諾的無數欲望(千萬人吸奶)而走向死亡[11]。
史碧娃克在這裡不是採取「為讀者服務」的詮釋或導讀，而是把《奶媽》視為一部向各種閱讀方法或現存的女性主義理論提出「再質疑」的文本。換言之。《奶媽》是被史碧娃克用來發起提問的「實踐文本」，而不是用來講授或傳誦的「教學文本」。這是一種典型的「後殖民閱讀」，它不是替文本進行封閉式的定位或定調，而是使文本重新敞開，面對質疑。
通過《奶媽》，人們可以看到許多第三世界女性文本如何被挪用和充當民族主義政權「道德說教的工具」(didactic use)，而這種挪用是通過把「女性主體」轉換成「國族主體」而實現的。對《奶媽》這部小說而言，在給定了一個「民族敘事主體」的位置之後，女性作為「性別∕勞動主體」的地位，卻遭到徹底的消音和抹跡：一個「勞動的庶民婦女主體」被消聲匿跡於後獨立時代的民族感傷和國家忠誠的精英敘事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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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女性，誰的女性？
應用的解構主義是一場兩條戰線的遊擊戰，一是重讀，一是重寫。套用福柯的一句名言：「所報導和敘述的需要再被報導和再敘述」，但關鍵不在闡釋的內容，而是闡釋的主體，問題不在說話的內容，而是誰在說話？於是，解構意味著充當理論的臥底(insider)，專門蒐集被遮蔽了的事件背後的事實是如何被遮蔽的。至於重寫，不只是審美性的重建，而是一種「檔案解碼學」。這是一場嚴肅的歷史主體的重建運動，亦即努力在歷史檔案已經固化成型的主體構成下，重新閱讀出不一樣的、多重的主體構成，即使這將造成整個「檔案歷史編纂學」(archival
historiography)崩落瓦解也在所不惜。
通過對《奶媽》的重讀，史碧娃克確認，重新給予《奶媽》一書不同的主體，乃至「更多的主體位置」(more subject-positions)，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應該把「女性作為隱喻的民族敘事」翻轉為以「女性作為主體的庶民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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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媽》作者：瑪哈斯瓦塔．黛薇(Mahasweta De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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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重寫就涉及到如何賦予「庶民婦女」(subaltern women)一個主體位置。以《奶媽》來說，重寫就是把那種認為庶民階級「不可能」(impossible)」成為自身歷史之主體的「不可能性」(im)，重新移入懸而未決的括弧中(put in parentheses)－也就是建構一種至今未曾出現的「不可能性之解構閱讀實踐」，來取代那種使庶民失去其歷史主體位置的「寓言敘事∕精英閱讀」。於是，解構策略的路徑就在於，解除一切使閱讀成為「文學訓導」(literary pedagogy)的那一個經典位置。
如果文學就是作家從某個「寫作位置」進行書寫，那麼「文學訓導」涉及的就是閱讀者的「閱讀位置」問題。「文學訓導」實際上是一種具有規訓(discipline)和同質化 (homogenization)之「誘讀」作用的閱讀方式。史碧娃克指出，包括印度讀者在內的讀者，長期以來浸淫在文學訓導下三種主要的閱讀位置：一是英美國家自稱激進的讀者，總是以民族主義和種族屬性(ethnicity)的文絡將第三世界同質化，另一種是抵制這種同質化，但卻是與本土精英體制所認同的那種英美「正統位置」(orthodox position)沒什麼差異，這使得即使受過「後殖民人文教育」(post-colonial
humanistic education)影響的人，也往往把這種正統位置視為理所當然的閱讀方法；最後就是作家正經八百地自認是「原創觀點」(original version)而賦予讀者權威感的閱讀位置。在這三種訓導式閱讀方式下，一些隱藏在正統位置背後且經常被看成趣味、閒扯、荒誕、搞笑、補白的邊緣人物，包括這些人物的心理、性格與處境，當然就得不到完整的展示。
但是，文學訓導往往是不自覺的，作家與讀者同樣都會犯下這種毛病。再以《奶媽》的作者瑪哈斯瓦塔．黛薇(Mahasweta Devi)來說，《奶媽》中的庶民女性雅賀達(Jashoda)，由於丈夫被一個富家少爺打傷致殘而被迫來到這個富家做奶媽，她藉著不斷懷孕和哺乳來賺錢養家。但難以理解的是，作者努力使雅賀達這一庶民女性在她的作品裡發聲、說話，但卻始終讓她在一個被剝奪的主體位置上發聲、說話。換言之，作者使她的「主角」在配角、廢角、缺角的位置上，乃至根本在「陰暗的角落」中說話。無論是雅賀達生時的怨嘆或臨終的遺言，她所說的都不是自己的語言，而是壓迫他、輕視她的人的語言：以一個受殖者的口，述說著殖民者的語言。
這是因為《奶媽》的作者在更後設的基礎上，受到了西方宏大敘事下「書寫訓導」的影響。於是，通過《奶媽》，史碧娃克轉身回頭重重地批判了馬克思。史碧娃克認為，馬克思雖然嚴厲指責資產階級社會，但馬克思同樣也把女性放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從屬地位，從而使自己的批判陷入「性別上的階級壓迫論」。馬克思看到了男性在商品生產上被壓迫的地位，卻完全忽略了女性在「生產哺育」上被剝削地位。這是因為馬克思從來就把婦女看成非生產的、無價值的、半個人似的「類種」。似乎，婦女作為性別的另一方，他們進行「人自身∕下一代」的生育全然與「勞動」這一範疇了無瓜葛一樣！
史碧娃克指出：「根據價值生產原理，(生育)是一種生產方式，根據『性繁殖的邏輯』(logic of sexual
reproduction)，她的丈夫就是她的生產工具，儘管這一生產工具並非她所擁有」[12]。但是婦女遭受雙重壓迫的根源正是來自婦女的(生育)價值生產出來之後遭到挪用或抵消，而那個遭到「無償侵佔」的價值正是婦女主體地位淪落的秘密。因為馬克思在關於社會生產和勞動力的再生產等問題上，抹除了女性對『人自身的繁殖』這一基本價值的生產。換言之，婦女對「人對自身的生產」以及婦女「生產作為生產者(無論是男性或女性)之生產力的再生產」，從來沒有受到馬克思應有的重視。
主體、主體，誰的主體？
同樣的，在著名的「庶民能發聲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史碧娃克通過對福柯(M. Foucault)和德勒茲(G. Deleuze)一次關於工人運動的「對談」－實際上是一場知識分子間的清談(載於《知識分子與權力：米歇爾．福柯和吉爾斯．德魯茲的對話》)－的批判，指出了「西方」(the West)這一歷史主體的虛假性。史碧娃克指出，即使當代最激進的文化批評，例如福柯與德勒茲的理論，即使對西方哲學與歷史提出最具顛覆性的批評，但依然在無意中充當了延續和「掩飾性保留」西方主體的效果：
一種稱為「多元化主體效應」的理論(the theory of
pluralized
'subject effects')，給人們一種「破壞」主體統治(subjective
sovereignty)的幻覺，並且就在形成這種幻覺的同時，為西方
的知識主體提供了一種「掩飾」(cover)。儘管歐洲已經藉由
法律、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敘事化」(narrativized)而
形成一種主體歷史，但這個被西方敘事「匿存」(concealed)
的主體，卻仍然「假裝」(pretends)它不是一個「地緣—政治
決定論」(has no geo-political determination)的產物[13]。
罵倒了主人，也未必導致奴隸的解放，如果那張藏在保險櫃的「賣身契」還是完好如初；解構批評不是語意遊戲，而是物質基礎的鬥爭。史碧娃克指出了即使當代最激進的西方批評(western criticism)，他們以一種中性化的「多元主體」為理論，宣稱試圖解構西方這個「元主體」，但是在將西方主體「多元化」(pluralized)的同時，仍然將西方「主體化」(subjectified)。西方批評家是通過自身利益的「無私性」和知識分子這一特殊社會群體的「批判性」(這點類似於東方的甘地主義和毛主義)，來破壞西方的單一主體。但是正是這種知識分子的無私性與批判性，(這種屬性不僅是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一個特徵，也是一種外部期待)，無形中卻「淨化」了西方這個沾滿殖民血腥和國際剝削的主體。換言之，知識分子的「非物質的欲望」塗改了西方這個「欲望的物質基礎」，因此使得西方批評家忽略了破壞西方所需具備的物質條件。他們忽略了西方作為主體不僅僅來自於「西方的敘事結構」，它還是一個「地緣—政治」(國際分工與掠奪)的產物。因此，西方批評家確信自己從「內部敘事結構」解構了西方，實際上，他們從忽略西方的「外部物質基礎」而再度鞏固了西方。
[2] Gayatri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In Other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83.
[3] Gayatri Spivak, “Translator’s Preface” in Jacques Derrida, On Grammatology,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 xlv.
[4] Gayatri Spivak, “Translator’s Preface” in Jacques Derrida, On Grammatology, p.lxxviii
[5] 王寧，「斯皮瓦克和她的後殖民批評理論」，《南方論壇》，2001年第6期，頁10.
[6] Paul deMan, Allegories of Reading,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49
[7] Virgins Blain et al, (eds); The
Feminist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016
[8] Gayatri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ix.
[9] Gayatri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x.
[10] Gayatri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 244.
[11] Gayatri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 244.
[12] Gayatri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247. 括號為作者所加。
[13] G.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New York:
Harvester/Wheatsheaf, 1993, p.66. 引號及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