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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蠶作繭自纏裡
―錢鍾書∕《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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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鍾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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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像一座金漆的鳥籠，籠外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卻想飛出來；世間就像一座城堡，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卻想鑽進去。這就是錢鍾書《圍城》對人生境遇的比喻。人，是宇宙的主人、文學的主體，但在錢鍾書(1910—1998)筆下，人不過是「無毛的兩足動物」。表像與本性的對比、虛矯與底韻的落差、浮生與透悟的轉折……，構成了《圍城》特有的諷世哲理與嬉鬧修辭。《圍城》被視為一部《現代儒林外史》，但其現代悲諷的性格要遠勝於古典笑鬧，讓人在掩嘴笑讀之中，悲從心中來。
假文憑、真遮羞
「圍城」一語在比喻掙扎與求存，也借之暗諷荒誕與愚昧，以及徒勞無功、一事無成的人生處境。「圍」字，意指包圍、圍困、圍禁，用之比喻人生就像身在如來佛掌心，既跳脫不出，也無力改變。圍城又意指孤立無援的空間，一處荒蕪廢棄的精神家園。處於圍城中的人，有如孤臣無力、困獸猶鬥。總之，圍城旨在表明一種希望渺茫的人生、無處逢生的世界。
本身雖也擁有英國牛津學位，但錢鍾書對中國留洋知識份子向來沒有「好」字。主人公方鴻漸雖出身江南世家，卻紈絝成性、依賴成習。年27歲，已訂婚，卻不愛未婚之妻，到北京唸書因沾染「男女同窗」風味之後，竟有休妻之想。不料未婚妻死於傷寒，未過門而身先死。方聞訊有「犯人蒙赦」的快感」。沒做成的「準岳父」收到沒做成的準女婿一封慰唁信，竟認為方某知書達禮，認為女兒雖未過門，翁婿名份不改，因生平只有一女，乃決定把陪嫁辦喜事的那筆款子加上方家聘金為女兒做生意所得的利益，一共二萬多錢，折合外幣一千三百磅，給了方鴻漸做了留學費用；一位學國文的就如此幸運地出國深造了！然而，「方鴻漸到了歐洲，既不抄敦煌卷子，又不訪永樂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國文獻，更不學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換了三個大學，倫敦、巴黎、柏林，隨便聽幾門課，興趣頗廣，心得全無」[1]；最後竟花了10元美金向一位愛爾蘭騙子買了一張假文憑，如此這般地就風光回國……。
這張假文憑，正是錢鍾書對中國人「求名不求實」的露骨諷刺。「這一張文憑，彷彿有如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能，可以遮羞包醜；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疎、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2]。由於學歷是捏造的，方鴻漸內心感到自卑與慚愧，但這份假學歷卻又是他博取眾人嘉許、贏得他人敬重的護身符。由於自身無學與不才，卻又必須配合社會的「浮名文化」和「面子主義」，方鴻漸必須自欺而後欺人、弄假而後亂真；這既是一個病態社會加諸個人的變形壓力，也是個人自我扭曲的必然下場。
實際上，錢鍾書不僅在描寫一個「墮性知識分子」極度苦悶的精神狀態，主要更著力於通過一個「假—洋知識分子」的具體遭遇，來描繪1940年代中國這一處於文化夾縫、內外交逼、新舊雜陳的社會圖像。方鴻漸雖然是個假冒的留洋新貴，但他所處的社會卻是個支離破碎、行將崩亡的舊社會。首先，一場荒唐且近似威逼利誘的老式婚姻率先登場，隨後是一筆飛來橫財的留學經費，以及浮誇愛面子的父親，言必溜幾句英文的張家親人；方鴻漸回國後，面對的是就業無方、制度紊亂、人才虛擲的處境，生活在髒亂污濁的環境、擁擠無序的交通；即使在高等學府裡，也是虛偽造假、爾虞我詐、拉幫結黨；整個社會則彌漫沽名釣譽、攀權附貴的風氣。至於正值抗日戰爭的國家，在一群愚將昏兵的瞎指揮之下，陷入兵敗山倒，百姓民不聊生、悲慘逃難的境地。處在這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社會裡，個人是無力的，也是無能的。這對方鴻漸來說，他既不能貢獻所學，也無法改造社會，只能隨波逐流、自甘墮落，只能依靠一份假文憑換取自我安慰的虛榮與尊嚴。
現代犬儒主義
在錢鍾書筆下，「知識份子的劣根性」可謂醜態畢露、毫無遮掩，從方鴻漸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知識階級的懦弱、虛矯、小氣、好鬥的本性。實際上，方鴻漸並非小人惡徒，他也具有普通人的義氣與良知，例如他寧可四處奔波、到處流浪，也不願成為亡國之奴。但是他既無保家衛國的大志，也無改革社會的熱情，是一種典型的「雖非惡人但百無一用」的現代儒生，只能憑藉虛名小利而枉度一生。在方鴻漸身上，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喝過洋墨水的冬哄先生，一種「現代犬儒主義」。方鴻漸雖然不乏批判精神，但也只是無謂的抱怨，雖有改革社會的想法，卻毫無起身力行的能力；在腐敗的學術同行中只能吭瀣一氣，在愛情的追求上只能牽就現實，這就是一種典型的旁觀哲學和坐視主義，一種出自生命深處的厭倦與無力，一種面對社會只能自命清高、自憐自愛的「君子自戀主義」。實際上，方鴻漸正是錢鍾書筆下「無毛的兩足動物」，既無能力自保，也無力抗拒外力。生命對他而言，是一場無盡又無邊的爬行，像一條龜蟲，在漫漫旅途中蠕蠕慢行……。
錢鍾書筆下的學院知識份子，莫不是眼小鼻尖、目光如豆的小人，就是不以時局為憂，不理家國安在的「米蟲」，說他們是一群知識精英，不如說是食色本性的「惰民」。冷漠、懈怠、無情、短視，正是這一時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劣根性。當時，中國正值抗日，但這群知識份子，無一人心繫國族存亡，也無一人心念生靈塗炭。他們口口聲聲說辦教育，而且是「現代教育」，實際上既無心教學，不作研究，只知爭名奪利、勾心鬥角。小說就是以方鴻漸在回國郵輪上
西洋趕驢的人，每逢驢子不肯走，鞭子沒有用，就把一串胡蘿蔔掛在
驢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這笨驢以為走前一步，蘿蔔就能到嘴，於
是一步一步再繼續向前，嘴愈要咬，腳愈會趕，不知不覺中又走了一
站，那時候它是否吃得到這串蘿蔔，還要看驢夫的高興。一切機關裡
，上司駕馭下屬，全用這種技巧[3]。
婚姻是一座圍城
小說中的四個女人：
通過方鴻漸與四個女人的關係，表達了錢鍾書既對舊式婚姻的嫌惡，也對新派愛情的嘲諷。實際上，錢鍾書的「圍城之論」—裡面的人想逃出，外面的人想衝進去—正是指一種婚姻枷鎖，一種無愛之堅、無情之重的欲望之緣和買賣婚姻。實際上，無論是新潮還是舊款，錢鍾書一律給予批判和諷刺。在錢鍾書筆下，人是一種「不配愛情的動物」，而知識份子的愛情觀—一種工於心計、精打細算的情愛交易，錢鍾書更是給予毫不留情的冷潮熱諷。
憂亂傷生，感時濺淚
錢鍾書被譽為「中國諷刺大師」，但他的諷刺文學絕非滿紙荒唐、嬉笑怒罵，而是充滿道學、笑柄、議論、清談、譬喻的寓意之書，是一部喜中含悲、悲中帶情、情中帶淚的感傷之作。小說以「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對人生包涵的諷刺和悵惘，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4]為結尾，說明了《圍城》不僅哀時諷世，更是一部「憂亂傷生」之作。書寫20年間，錢鍾書數度不忍卒寫，履想中止，說明了作者對一種浮世偷生、亂局茍安的處境，依然有著不忍苛責、強隱厭世之感。錢鍾書旨在告白，賢愚之別、聖俗之分，關鍵在於勇於選擇、自力自強；人生究竟是一座孤立危城，還是處處風景，就在於人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奮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