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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全球的全球化！
─阿榮．阿帕杜萊∕全球景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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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jun Appadurai |
阿榮．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 1949－ )理論的魅力在於他建立了一種「想像的稜鏡」(imagined prism)，來觀察這個被稱為「全球化」世界的演變過程，這是一種由多重碎裂的鏡片聚集在一個凹凸不平的錐體鏡座上，通過想像與建構所形成的發散性、折射型的認知圖示，我把這種方法稱為「改良式的後現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全球化景觀：五個面向
現任美國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大學社會科學「約翰．杜威」講座教授和「全球學院」(Global Institute)資深顧問的阿帕杜萊，其特有的方法論來自他「印裔美籍」的混合背景以及高度的理論綜合能力，他對當前全球化趨勢的理解，一如他的理解方法的拼湊性：全球化是一個不斷溶解又不斷重新融合的過程，一個同質性與異質性並存、斷裂與縫補並進的過程，一種通過紛雜的視野所得出的紛雜的景觀。在此意義下，曾經被人所信服的「地球村」(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共同體」(Benedix Anderson所提出)理論已經過時，人們看待世界和處於這個世界中的生活方式已不再單一化和固定化，人們已無法依託單一的哲學去過單一的生活。世界超出了我們的想像，但至今為止，這個變化莫測的世界也僅僅經由我們的想像而被理解和把握。
阿帕杜萊的觀點主要建立在三個基本論述之上。一是全球化的進程已經走了數百年，而我們的「全球化知識」才剛剛起步，這意味著全球化以及關於全球化的知識還處於脫節狀態；二是這種脫節說明了我們的全球化知識多半基於想像，但全球化的真實狀況卻完全超乎我們的想像；三是全球化作為一種悖論邏輯，它不斷生產著自身的「全球化反差」；換言之，全球化不僅不利於團結，也不利於世界範圍內的共識與合作。
阿帕杜萊為人所熟知和多次被引用的，就是他對全球化之多重性「文化面向」的提法，也就是他所提出的「人種圖景」(ethnoscapes)、「媒體圖景」(mediascapes)、「科技圖景」(technoscapes)、「金融圖景」(finanscapes)、「意識形態圖景」(ideoscapes)的觀點。阿帕杜萊指明，「圖景」(scape)，旨在描述一種流動與不規則的狀態，但同時又隱含著受到不同視野和境遇制約下被建構的關係。顯然，這個被用來描述全球化過程的「圖景」概念，既是對不穩定、非秩序之文化差異的把握，又是對支配性權力結構的一種描述。阿帕杜萊把這些「圖景」視為「想像世界」(imagined worlds)的構成材料，而所謂「想像世界」則是指「由遍佈全球的個人和群體在持定的歷史境遇中的想像所構成的多元世界」[1]，它構成了阿帕杜萊所建構的「全球化景觀」。
抵制「同質化幻覺」
阿帕杜萊的「景觀」概念，既不賞心也不悅目，而是充滿歧路與險峻；他所提出的「想像世界」具有多少說服性和解釋力也不是重點，關鍵在於阿帕杜萊間接印證了一種「全球化幻象」，並有力的打擊了居於主流地位的、以全球化自稱的「假全球化理論」。一些將同質性、一體化、整合性、世界市場、全球治理視為全球化基本特徵的理論，大多預設了「去異存同」的立場，這不是一句天真或樂觀所能比擬，嚴重的是，一大堆假全球化理論簡化並扭曲了全球化的真實面貌。
例如代表自由主義的羅柏．考克斯(Robert Cox)將全球化描述為一種進程加速的競爭環境，這些進程包括生產的國際化、新的勞動分工、由南方到北方的移民、使國家成為全球化代理機構的「國家的國際化」(internationalizing of the state)；代表現實主義的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則將全球化視為世界範圍內社會關係的密切化，把全球化直接視為「現代性」的延伸與擴展；代表理想主義的馬丁．阿爾布勞(Martin Albrow)則將全球化視為把世界人民匯入一個「全球社會」(global society)的過程，亦即全世界的人們被整合至一個單一的世界家庭，最終形成一個「無疆界的世界」(world without borders)。然而，依據阿帕杜萊觀點並進一步推論，「無疆界化」和「趨同化」只是一種「同質性幻覺」(illusion of homogenization)，它完全忽視了「差異化」(heterogenization)對全球趨勢的阻撓與挑戰，這意味著不能忽略想像對現實的虛構與扭曲所造成的現實性後果，亦即一種通過「同質想像」所產生的「同質幻覺」的後果。隨著全球流動的到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個人與群體加入到遷徙的現實之中(或者是陷入遷徒的幻覺之中)，地理(地圖)上「經緯度線」早已和人類流動的「遷移路線」混淆不清了。僅就「移民」來說，移民本身總是帶有異國想像和幸福欲望的主觀幻覺，一種「外國月亮比較圓」的浪漫憧憬，但是它帶來的往往不是新希望與新生活，而是貧困、歧視、失業和流落他鄉。換言之，以「幸福承諾」為前提的全球化理論，不是對全球化的真實分析和描述，而是製造一種虛假不實的「全球幻覺」。
阿帕杜萊曾以「活靶」(moving target)的概念來形容移民者「多重剝奪」的處境－同時或先後經歷著各種各樣的流離失所[2]。移民不只是身體轉移到新的社會空間或地點，它同時迫使那些離鄉背井的人失去原有的物質、社會、政治、經濟和人身的保障。實際上，移民(全球流動[global
flow])與無疆界化最主要的特徵之一)前後之「期望值」的嚴重落差－新居地的機會完全無法彌補離鄉的損失－正好說明了阿帕杜萊全球斷裂(disjuncture)與差異(difference)的主張。
資本失控與風險失效
「科技圖景」與「金融圖景」的觀點描繪了一幅「金錢叢林」的景觀，也間接暗示「資本失控」的可能性。跨國公司的分佈已使技術配置脫離了市場合理性的計算與控制，一個投資幾百億的技術原創公司，很可能在一夜之間因為一家小型的下游廠商僅僅修改關鍵零組件而被徹底打敗；人們今天已經分不清楚「貨幣投機」和「資本轉移」的區別，我們已經無法想像一個金融操作員僅僅在鍵盤上一個小數點的誤差，所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這種資本流動的盲目性，既無法預估，也無法計算，更無法收拾，「因為現在全球資本的配置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神秘的、變幻莫測的、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以把握的景觀了」[3]。
實際上，我們熟知的「風險」概念也已不夠使用，因為風險至少意味著預警和善後的知識與行動體系，但問題是，風險已經不可測！小至個人的金錢概念、家庭的收支規劃，大至國家的財政政策和國際金融組織的跨國協作功能，都無法掌握資本的機動性與無序性。另外，歷史資料證明，風險並不帶來教訓，1991年美國金融業出現的信貸風潮，並沒有阻止後來在美國四處延燒的「次級房貸」風暴。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前，
http://www3.lehigh.edu/inauguration/images/symp_aappadurai.jpg
「想像複製」時代
類似於本雅明(W. Benjamin)的「機械複製」概念，阿帕杜萊提出「想像複製」的概念，也類似於安德森(B. Anderson)的「想像共同體」概念，阿帕杜萊提出了「想像的消費體」概念[4]。在今日全球時代，特別是「全球媒體消費」時代，想像已從個人天馬行空、閉目冥思式的抽象審美活動，從個人式轉移挫折與壓抑的策略，進入了一種從欲望開發、象徵生產、消費購買並藉以提高社會身份和建構自我認同的社會體制。換言之，全球化是一個「後馬克思∕消費拜物教」的社會。
在「媒體圖景」(mediascapes)概念下，阿帕杜萊把媒體分為硬體與軟體兩個範疇。硬體是指生產和傳播資訊的電子能力(electronic capability)，以及組織、運用和分佈這些能力的一切手段；軟體則是指媒體所創造出來的「生活想像」。阿帕杜萊出，在媒體全球化之下，世界形象的製造是以一種極其複雜的方式折射出來的，這種折射方式「取決於它們[媒體]的模式(文獻性的還是娛樂性的)，它們的硬體(電子設備還是前電子設備)，它們的觀念(地區的、國家的、還是跨國的)，以及擁有和控制它們的那些人的利益」[5]。這意味著所謂「世界形象」(image
of world)不過是「電子能力－想像－特權利益」的「欲望複合體」(complex of desire)，而與「真實世界」(real world)無關。換言之，想像已成為一種具有生產與消費能力的社會秩序，媒體就是這種「想像複製」的生產者，它造就了一個遠比安德森意義下的「民族國家(想像共同體)」還要深遠和廣大的「全球消費共同體」(Global Community of Consumption)，正是這個去領域、跨國界的消費共同體，構築了今日屹立不倒的全球資本主義。
「媒體圖景」不是著眼於媒體本身，而是媒體的社會生產力，也就是著眼於媒體通過欲望開發、想像加工和消費癖好而製造出來的「複製世界」。「想像成為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實踐領域……，想像現在成為所有主體(agency)形式的關鍵成分」[6]，但這絕不意味媒體民主和觀眾自由的到來。文化研究學者戴維．莫利(David Morley)就指出，不要高估資訊傳播中觀眾的自主性或「資訊選擇權」的作用，無論觀眾如何具備分析、思辯和批判的能力，無論觀眾對於資訊是否具備「選擇性過濾」的自覺，人們對資訊的反思和解讀，總是預先被限定在強勢媒體所建構的「菜單」(manu)之內；在此意義下，所謂「媒體」(media) 只不過是一種「欲望的拼裝廠」和「想像的加工業」，所謂「閱聽大眾」(audience) 也不過是媒體實驗下的「民意白老鼠」。莫利指出，資訊的生產本身就是一種「闡釋的生產」，其實質內涵就是指媒體具備一種「預設性解讀」的作用－這是一種由媒體來規定、幫助觀眾如何接收和解讀媒體資訊的先在性方式，這意味著媒體已經不只是傳播，而是「操控」(manipulation)，一種福科(M. Foucault)意義下的「思想規訓」。因為「這些節目通常製作成『更傾向於』某種解讀的樣子，從而即使人們永遠也不會同意這種『解讀』，也誘使觀眾以某種特定方式『領受』該啟示」[7]。
幻覺：全球化的生存隱喻
世界被濃縮在各種資訊商品中，被錄製在阿帕杜萊所說的「戲碼」(repertoire)之上，世界成了「媒體複製」(比機械複製更複雜的)下的虛構空間，成了可以遙控(remote
control)和轉台(turn around)的電子銀幕，它既模糊了真實與虛幻的界線，也打破了在地與異域、中心與邊緣的區隔。一如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執導的電影「AI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樣，一個被想像所製造出來的世界，一個從今以後我們都必須寄居其中的世界，已不再是地球空間或生活場所，而是一種「幻覺客體」(fantastic object)－人類欲望的投射場。然而，不要低估這種幻覺，媒體在今日已經無法抗拒，因為媒體與事實無關，而是與「生活幻覺」有關，但如果沒有這種幻覺，人類就無法生存，就會陷入一種被世界拋棄的「遺忘感」。反之，當前英國王妃戴安娜死於巴黎車禍時，經過媒體強力放送，世界居然同感悲痛，英國王妃一夕之間成為世界的王妃，英國皇室一族的悲劇瞬間成為家家戶戶的悲劇，連遠在南美洲曾是英國殖民地的福克蘭群島居民，也與全球觀眾一起淚流滿面。阿帕杜萊指出，媒體能構造想像的生活，人們經由媒體既消費自己的想像，也消費來自遠方「他者」的想像。這種想像的生活已經構成人類共同的「生存隱喻」，但即使明知是幻覺，我們也必須消費它，好讓自己感到確實活在這個「真實的」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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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AI人工智慧」中的「機器人焚場」 |
http://www.britannica.com/ebc/art-95189/Jude-Law-and-Haley-Joel-Osment-in-AI-Artificial-Intelligence
阿帕杜萊關於全球景觀的最後一個圖景就是「意識形態圖景」(ideoscapes)，但是把前綴語“ideo”譯為「意識形態」，並不貼切，阿帕杜萊這裏所指的並不只是一般意義的意識形態，而是指使意識形態(包括「國家意識形態」)取得合法性與持續性的各種建構性話語，也就是由「元術語」(master turm)、「元敘事」(master narrative)所交織構成的政治文化。阿帕杜萊指出，意識形態景觀是現代啟蒙世界觀的產物，長期以來，「歐美元敘事」(Euro-American master narrative)始終居於主導地位，並成為西方世界自我認同的內在結構。然而，隨著全球流動的頻繁與增加，這種涉及民族與身份認同的語意結構已經開始鬆散，單一性的「政治福音」(syonpticon of politics)已經無法拯救世界，人們開始依據各自的元術語(關鍵詞)重塑自己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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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影「AI人工智慧」中飾演機器小孩的哈理．歐斯曼(Haley Joel Osment, 左)和飾演機器情人的裘．德洛(Jude Law, 右) |
http://i.imdb.com/Photos/Ss/0212720/CN118-2r.jpg
電子帳蓬的遊牧公民
同一個術語(如民主、福利、自由、公正……等等)在不同語境和跨界流動中如何被差異性的閱讀？以及不同術語在同一語境中如何取得共同的約束性和認同性？已成為今日全球政治重要的關鍵議題。舉例來說，「法輪功」在中國被視為蠱惑人心、散佈迷信的邪教，但西方人卻視之為應該受到尊重與保護的宗教信仰，但很難想像的是，西方人對「偽造」(例如盜版和假藥)絲毫無法容忍，卻對被中國官方認定的「宗教膺品」的「法輪功」如此厚待？反過來說，中國政府能夠放任「黑心商品」在全球泛濫，卻對主張靜心寡欲的「法輪功」毫不寬待？「人權」這一元術語，在中國是指超越所有個人的國家利益，在美國則是國家不得介入的個人權利。
正如通過媒體景觀來形容今日人們已經不再生活在稱為「地域」(location)的固定空間，而是居住在「電子帳蓬」之內的遊牧公民一樣，阿帕杜萊也以「術語流動」來看待今日全球政治和地理疆域的不確定性。類似於薩依德(Edward Said)「理論旅行」的概念，阿帕杜萊也關注於「話語流動」對全球文化的再生意義。於是，人類文化既不能再以一個簡單的「全球」概念予以均質的同一化，同樣也已無法再以一個恆定的「地方」概念予以本質化，從而將「地域」(territory)視為身份歸屬和認同的恆久座標。隨著全球流動和文化多面性的發展，一個族群的中心正好是另一族群的邊陲，對「我們」而言的異地則是「他們」的原鄉。在此意義下，也就是在「全球不是那麼全球化∕地方不是那麼地方化」的觀點下，遊歷與定居已成為一種互換和交織的生活空間，人們既在遊歷中定居(dwelling-in-travelling)，也在定居中遊歷(travelling-in-dwelling)。
[1]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33. 中譯文見汪暉、陳燕穀(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1998，頁530
[2] 參見A. Appadurai
and C. Breckenridge, “On Moving Target: Editor’s Introduction”, Public Culture, 2(1), 1989, pp. I－IV
[3] Modernity at Large, p.
34; 《文化與公共性》，頁531
[4] 這是一種「複合概念」，儘管阿帕杜萊本人並沒有使用這些稱謂。
[5]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p. 35；《文化與公共性》，頁532
[6] Modernity at Large, p.31；《文化與公共性》，頁527
[7] David Morley and Kevin Robins, Space of Identity: Global Media, Electronic
Landscapes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27；司豔譯，《認同的空間：全球媒介、電子世界觀與文化邊界》，南京：南京大學，2001，頁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