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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馬庫塞∕愛欲形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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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bert Maur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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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modernity)作為一種壓抑與宰制，是歷來批判理論的基本論述。對赫伯特．馬庫塞(Herbert
Maurse, 1898 – 1979)－「新左派」與法蘭克福學派主要代表－來說，現代哲學被視為一種非自由、反人道的系統。馬庫塞的全部理論可以歸結為一種「解放哲學」，一種旨在恢復人類被現代性窒息已久、被勞動分工切割破碎、被工業社會扭曲變形的審美救贖哲學。這種哲學旨在重建以「快樂」為本質的人類存有學，一種被視為馬庫塞最具原創性的理論－我把它稱為「愛欲的形上學」。
人類為何不快樂？
對處於今日工業文明下人類處境的理解，必須通過對「文明」(civilization)的屬性和人的本性之辯證思考來探討，另一方面，對今日社會的批判又必須通過對勞動屬性來探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特徵，並將這種「社會批判」(social
criticism)與建立新社會的政治實踐結合起來。這種將政治實踐、感性解放、審美救贖進行「大綜合」的理論進路，我們可以稱之為「政治美學」─一種通過藝術審美進行政治顛覆，最終回歸人類的愛欲(Eros)與自由。
對一種解放哲學的追求，首先必須探討文明如何以理性之名壓制了人類的本性。依據佛洛依德的「壓抑理論」，文明的就是一部關於人類不自由的歷史。對此，馬庫塞解釋道：「當人類本能的目標或欲望的直接滿足被有效的控制時，文明的進程就開始了」[1]。這裏所謂「不自由」就是以理性之名對人類的系統性壓抑，因為文明必須建立在對本能之完全滿足的壓抑之上。但馬庫塞認為，文明的壓抑並沒有因此消滅人類對愛欲的滿足以及對自由的渴望。對此，馬庫塞質疑，文明對愛欲的壓抑在當代社會中究竟是「必然的」？還是「多餘的」？如果是多餘的，對文明之「剩餘壓抑」的解除是否可能？
為什麼人類會從自由走向不自由、從快樂走向不快樂？按照佛洛依德的觀點，個體本能與文明發展總是處於衝突之中。現實性的自我於是從中協調，試
圖尋求最大快樂但危險最小的滿足方式，但其結果並不是把尋找快樂的自我完全
轉化為適應社會秩序的自我，而是將自我分裂為「快樂的自我」與「現實的自我」。
自我於是歸入「潛意識」這一幽暗的囚牢中，並歸於「幻覺王國」的統轄，但自我並沒有被消滅，仍然保留對「原欲之滿足」的全部渴望。自我不斷地試圖越界，並且始終作為潛意識的一部分，曲折且偶然的表達出來。這裡所謂「曲折偶然的表達」，雖然聽起來輕描淡寫，但卻是佛洛依德理論的一處巨大縫隙，它隱約透露出，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對個體的壓抑已經超出「必需」。馬庫塞在研究佛洛依德的壓抑理論後確認：如果壓抑是在社會歷史進程中形成的，那麼改變這些壓抑形式，將導致壓抑之歷史內容的瓦解和蛻變，一個「不自由的歷史」將重新轉向「自由的歷史」。
剩餘壓抑超出了基本壓抑
馬庫塞將佛洛依德的「壓抑」定義為「基本壓抑」，並提出「剩餘壓抑」的概念，這是一種基於社會控制和資本剝削而規劃的、多餘的、額外的、蓄意的壓抑。「剩餘壓抑」不同於「基本壓抑」，因為基本壓抑乃是人類文明發展所必需。經過「基本∕剩餘」的區分，於是判斷人類自由的標準就不再是「理性∕非理性」、「文明∕野蠻」、「生命本能∕死亡本能」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標準，而是究竟將人類欲望馴服在「基本壓抑」之必需，還是建立在「剩餘壓抑」的控制？
馬庫塞把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歸結於一種「文明的病理學」，而文明的病症來自於人類兩種基本趨力－「感性趨力」與「理性趨力」的對立，以及對這種對立的粗暴解決：以理性的專制去壓制感性的自由。因此，關於這一對立的解決就涉及取消理性的專制，恢復感性的權利。換言之，自由應當在感性的解放中而不是在理性的體制中尋找。拯救人類，首先就必須廢除文明強加於感性的一切壓迫與控制。
問題在於，如果基本壓抑是必需的，那壓抑又何以走向「剩餘的」？正如在人類早期階段，原始部落因為饑餓而向另一部落進行攻擊並加以奴役，但當饑餓問題解決時，奴役制度為何沒有被廢除？馬庫塞認為，這是因為放任「欲望－享樂的自我」自由發展，不僅被認為阻礙文了明的進程，而且阻礙了那種使統治和奴役制度永恆化的文明獲得確保和鞏固。實際上，佛洛依德自己也承認，出自於饑餓、匱乏、自保……等等不可抗拒因素而發動侵略並發展奴隸制度並不令人可怕，但對「被壓迫者造反」所產生的恐懼，卻是建立更嚴厲、更持久之統治制度的主要動機。對此馬庫塞斷言，通過對人類古代史的研究，基於生存之急迫困境而進行的基本壓抑，在人類的歷史中為時甚短，它很快地就被另一種壓抑－統治的、奴役的、不自由的、人為附加的額外壓抑所取代。
因此，所謂「文明」，就是「享樂自我」被組織成「現實自我」的歷史過程，也就是人類自身的「剩餘壓抑史」。但人類並沒有因此被馴服，也沒有放棄抵抗，人類依然通過回憶、白日夢、幻想，乃至變態、反常或精神病，來表達對自由與快樂的追憶與懷想。回憶，意味著人類始終和過去的自由年代保持隱秘的聯繫，幻想則意味著個體始終懷著對個性自由、快樂自我的渴望。人類歷史中層出不窮的、展開於「自由的生命個體」和「理性的文明成員」之間的對抗、形成於「獨立個性」與「集體秩序」之間的衝突，說明了「幻想」才是人類真正的、隱蔽的希望之源。
幻想：反抗的美學
馬庫塞把「幻想」視為一種「反抗的美學」。幻想並非胡思亂想，而是一種依循快樂邏輯而組織起來的真實想望。幻想作為一種對壓抑的抵抗形式，它保留了人類一切「被壓抑的原型物」，保留了人類作為一種「類種」(human species)所有快樂的、自由的集體記憶以及被壓抑的觀念和禁忌。在此意義上，幻想就是人類「藝術想像」(artistic imagination)的原型活動，人類首先是從感性的幻想而不是理性的邏輯來認識這個美麗世界的。因此，幻想意味著「被壓抑物的回歸」(return of the
repressed)，藝術想像則「保留了沒有成功的解放、被背叛的承諾」的潛意識[2]。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藝術與審美活動構成了對「現實原則」的反抗，也就是說，「藝術就是反抗」(art
was opposition)[3]。
但是，幻想總是被人們歸之於「烏托邦」，這是因為人們從來不把幻想視為當下經驗的實在性，反而把幻想視為過去歷史或未來憧憬。實際上，如果「現實」就是壓抑的總體化形式，那麼幻想就是對一切壓抑形式的「大拒絕」。馬庫塞指出：「『大拒絕』是對剩餘壓抑的反抗，是為了自由的最終形式－『無憂無慮的生活』而進行的鬥爭。但這種思想只有在藝術語言中才能不受懲罰地獲得系統的闡釋。而在現實色彩沉重的政治理論和當代哲學中，它通常被貶低成烏托邦」[4]。但實際上，幻想正是拒絕遺忘，拒絕放棄一切可能被實現的真實性。當人們認識到幻想是對依照統治邏輯而建立之統治制度和秩序生活的永恆反抗，就會懂得站在人性本質的高級階段－而不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成熟階段－將幻想理解為「對抗性實在」(the antagonistic
reality)，並通過壓抑的廢除來實現非壓抑的自由。
性欲與愛欲的區別
如果文明就是一部人類的「不自由史」，文明就是人類的「剩餘壓抑史」，那麼人類自身究竟為了文明付出了多少代價？而這種代價對人類自身而言究竟是建設性的還是破壞性的？如果性欲的壓抑有助於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為什麼各種精神疾病或變態行為始終沒有消弭或停止？文明既然是人類總體智慧的積累和結晶，為何又是人類憂鬱、痛苦乃至精神失常的根源？歷來，西方主流哲學中的進步與發展，究竟是人類的幸福的依托？還是人類蒙難的遮羞與自欺？
佛洛依德的理論已經證明，文明是通過不斷地強化人的罪惡感和制度壓抑的強度，實現其控制個體攻擊性和消弭社會反叛而獲得支撐。對此，馬庫塞說道：「如果說自由的原型是不附帶任何壓抑的，那麼文明就是一場反對自由的鬥爭」[5]。然而，正是因為佛洛依德沒有明確區分「基本的」、「剩餘的」壓抑，沒有區分「性欲」與「愛欲」的不同，因此他的理論只是不斷論證占統治地位的現實原則的合理性，而不是對愛欲的形上學思考。儘管晚期的佛洛依德也提到「愛欲」，並把它視為一種使生命體進入更大的統一體，進而延長生命並使之進入更高發展階段的努力，但佛洛依德主要還是強調愛欲是兩性之間的情欲活動，將愛欲畫入性欲管制的範疇。佛絡依德把愛欲視為壓抑的昇華，但馬庫塞則把愛欲視為非壓抑的審美。馬爾庫塞認為，對性欲的壓抑是必需的，但是對愛欲的壓抑則是額外的、多餘的。人類完全可以打破現存的統治秩序，消除剩餘壓抑，使性欲不只是通過昇華而轉移，而是通過從性欲、愛欲、審美到藝術的一系列解放，建立一種「非壓抑性文明」－解放的邏各斯。
把「愛欲」從佛洛依德的性欲壓抑理論中析離出來，並以之對抗西方「邏各斯－理性中心論」，是馬庫塞重大的理論貢獻，因為佛洛依德僅僅看到「性欲壓抑」的必要性，卻沒有看到「愛欲壓抑」所產生的遺害性與破壞性。馬爾庫塞把「愛欲」與「性欲」作了明顯的區分，將愛欲定義為「性欲在質量上的提高」，也就是把被佛洛依德稱為「生命本能」的，從限定於單純生殖器官的滿足擴展到人的所有身體器官的快樂，從性欲活動擴張到人的所有感性活動，把愛欲的物件從單一異性延伸到所有的美感事物。這種區分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如果把人類豐富且具有廣泛潛能的生命本能，狹隘地、總體化、單維度地限定於僅僅服務於生殖功能的肉體交歡，並認為這種「總體限定」是文明進化的要件，那麼所有源自性欲但卻服務於非生殖的、超性欲的、審美的愛欲活動，也會受到禁止和壓制。在此情況下，文明的發展就不是進化而是異化，文明的進程就不是進步而是退步，文明的歷史就不是人類的成就史，而是人類的痛苦史。
愛欲：靈魂內省的產物
「愛欲」是希臘愛神Eros的象徵(羅馬時期稱為「丘比特」[Cupid]，在拉丁語中稱為Cupido，意指欲望)，在柏拉圖的《會飲篇》中，愛欲被區分為精神上屬於天國的愛欲和以肉體為對象的大眾化愛欲。在《申辯篇》之中，蘇格拉底提醒人們，要關心靈魂的最高幸福，因為靈魂的滿足要它比身體、工作和職業更為重要。依據蘇格拉底的觀點，如果「智者－蘇菲亞」(philo-sophia)是指對「智慧」的愛好，那麼「愛欲」(eros)就是對「美德」的愛好。愛欲不是肉體交歡的快感，而是靈魂內省的產物；愛欲像似未曾降臨的天使，也是世間愛美的靈魂之眼，它能穿越永恆不朽的領域，親眼目睹美德、純真與正義。
因此，愛欲就是一種擺脫了純粹官能和肉體對象的感性激情。儘管愛欲出自於性欲，最初表現為對低等官能的享受與迷戀，但隨著人的自我意識的增強，人逐漸擺脫官能欲望而趨向高級美德，從具體性欲上升到抽象愛欲。蘇格拉底把這種境界稱為「哲學生活」，也就是人經過內省與洗湅之後的審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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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愛神Eros |
然而，在馬庫塞看來，僅僅依靠佛洛依的「性壓抑」，既不能帶來性欲的昇華，也無法實現愛欲的超越。性壓抑只會導致人們順從外部強加給他的合理性，進而發展出扭曲的自我，而昇華也只是將自己的滿足轉移至社會所期待的、規劃的、統治利益的滿足。這裡所謂性壓抑其實就是對「性反常」(perverse)的譴責、排斥和壓制，這是一種從外在的規訓和懲罰進展到內在的賦罪化、惡感化的過程。佛洛依德把「性反常」(或稱「性變態」)看成是可憎的(detestable)、畸形的(monstrous)、恐佈的(terrifying)、墮落的(seductive)。但實際上，性欲在本質上並不存在正常與反常的區別，我們無法把性行為區分為高尚的、齷齪的……。一切性禁忌都是來自人為的判定，甚至是來自統治階級的道德訓戒，換言之，佛洛依德所謂的「昇華」(sublimation)不過是一連串有組織、有秩序、有效化的壓抑。實際上，不是性反常而引起性壓抑，而是性壓抑導致性反常，正是因為對性反常的污名化和罪責化，才導致性壓抑的合理化和制度化。性反常的產生，既證明了過度的、超常的性壓抑是非必要的、不可能性的，也證明了「愛欲」的滿足和實現具有「必要的可能性」。換言之，性反常並不複雜也不可怕，它只是證明了「剩餘壓抑」的存在，證明了剩餘壓抑在人類歷史中不僅採取「個體壓抑」的形式，而且更多的是採取社會的、制度的、意識型態的超常態形式。
性反常：社會反抗的原型
馬庫塞高度重視「性反常」在個體自覺和社會反抗上的潛在意義與實踐動能。正是對佛洛依德「性欲－壓抑－昇華」但卻帶來性反常和精神官能症的逆向反思，馬庫塞從「性反常」之中找到了社會變革的秘密所在。對此，馬庫塞說道：
性反常行為表現了對性欲從屬於生殖秩序的反抗，以及對維持這種秩
序之制度的反抗，性反常行為似乎否定了現實自我對享樂自我的奴役
，它們在一個壓抑的世界中要求本能的自由，並努力否定那些由性壓
抑所產生的罪惡感[6]。
如果性反常是對性欲之過度的、超額的壓抑的結果，是對人類性欲之「反常壓抑」的產物而不是它的相反，那麼就沒有理由把「性反抗」簡單地視為對「性放縱」的非理性追求，而應該視為對剩餘壓抑和一切社會壓抑的反抗。換言之，性反常正是社會反抗的原型，但它所反對的並非基本壓抑，而是社會所強加的剩餘壓抑；在此意義上，佛洛依德的「昇華」是沒有社會意義的，它只是一種性欲向愛欲過渡的「虛假承諾」，只有通過對剩餘壓抑的徹底解除，才能尋求愛欲本身的解放。因此，如果人類還試圖把不自由的歷史轉回自由的歷史，就必須解除本能在發展中的歷史管制，並嚴肅予以面對。
儘管佛洛依德自己也承認，壓抑不是出自自然，而是人為的結果，但佛洛依德始終給予這種人為壓抑正面的、宿命的、合理的承認。馬庫塞正好相反，他認為對壓抑的承認，將導致個體將外部強制通過心理複製而形成「內在壓抑」(internal repression)，導致原初的人為壓抑延長為長期的制度管制，把愛欲降格為一夫一妻制的生殖性性欲，最終將導致人為的壓抑轉變成客觀的政治統治。馬庫塞說道：「與日俱增的壓抑的合理化，將反映出與日俱增的權力的合法化」[7]。然而，更嚴重的是，當西方「主體哲學」與壓抑理論結合時，文明的破壞性就有如滾滾洪流而源源暴發。
如果說佛洛依德通過揭露「壓抑」而道出文明的秘密，一如馬克思通過「商品」揭示資本主義的秘密，那麼馬庫塞則是通過「剩餘壓抑」揭示了先進工業社會的破壞性。既然不同於基於匱乏而形成的基本壓抑，剩餘壓抑當然就轉而建立在「反壓抑－超富裕」的基礎之上。這就是說，工業社會的壓抑不是簡單的再壓抑或重複壓抑，而是一種「整合∕辯證∕偽裝」的技術性壓抑：一種讓所有人都舒舒服服、無能為力，乃至於茍且偷生、習慣就好，終至俯首聽命、懶得革命的壓抑。
對立面的整合：思想麻痺術
一如所謂「洗腦」使人的思維模式完全變形，可以把先進工業社會的剩餘壓抑稱為「解碼壓抑」－一種從根本上改變人的欲望本質和本能結構而進行的「變人」的壓抑。這裡所謂的「變人」是指將人類的精神弱智化、欲望商品化、勞動異己化，也就是馬庫塞所說的，一種把人單面化、物性化，把整體的人變成部分的、畸零的「物件人」，把欲望手段看成快樂目標的「單面人」(one-dimensional man)。這裡所謂的「單面人」是指一種喪失批判意識與否定思維(negative thinking)的人，一種不思、服從、聽話的人。
今日，集體而強大的工業社會是建立在軟弱個體的烏合之上的，這種強大力量來自社會本身的組織化、技術化與同質化，來自語言的儀式化與極權化；馬庫塞把這種統治技術稱為「對立面的整合」(integration of opposition)，它有效地質變人們真實生活的需要，溶化人們對社會現實的反抗；所謂先進工業社會的「破壞性」，並不是指犯罪或恐佈主義，而是指一種思想痲痺術和矛盾止痛劑，一種舒適的休克，一種先通過化解每個個體的反抗意識之後再對每個個體進行統治的技術操作程序：
(這種壓抑)不是由於自然和技術的不成熟狀況而起作用，而是依靠權
力地位起作用……我們社會的突出之處是，在壓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
升高的生活水準的雙重基礎上，利用「技術」而不是「恐佈」，去制
服那些離心的社會力量。[8]
正如馬克思通過「商品交易」的否定性解析，看出了資本剝削的秘密，馬庫塞也從「舒適∕痛苦」的交易，揭示了先進工業社會的統治秘密。首先，先進工業社會將「統治的真實需求」轉化為適應個人生存的「服從的虛假需求」，這種把真實需求和虛假需求進行倒轉與模糊化的機制，叫作「壓抑性的社會管理」(repressive
administration of society)，其目的就是為了消解人們真實反抗的需要。其次，這種美其名叫「管理」的手段，其實是容忍、吸納和說服，也就是將一切對立和反抗壓縮在一個富裕社會可容忍的範圍內予以隔離管理，藉由消除私人與公眾之間、個人需要與社會需要之間的對立，並通通過一次壓力的疏解以便進行再次壓力的增加，通過對低級壓抑的容忍以便進行更高級的壓抑，以模糊真平等來鞏固假平等。換言之，先進工業社會的統治不是一種恐怖的痛苦形式，而是一種多采多姿的娛樂形式。
心理結構的工業化
人們經常以為，搞笑、趣味廣告、色情暴力、八卦新聞、名人逸事……，都是現代人消遣娛樂不可或缺的要素(有人將它美化為「大眾消費」)，實則不然，這些都是現代社會剩餘壓抑的替代形式。因為今晚極度放縱的消遣是為明日極度剝削的工作做準備的，「大眾消費」實際上是「大眾消滅」。諸如國家以民族主義塑造外敵以鞏固內部統治，到處充斥的「同意原則」(principle of consent)和民主程序(利用call in 節目發洩不滿)或便民措施(濫發信用卡以製造更多的「卡奴」)，到處充斥的廉價資訊和所謂「大眾傳播」(以大量資訊塑造習慣性的思考和順從主義[conformism])，無非都是以潛在的發洩或假性不滿來取代嚴肅的造反，以大眾化來裝飾平等並消弭階級的對立：
階級差別的平等化成為當代社會意識形態新的控制形式。當工人與他
的老闆享受著同樣的電視節目或同遊一樣的遊樂勝地，如果打字員打
扮得和她的雇主的女兒一樣漂亮，如果黑人也擁有凱迪拉克轎車，並
且閱讀同樣的報紙，這種「相似性」，並不表示階級的消失，而是表
明在現行制度下，每一個人都在「分享」和維持這種制度的需要與滿
足。[9]
新型社會控制的極緻化表現，主要隱藏在兩種互動形式之中，一是社會技術系統對個人心理的「竊占」；二是個人對社會壓抑形式的心理複製。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為了「追逐商品」而過著商品化的生活，並且從商品追逐中定義快樂的指數，在此情況下，人們不僅以所得高低來定義別人，也以收入多寡來衡量自己。在這種以商品數量作為快樂高低的滿足指標下，社會將提供最大量的商品來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欲望。換言之，只要社會提供全自動、機械化的便利性，人們就會通過心理複製而使自己的心靈自動化、機械化。在此意義上，所謂「先進社會」(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不只是社會生產的工業化，還包括個人心理結構的工業化！
美學轉化：新存有革命
面對社會控制的鋪天蓋地和無孔不入，馬庫塞主張以「美學革命」來對抗醜惡的現實，其中居於關鍵的則是「美學轉化」(aesthetic
transformation)這一概念，這是一種通過美學形式與審美批判，將習慣性的現實進行吸收和轉化，對社會存在進行改觀和變形的過程。美學轉化需要一種思維立場，那就是否定性思考－對世界進行「如其所不是」的逆向思考和否定性理解。馬庫塞以布萊希特（BertoltＢrecht,
1898－1956）的戲劇為例，布萊希特認為只有把現代世界看成一個「等待否定的否定狀態」（the
state of negativity which is to be negated），才有可能被理解。[10]布萊希特的戲劇提供了一種「反思性認知」，他運用一種「陌生化效果」（estrangement
effect），一種運用感知的困難和延長感知的複雜化過程，通過把熟悉的事件變為陌生，通過扭曲被扭曲化的現實，讓觀眾與戲劇之間產生矛盾與荒誕效果，進而使「世界的本來面目」得以重現。
在馬庫塞看來，美學轉化不只是一種藝術概念，它實際上具有改造現實、重建生活的革命作用。一方面，藝術用文字、音調、形象與姿態改造了人們的認知物件，實現一種解構日常語言的話語絕裂，把世界從功能性、封閉性的言說結構中解脫出來，從而也改造了人們被固化、被馴化的經驗。一方面，藝術和審美通過幻想對現實的變形而超越了現實，這種超越意味著「新感性」的創造，也就是一種「解放的邏各斯」－新的感性文明與美學秩序的建立。「審美形式給那些習以為常的內容和經驗以一種異在的力量，由此導致新感覺和新意識的知覺的誕生」[11]，這裡所謂的「異在力量」是指拒絕、對立、不被同化與整合，它是政治革命的潛能與要素。這種革命不同於以往任何形式的革命，它不是暴力革命，而是新感性、新存有的革命。
馬庫塞的理論可以歸結於對「愛欲」的形上學思考，一種新感性的革命觀。這種革命理論的前提是人們行為心理基礎和本能結構的改造，也就是通過想像、激情、靈性、直覺等等「感性之維」，通過解構邏各斯(Logos,
理性思維)，重建一個嶄新的美學世界。
[1]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oso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11
[2]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oso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p. 144
[3]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oso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p. 155
[4]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oso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pp.149-150
[5]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oso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p. 15
[6]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oso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pp. 49-50
[7]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oso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p. 91
[8]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p. x
[9]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 8
[10]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 66
[11] 馬爾庫塞，《審美之維－馬爾庫塞美學論著集》，李小兵譯，北京：三聯，1989，頁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