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學筆記(11)
: 鮑曼
Zygmunt Bauman(1925－2017)
我的哲學筆記(11-1) : 鮑曼
在我長期研究「現代－後現代」的脈絡中，我特別喜歡那種懷著「後現代憂傷」的一派(名詞我自訂的)。這一派既不搞抗爭也不上街遊行，因為這一派認為，「上街抗爭」正是這種「後現代憂傷」的症狀或結果，而不是解決後現代憂傷的方法或手段。例如在法國哲學家Zygmunt Bauman看來，「上街抗議」不是社會團結或「有志一同」的行動，反而正是「集體失聯」、「共同寂寞」和現代人「逃入」集體狂熱以填補個體落寞的典型現象。但「後現代憂傷」一派仍懷有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浪漫，Bauman就是一位。他認為一切的努力和答案都是徒勞無功的，除非你自圓其說、自我欺騙。因為，「當代性」已經有如潰堤的河流，絕不是拿一個水瓢去除水就可以解決。
Bauman把「現代性」定義為「流動性」(Vivendi)，這一定義也許過於簡單，但貼切而精準。對「流動」的最簡單解釋，就是「一切價值的建立遠遠趕不上價值破滅的速度」，所謂「逝者如斯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現代∕後現代性」就是消費，不只是物的消費，還包括價值消費、身體消費、象徵與符號消費，乃至謊言與幻覺的消費，甚至包括一切消費的消費。如果一個東西是永恆不毀的，那何來新產品，為了加速贏利與資本積累，必須「不斷加速消費」；「無物永存」－現代社會必須灌輸所有人不能堅持固定的價值，因為「永續價值」是資本主義毀滅的時刻。一如資本主義絕不鼓勵「愛情專一」，因為這樣你就只穿一次婚紗、買一顆鑽戒而已，那資本主義就會倒閉；資本主義鼓勵你愛許多的人，最好是一年換五、六個情人，資本主義鼓勵批腿，因為那樣你就會買許多鑽戒，穿好幾次婚紗！
Bauman特別指出「國家失敗」(state failure)，那就是國家功能的退化和無效。「國家將越來越多本屬於它的功能與責任丟棄、轉移或外包，國家把自己交給了不可知的市場力量」；「社群的以及國家支撐的用來抵抗個人失敗或噩運的一切保障，現在已經逐漸萎縮以及削減」。國家失敗，導致了社會瓦解，「個體短化」－個體生命價值的縮短和臨時組合化－。在此意義上，傳統上的「公民」或「人口」早已空洞化，擁有一張「國民身分證」已經失去意義。Bauman說道：
個體生命歷程斷裂為一系列的短期計劃和一段段的小插曲，……這些片段，無法組合成有意義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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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ygmunt Bauman |
我的哲學筆記(11-2) : 鮑曼
幾乎所有人都避談死亡(death)，但很少人像Bauman那樣把死亡談得那麼深刻。Bauman把「死亡」作為一種「開始∕終結」的恐懼，是所有恐懼中的最後恐懼。但Bauman不是談死亡本身，也不是談死亡之後，而是談「死亡的開始」，也就是在有生之年如何消除對死亡恐懼－一切消除這種恐懼的策略，以及如何在有生之年留住對死後的銘記－通過對個體生命的總結來開始一個永久的懷念－來討論死亡的意義。Bauman認為，死亡本身一無是處，不值一談，但值得一探的是把死亡塑造成「另一個開始」，但也不是宗教意義上的天國、極樂世界等等的永生概念，而是所謂「死亡的替代策略」－「代理永恆」，一種使人獲得某種補償之後而無畏於死亡之恐懼的安慰策略。
一種策略是「死亡的國家化」，Bauman援用George Mosse的概念－死亡的國家化－讓無數「無名之輩」－「這些人在一生中能夠完成可稱之為「大事」的機會十分渺茫，能在人類記憶中為自己謀得一席之地的前景也非常暗淡」，但「為了祖國」(pro patria)－一個自古羅馬時代就已經建立的「為崇高的目的而死」原則；「為國犧牲」，讓個體賦予個人的死亡以神聖的意義，那就解除了個體對死亡的恐懼。
「『國家英雄』的死亡可以說是個人的損失和悲劇，但這種犧牲得到了充足的回報，雖然回報方式不是死者個人的靈魂得到救贖，而是國家象徵性的永生」。(《流動的恐懼》，p. 42)
「無數的紀念(紀念碑、英雄館、神廟、忠烈祠……)，讓生者明白，只有在戰場上死亡的那一刻，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且這一死亡的價值可以追溯既往，它可以對哪怕是『最沒有價值的生命』之意義進行重新定義」(《流動的恐懼》，p. 43)。
另一種策略稱為「死亡的邊緣化」，這在後現代消費社會中尤其凸出而有效。「這個策略主要是把對死亡終結性的恐懼邊緣化，貶低任何持久、長效、長期的事物，貶低任何比個體生命耐久的事物，甚至是個體生命某一個時期追求的目標」(《流動的恐懼》，p. 44)。如果我的理解不是太庸俗，這指的就是「即時享樂主義」。在Bauman看來，這就是現代消費主義社會的「死亡替代策略」，「它公然地輕描淡寫、貶低或駁斥持久性的價值，連根拔起地斷絕對『不朽』的關注，把原本放在『身後』之事的重要性，提前搬到現在，把對持久事物的關注轉移到短暫的享樂之上，這樣，『替代策略』就減少了原本對死亡的恐懼」(《流動的恐懼》，p. 44)。那就是：消費至死吧！!
我就是喜歡Bauman這種「後現代憂傷」，一種淡淡地、雅雅地、不疾不徐的批判入骨，一種清新的高傲，一種說出你根本想都想不到的深刻思想。我把Bauman這種知識性格，稱之為「遊牧」，一種在早已迷霧的世界中依然孤獨的探索，一種在意義早已空無的世界中自我流放，一種「形上的流亡」。閱讀Bauman是一種「快感」， 一種精神貴族自卑與高傲的融合，一種輕蔑一切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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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哲學筆記(11-3) : 鮑曼
Bauman在“44 Letters from the Liquid Modern World”的新書中，寫了許多「現代性病徵」的現象。Bauman從「年輕人的世界」來看現代性的症狀與病徵，一個在facebaook(非死不可)上擁有數百甚至數千個friends但卻不知如何打招呼和面對面對話交談的世界，一個厭惡「深度理解」的世界。
Bauman引數紐約大學Jonathan Zimmerman教授的觀點：「四分之三的美國青少年都把自己每一分鐘可用的時間，泡在Facebook或MySpace之類的網站上：聊天。Zimmerman認為，這些青少年著迷於發送與接收電子資訊或者電腦動畫。他認為，對今天這些上網成癮的青少年而言，聊天網站就是新型的致命毒品。你聽說過人們戒毒過程中的那種痛苦吧，年輕人以及不那麼年輕的人都一樣，沉溺於其他的毒品而不能自拔；如果病毒(或者他們的父母，或者他們的老師)斷開他們的網路鏈結，或者使得他們的手機不能使用，你能夠想像這些青少年將會承受多大的痛苦」。
Bauman引述紐約州庫柏鎮紐約州庫柏鎮(Cooperstown)中學Katie Baldo的說法：「青少年忽略了一些主要的社交要點(social cue)，因為他們太熱衷於自己的多媒體播放器、手機或電子遊戲。我在大廳裡經常看到這種情況，他們不會問候或者進行眼神交流」。因為，問候與交流需要付出時間，你可能因此受傷或損失，但是在網路世界中，時間只是「手指在鑑盤上滑動的次數」！如果你覺得「溝通」很厭煩，你只要按delete。在一部電影“Being There”(中譯為「妙人奇蹟」)中，一個終日與電視為伍的人叫“Chance”，他居然拿著搖控器在街上行走，他不斷按“關機”鍵，試圖把街上令他厭惡的修女從他的視線中消除。在現代世界中，「『虛擬關係』(virtual relations)輕易就會擊敗『真實關係』(real stuff)。……虛擬關係帶有『刪除』和『垃圾郵件』按鍵，可以免除深層互動(in-depth interaction)中難以處理的後果」。我則認為，這是一種現代性症狀下的「拋棄式(用完即丟)主體」(disposable subject)，一種需要不斷改變或重塑身份(identity)以逃避責任壓力的現代人，就像隱型眼鏡或假捷毛一樣，只要24小時就夠了。
這就是所謂「電子世代」(electronic generation) : 以不斷增加的「虛擬－數量關係」，來取代「真實－素質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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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ygmunt Bauman |
我的哲學筆記(11-4[a])：鮑曼
Between Kant and Levinas：在尊重與鄙視之間
當我們與陌生人擦肩而過時，有沒有「注意到」他人的存在？是不是僅僅因為陌生性和無關聯性，所以我們可以自然而然的默視他者的存在？甚至斜眼鄙視。反過來說，當我們與一個「重要人物」迎面相遇的時候，是不是就全身細胞動員起來？以熱烈到連自己都難以置信的態度趨前、握手、問好？甚至竭盡諂媚。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是一種「非道德」的範疇，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利益」範疇。前者的漠視，是出於一種「我不需要陌生人對我尊重」的意識，因此即使我「給予」陌生人注意，也不會得到陌生人對我的「回報」，這裡的理性計算與交易法則讓我們習以為常的度日(試想，對每一個路過的人都投以關注，會不會被視為怪物，甚至遭到「報警」)；後者的熱情，是因為我的尊重將使重要人物賜給我好處，商業的、升遷的、嘉獎的……各種好處，否則我將遭受懲罰或蒙受一切不利的後果。對於因為擔心不利之後果，心生恐懼而生尊重之心，套一句卡繆(Albert Camus)的話：沒有什麼比因為恐懼而生的尊重更為卑賤！
Bauman指出，無論是漠視還是熱情，都是一種「理性化(經過利益交換之計算)的非道德境遇」，是現代人最基本、也最常見的，「利己主義的生存本能」。換言之，在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生活中，幾乎所有人都只是「本能的生存者」。
理性主義告訴我們，「尊重可以得到好處」，這是通稱的EQ理論的假設。然而，尊重(achtung, 德語的語義來源；respect, 英語的基本辭彙)，完完全全屬於道德的範躊，因為沒有任何科學計算程式(來計算它的價值)，也沒有任何法律命令與規定(來約束它的必要性)，也沒有任何義務或逼迫條款(來證明它的因果性)。尊重是一種人的真正本質。依據康德的觀點，尊重是把所有人視為自主的、理性的、意志的主體而加以尊重，屬於「絕對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範疇；於是道德的基礎在於「主體性」(本體論)，也就是人的存在的本體論依據。然而，Levinas(列維納斯)卻認為，尊重是一種「倫理學」，倫理優於、先於、高於本體，倫理不是現實，而是優於現實；所有的尊重都是出自無可辯駁、無法計算、無法回報、無法(在經驗上)證明的「道德元素」；尊重是一種沒有報酬作前提的責任，它沒有先天不驗自明的假設，也無法加入後天的詮釋而使它生效。它只能自我證明、自我承擔、自我發現與自我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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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ygmunt Bauman |
我的哲學筆記(11-4[b])：鮑曼
Between Kant and Levinas：在尊重與鄙視之間
依據康德道德律令的原則，尊重是為了尋求互惠與互認；道德基於一個理性的目的論，一個理性的主體會因為希望獲得別人的尊重而尊重別人，因而是一種先求獲得、再付出給予，以致達到一種理性的均衡性。換言之，尊重是基於「理性的自私」而做出的，並因為「自私」而獲得自我的說服力。Bauman說道：「尊重就是一筆交易的買賣。給予他人尊重就像任何的交易一樣，希望可以獲得所期待的報酬，以實現一種對稱性的平衡」(p. 94)。
但是對Levinas而言，尊重是「不對稱的」，因為「我的責任先於你對我的回報」。Bauman說道：「我已經經常為你承擔責任，在我『認識到』我的責任之前，而且是在我開始思考我的責任行為並作出選擇之前，我就在承擔責任了」。
Levinas把道德行動視為「前認知的」，「無條件的」；它超越了親情、友情與愛情，而是全人類的。一旦「理性」與「交換」滲入進來，道德就失去了它的基礎與本質，因此，道德是一種自覺，一種先於理性認知之前的選擇。Levinas把這種選擇稱之為「醒悟」(或「清醒」、「重新發現」)。但醒悟不是遇見一個他者時的一次性行為，而是一種擺脫了理性之干遇的恆久性行動。Levinas所要強調的是，當道德意識醒悟之後就是理性退場的時刻，或者反過來說，理性必然再道德面前停下腳步。道德凌駕一切的說服性與權威性，就在於它完全拒絕理性對它的估算和質疑！
在康德與列維納斯之間，是當代理性主義與反理性主義真正的區別所在。通俗來說，從這裡就可以完全解釋人們的冷漠和薄情，因為一個人如果無法期待因為付出尊重而獲得相應的回報，乃至我根本不需要付出尊重因為別人不會對稱的回報尊重，那麼取代尊重的將是「鄙視」－鄙視一切沒有通過理性估算之篩選和檢驗的價值！當一個社會達到「全理性」的狀態時，這個社會必然是一個充滿鄙視的社會。我要說的是，以理性估算和等價交換為基礎的資本主義體制，是不可能存在任何倫理意義上的道德觀。我更要說的是，理性主義的悲劇就在於「計算」與「交易」，它導致了人類整個悲劇的結果－浮士德只能以出賣靈魂來獲得自我的安寧。Levinas令我傾倒之處則在於「一切的價值都必須是無預設前提的」。只有把他者置於自我之前，把道德置於理性之上，把倫理置於存在之先，人類社會才能真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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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nuel Levina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