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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靈魂的甦醒
─阿瑪蒂亞．森∕倫理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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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rtya Kumar S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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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於印度聖地尼克坦(Santiniketan)，現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和美國哈佛大學榮譽講座教授的阿瑪蒂亞．森(Amartya Kumar Sen, 1933－ )，是一位研究「窮人」的經濟學家。作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亞洲人(1988年)，阿瑪蒂亞．森始終致力於對底層人民生活貧困的苦思與追索，潛心於福利經濟學領域探討經濟倫理與社會正義問題。有趣的是，經濟學是一門關於財富的科學，只有財富生成或聚集的地方才會有經濟學家，但阿瑪蒂亞．森正好相反，他選擇了「沒有財富累積的領域－貧困」，他選擇了「沒有食物與飲水的地方－饑荒」。但作為一名「窮人的經濟學家」，貧困與饑荒不是他的理論目的，他的理論是教導窮人如何脫貧離困，教導人們如何善待世上的窮人！
饑荒：權利的失敗
保守估計，在人類第二個千年來臨之際，全球貧困人口已逼近60億。儘管在比例上貧困人口的增加沒有趕得上地球人口的增加，但面對30%－三個半人之中有一個是窮人－這一事實，全球在世的科學家－從宇宙物理學家到家庭營養學家－誰能無視或迴避這一碩大如山的事實？1943年，當阿瑪蒂亞．森還只是10歲兒童時，他就親眼目睹了自己家鄉的大饑荒，數百萬孟加拉窮人在求救無援下活活餓死。但阿瑪蒂亞．森事後發現，饑荒的發生並不是因為食物不夠，而是因為人們獲取食物的能力不足[1]。這一慘痛的經驗不僅令他終生難忘，也激勵他日後對饑荒與貧困問題的深入研究。
後來他在《貧困與饑荒》(Poverty and Famines, 1981)一書中，把饑荒問題歸結於一種「權利的失敗」(failure of “entitlement”)。在此書中，阿瑪蒂亞．森還研究了衣索皮亞(Ethiopia)和薩赫勒(Sahel)的饑荒問題。正如1740年的愛爾蘭大飢荒，在上萬愛爾蘭人死於飢餓的同時，大量廉價的糧食卻被英國政府強制運往英格蘭一樣，阿瑪蒂亞．森指出，多數的饑荒都不是來自食物短缺，而是消除饑荒的能力與政策的失敗。實際的數據表明，儘管隨著戰爭腳步的逼進和全國性的洪水成災，導致孟加拉地區的糧食價格開始上漲，但這並不造成糧食供應的短缺，在饑荒發生的第一年(1943年)，孟加拉地區的糧食生產比1941年增加了11%，即使扣除人口增長因素，當時人均糧食占有量也增加了9%；實際的原因是社會底層人民(特別是無地農民和小型手工業者)擁有換取食物的權利相對於糧食價格的上漲而急速下降，也就是所謂「權利能力」(“entitlement”)的下降。實際上，當時孟加拉首都達卡絲毫不受糧食價格上漲的影響，因為住在那裡「有權利的居民」，可以獲得政府糧食價格的補貼。
阿瑪蒂亞．森的發現，令人驚訝於經濟學家竟然對「貧困」問題如此無知；而在大饑荒之中，偉大的「自由市場」竟然毫無用武之地！在面對市場機制是否能夠通過糧食流通以解決饑荒問題時，阿瑪蒂亞．森的回答是，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來，所有經濟學家無不肯定市場機制「聞聲救苦」的作用，但人們僅僅知道市場在滿足「有權利者」有效需求的效率，卻很少知道市場根本無法滿足弱勢者因為缺乏市場權利和購買力不足而無法轉變成「有效需求」的那些需要。一句話，餓死的人不是因為糧食供應不足，而是因為沒有能力購買那些並不短缺的糧食。
「交換能力」的喪失
阿瑪蒂亞．森所謂的「權利能力」就是指人類獲取生存的基本能力，也就是「食物權利」。這種能力因人而異，可以從最基本的換取食品以求裹腹的能力，到最高級的將自己財產繼承給下一代享用的能力。一般而言，當市場機制介入人的「權利能力」與他的「生存能力」之間以實現基本生活的滿足時，這種基本能力(capability)就會轉變成一種「交換能力」，它是個人在交換中能夠獲得各種商品所構成的集合，也就是人們具有購買某種商品的基本能力，它同時也包括對市場資訊與市場價格的預警和應變的能力。然而對窮人而言，最缺乏的正是這種交換能力，因為一旦食物供給下降，市場首先反映的不是窮人的承受能力，而是通過價格上漲來打擊窮人的購買能力。於是，一旦失去政府及政策的支撐，窮人就會因無力購買價格上漲的食物(不是產量稀少的食物)而陷於孤立無援、坐以待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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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孟加拉(當時仍是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發生大饑荒，死亡超過五百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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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在孟加拉大饑荒中瀕臨死亡的兒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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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瑪蒂亞．森強調，「食物權利」是現代社會最基本的權利，是任何社會都應該毫不猶豫、毫無條件、毫無保留予以維護的權利。一般所說的饑荒是指窮人無法獲得足夠的食物，但實際上由於現實世界中並不存在「絕對不夠的食物」，所以客觀上並不存在因為食物不足而導致令人束手無策的饑荒。於是，饑荒之所以依然層出不窮，就不是食物本身的供給問題，而是人們行使換取這一供給的能力以及確保其支配之公平性的公共政策問題。這種權利的保障當然不可能依賴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自動的調節或安排，而是依賴政府的福利制度與社會保障，也就是通過公共政策以確保人們獲取「食物權」的機會。因此，解決饑荒與貧困問題，既不是供給也不是效用問題，而是權利保障問題。
「權利方法」論
阿瑪蒂亞．森糾提出了「權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與「絕對剝奪」(absolute deprivation)概念，作為解釋貧困問題的分析框架，這一分析框架徹底解構了傳統以「供給面」解釋饑荒與貧困的方法。阿瑪蒂亞．森強調，一個人避免饑餓的能力，不在於他擁有多少實體食物，而是在於他獲取食物的所有權與交換權是否獲得確保。實際上，饑餓(starvation)固然有可能帶來饑荒(famines)，但饑荒並不一定帶來饑餓，這可以從歷次饑荒發生時，並不是所有人都挨餓吃不飽得到證明；另外，饑餓總是意味貧困，但貧困並不一定帶來饑餓；前者說明瞭饑荒不是來自供給不足，後者證明即使貧困(供給不足)，但因為仍然擁有交換權利所以還不致陷於饑餓。阿瑪蒂亞．森指出，「權利方法提供了一個分析饑荒的一般框架而不是饑荒原因的特殊假說。無論是在經濟繁榮時，還是在其衰退期，饑荒都有可能發生；糧食供給與對糧食直接權利之間的區別非常重要；對權利的重視具有強調合法權利的後果」[2]。實際上，從民主國家鮮有饑荒發生，而軍人獨裁國家或從原殖民地獨立後的國家卻饑荒頻傳來看，貧困與饑荒問題必須深入現象表層之後，從政府治理、經濟制度、生產方式與社會權利等等結構因素來審視。這意味著我們再也不能把饑荒視為天然災害或食物短缺的單一後果，而是一個權利方式與權利交換的因果關係，包含了政治、法律、社會階級、公共政策在內的複雜現象。
阿瑪蒂亞．森對饑俄、貧困、饑荒的研究及其成果，不只是經濟理論上的修改或增補，饑荒與糧食無關而是與權利有關、貧困來自於權利喪失這些觀點，將帶來對經濟倫理、分配正義、社會公平等等問題的全面重估與反省，也將帶給經濟家更大的道德啟示與覺醒。
「發展」就是自由
人類的發展經過了從「唯GDP」的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到實現人的自由與尊嚴的「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這一歷程說明了人類已逐漸從物質、物化的技術世界，向精神的、靈化的人文世界的回返。總括在現代性、經濟發展名目下的過往歷史，是一個「異化史」，一種將人自身寄託於物質世界的發展卻換來人自身的貶抑和匱乏的發展，是一種物質充血、心靈萎縮的發展。這種「人的物化、物的人化」，造成了哈伯馬斯(J. Habermas)所說的「技術對生活世界的宰制」以及「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作為一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力排眾議，他頂住同行之間對其獻身於經濟倫理這些「道德垃圾」的責難和規勸，他堅持把經濟學帶向一種追求人的自由的科學，也就是倫理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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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倫理經濟學不是宗教學的分支，也不是道德說教，而是面對現實社會和具體環境，特別是面對生存權利受到剝奪、擁有低度自由甚至喪失自由的窮人和弱者。倫理經濟學是「人道主義∕反主流經濟學」的實用哲學，它通過翻轉經濟學家處身其中的知識世界，通過改變經濟學的基本論旨和終極關懷，而將經濟學轉變為關於實現人的自由的倫理科學。
為什麼在所有充斥著「經濟發展」這一字眼的經濟學著作中，為何總是充滿追求物質財富之速度、規模、效率的討論卻沒有對人的期待、嚮往和快樂的關懷？為什麼在充斥著一堆數據、圖表、模型、曲線的經濟學闡釋中，只看到數字排列、公式換算而看不到人的快樂與滿意？究其原因，正是因為傳統經濟學是一門「以物為本」－將人視為經濟增長與財富積累之工具和手段的科學。阿瑪蒂亞．森認為，這是因為人們把財富的增長等同於幸福，把物的效用等同於自由。在這種「狹隘的發展觀」(narrow views of development)之下，「發展」(development)被定義為GNP的增長、個人所得的增加、工業化、技術領先、社會現代化等等，發展被歸結於資本積累、市場開放，或有效率的經濟計劃的簡單公式。但這些物的要素與指標固然是促進人的自由的工具，但人的自由發展絕不僅僅止於這些，還需要其他的社會與經濟安排，包括教育設施、建康醫療、以及政治與公民權利，包括參與公共討論的機會和獲取安全保障[3]。
相反的，阿瑪蒂亞．森將發展視為「一種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過程」[4]。他摒棄了那種把財富增長和福利增加視為發展的觀點，批判了單純把經濟增長直接等同於發展的觀點，而把發展定位於「按照自己的意願來生活之能力」的追求和保障。在此意義上，發展是一個綜合過程，它包含經濟、政治、社會、教育、建康等等在內整體價值的實現，它意味消除貧困、人身依附、各種歧視性壓迫與缺乏法治權利和社會保障等等目標的實現。換言之，發展首先需要對「反發展」－對人的自由的阻礙與剝奪－的消除和抵制，也就是排除產生「不自由」的來源和要素，包括貧窮與暴政、經濟機會的缺乏和徹底的社會剝削、漠視公共設施以及政治上不容異己和過度鎮壓的行為。同時也要反對把「富人發展」拿來充當整體發展，以及所有冒牌的「假性發展」、「字面發展」和使一部分人發展卻坐視另一部分人窮困潦倒的「剝削式發展」。
自由勝於溫飽！
自由勝於溫飽、尊嚴重於所得、文化價值應置於經濟增長之前的觀念，並不是一種道德垃圾或倫理幻想，其在歷史中已不乏先例。阿瑪蒂亞．森緣引Robert Fogel和Stanley Engerman對美國黑奴經濟制度所作的經典研究（後以兩卷本的《受難時刻：美國黑奴制度經濟學》[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出版）[5]，指出當時黑奴的消費能力要比同一時期自由農業勞工所得水準高－至少絕不會比較低，而且黑奴的平均壽命幾乎與先進國家如法國和荷蘭的人民相同，甚至遠比在美國和歐洲都市中的自由工人要長，但是，黑奴還是拼命逃跑！實際上，即使在廢除黑奴制度後，原先的雇主想要用高工資誘惑逃跑的奴隸回來工作，也沒有獲得成功[6]。阿瑪蒂亞．森強調，自由本身與市場沒有直接的因果，與是否充分就業或勞動條件好壞也沒有必然的關係，因為自由的喪失就是一切的喪失，「自由的喪失，不管是因為沒有就業選擇，或受制於專制的工作形式，本身就是一項重大的剝奪」[7]。
阿瑪蒂亞．森所謂的「自由」並不是抽象的、個人的、形上的目標，而是一個既作為發展之評價標準(評價性理由，evaluation reason)和決定發展程度本身(有效性理由，effectiveness reason)的基礎，又是一種社會整合過程，亦即一種「彼此關聯之實質自由的擴張與整合過程」。在此同時，以自由作為發展的核心還可以是一種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藉由這種寬廣的方法，可以對不同制度－市場及其相關組織、政府和地方當局、政黨和公民組織、教育安排與公開對話和辯論的機會(包括媒體和其他溝通媒介)－在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理解。實際上，阿瑪蒂亞．森所提出的自由觀，不僅限於觀察、探討和評價正式的組織，而且還涵蓋非正式、無形組織和文化價值觀念：
社會價值和習俗所扮演的角色會影響人們所享受並有理由去珍惜自由
。分享的社會規範會影響社會特徵，如性別平等、兒童照顧的性質、
家庭規模和生育形態、環境事務的處理，以及其他許多社會安排和結
果。主流價值和社會習俗也會影響腐敗的存在與否，以及信用在經濟
、社會和政治關係上的角色。自由的運用受到價值的調解，但是價值
會受到公共討論與社會互動的影響，後兩者本身則又受到參與的自由
所影響[8]。
市場機制，什麼碗糕？
經濟學界多年來爭論「市場機制」是否有助於發展，是一件很無聊的事。市場固然是商品交易、價值交換的制度，是實現收益與增長的程式，但市場機制首先建立在「市場進入與退出的自由機制」之上。對於許多根本無權進入市場的人而言，市場機制有何意義？以台灣為例，當颱風來襲、菜價高漲時，農民是否經由市場調節而獲利？當消費者抱怨菜價太高以致政府出面平抑物價時，農民是否因政府干預市場而免於犧牲？對於漲價不蒙利、跌價先受害的農民而言，市場機制「是什麼碗糕」？阿瑪蒂亞．森從市場機制完全無法發揮拯救大饑荒的慘痛經驗得出教訓：「極端貧窮所呈現的經濟上的不自由，可以讓一個人成為其他的自由衝突下無助的犧牲品」[9]。
阿瑪蒂亞．森是20世紀中令人尊敬和仰慕的經濟學家，但他很少以繁瑣的數字、冰冷的圖表來展露一種學術權威，而是以親切溫和、感性說理的方式，讓世人理解人類生存與奮鬥的真正意義。當每一個人都能實現自由並經由自我實現而促進他人自由的實現時，當個人潛能與社會承諾緊密結合時，人類的苦難就不會再發生，歷史的錯誤也不會再重演。
[2] Amartya Kumar Sen, 王宇、王文玉譯，《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北京：商務，2001，頁200
[3] Amartya Kumar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Introduction”, p. 3；中譯本見劉楚俊譯，《經濟發展與自由》，臺北：先覺，2001. 本文採用劉楚俊之中譯文。
[4] Development as Freedom, p. 3；劉楚俊，頁21
[5] Robert
Fogel(1926－
)是美國知名「俄猶後裔」的經濟學家，與Douglass North同獲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Fogel是「計量經濟史」或稱(「計量歷史學」[Cliometrics])的重要代表。他反對以道德立場來看待黑奴經濟，他運用極為複雜的「種植記錄表」(plantation records)，包括天氣變化與種子發芽的時間函數，黑奴日均勞動量的跨產業、跨國家比較，來研究黑奴經濟的效益問題。有趣的是，Fogel強烈的「反道德立場」恰巧科學地證明了「黑奴為了自由而不是為了工資而逃跑」這一嚴肅的道德問題。
[6] Development as Freedom, pp.
28-29；劉楚俊，頁48
[7] Development as Freedom, p 8；劉楚俊，頁113
[8] Development as Freedom, p 29；劉楚俊，頁27
[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p 8；劉楚俊，頁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