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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神總是不靈
阿蘭達蒂•羅伊的「文學行動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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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zanna, Arundhati Roy |
我的世界已經死去，我是為了感歎它的傷逝而寫作
“My world has died. I write to mourn its passing”
－阿蘭達蒂•羅伊－
以文學和政治「雙料戰士」來形容印度新生代作家阿蘭達蒂•羅伊(Suzanna, Arundhati Roy)，可能還無法概括或盡述她的寫作與活動。在20世紀世界文壇上，第一位印度籍公民，以第一部小說《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就銷售達6百萬冊並創造千萬美金價值、以年僅37歲的年齡就勇奪舉世作家競逐的布克獎(1997年)，可說是相當罕見而可貴的事。阿蘭達蒂•羅伊不僅是一位文采優異的作家，同時也是反美、反帝國主義、反(新)殖民主義、反全球化、反戰、反核、反水壩運動、反種族歧視、反婦女歧視、反基本教義的政治運動家。她經常把巨額文學獎金捐助於各國的「非暴力運動」組織。2002年3月6日，羅伊還遭到印度最高法院判處象徵性的「一日監禁」，指控她聚眾包圍法院意圖以暴力滋事。然而，羅伊所樹立的「文學行動主義」的意志與風格，不僅使她獲得各項民間與政府的文化獎項，也贏得國際人權組織、反戰團體和國際左翼知識份子的高度敬重。
阿蘭達蒂•羅伊1961年11月24日生於印度東北角美格哈拉亞郡(Meghalaya)的首府錫隆市(Shillong)，一個海拔在1550公尺之上的貧困山城，後隨母親遷往印度的喀拉拉(Kerela)，一個地處南亞次大陸西南角隅的省份。父親是孟加拉裔的茶葉種植商，母親出身於占印度人口不到2%的敘利亞基督教(Syrian Christian)家庭[1]。羅伊父母的婚姻並不順利，後來終告離異。羅伊對父親非常陌生，常以「不要跟我提到父親」來回答人們的詢問。非常重視教育的母親瑪麗•羅伊(Mary Roy)─後來成為知名的社會活動家，她堅持讓阿蘭達蒂接受正規的英語教育，於是羅伊在阿耶門連(Aymanam)接受教育並渡過童年。《微物之神》的故事情節，就是根據羅伊年僅2歲後來經由母親轉述的一樁村內愛情故事而寫成。然而，這樁愛情故事沒有一般人所設想的浪漫與甜美，因為它是一樁發生在戒律森嚴之種姓制度下一位上流女子愛上一位賤民男子的悲劇故事。
喀喀拉省是一個奇特的地方，當地人講的是馬里亞勒姆(Malayalam)土語。羅伊成長的村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同時存在基督教、印度教、馬克思主義和伊斯蘭教四種相互衝突之宗教政治意識形態的地方，這種「宗教雜居」之地，不僅是人們之間不斷發生磨擦和怨恨的原因，也形成人們一種退縮和自保的地方風格。羅伊將她的童年故鄉視為「夢魘之地」，一個她想逃離和「不想在那裏結婚」的地方，特別是當你看到相同背景的人們以相互對立的信仰彼此爭辯和論戰。羅伊十分慶幸她沒有受到正規的、中產階級印度女孩的限制，沒有種姓與階級制度的束縛，沒有父親、沒有宗教、沒有傳統的偏見和有色眼鏡，而這些都是一個印度人在出生之後就難以抖落和擺脫的包袱。她覺得自己擁有所有女孩最糟糕的特性：瘦小、黝黑、聰明，但她也可能是全印度社會中唯一一個母親會告戒她「無論做什麼，就是不要結婚」的印度女孩。
母親瑪麗對阿蘭達蒂有著深刻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阿蘭達蒂•羅伊完全繼承了母親在宗教和社會方面激進的改革態度。瑪麗公開反對基督教繼承法，積極挑戰傳統律法中各種歧視女性的條款，瑪麗的努力因而獲得了喀拉拉省最高法院創下基督教女性可以繼承父母遺產的歷史先例。母親的反叛精神和行動力量，影響了阿蘭達蒂•羅伊一生的創作與政治行動，在她的小說中不斷挑戰印度社會關於女性貞節和名譽的非人道限制，以及對女性隨意扣上不潔、汙穢、淫蕩等罪名的惡劣法律。
羅伊後來進入「德里建築學校」(Delhi School
of Architecture)，但羅伊從未成為一個建築師，反而從事劇本寫作。她為電視影集《安尼如此付出》(In Which Annie Gives it Those Ones)撰寫劇本並親自參與演出，也為裴迪普•基遜(Pradip Kishen)執導的電影《電子月亮》(Electric Moon)撰寫劇本。由於公開支援主演《流氓皇后》(Bendit Queen)的芙蘭•黛微(Phoolan Devi)的政治立場和活動，而受到媒體的批評和重視。《流氓皇后》根據真實故事改編，但因電影中過度的裸露和強暴鏡頭而遭到官方禁演，電影的爭議甚至演變成一場司法事件。羅伊第一次感受到社會保守勢力對她的壓力，於是決定退出劇本編寫轉向小說創作。
羅伊主要著作包括成名小說《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s, 1997)，《生存的代價》(The Cost of
Living, 1999)，《動力政治》(Power
Politics, 2001)，《戰爭絮語》(War Talk,
2003)，以及法文版的《賓拉登：美國家庭的秘辛》(Ben
Laden secret de famille de l'Amérique, 2001)。
1997年發表的《微物之神》使羅伊由一個默默無名的劇本工作者成為舉世驚豔的作家。她才貌雙全的性格還被《大眾雜誌》(People Magazine)選為世界最美麗的50名人物之一。《微物之神》是一部帶有後現代灰色抒情和後殖民反叛意識的小說，故事以一對異卵雙胞胎(two-egg
twins, “Dizygotic”)的兄妹艾斯沙(Estha)和瑞海兒(Rahel)重返故鄉阿耶門連(Ayemenem)為敘事主軸，描寫一個逾越階級禁忌的愛情導致一個資產階級家族毀滅的故事。故事框架簡單平易，人物盡是來自底層社會的平淡小民，但在這部小說中，羅伊對人的精神樣態與生活感受、對一個了無生趣、花樹盡落的人生，對微物景象和性格類型的細膩描寫，完全不亞於20世紀末同時代的資深作家。
羅伊以一位生活在最有可能爆發核戰之危險地帶的女性，以一種「冷感人生」的緩慢音調，以一種表現在哥哥身上的冷漠但同時輝照在妹妹心靈上的空虛，來表達一種時代的絕望和人生的挫敗感。這是一種說不出的感受，或是一種一旦說出就無法重新感受的情感，這更是一種「內在為愛、外顯為恨」的自我分裂的情感模式，但它同時也是浸淫在以「核威脅」為特徵的(美蘇)冷戰時期的世界情感，甚至是整個20世紀歷史人類經歷過最普遍的情感。在這部作品中，我們看到了羅伊如何以「感知差異」來表達階級之間、庶民與精英之間、富者與貧者之間的巨大鴻溝。讓我們看到一種庸懶的炎涼，一種熱情的荒誕，一種多愛一分就會萬箭穿心、多吸一口氣就會斷魂喪命的微物人生！
在第一章「天堂果菜醃製廠」(Paradise
Pickles and Preserves)中，有一場回憶兒時參加表姊蘇菲默爾(Sophie Mol)的喪禮。羅伊通過瑞海兒的想像，表達了一場生死互換、陰陽無界的無痛追憶。死者蘇菲醒過來參加自己的喪禮，她讓瑞海兒躺在自己的棺木中，讓生者以從來沒有擁有的視角來觀看死者看到的事物。瑞海兒看到了教堂剛剛上漆的高尖圓頂，它看起來像一個藍色的天堂，有飄浮的雲朵和帶著白煙尾巴的小噴射機。瑞海兒想像她爬上那圓頂之端，懸吊在圓頂的鷹架上，她想像如果繩子斷裂，她會像一顆黑色的星星從自己創造的天空墜落，支離破碎地躺在發燙的教堂地板上，頭顱流出帶著秘密的黑色血液……教堂中飛舞著一隻蝙蝠寶寶，它像是蘇菲的幽靈，調皮又戲謔地悠遊在死亡的快樂之中。羅依通過瑞海兒的通靈之眼，以「只有瑞海兒注意到蘇菲默爾在棺材裏秘密地翻筋斗」為隱喻，呈現出「生者憂傷、死者極樂」的戲諷對比，表達了悲微者對「死亡之國」的特有看法。羅依旨在表達一種對不可能實現之自由的不可思議的想像，一種攀爬到自己編織的想像顛峰而後縱身墜落的虛無快感。是的，想像就是悲微人物的神，它只是個「小神」(small god)，它沒有「大神」的英武和權威，但它卻是悲微者自己裹藏、不必強與他人分享的精神秘密。
羅伊通過瑞海兒性愛中的眼神，並且在她的丈夫拉瑞(Lary McCaslin)虧見之後的震怒中，表達了「微神」的存在。拉瑞把瑞海兒的眼神簡單地看成是一種介於冷默與失望的眼神。然而，拉瑞的憤怒，不過是一個作為「性主宰者」不能從他所屬女人的盡情歡愉中得到自身之「主宰性滿足」的一種低級反應。然而，微神是一種「屌兒郎當」的精神，一種「無名小子」自得其樂的自主性，一種由於習慣了微不足道，因此也就不必講什麼大道理的輕鬆自若。「微神」不喜歡被觀看，因為這意味將成為眾目睽睽的焦點，它毋寧觀看所有的人，自暗處、在地底、從霧月晨靄之中。它像是「觀看窗外大海的一雙眼」、「河中獨自飄流的一艘船」、「霧中戴帽的過路人」。在「微神」的眼中，一切都無關緊要，一切都不重要，而且越是顯得無關緊要，所以一切就變得越不重要。你可以說它是一種空虛，但世間何事何物又曾是飽滿？你可以說它是沈默，但世界一草一木又如何開口言說？對瑞海兒而言，「微神」表現在她拒絕以自己的身體作為欲望交換的載體，拒絕成為提供主要歡愉的次級提供者，拒絕將女性視為通過男性欲望的滿足而獲得定義。微神欣然以自身的分裂來嘲諷你永遠無法實現的統一。
在政治意義上，「微神」也是一個對國家神話、種族中心主義這樽「大神」的隱性諷刺。在大神籠罩之下，只有聽命和服從，它的語言有如發號施令，它的憤怒有如狂風暴雨。然而，當你確知所有最糟糕事都已發生在這個最偉大的國家裏時，當你不知此刻究竟是處於戰爭的恐懼還是等待和平降臨的前夕時，當你處於基督教、印度教、馬克思主義和伊斯蘭教「四神」並列的地區，當你活在印、回兩族千年廝殺的歷史陰影時，你究竟相信大神的「可敬」還是微神的「可愛」？微物也是一種「虛無主義」的表徵，一種缺乏意志、沒有力氣、在無奈中發出淡淡諷刺的虛無感。在國家神話的禁律之下，褻瀆大神是何等罪過，但微神給你一種失去知覺後的麻木，對失敬了大神的魯莽表達一點吹口哨式的歉意！
掌握小鎮三代人物的鮮活個性和各自難以分享的心路體驗，塗寫小人物平凡生活中離奇難測的命運捉弄。田園風光的細柔描繪、機智脫俗的對話、語言的雙關妙喻、深富技巧的時空變換、酸而不苛的嘲諷挖苦、字裏行間令人噗噗發笑的幽默和憐憫，是羅伊作為一個「個性派」作家表現在這部小說中揮灑自如的文學天份。一種「潮濕」，像一陣「焦黑的雨水」(inky water)，一種「黴味」，像「微風中凋謝的玫瑰」(like old
roses on a breeze)，是羅伊在小說中不斷重覆的意象，這就是「小鎮人生」慣常發出的生活氣味，一種感歎它的傷逝和傷逝之後的感嘆。阿耶門連，一個微小之地，人們在此編織失去方向的歷史，而真實的歷史在這裏因重重的跌跤而失去了重量。
這個「親英派」家庭中第一代長者帕帕奇(Pappachi)，艾斯沙和瑞海兒的外祖父，一位大英帝國時期的昆蟲學家，典型的「後殖民印度紳士」。他一生最大的遺憾是，一直到他退休的12年以後，他過去所服務的「動物學研究所」才發現，在12年前一次夜裏，帕帕奇發現的那隻掉在他酒杯裏的蛾，原來是鱗翅類昆蟲中至今從未發現的另一種類屬，但因事隔12年之久，這項「偉大的發現」來不及以帕帕奇的名字為這隻「新蛾」命名，帕帕奇為了這樁憾事而抑鬱終生。帕帕奇是一個虔誠的「大英主義者」，金懷錶、古龍水、銀梳子，是他的帝國身份不可或缺的裝扮，但他也是個傳統式的懷疑論者，他不相信女兒阿慕(Ammu)—兩個異卵雙胞胎的母親—離婚的故事，不相信女兒的丈夫會將自己妻子「賣身」給老闆以換取不被解雇的代價，因為他不相信一個英國人，乃至任何一個英國人，會想垂涎或霸占別人的妻子。他對自己妻子瑪瑪奇(mammachi)成功地經營醃製廠感到十分忌妒，為了抗議被忽視的尊嚴，他整天穿著筆挺的西裝在園地裏四處走動。那隻沒有能夠使他揚名立萬的「蛾」，是他永遠揮之不去的「後殖民創傷」，因為它代表著帝國離去後的失落，以及跟隨帝國一起失落的自我失落。實際上，帕帕奇本身就像是大英帝國博物館裏的一隻「人類標本」，人們可以一覽他乾癟的驅體，藉以回憶帝國花園的芬芳，卻喚不出這隻「人蛾」的名字。
羅伊以「倒著活回去」(She is living her life backwards)來描述姑婆寶寶克加瑪(Baby
Kochamma)—帕帕奇的妹妹—的一生。晚年的寶寶克加瑪以「電視機」為伴，而她年輕時的愛情就是一種「微愛」(small love)的典型。有著回教名字的寶寶克加瑪愛上了一位年輕俊美的「異教」(天主教)神父，她搬出了一堆聖經的疑問去請教他，試圖「假裝嚴肅」地引誘慕利岡神父(Farther
Mulligan)，她以叛離伊斯蘭教並皈依天主教來接近她的愛人，她願意去當見習修女，只為了得到「和慕利岡神父相處的正當機會」。她只是想接近他，近得可以聞到他鬍鬚的味道，可以看見她法衣上粗糙的織痕。她只想以注視他來愛他。寶寶克加瑪和那位神秘的神父，她(他)們都有著屬於基督徒(或回教徒)不應有的「心顫魂搖」，她(他)們都利用聖經作為彼此接近的計謀。但是，在兩個「大神」(阿拉與基督)的照拂之下，純情的寶寶克加瑪只能等待終老後再來回憶這場「有花無果」的人間小愛。宗教和信仰，究竟是培育真愛的萌芽還是少女情懷的滅頂？青春的熱情提早為孤老的晚年編織灰白的歲月。面對這樣的人生，如果不「倒著活回去」，又如何「順著活下來」？
然而，寶寶克加瑪作為封建階級下的犧牲者，但自己卻也扮演了這個「吃人制度」的施害者。她滿懷怨懟虛度了一生。她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她出自於自己無法擁有慕利岡神父的忿恨，出自於對一個擁有丈夫(儘管是酗酒成性)、擁有兩個小孩(儘管是調皮作怪)的母親的忌妒，她對這個稱自己為姑姑的母親做了沒有法律依據的道德謀殺。
舅舅恰克(Chacko)是家族中的「男性沙文主義支柱」，他博學而多情，紈褲而不失精明，一位染著「牛津優越感」的天真幻想家，一個滿懷資產階級意識又喜歡玩耍共產主義「同志遊戲」的理想主義者。為了彌補離異的英國前妻瑪格麗特(Margaret)喪失新夫之痛，她熱情迎接前妻與愛女蘇菲默爾返回阿耶門連，但卻在一場孩子們「集體逃家」的遊戲中，喪失了機靈而聰慧的愛女。他9歲的愛女蘇菲默爾深信，孩子如果進行一次準備妥當、規劃周全的「逃家行動」，而後在父母焦慮萬分的等待和絕望中光榮地返家，那將給孩子帶來很高的尊嚴並重獲父母的疼愛。但是蘇菲默爾失敗了，英國式的傳說在蠻荒的異域得不到印驗，可愛的蘇菲溺死在一條濁浪翻滾的黑暗之河中。
恰克肥胖的身驅總是與濕熱的印度融為一體，但他引以為傲的「大英情緒」卻像是一曲乾冷的哀歌，即使在生命的盡頭仍在低低地吟唱。在印度社會中，恰克是一個最典型的諷刺樣板，一個受過帝國教育卻遠離印度歷史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一個處於馬克思主義和封建式男性原欲之間的矛盾人物。這個被父親戲稱為「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被妻子稱為「有趣而邋遢的豪豬」，從未加入共產黨卻被妹妹阿慕戲稱為「共產主義同志」，對自己工廠內的「工人運動」感到新鮮好奇，只是為了接近兩個意淫許久的「女工人」而在自己工廠裏成立「工人小組」，說明瞭這個牛津舅舅真是「帝國不解愁滋味，為賦共產強說愁」。
由於渴望母親阿慕更多的愛而不可得，雙胞胎哥哥艾斯沙以深度的沈默，妹妹瑞海兒以天真的反叛，來表達他(她)們對這個資產階級家庭的厭倦感。似乎，他(她)們的存在只能帶給他人一種憂鬱和煩燥，似乎生下來只是等待被遺棄，對她的母親，他(她)們從來找不到愛的形式，更找不到接受被愛的方法，因為他(她)們無法領會一個「被壓迫的母親」儘管不完整但依然純質無私的母愛。這對老是闖禍的兄妹都深愛著一個「賤民青年」維魯沙(Velutha)，一個另有一雙胞弟弟並經常以弟弟為掩護的納薩爾派(Naxalite)秘密共產黨員。兄妹對維魯沙的赤子之愛，是一種「無階級障礙」的自由與解放，一座幻想的搖籃。在維魯沙身上，兄妹找到了他(她)們在家族中被束縛的情感，被忽視的存在，儘管他(她)們並不知道，他(她)們的泥巴玩伴維魯沙竟是他(她)的母親阿慕的情人。
在這個富有的、敘利亞正教的資產階級家族的對面，是一個「賤民女僕」克朱•瑪麗亞(Kochu Maria)和一對「賤民父子」：維里亞巴本和他的兩個兒子。賤民父子是「天堂果菜醃製廠」的長工，瑪瑪奇的好幫手，他們被稱為「帕拉凡」(paravan)，一種只能從事苦力和低賤工作的階級。賤民意指「不可碰觸」(untouchability)，包括絕對避免讓非賤民碰觸到自己，以及避免讓非賤民碰觸到自己碰觸過的東西。一些為了獲取食物和金錢而被迫加入基督教的則被稱為「米飯基督徒」(Rice
Christians)。有一次，瑪瑪奇向兩個兄妹解釋了這個階級的身份屬性：
他們禁止觸摸任何非賤民(印度教徒和基督徒)觸摸過的東西。……帕
拉凡必須拿著掃帚倒著爬，好將他們的腳印掃除，如此，屬於婆羅門
階級的人或敘利亞正教徒就不會意外踩上他們的腳印而沾汙了自己。
……帕拉凡和其他階級一樣，被禁止走在公共道路上，被禁止用衣物
遮蔽上半身，被禁止攜帶雨傘。說話時必須用手遮住嘴，這樣他們被
汙染的氣息才不致噴向與他們說話的人。
阿慕，整部小說中真正的悲劇靈魂，一個集溫柔慈愛和像部自殺式轟炸機之憤怒於一身的母親，她短暫的一生卻領受了過多不該承受的惡運。在階級分明的印度社會中，一旦嫁出去的女兒便在父母家中失去了地位，如果又是嫁錯了對象，則幾乎失去了所有。實際上，阿慕在未出嫁前就已承受父親帕帕奇的暴力而成為「有家的孤兒」，但她即使在「拋夫」離異之後也並未失去一切。她擁有維魯沙，一個她生命中的「微物之神」，一個賤民階級的後代，一個經常在夢中以「快活的獨臂人」作為轉喻性象徵的人物，一個從海裏升起、從河中游來的俊美男子。在維魯沙身上，在他的手臂和胸膛上，阿慕找到了她心靈的安全之地，儘管她並不知道早已讓維魯沙永遠陷入危險的深淵……。
阿慕和維魯沙的「越軌之愛」，他(她)們在河岸邊、樹林裏、草原上被虧視的一切，終於無法消解父親維里亞巴本作為一低賤的「帕拉凡」心中的罪惡感。他把「實情」告訴了瑪瑪奇，並決心「讓兒子死去」來補償這個對他世代有恩的基督教家族。在寶寶克加瑪的「謊報」和兄妹天真無知的「偽證」之下，維魯沙在阿慕孤獨地病死在一家小旅館之前，就已先一步喪命於腐敗的員警暴力之下。
微神不該在違逆大神博愛法則的背後私運卑微男女的私情。階級是一道沒有求生出口的隧道，一灘無底可見的漩渦，它是越軌之徒自取滅亡的捷徑。他(她)們—阿慕與維魯沙—不該去愛不能愛的人，不該違抗該愛與如何去愛的律法。當巨神扯下祂慈愛的面具時，微神只能黯然落淚，像一顆黑色的星星落在黑色的宇宙之中。而這一切的一切，沒有在沙灘上留下足印，沒有在水中留下漣漪，沒有在鏡中留下映像。
阿慕，是羅伊塑造出來挑戰印度種姓社會的人物，她的「微恨」，她的「冷諷」，乃至她富於機智與反抗的「插話式挖苦」，是羅伊對印度階級社會和男性沙文主義敵視態度的流露。「難道我們一定要表現得像剛剛被發現的人種，像被上帝遺棄的某個該死的人種嗎」？這是阿慕在面對她高貴的「英國嫂嫂」因不解賤民「聞手∕示愛」動作時所發出的吶喊。是的，巨神總是不靈，就像她的情人維魯沙，即使有一顆善良助人的心，有一手優雅的木工技藝，有兩手可以任兄妹吊桿搖擺的雙臂，有可以讓阿慕情歸有方的心體，但這一切都只是「微美—卑微之美」，終究除不去也擦不掉「階級大神」給他定義的「劣種」本質。
種姓的胎記是亙古的懲罰，他的愛被視為「惡靈入侵」，他的越軌必須以死亡作交換。在敘利亞正教家庭，瑪瑪奇可以「賞錢開秘室」以滿足恰克與妻子離異後「男人的需要」，在賤民家庭則「一次只能做一件事」，一次就是生存的代價。他的微笑，是微神失落的暗語，他的倒影，是印在地上無數由死神派出的爪牙。「如果吻她，他就不能和她說話；如果愛她，他就不能離開；如果說話，他就不能傾聽；如果作戰，他就不能贏」。一個夢中斷臂的男子，一個年輕失婚的女性，他(她)們跛行並最終撲倒在一個殘障的階級社會中。
《微物之神》是阿蘭達蒂•羅伊至今為止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在小說中，羅伊展現了一種無人可以比擬的「細物描述」的能力，她以一種「無微不至」的微觀與透析，如輕風細雨一般拂掠過每一個細緻的景物，似乎從不放過周邊的任何細花小木，不放過任何一個人細聲的呼吸和細絮的心思，從而造就了《微物之神》在「細緻美學」上極高的藝術性。尤其特異的是，反而是一種對凡人俗態、細節末物的描寫，一種「描醜寫俗」的能力，展現了羅伊美學技巧上特殊的魅力。然而，閱讀這部小說，人們會不時地在心中發出一陣陣悲苦式的呵笑。細心的讀者都能感受到，一種搖歎式的呵笑其實是人類心中最深沉的悲傷，這種悲傷採取了與自己對立的方式，來表達一種再也沒有其他方式可以表達的悲傷。
由於憂心印度極端主義(extremism)和更具侵略性的「印度基本教義」(Hinduism)的興起和坐大，也基於對印度貧富差距、官民矛盾的關切，1999年中期以後，羅伊開始由一位單純的小說家轉向以「非暴力主義」為宗旨的社會活動家。在此之前，羅伊已多次表達對印度「核子試爆」堅決的抵制態度，她把印度的核武政策視為印度極端份子(它實際上是印度政府主要的成員)，長期操弄國家神話和煽動種族仇恨的「戰爭遊戲」。而她第一樁引起世界囑目的抗爭行動就是參與「納馬達反水壩組織」(Narmada Bachao Andolan，簡稱NBA)，決定長期抗議印度政府在印度中西部古吉拉特省(Gujarat)的納馬達河域(Narmada River)興建足以淹沒245個村莊、導致4千萬以上村民毀家失業的一系列水壩工程。「納馬達事件」激發了全球反水壩運動的信心與鬥志，也引起第三世界國家對「世界銀行」(World Bank)這一全球水壩「幕後推手」的譴責和抵制。
「納馬達水壩」是印度政府在「世界銀行」支助下一系列包括30個大型、135中型和3000個小型水庫的龐大計劃，一個在環保、經濟與社會平等問題上，交雜著當地政府與當地貧困居民之間、科技精英與人文藝術學家之間、印度政府與西方財團之間一個極為複雜的爭議性問題。依據印度官方的說法，納馬達計劃將提供充沛的水力和電力，以供應印度全國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但是在當地居民和「納馬達反水壩組織」成員看來，納馬達計劃不僅根據不實的水文和地震數據編造起來的，是一項耗費巨大資源卻只是圖利少數既得利益者的荒謬計劃，其對河域生態的巨大破壞，對社會資源的扭曲性分配，更使得為數在4千萬以上貧苦居民和達利族人(Dalits, 原住農民，賤民階級)失去生活家園、失去工作與生存基礎。反水壩組織成員更指出，印度政府從未實現過去所有以「現代化」之名而推動之開發計劃所許下的補償承諾，所謂「國家利益」從來就只是「特權利益」，在印度，沒有一座大型水庫的興建事後證明遷移的居民獲得了應有的補償和復建。
在題為「一個更大的公共利益」(The Greater Common Good)，後收錄於《生存的代價》(The Cost of Living)一書的長篇論文中[2]，羅伊從水壩歷史、社會調查資料、千萬居民遷村和自身參與反水壩抗爭運動的過程，提出了深刻的反思與批判。文章以帶有諷刺意味地引述印度前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1948年對因為希拉古水庫(Hirakud
dam)而被迫搬遷的村民的談話：「如果你們準備受苦，你們就應該為國家的利益受苦」(If you are to suffer,
you should suffer in the interest of the country)，而文章則以「我站在山頭上放聲大笑」(I stood on a hill and laughed out loud)為開場白。羅伊說她之所以放聲大笑，是因為她突然想起在德里最高法院的一次判決，這是在還未撤銷最大水庫沙達•薩羅瓦水庫(Sardar Sarovar dam)興建前村民合法居留之前的一次審判，法院詢問代表政府立場的律師，未來遷村居民的新居留地是否有提供給部落小孩玩耍的公園？律師毫不猶豫的回答政府不僅將為每一個部落設立公園，公園裏還有蹺蹺板、溜滑梯、盪鞦韆……。政府律師像是在編織一幅「國家彩夢」般的滔滔不絕，將「遷居地」說成一片繁花似錦的樂園。當羅伊想到政府用蹺蹺板、溜滑梯、盪鞦韆來換取村民生存的土地，想到政府即使對這些部落兒童根本從未玩耍過的兒童遊樂器材也從未實現承諾，不禁感嘆發笑！
羅伊指出，在「納馬達水壩」問題上，印度人民多半只是抱著兩極化的情緒性反應，或者把它看成是「傳統主義」和「現代主義」的論戰，「發展主義」和「新盧德派」(neo-Luddite)[3]之間的鬥爭，乃至於被看成是尼赫魯的「蘇維埃中央集權政體(Soviet-style Centralised State)和甘地(Mohandas
Gandhi)的「浪漫式鄉村共和主義」(romanticised Village Republics)之間的對立，但卻忽略了水壩問題本質上是「世界銀行」以「國際援助」(International
Aid)或「政府貸款」(governmental debt)為名，進而與本土資產階級政權相互勾結的產物。
實際上，世界銀行貸款史上的「註冊商標」就是興建大型水壩，它不斷在第三世界國家推銷水壩的好處。無論是用作水力發電、防洪或灌溉，大型水壩都是「世界銀行」所謂大規模公共工程發展的主題。依據1993年的記錄，「世界銀行」提供超過六百億美元給92個國家來興建538座水壩，這其中還包括數個世界上最大、也最受爭議的計劃。「世界銀行」所投資的大型水壩已使上千萬的居民，包括婦女與孩童成為流浪在故鄉之外的難民，這包括在中國有10萬8千人因小浪底水壩而被驅離，在印尼有2萬4千位村民因克丹翁波水壩(Kedung Ombo dam)造成水位上升而受困，在迦納(Ghana)的佛塔河(Volta River)河谷有8萬名農民因其家園受阿克松波水壩(Akosombo dam)的影響而受害。在絕大多數的案例中，這些受水壩驅逐而失根的人們在經濟、文化與情緒上都受到極大的傷害。曾經自給自足的農業家庭都淪落成流動工人或貧民窟的居民，只能勉強地維持生計。
儘管「世界銀行」已在1993年逐步停止對「納馬達計劃」的貸款，但印度政府卻從過去已興建之水庫的盈餘中「接手自蓋」水庫，形成了一種「劫貧濟富」的國家商業主義體制。截至目前，僅僅在印度，大型水壩已經逼進4千座，印度政府還在積極尋找「水壩預定地」。但儘管印度是一個擁有全球最多水壩的國家，在印度全國人口中竟然還有高達2億人口仍無自來水可用，有高達6億人口缺乏基本的衛生設備，反倒是隨著水壩的不斷興建，有超過1億以上的人口被強制趨離他們世居的家園。
羅伊以實際行動參與水壩抗爭運動，給予第三世界國家的「反水壩運動」很大的啟示與鼓舞。由於已完工的水壩仍然對人們與環境造成持續性的傷害，一項由全世界水壩受害社群所組成的新興運動正在進行爭取在法律追溯期內的索賠和補償。儘管有人指責羅伊在反水壩運度中過於情緒化的表現，但正如羅伊回答她的批評者：「如果你面對4千萬以上人民失去家園—這只是對納馬達河域數百座水庫所作的調查數據—而沒有情緒反應，那你們還會對什麼有所反應」？實際上，羅伊以她動人的文筆和親身參與，為「消失在歷史中」的納馬達人民作了歷史的見證：
這數百萬流離失所的人民再也不會存在了。歷史中不會有他們，人口
調查記錄中也找不到他們。他們之中有些人後來被驅離了三、四次…
一旦他們開始流動，就永遠不會有安頓之所。大多數人最終被吸納到
大城市周邊的貧民窟，在這裏形成一個提供廉價勞力的巨大匯聚地...
為了聲援NBA是一個非暴力的反水壩運動，羅伊建議或許可以將NBA稱為「非暴力抗爭反水庫組織」(Ahimsa Bachao Andolan)，Ahimsa意指「非暴力抗爭」。也為了闡明NBA的基本理念，羅伊在2002年7月5日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撰文指出，NBA相信興建大水壩己經不合時宜，相信還有更民主、更本地化、更符合經濟效益和更符合可持續環保概念的方式去生產電源和水利管制系統。NBA追求更高度的現代化和民主，而不是與此背道而馳。然而，羅伊也對印度政府「不尊重和平示威運動」發出了譴責，特別是把印度全國推向毀滅邊緣的「基本教義派右翼政客」，和那群只會空喊「國家團結」的印度國大黨(Congress Party)。羅伊提出警告，基本教義派、核武民族主義、由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人口貧窮化，這三種現象之間的關係在21世紀已變得不容忽視。
在國際問題上，羅伊可能已成為賓拉登(Ben
Laden)之外，美國總統布希非暴力的、非恐怖主義型的最大政敵。在發表於2001年10月23日英國《衛報》(Guardian)「以花生奶油塗抹的暴行」(Brutality Smeared in
Peanut Butter)的文章中，以及「戰爭就是和平」(War Is Peace)，後收錄於《動力政治》一書的文章中，羅伊不僅呼籲美國應立即停止對阿富汗的飛彈攻擊，更對布希動不動就是「我們(US)、他們(they)」這種「正義∕邪惡」二分法的國際新秩序主義，徹底的叱之以鼻。在這兩篇文章中，羅伊表達了她既反「大美國主義」也反「恐怖主義」的立場。羅伊指出，賓拉登其實是美國人自己搞出來的怪胎，是美國長期將伊斯蘭世界妖魔化，把自己的所謂「美國價值」(American
Vales)神聖化之後的產物，因為美國不斷需要「敵人」，來顯示它的英雄氣概。所謂「反恐」其實是冷戰後期為了和蘇聯抗衡而滋長出來的，整個事件其實是美國政府的「家庭秘辛」，意即只有美國人自己才心知肚明的醜聞。羅伊的反美言論在美國遭到極大的情緒性反彈，但卻在歐洲獲得極高的注目。兩篇文章都分別以頭題刊載於歐洲各國最重要的報紙，如英國的《衛報》、法國的《世界報》，以及西班牙的《蒙多報》(El Mundo)等等。
羅伊對於自己的國家印度素無好感，站在窮人與庶民的立場上，羅伊可能是所有印度人之中「最不愛印度」的公民。2003年1月27日，在應邀出席在巴西舉行的「社會論壇世界高峰會議」的演說中，羅伊把印度政府視為「帝國主義的尖兵」，對印度藉私有化之名實際上是拋售人民資產、賤賣國家資源的施政，提出了強烈的抨擊。她指出，印度這個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目前已成為企業全球化的灘頭堡，其10億人口的消費市場逐漸為世貿組織撬開，印度官方和權貴精英正展開雙手大舉推行企業化和私有化政策。印度總理、內政部長和投資部長，這些與安然集團(Enron)印度子公司簽約合作，將印度基礎設施拋售給跨國公司，倡議水電，油礦，鋼鐵，醫療保健，教育和通信全面私有化的人士，他們個個都是狂熱種族主義的印度教同業組織(RSS)的成員或仰慕者。 然而，這些圖利於帝國主義跨國企業的私有化政策，卻迫使無數民眾離鄉背井，流離失業。貧困農民飲藥自盡和饑民餓死街頭的悲慘事件遍及全國。當精英階層汲汲營營追逐權位名利之際，身無分文的貧窮大眾卻沉淪於作奸犯科和黑暗混亂的萬劫不復之境。 .
在這篇題為「圍攻帝國」(Confronting
Empire)的演說，後收錄在《戰爭絮語》(War Talk)一書的文章中，羅伊表達了她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觀點。在她看來，全球化就是一種由跨國企業、民族資產階級政權、種族狂熱主義、民主政體、自由媒體「近親繁殖」而成的新剝削體制，在此意義下，全球化的本質其實就是「貧困的全球化」，也就是貧富差距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普遍化。
羅伊指出，所謂自由市場有助於消除國家藩籬的說法，根本是一種迷思和謬論。自由市場不會危及國家主權，但卻會侵蝕真正的民主體制。當貧富懸殊問題惡化，資源爭奪戰亦隨之加劇。實際的情況是，自由市場私有化了我們種植的榖物，我們喝的水，我們呼吸的空氣及夢想的遠景。企業全球化需要在貧窮國家中勾結一群效忠跨國企業的專制腐敗政權，透過這些政權強制推行違背民心的改革並鎮壓人民抗議的訴求。企業全球化—它的名字就是「帝國主義」—也需要一個標榜自由的新聞媒體，以及號稱主持正義的司法制度，然而富裕國家卻同時加緊高築邊境藩籬，並囤積大規模毀滅的軍備武器。這並不令人奇怪，因為他們需要確保的全球化只是他們的金錢、商品、專利和服務業，而不是人民的自由流動、尊重人權、反種族歧視、禁止核子生化武器，溫室效應、廢氣排放管制、大氣層保護等國際條約，更遑論公道與正義！
羅伊也對美國總統布希發動伊拉克戰爭提出了批評。羅伊指出，美國官方為出兵伊拉克百般編造各種藉口和謊言，其中最荒唐者莫過於所謂協助伊拉克建立民主新政體，假藉掃除專制和意識形態毒瘤之名，行屠殺無辜之實。海珊固然是一個冷血暴君，罪大惡極之屠夫 (其殘暴罪行過去卻為英、美兩國所默許和支持)，他的下臺無疑是伊拉克人民之福。然而，羅伊認為，世界將因沒有布希而更美好！事實上，布希對世界威脅之大遠勝於海珊，按照同樣的邏輯，豈不是也應該將布希炸出白宮？
羅伊在演講中以幾近宣戰的姿態，向英、美帝國主義發出了譴責與抵抗。羅
伊指出，全世界完全不需要在英美兩國所設定的全球秩序架構中，在他們所設定的「正義∕邪惡」的二元選項中，被迫選邊或靠位，而是應該揭穿他們偽善虛假的真面目。羅伊號召，我們可以喚醒人們的記憶，揭露歷史教訓；我們可以號召輿論，以震天價響的姿態向他們發出譴責撻伐之聲。我們可以藉這次名不正言不順的戰爭揭穿美國政府各種違法亂紀，我們可以讓世人知道，布希、布萊爾(Tony Blair)及其盟邦乃是弒嬰懦夫，水源汙染的元兇，膽怯的長程轟炸暴徒；我們可以用千百萬不同方式進行不合作抵抗；換言之，我們可以用千百萬種方式從事集體抗議譴責，令對方不勝其擾。羅伊說道：
當布希威脅說「和我們站在一起，不然就是恐怖份子的同謀」，我們
可以答斥道「 不，敬謝不敏！」。我們可以正告天下，全球人民不必
在「惡毒的米老鼠」(Malevolent Mickey Mouse) 和「瘋狂的神學士」
(Mad Mullahs)之間選邊靠站。我們的策略不只是正面對抗，而是應該
採取圍攻策略，或使其氣源枯竭，或使其遭受譴責嘲諷。透過藝術，
音樂、文學、堅決意志 ，透過娛樂與機智，鍥而不捨的精神，以及發
揮傳播我們自己版本之歷史的能力，提出與對方洗腦宣傳謊言不同的
歷史見證……。
2004年1月16日「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在印度孟買舉行，羅伊應邀在開幕式發表演說。在這篇題為「美國的新世紀」(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演講中[4]，羅伊指出，在當今歷史上，已經出現了能夠在一個下午的時間內毀滅整個地球的超級帝國，那就是擁有絕對的經濟和軍事霸權的新帝國主義美國。美國新帝國主義是我們所熟悉的老帝國主義重新鑄造(remodeled)和精巧改裝(streamlined)的版本，它用不同的武器打開了不同的市場。當今地球上沒有一個國家不是處於美國巡航導彈的射程之內或國際貨幣基金(IMF)支票的挾制之下。無論你是貧困但對帝國而言具有地理戰略意義的國家，或是擁有規模可觀的市場、可以私有化的基礎設施、豐富的石油、黃金、鑽石、鈷、煤等等天然資源的富裕國家，你都必須對帝國言聽計從，否則將變成軍事打擊的目標。那些天然資源越富饒的國家，危險就越大。如果你不乖乖地把資源交給帝國的商業機器使用，戰爭機器就可能隨時開進你們的國土。
這是一種新式的帝國，一種以「跨國軍事商業集團」為利益核心和運作機制的新帝國型態。羅伊指出，依據華盛頓「公共道德中心」(The Centre for Public
Integrity)的調查發現，布希政府國防政策顧問小組的30名成員中，至少有9人與2001年至2002年之間得到大型軍事合同的公司有聯繫。前國務卿喬治•舒茨(George Shultz)就曾擔任「伊拉克解放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Liberation of Iraq)主席。他也是美國最大的工程營造公司「貝克特爾集團」(Bechtel
Group)[5]的董事會成員。當他被問到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的公私利益衝突時，他卻說「我不知道貝克特爾會從中得到特別的好處。但是如果那裏需要工程建設，貝克特爾絕對能夠勝任」。實際上，克特爾簽定了價值6.8億美元的伊拉克重建合同。然而，伊拉克並不是新帝國的惟一受害者，在拉丁美洲、非洲、中亞和東南亞，數百萬人已經成為帝國戰爭的犧牲品。當然，每一次帝國戰爭從表面上看似乎都是正義的。這要歸功於商業媒體的宣傳。羅伊指出，商業媒體不只是支持「新解放計畫」(neo-liberal project)，它們根本就是「新解放計畫」的一部分。它們在新經濟結構中的位置早就為自己決定了在新帝國主義結構中的立場。
羅伊指出，戰爭是新帝國主義最活躍的手段，但和舊帝國主義沒有太大的不同，唯一不同的是它更依賴於由西方帝國和本土買辦政權「聯手發動」的暴力戰爭，並且還是以「正義」之名而發動的戰爭。羅伊舉出，1989年以來超過8萬人在喀什米爾(Kashmir)被殺害，其中多數是穆斯林，多數人死於印度軍隊的槍口之下。國際報章還告訴大家，在2002年2月至3月間，超過2000名穆斯林在古吉拉特(Gujarat)省被謀殺，婦女被輪姦、小孩被活埋，15萬人被趕出了他們自己的家園，而讓這一切發生的政府卻獲得連任！接下來，大家會發現，我們的城市被巡航導彈夷為平地，我們的村莊被鐵絲網分開，美國士兵大搖大擺在我們的街道上巡邏，我們的領導人被美軍抓獲的新聞出現在黃金時間的電視節目上，美國大兵像檢查海珊一樣檢查他的牙齒縫隙是否乾淨、他的頭髮有沒有長蝨子。
但是，羅伊指出，只要我們的「市場」是開放的，只要像安然(Enron)[6]、貝克特爾(Bechtel)、哈里伯頓(Halliburton)[7]這樣的企業能夠自由接管我們的基礎設施、搶走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民主選舉」的領袖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解釋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暴政。像舊帝國主義一樣，新帝國主義的成功也要依靠一批甘心為他們效力的僕人，也就是那些為帝國服務的腐敗的地方精英。羅伊指出，每個孟買人都應該記得安然公司是如何剝削我們的。前省政府與安然簽定了一項極不公平的電力購買合同，安然從中獲得的利潤相當於印度全國農村發展預算的60%，或者相當於5億人的基礎設施發展基金。與過去不同的是，新帝國主義者不需要親臨條件惡劣的殖民地，沒有染上瘧疾、痢疾或其他熱帶疾病的危險。他們是「坐在沙發上的帝國主義者」。
與新帝國主義並生興起的是「新種族主義」(New Racism)。羅伊以美國基督教「火雞赦免」(turkey pardoning)的傳統，來反諷新種族主義是一種「帝國豢養∕本土跟唱」式的新剝削方式。從1947年起，每年感恩節，「全國火雞協會」(National Turkey Federation)都會向美國總統贈送兩隻火雞。總統會赦免其中一隻火雞，吃掉另外一隻，以顯示寬大。在獲得了總統的特赦之後，那隻幸運的火雞將被送到佛吉尼亞洲的「煎鍋公園」(Frying Pan Park)，在那裏安度餘生。剩下的5000萬隻為感恩節準備的火雞則被人們心安理得地吃掉。為總統提供火雞的康雅瓜食品公司(ConAgra Foods)說，它挑選的火雞是經過訓練的，掌握了社交技巧，這些火雞知道如何與顯貴、學生和新聞媒體打交道。羅伊指出，今天作為帝國幫傭階級的人—殖民地的精英們、富裕的外國移民、投資銀行家、一些著名藝人、一些(像羅伊自己一樣的)作家—就像是少數被精心培育的、被送往「煎鍋公園」享受太平生活的「赦免火雞」，而剩下的火雞—數百萬人卻被迫進行艱苦的勞動、被趕出自己的家園、死於愛滋病。他們等待被宰割成別人的美餐。與此同時，少數幸運的火雞在「煎鍋公園」幸福地生活著，他們之中有人為「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衛生組織」工作。在這些肥胖的乖乖火雞之中，有誰還會指責這個帝國體制壓迫火雞呢？一些火雞甚至當選為「火雞赦免委員會」(Turkey Choosing Committee)成員，誰還會說「火雞們反對感恩節」呢？
羅伊指出，新種族主義讓我們見識了新式的種族屠殺(New Genocide)。新式屠殺不需要屠刀，卻能造成更多人死亡。在今天這個經濟相互依賴的時代，通過實施經濟制裁就能達到種族屠殺的目的。曾於1997年和1998年間擔任聯合國駐伊拉克人道事務專員的鄧尼斯•哈利迪(Denis Halliday)，就用「種族屠殺」一詞來形容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制裁造成的食品和藥品短缺而導致50多萬伊拉克兒童死亡。在這個新時代，種族隔離已經過時，而且毫無必要。各種各樣的經濟貿易協定和國際法規確保窮國更窮、富國更富，兩者已經處於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所謂的平等貿易體制實際上加深了不平等。如果這不是事實，為什麼美國對孟加拉生產的成衣徵收的關稅比對英國生產的產成衣高出20倍？為什麼象牙海岸和加納等出產可哥豆的國家，如果企圖把可哥豆加工成巧克力，將立即被高額的關稅排擠出國際市場？為什麼出產世界90%的可可豆的國家，其所生產的巧克力，卻只占世界產量的5%？為什麼富裕國家每天花費10萬美元補貼本國農民，卻要求像印度這樣的窮國取消所有的農產品補貼？羅伊以極其憤怒的語調指責：為什麼在被老帝國洗劫了大量國家資源後的前殖民地國家，今天又再度變成了「新帝國強盜」的債務人，每年必須償還這些帝國強盜高達3億8千萬美元的債款！
設置於澳洲的「雪梨和平基金會」(Sydney Peace
Foundation)決定將2004年的「雪梨和平獎」頒給阿蘭達蒂•羅伊。基金會評審團給予羅伊極高的評價，認為羅伊以其宏揚人權與主張非暴力的勇氣贏得了世人的敬仰，這表現在她要求為窮人、為印度宗教暴力衝突(communal violence)的受害者、為納馬丹水壩計畫數百萬顛沛流離受害者伸張正義以及她的反核主張。該基金會主任里茲教授(Professor Stuart Rees)說明瞭為何頒獎給她的理由，他推崇阿蘭達蒂．羅伊是個傑出的世界公民。挑選她是因為她反對在印度的「貧窮暴力」(violence of
poverty in India)，也因為她獻身於「只有正義才有和平」的全球性原則(global cause of peace with justice)。作為一個作家，她挑戰全世界。她是個傑出的溝通者，她文筆清晰而且高雅。她堅持「沈默是無法保衛的」(silence is indefensible)、「和平不是戰爭的相反詞」(Peace is not
the opposite of war)、「和平是正義的同胞」(Peace is the sibling of justice)。在人類命運慘遭蔑視時，我們需要聆聽像阿蘭達蒂．羅伊之類世界公民的衷言。
目前居住於新德里的羅伊，在獲知得獎之後，以「非暴力和平抗爭」為主題，作了如下的感言與回應：
今天，處在因為暴力與令人難以置信的殘暴而痙攣的世界裡，「我們
」與「恐怖分子」之間的界線已經完全模糊了。…我們不必在帝國主
義與恐怖主義之間選擇，我們必須選擇採取何種抵抗形式才能使我們
擺脫兩者。我們應該選擇甚麼？暴力或是非暴力？…我們必須選擇，
我們知道當我們以暴力對待敵人時，我們其實也是以暴力對待自己。
當我們對待別人殘暴時，我們其實是對待自己殘暴。到最後，我們都
有變成迫害我們的人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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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蘭達蒂•羅伊被印度女警強行逮捕的照片 |
作品閱讀：
1, 《微物之神》，吳美真譯，臺北：天下文化，1998
2, Arundhadi Roy,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3, Arundhati Roy, Power Politics, South End Press, 2002
4, Arundhati
Roy, The Cost of Living, Modern
Library, 1999
5, Arundhadi Roy, War Talk, South End , 2003
進階閱讀：
1, R. K. Dhawan, Arundhati Roy: The Novelist Extrordinary,
Prestige, 1999
2, A.P. Sharma, The
Mind and the Art of Arundhati Roy, Minerva, 2003
[1] 敘利亞基督徒雖然在印度人口的比例不到2%，但是在喀拉拉省卻有三分一之的居民屬於這個教會。敘利亞教會是基督教最古老的教派之一，早在西元7世紀喀拉拉省就已經出現以波斯文記載的教會活動文獻。
[2] Arundhati Roy, The Cost of
Liv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pp. 1-90.
[3] 盧德運動是指1811-1816間發生在英國的紡織工人暴動，工人認為紡織機是減少工人就業機會的元兇，於是發起全國性搗毀和破壞紡織機的運動，後來被用來比喻反對機械化和自動化的一種思想形態。
[4] 演講全文載The Nation, February 9,
2004
[5] 貝克特爾公司是美國大型工程建築公司，1898年由一位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的農夫華倫•貝克特爾(Warren A. Bechtel)創立。該公司最早以修築鐵路起家，目前已是美國具有最先進建築技術的跨國公司。在20世紀中，該公司在全球7大洲140個國家中執行了包括工程、建築、管理、開發等等總計15000多項計劃。貝克特爾是21世紀美國反恐戰爭最大的受益者，
[6] 安然公司的前身是美國德州一家天然氣管道公司，後來發展為全球第一大能源交易商，僅2000一年銷售收入就高達1007億美元，淨利在13億美元以上。安然領導人肯尼•賴(Kenneth Lay)一直是美國布希父子總統的支持者，老布希政府時期的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和商務部長穆西徹(Robere
Moshscher)都被聘為安然公司的顧問。但安然卻在
[7] 哈里伯頓能源服務集團(Halliburton
Energy Services Group)是美國從事油田服務和油田設備銷售的大型跨國公司，總部位於美國德州的休士頓，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有8萬5千多名員工，為一百多個國家的國家石油公司、跨國石油公司和服務公司進行鑽井、完井設備、井下和地面各種生產設備、油田建造、地層評價和增產服務等等。該公司壟斷了美國對伊戰爭後所有的油田重建工程，最重要的是，美國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正是這家公司的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