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的復仇(1)：地理的重要性

 地理的復仇(1)：地理的重要性

Robert D. Kaplan,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林添貴譯，《地理的復仇》，台北：麥田，2021, 二版

「……和搭頭等艙、周遊列國暢談世局的頂尖學者相比，卡普蘭像是苦行僧，……與其說是『地理的復仇』，不如說是人類對無處不有的地理糾結過於無知的惡果，『地理的復仇』就是對無知的懲罰。卡普蘭也指出，台灣與中國間超過半世紀的情感道德爭論是虛妄的，問題的核心，只是擴張中的中國必須拿下台灣這艘直指其心臟要害的不沉的航空母艦……」 

－杜念中的推薦文

 

我的看法是，冷戰並未終結，柏林圍牆也沒有真正倒塌(因為即使倒塌了，人類也會在別處建立新的圍牆，一種人為的仇恨邊界)，人類只是處於「走向第二次冷戰的過渡期」，甚至處於準備開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之前。「地理」，依然是今日獨裁強權者野心肆虐的場域，依然是人性污流的四處流竄的空間。另一方面，全球化依然沒有全球化，意識型態的高牆依然橫亙於文明進化的道路上。網路，沒有帶來民主與多元，反而成了「極權控制」的科技法寶。戰爭永遠是愚蠢的人類百玩不膩的遊戲，在鮮血中尋找野蠻的芬芳。 

David Kaplan的《地理的復仇》首先從「中亞」(或稱「心臟地帶」)的「慢遊」開始，從地理的概念，環伺這裡的歷史與文明。我把Kaplan稱為「悲觀的地理主義者」。此一稱呼，並非指其具有「地理宿命論」的觀點，而是指「經常喪失地理意識以致對於人類未來過度(盲目)樂觀的『不知天命者』」。這種地理(天命或稱自然疆界)意識的喪失，「在柏林圍牆塌垮的當下，喪失似乎最尖銳」(33)。「柏林圍牆的消失，使我們對於依然分裂我們、等候我們的真正的地理障礙視而不見」(33)。福山(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自由主義幻想家)的《歷史的終結》一文，是最好的證明：柏林圍牆倒塌之後，人類歷史將在「民主」這一終點宣告終結。(福山的觀點並不是「歷史已經完蛋」，而是除了民主之外再去爭論什麼才是最好的制度，也就是自亞理士多德以來所有的政治哲學家皓首窮經的課題，已不再有任何意義)。 

事實並非如此。「西方從冷戰得勝之後……許多人相信他會在『民主』與『自由市場』的大旗下帶來自由與繁榮……」(34)。可曾聽過「人道干預」(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這一名詞？它意味著從柏林圍牆倒塌到911恐怖攻擊的12年間，地球上發生了多少次大規模種族屠殺？有多少個以「萬」為單位的人口死於非命？ 

人類，只要有一小撮不肖的人(類)，就足以讓「人類」這一稱謂變得黯淡無光。即使人類已經運用網路而翻山越嶺，搭飛機飄洋渡海，但終究無法跨越如同地理區隔一樣的「人性障礙」。邪惡只是永遠換上新的面孔而不是消失，民主只是偶爾光臨不是常住。 

Kaplan的這本書最吸引我的，是與書名同名的第二章，一個「重返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現實主義」的觀點，一種「對人類行為不帶幻想的洞見」(60)。 

「摩根索的立論開宗明義就說，世界是『人類天性天生力量的結果』，而修昔底德指出人類天性由『恐懼』、自私自利和榮譽所驅動。摩根索寫到：『要改進世界，必須以這些力量做事，不能違逆它們』。因此，現實主義接受當下的人類資材，不問這些資材有多麼不完美：『它訴諸歷史先例，不問抽象原則，且目標是減少邪惡，而非追求絕對之善』」(60)。 

這就是16世紀義大利政治學家吉羅拉摩．弗拉凱塔(Girolamo Frachetta, 1558-1620)在他的《格言錄》所表達的：人類心智的謬誤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弗拉凱塔寫道：「人類的無能心智常常在國家與戰爭的事務上產生錯誤意見，因為情緒常常蒙蔽判斷。因為上帝的意旨，無論是由於人類的失誤而懲罰一些人或出於其他什麼目的，常會讓事情走向人類所希望的相反方向」(Frachetta, II Semonario, p.993)。 

因此，Kaplan寫道：「現實主義者會檢視伊拉克本身的歷史，透過它的繪圖和族裔群體的分布，而非西方民主的道德概念去解釋」(60)。「依據摩根索的說法，用意良善和正面結果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60)。……「民主和道德根本不是同義詞」(61)。 

「人類天性－修昔底德所謂的恐懼、自私自利和榮譽－造成一個不斷衝突和威攝的世界。……摩根索引述約翰．蘭道夫(John Randolph)的話說：『唯有權力可以限制權力』，因此之故，現實主義者不相信國際組織本身攸關和平，因為國際組織只是反映個別會員國彼此的均勢，個別會員國做最後分析，決定和與戰的問題」。(62) 

「根據摩根索的見解，權力平衡本身從定義上看就是不穩定的：因為每個國家會擔心誤估權力平衡，必須尋求補救可能的錯誤，就會一再追求權力的優位(superiority of power)。第一次是大戰就是因此而爆發，哈布斯奧地利、威廉德國和沙皇俄羅斯全部都想調整出對自己有利的權力平衡，以致嚴重誤估大局。摩根索寫說，最後唯有靠普世道德意識－即認為戰爭是『天生災禍』，並不是國家外交政策的延伸－的存在才能限制戰爭的發生」(62)。 

這就是為什麼野心家不斷追求所謂「帝國版圖」或「國家榮光」的原因所在。高橋洋一在《地緣政治：主權、資源與戰爭》一書第三章，簡述了俄羅斯「一路向南」的帝國擴張(為了取得黑海的不凍港和克里米亞肥沃的土地)。2022年2月俄羅斯隊烏克蘭的入侵，也是這種「從未停歇」的以擴張帝國版圖而追求權力優位的一部分。 

Kaplan寫道：「現實主義永遠不會死，因為它確切反應國家如何在以價值為基礎的言詞表象之下的實際運作」(63)。 

Kaplan寫道：「因為社會如何才會更好永遠不會有根本一致的見解－這個世界命中注定將受不同種類的政權治理，某些地方甚至是透過部落和族群秩序。從古希臘到中國一路來到二十世紀中葉的現實主義者，……都認為戰爭天生隱含在人類分屬的國家及其他群體當中」(64)。 

「地圖，它是人類分化的一種空間關係的表現－是現實主義者作品最先的主題。……在根基上，現實主義即承認最直率、不舒服和真相的命定論：地理的真實面」(64)。 

為什麼「地圖」令人不舒服？因為地圖是一種分隔和阻礙，往往令人難以接受。這是一種地理宿命的無奈。「國家，首先是被其在地理上的位置所決定的。麥金德解釋說：『地圖，一眼之間就傳達一系列的一般通則』」(65)。這裡所謂的「一般通則」就是由地理所決定的因素與命運。Kaplan寫道：「因為地圖其實阻礙了人類平等和團結的概念，因為它提醒我們所有不同的地球環境，這些差異使人類在許多方面非常不平等、不統一，造成衝突，而現實主義正寄身其間」(65)。 

地理告訴我們什麼？「地理昭示很多東西，而不是決定事物。因此，地理不是宿命論的同義詞。但是它就和經濟及軍事力量的分配一樣，是對國家行動的主要限制－以及煽動者」(67)。 

地理決定國家的行動(或命運)。Kaplan引述耶魯大學教授Nicholas J. Spykman在1942年的著作寫道：「地理是國家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因素，因為它最為永久。部長們來來去去，獨裁者也會死，但山賣屹立不搖。喬治．華盛頓率領一支雜牌軍捍衛十三州，後來的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統轄整個大陸的資源，可是大西洋持續分隔歐洲和美國，而聖羅倫斯河(St. Lawrence River)各港口照樣冬天結冰。全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遺留給共產黨員史達林的，不只是他的權力，還有他設法出海的持續奮鬥，至於馬奇諾(Maginot)和克里蒙梭(Clemenceau)從凱薩(Caesar)和路易十四(Louis XIV)繼承的是對德國邊境空虛難以防衛的憂慮」(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