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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逼「農」反，不「義」則鳴
─詹姆斯．斯科特∕「道義經濟」與「日常反抗」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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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Sco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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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毛澤東以外，農民革命的歷史意義在中國向來缺乏科學的研究與重視，毛澤東那篇具有「中國式結構主義特色」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儘管使用的是簡單的調查方法，但也算是現代中國第一篇優秀的田野研究。在西方，現任耶魯大學政治科學與人類學「史特林教授」(Sterling Professor)以及「農業研究計劃」(Program in Agrarian Studies)主任的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以其實地而深入的駐地研究，為亞洲農民─他們的生存與反抗─建立了一塊「反資本主義論述」的研究領地。斯科特的研究成果，儼然已經形成「耶魯─斯科特學派」－農民實體主義。這一學派的基本觀點迥然不同於主流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這一學派的論述核心是：「道義經濟下的生存倫理」─農民以基本溫飽而活，為不公不義而戰。
建構「政農－道義」關係
斯科特的實證研究集中在東南亞地區─緬甸、泰北的安南、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等地，這是一個承載著數十憶農民生活在朝不保夕、生死一線的地帶。斯科特借用著名英國經濟史學家理查．亨利．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1880─1962)對中國農村研究的一個形象比喻：農民就像久立在齊脖之深的河中，只要一陣細浪襲來，就會陷入滅頂之災[1]，來描述此地農民的命運。
然而，斯科特的研究並不在探討農民革命的起因，也不是研究爆炸性的社會反叛，因為如果「剝削」問題─多數政治學家對農民革命的一般性解釋─是第三世界國家革命的原因，那麼就常態化且永無休止對農民的剝削而言，第三世界早已成為烽火連天的世界。斯科特的研究聚焦於：在多數沒有大規模反叛的情況下，農民遭受剝削以及農民對這些剝削的認知形式與內涵是什麼？農民基於何種判斷以及何種處境使他們感到極度委屈？換言之，斯科特試圖畫出農民如何從不堪忍受的「生存底線」走向不計代價的「反抗底線」。斯科特的基本結論是：農民從底線生存、日常抱怨、忍受極限到革命反抗，是基於一種「道義的判斷」－官逼「農」反。這是一種作為生存權利的道德原則，例如稅賦是否太苛？地主是否不仁？政府是否不義？……等等。
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中指出，在「小農」體制下，存在著一種既不是通過理性計算，也不是效益最大化的原則，而是通過「存在境遇」(extistential situation)的倫理判斷，決定了小農在「茍活」與「反叛」中作出選擇。農民都知道自己的「餬口線」(subsistence level)在哪裡，並且總是以這種最低生存水平來評估周遭的制度與關係。這裡所謂的「餬口線」並不是人口學或經濟學意義上的「貧窮線」，而是一種「道德底線」，它是一套包含諸如互惠準則(norm of reciprocity)以及一些用來區分有助於(或構成威脅)的權利與義務標準。這種道德底線是某種類似於「公正感」(sense of justice)和「道義感」(sense of morality)的東西。在斯科特看來，正是對這種關乎公平與正義的感知，決定了農民採取吞忍還是反抗的關鍵。
斯科特試圖通過小農經濟特有的倫理認知和功能性的規範體系，來重新理解亞洲農村的「政－農關係」。正如美國哲學家丹尼爾．李丹(Danniel Little)對斯科特的詮釋：「生存倫理的細節提供了一把理解小農政治行為的鑰匙。現有的物質關係(尤其是徵稅和土地占有的條件)與生存倫理的內容之間不合諧的程度，在解釋抵抗和起義方面有關鍵的作用」[2]。在斯科特看來，這種生存倫理的維繫，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它包括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消除生存危機和確保每位農民的最低福利標準，一旦這一標準遭到破壞，農民就會揭竿起義。
儘管斯科特的理論遭到來自經濟學家波普金(Samuel Popkin)的挑戰，但通過斯科特的研究，現代市場經濟學關於「效益最大化」的假設遭到了質疑和動搖，資本主義市場經營和利潤計算的方法，完全不適合於家庭式的小農經濟。對東南亞農民來說，「由於生活在接近生存線的邊緣，受制於氣候的變化莫測和別人的盤剝，農民家庭對於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收益最大化，幾乎沒有進行計算的機會」[3]。換言之，農民對生存底線的關注，要遠大於市場的冒險和博弈。如果經濟學意義上的「理性選擇」意味著最優化決策的存在，那麼農民的選擇從來就不是商業導向的，而是悲劇導向的，也就是只能選擇那種「細浪滅頂」式的最低需求。
以可靠和穩定的方式滿足家庭生存的最低需求，是農民作出選擇的關鍵標準，由於這一標準是最低標準，一種用來「評價地主和政府盤剝農民剩餘物的標準」，所以它具有「道德紅線」的作用。對農民來說，安全第一、風險最小化是這一標準的內涵，「佃戶寧願盡量減少災難的概率而不是爭取最大的平均利潤」，「佃戶生存的穩定和保障就比其平均利潤或被地主取走的收獲量都更具決定性」[4]。由此可以看出，農民的生存問題既不是取決於市場價格、收入或卡路里，更不是市場理性或風險評估，而是取決於「政農－道義」關係，取決於農民與政府之間關於「生存倫理」的拉鋸與論戰。
農民的「生物學生存」
依據中國學者趙岡對中國「小農－勞力密集」體制的分析，以及蘇聯經濟學家查諾耶夫(A. V. Chayanov)「自我消耗」和「饑餓地租」的觀點，農村土地的「高租化」和勞動力的「低廉化」，始終採取一種惡性循環的方式摧殘著農民的生存能力。為了維持基本生存，農民經常以違反資本主義的競爭法則，以迴避風險和安全保存的方式－但最終極可能走向赤貧－勉強度日。一方面，對缺乏土地與資本的農民來說，「由於勞動是農民所擁有的唯一相對充足的生產要素，為了滿足生存需要，他可能不得不做那些利潤極低的消耗勞動的事情」[5]；一方面，對地少人多的農村家庭來說，為了解決饑餓問題，往往採取願意違反成本效益的方式高價購買土地；再一方面，基於「安全第一」的原則，也為了減少生產不足和天災肆虐的風險，農民「會選擇那些能把歉收的概率降至最低的常用技術」[6]，而所謂常用技術往往不是高生產力的技術。正是這種三重性的自我剝削，決定了農民只能維持一種「生物學生存」：一種僅僅只能養活自己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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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耶山起義：1924年以抗稅為名領導緬甸農民抵抗英國殖民者的沙耶山(Saya San, 1876-1931) |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en/6/64/Saya_San.jpg
據此，斯科特繼續推論，當最低生存受到威脅時，農民除了勒緊腰帶或謀求親屬支持等等自救措施之外，農民依賴的不是資本主義保險的資產理賠制度，而是「保護關係」。然而，對農民來說，這種保護關係與其說是單純的經濟交易或法律行為，不如說是「上焉者對下焉者的道義承諾」－一種地主和政府在平日向農民徵賦索稅之後，在農民受難時表現回饋和體恤的應有作為。實際上，農民「忍受∕反叛」的臨界點，正是建立在這種道德標準之上，這既是一種對農民而言「最低不可侵犯」的倫理立場，也是歷史中對作為「盤剝者」的精英階層的「警戒標準」。這種標準說明一種人性現象：「窮人的道義經濟學」－受難者有權接受救濟，窮人必須受到尊重！貧困而善良的農民也許不計較地主與政府從他們手中拿走多少，但他們心裡清楚知道，地主和精英必須負責任地計算他們手上還剩多少？對地主和政府而言，取卵不能依靠殺雞！對此，斯科特說道：「不論窮人的公民能力和政治能力如何不行，他們都有生存的社會權利。因此，精英階層或國家對農民的索要，一旦侵害了農民的基本需要，便毫無公正可言了」[7]。
道德激情－主觀剝削論
農民受剝削的命運在中外歷史中從未改變，這說明農村的政治穩定長期依託在「納賦－留存」－「保護－被保護」的微妙平衡之上。只要道義尚在，即使剝削總是難免，農民基本上都能表現出最大的臣屬性和忍受力；這種「能忍則忍」的剝削，總是關聯到心理的主觀感受，也解釋了許多情況下農民寧可忍受嚴重的饑荒和死亡也不致起義反抗。然而，就東南亞國家而言，自殖民政府到民族主義政權以來，從各方面－新的剝削形式－打破了農民的安全網絡和風險策略，導致了各種基於「義憤」－特別是政府不顧農業波動而忘恩負義地堅持「固定租稅制」－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抗。
在這種由忍受到反叛的轉變過程中，居於關鍵問題的不是收入本身的減少，也不是農村煽動家的興風作浪。儘管這些農村運動家致力於讓農民理解到依據科學計算所得出的被剝削的客觀事實，並糾正農民渾然不知自己身處迫害的「錯覺」，但真正把農民「逼上梁山」的，正是一向被政府吹噓和鼓勵的現代農業經濟制度。這種「市場農業」，把舊有的社會保險模式－非市場導向的、集體承擔的風險分散制度－徹底破壞殆盡。斯科特指出，傳統的村社規範和再分配制度，尚且可以保證窮人的生存需要，但是現代國家與商業經濟已經瓦解了「道義經濟」，它既瓦解了體現道義經濟的制度，也瓦解了支撐這些制度的價值觀念。
基於農民的反叛不是來自貧窮，而是來自不公與不義，斯科特區分了因為饑荒挺而走險的「造反」和因為官逼民反、不平則鳴的「抵抗」之間的差異，「莊稼歉收的農民並非胡亂地作出反應」[8]，相反的，「道德激情顯然是我們所談到的農民暴動的內在因素」[9]。顯然，這涉及的不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而是農民社會意識的現象學。它指向一套關於「公正∕不義」的價值觀念，決定了農民採取「順民」還是「暴軍」的最後決策。
象徵性的冷戰
抗爭，是一切弱勢和底層人民在其大部分不幸歷史中的存在特點，唯有真正深入理解抗爭的各種形式，才能真正體驗底層人民生活的實況。歷史上，窮人與富人的戰爭總是窮人認輸落敗－即使「毛式共產主義革命」也沒有帶來農民的幸福－農民只是作為統計欄表上一種「數字性存在」。但這並不表示窮人不反抗，只是公開集體的反抗趨於稀少，「地下反抗」卻從未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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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科特自畫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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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的研究表明，一次性、對決式的農民抗暴已轉入日常性、隱蔽化的鬥爭。「在思考公開的集體抗議為什麼如此之少的原因之後，我考察了為改變生產關係而進行的真實的反抗模式：縱火、怠工、聯合抵抗、私下的抗議、偷竊、以及窮人之間的相互支持」[10]。科斯特的研究同時也揭露了一種在情感上難以體驗的辛酸感應：窮人的不幸，總是作為一種偽裝，轉化了窮人對其悲苦境遇的美學昇華，一種布萊希特式的固執與天真。
準此來看，在臺灣被冠上污名標籤－從中也暴露出商業媒體之無知與不仁－「白米炸彈客」－的楊儒門，他的反抗正是斯科特筆下那種個人式、隱蔽性抗爭模式的典型。楊儒門之所以在爆裂物中裹著白米而不是鐵丁或碎片，正是因為他無意傷及無辜，他是在做象徵式的抗議；由於他手中的炸彈並不具備殺傷力，因此也根本不具顛覆性，正像斯科特所說的「隱蔽文本」(hidden transcripts)，他的炸彈是在「暴露」(exploration)而不是「爆炸」(explosion)；楊儒門之所以對特赦感到不肖，是因為爆炸本身不是破壞而是表達，一種對農民悲苦情境的象徵性表達。作為一名「農俠」，楊儒門的義舉在社會正義的法庭上應該是「原告」而不是「被告」！
《弱者的武器》一書是斯科特以馬來西亞「塞達卡」(Sedaka，以假名取代，隸屬於吉打州[Kedah]的一個水稻區)為田調對象所獲得的研究成果。斯科特首先以「拉紮克(Razak)∕哈吉．布魯姆(Haji Bloom)」－亦即窮與富的象徵性代表人物的關係，來描述農村階級鬥爭的日常形式。拉紮克是一個連自己發燒兩天就死去的女兒的喪禮費用尚且需要政府救濟的貧農，哈吉則是「吝嗇鬼－農村高利貸者」的代表，他具有全國性階級敵人的普遍象徵，「他代表富有守財奴的典型，他為他富有的吝嗇鬼樹立了無法企及的標竿」[11]。窮人對富人的反抗採取的是一種稱為「流言斐聞」的形式，帶有很大的戲劇性與趣味性：反覆不停的反諷和漫罵：小氣、吝嗇、貪婪、虛偽、不潔、可惡、天譴……，這些對富人的指控從輕微的恥笑到嚴重的詛咒。
然而，也不要以為拉紮克這種窮人就能獲得村民的同情，拉紮克是一個與哈吉．布魯姆相反的典型，他代表「好吃懶做」，是村民眼中的集體恥辱。村民對他的不齒不是因為他的「貧」(down-and-out)，而是他的「貪」。「當富人們總是抱怨他們所雇用的田間勞動力變得越來越懶惰和獨立的時候，拉紮克總是現成的例子」[12]。這種對富人和窮人的雙重鄙視，說明了農村階級鬥爭極少是貧富二元的對抗，更多的是超越階級之外的對人性善惡與道德立場的主觀性評價。「哈吉．布魯姆和拉紮克之所以會如此聲名狼籍並不是因為哈吉．布魯姆的富有和拉紮克的貧窮，而是因為他們行為的『無恥』，這種『無恥』違背了所有的規則，使他們實際上成為被排斥的人」[13]。
斯科特把這種反對富人的鬥爭稱為「象徵性冷戰」，一種加油添醋、謠言加工、流言四散、反覆講述的「口舌之戰」(war of words)，它主要表現在對階級敵人進行惡意宣傳和負面塑像。這種非正式的、小規模的階級鬥爭，說明了農民傾向於採取風險最低但可能效果最好的抵抗策略。這是一種沒有勝負的戰爭，但對農民而言，雖然不能除害獲利，也無法改變被剝削的事實，但至少不致遭到更大的損傷。「因為一方面，極端對抗會威脅到很多潛在參與者的重要共用利益，另一方面，窮人很難想像直接對抗所導致的後果。這樣，『戰爭的消息』就幾乎全部由口頭爭論、製造假像、揭穿謊言、蠱惑威脅、
反抗的日常形式
根據上述「象徵性冷戰」的概念，斯科特進一步提出了「常規性反抗」(“rutine”resistance)的觀點，這種反抗形式依賴於一些窮人專用和獨享的武器，一些因為非公開和匿名的特性而使責任追究異常困難的特殊行動，它包括行動拖遝、假裝糊塗、虛假順從、小偷小摸、裝傻賣呆、誹謗、縱火、破壞等等。科斯特把它稱為「布萊希特式的階級鬥爭」，「它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徵性地與官方或精英製定的規範相對抗」[15]。在斯科特看來，對分散的、非組織性、缺乏紀律與領導的農民來說，最適合的反抗類型就是這種「遊擊式的消耗戰」，因為，對散兵遊勇的農民來說，「成千上萬的以個體形式出現的不服從與逃避行動構建了其自身的政治和經濟屏障」[16]。然而，斯科特也強調，對「日常反抗」的研究不能忽視「日常鎮壓」的存在，因為正是日常鎮壓的有效性，證明了日常反抗的合法性。日常反抗形成於充分估計到日常鎮壓的嚴酷性之後所採取的沒有選擇的選擇，「它只是意味著此類反抗形式幾乎是永恆的、持續不斷的、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鄉村從屬階級的日常策略」[17]。但它同時也意味著只要情況允許，日常反抗還是有可能發展成「非常反抗」，包括直接暴力的反抗。
隱藏文本：反霸權
隨後，斯科特在《統治與反抗的藝術》(Domination and Arts of Resistance)一書中將農民反抗區分為「公開文本」(public transcripts)和「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s)[18]。隱藏文本是指一種「鴉子滑水式」的反抗，它置身於公開「偽裝」成妥協、承認、順從等等假性表演的「後臺」之中，它實際上構成了「農民－底層政治」真正的幕後動力與抗爭藝術。
斯科特的研究修正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概念。如果對照年代差距不遠的「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運動和1830年代普魯士農民「森林犯罪」來看，僅僅維持72天的巴黎公社倉促起義但卻短命結束，而「森林犯罪」則掀起一連串關於社會公益問題的長期論戰[19]，這說明了「隱藏文本」更具有耐久性和續戰力。在此同時，斯科特也修正了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宰制」(Hegemony-Domination)－統治關係是建力在庶民階級對精英意識形態的的同意以及兩者之間的共識乃至共謀(consensus or complicity)－的概念。從斯科特的觀點來看，所謂「共識」往往只是偽裝，所謂「共謀」也可能只是陽奉陰違！在很多時候，農民不是「同意」精英階層製造的意識形態，而是根本看穿了、洞悉了統治者的謊言。「日常反抗」的存在不僅說明了「霸權」本身的不穩定與不確定，而且說明了「反霸權」－儘管是潛流式、私人性的－才是農民政治行動的真正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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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有馬來西亞「米鄉」之稱的吉打州的水田景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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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建立了有關農學研究的「庶民視角」(subaltern studies)和「經驗行動主義」(empirical activism)的理論取向，補充了馬克思主義農民議題的不足，豐富了農學理論的內容，也提升了左派理論的視野與深度。
[1] 參見Richard
Henry Tawney,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64
[2] Danniel Little,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張天紅、張洪雲、張勝波譯，《理解農民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的案例研究》，南京：江蘇人民，2008，頁33
[3] James Scott, 程立顯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南京：譯林，2001，頁5
[4]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頁8-9
[5]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頁8-9
[6]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頁33
[7]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頁41
[8]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頁214
[9]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頁215
[10] 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弱者的武器》，南京：譯林，2007，頁294
[11] 《弱者的武器》，頁16
[12] 《弱者的武器》，頁6
[13] 《弱者的武器》，頁20
[14] 《弱者的武器》，頁25-26
[15] 《弱者的武器》，頁35
[16] 《弱者的武器》，頁43
[17] 《弱者的武器》，頁332
[18] James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 這裡必須說明的是，儘管馬克思是「巴黎公社」的倡導者與催生者，但他同時發表了「關於林木竊盜法的辯論」一文，以道義經濟的角度抨擊資產階級立法思想，顯示馬克思並非是「唯階級鬥爭論者」，他對「道義革命」論也採取支持與鼓勵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