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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凱魯亞克：《旅途上》
Jack Kerouac：On th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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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 Keroua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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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曾經被批評家說成離經叛道、神經錯亂，作品被視為虛妄、墮落、迷失和鼓動犯罪，甚至說成穢物和垃圾，但經過多年之後，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 1922－1969)的作品已被策列為「跨掉一代」的經典大作。凱魯亞克本人就是「跨掉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這一名詞的創始者－1948年與同為作家的約翰．霍爾姆斯(John Holmes)共同提出了這一深具文化指標意義的名詞，並因此獲得「垮掉之王」(King of the Beats)的稱呼。1957年準自傳體小說《旅途上》(On
the Road, 1957)出版以後，在美國青年中掀起一場「背包革命」(rucksack revolution)。無數青年以凱魯亞克的牛仔褲、寬皮帶、短T恤為模仿象徵，他們棄離城市、奔向荒野，嚮往在簡樸的生活中進行肉體的清洗和精神的脫殼，一種「波希米亞／禪宗式」的避世與遁離。
走在自我遺忘的道路上
“beat”一詞，譯為「垮掉」，雖延襲已久，其實並不妥當。“beat”原先取意於爵士與搖滾樂「重敲力擊」的表演方式，意指打碎、敲破、擊毀一切僵硬固化的成規與羈絆，但它不是指演奏本身，而是指一種宣洩之後的快感。根據凱魯亞克從一個販毒者的口中得知，「垮掉」其實是指在極度興奮之後的滿足與鬆懈之感，凱魯亞克則將「垮掉」定義為貧困、潦倒、一無所有、垮掉、流浪、在地鐵睡覺；但他同時也把「垮掉」聯繫到天主教的神秘主義：「至福」(beatific)，意指在天國目睹上帝尊容時的無上喜悅與光榮。無論意義如何分歧，「垮掉」雖是特指1950-60年代美國青年的社會反叛，一種「美國特產」的文化症候，但它與頹廢、墮落、自暴自棄等等並無必然關聯。“beat”表明了一種哲學立場和生活態度，它反對工業文明和物質文化，崇尚原始情感與自然生活，追求個性自由、沉思冥想與精神解放，以實際行動致力於對自我與世界重新的認識與建構。作為一種反英雄主義的「亞文化」，“beat”常因吸毒、濫交、犯罪而受到抨擊，但這實際上是人們把「跨掉一代」與「嬉皮」(Hippie)混為一談，同樣的，人們多年來也以同樣的偏見誤讀著《旅途上》。應該說，嬉皮只是對「跨掉一代」的拙劣模仿，文學上的「垮掉一代」與嬉皮的奇裝異服，形貌雖類似，意義卻大不相同。
小說從青年作家索爾．帕拉代斯(Sal Paradise)剛與妻子仳離、大病初癒，一切皆已萬念俱灰的人生轉折為起點。經過友人介紹，索爾認識了從墨西哥少年監獄出院並來紐約找工作的狄恩．莫里亞提(Dean Moriarity)。狄恩雖然短暫停留，但卻給了索爾深刻的印像和魅力。索爾將狄恩看成「西部奇人」，「雖然他口口聲聲強調，當務之急是要找一份工作，但對他來說，性愛才是生命中唯一神聖和重要的事」[1]。然而，狄恩並非無賴漢，他在獄中最大的興趣是學習尼采哲學，他來紐約是想向索爾學習寫作，因為想成為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所以竟會說出想要「透過叔本華的二分法的所強調的那些因素，來達成自我的實現……」等等不知所云的話。對索爾而言，狄恩「像似一條新的地平線」，代表著一種新的生活挑戰與召喚，他不像索爾紐約的朋友，整天援引政治經濟學論據來討論社會的黑暗，他「用極大的熱情追求麵包與愛情」。在索爾心中，狄恩是欲望、冒險與解放的化身，他具有「一種西部式的作風，是一陣從西部吹來的風，是一首從大草原傳來的頌歌」[2]。於是，為了與不告而別的狄恩再次重逢，索爾踏上了前往丹佛(Denver)的道路上。
這是一次橫越美國中西部的漫長之旅，但也是一次心靈上去殼換翼、冒險拓荒的破繭之旅。索爾坐上了直達芝加哥的巴士，經過了賓夕法尼亞幾個城鎮，越過了俄亥俄的平原區，夜裏穿過印地安納州。如果旅費花光了，就改搭便車，沿途享受山光水色，享受密西根湖的風。經過伊利諾鬱綠蒼翠的大草原之後，進入了愛荷華，索爾目睹了心儀已久的密西西比河，最後在越過內布拉斯加之後，進入丹佛市。長途的漫行不只是地理、風土、景觀和人物的變化與移動，不只是從東部到西部的行走，更是一次又一次的更新、驚奇和跨界，是「舊我」向「新我」的飛馳和穿越。每一次的越界，就是一次自我陌生化後的省思和充實，每一次的驚奇，就是一種自我遺忘後向陳腐歲月的告別。途中，索爾感受了他一生中最詭異的體驗：
我想不起來自己是誰。我遠離家園，因為旅途跋涉而困頓不堪，躺在
一家陌生的廉價旅館，盈耳的窗外火車的蒸氣嘶嘶聲、旅館木頭的吱
嘎聲、樓上的腳步聲和各種引人憂鬱的聲音。我望著高高的、有裂痕
的天花板，有整整十五秒鐘想不起來自己是誰。我覺得自己是另外一
個人，一個陌生人，一個過了憂靈似的一生的人。……我已經跨越了
半個美國，來到一條分水嶺上：分水嶺的一邊，是過去的東部的我；
分水嶺的另一邊，是未來的西部的我[3]。
在往加州的路上，索爾愛上了一位墨西哥女孩泰妮，一個被丈夫遺棄獨自撫養兒子強尼的孤獨女子。兩人的感情不是露水姻緣，而是一種萍水相逢的心靈知遇。為了泰妮，索爾找了一份採棉花的工作，他真正體驗了底層農民的生活。在辛勞中，索爾怨恨自己過去那種四肢不伸、五穀不分的生活，他感覺到自己找到了一份終身事業，找回了自己失落的靈魂。「跪在土上工作的感覺非常好。每當我想休息，都不會吝嗇躺下來，把頭靠在濕潤的褐色泥土上。鳥兒的歌聲彷彿是在為我們的工作伴奏……」。白天，索爾與一群「流動田工」一起勞動，他感到羞餒又激動，因為自己的笨拙和吃力，與這些流動棉工採棉花時的熟練和耐力，形成的鮮明的對比。夜晚，索爾與泰妮母子住在紮在田裏的帳蓬，享受生平最美味的晚餐。索爾體驗了暗夜裏草原吹來的涼風，感受終日勞動之後浪漫的疲倦，狗在寒夜中吠叫，牛仔音樂從遠處的酒館傳來，流淌在整個草原之上，一曲曲憂傷的樂音，迴繞在帳蓬四周，草原上，一座孤伶的帳蓬，「泰妮躺在我的身邊，強尼則坐在我的胸口，她們母子倆在我的筆記本裏畫了一些動物圖像」[4]。白天的汗水、田中的鳥鳴、夜晚的星光、風中的哀樂、愛人的談笑，這一切，是溫暖、自由與愛的聚集，是靈魂的甦醒和綻放，是短促生命中一次永恆的註足……。
回歸「至福」，終於「涅盤」
隨著索爾與狄恩的分合，兩人前後又經歷了四次旅行。小說細緻地描寫了狄恩一群死黨放浪不羈、縱情聲色的生活：飲酒、性愛、嗑藥、擁槍、飆車、狂歡、偷竊，他們漫無邊際的四處遊走，隨性的尋歡取樂，高談上帝和宗教神秘主義。他們從不停留或歇腳，移動與飄忽－“on the road”，是他們唯一的口號和目標。
然而，這群死黨並不是烏合之眾，他們相互觀察彼此的內心、揣摹對方的性格、相互的支持與安慰。索爾向卡洛吐露一個「屍衣人之夢」的秘密，索爾總是夢見自己在越過沙漠中，被一個阿拉伯裝扮的人追逐，總是在索爾抵達基督教城市前將他撲倒在地。卡洛為索爾解夢，說「屍衣人」是死亡的化身，怪夢本身是索爾自己對死亡之單純渴望的反映。而卡洛也向索爾吐露一些怪異經驗，卡洛自從達科達回來以後，經歷了一個稱為「神聖憂鬱」的可怕階段。「每天晚上，他會聽到一部『巨大的機器』從天而降，而當他在125街散步時，又會發現自己『置身水底』，四周遊著大小魚兒」[5]。顯然，這是在酒精和毒品幻覺下一種反抗意識的回潮和裸現。
同伴之一的「公牛老李」(Old Bull Lee)則是「垮掉一代」的典型。他曾在維也納學過醫學，讀過所有關於人類學的書籍。他遊遍世界各地，一生都在作研究，而此刻的研究主題則是「生活的事實」。實際上，公牛老李早已把自己融入他所研究的對象之中：夜生活和嗑藥，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體驗生活：他在南斯拉夫娶了一個白俄公主，在芝加哥當過滅鼠工人，在阿爾及利亞、巴黎、雅典、伊斯坦堡……，他在英國旅館閱讀史賓格勒和薩德，在芝加哥他計劃搶劫一家土耳其浴室。至於主角狄恩，人們看到的只是他瘋狂和反叛的的外表，索爾卻能看透他的內心：
他渴求著回到溫柔之源，渴求著透過肉體的極樂來體驗那原初的至福
，渴求著回到他所從來之處。這是在鐵窗後面經年累月看黃色畫報的
結果，是對比鐵窗的堅硬和女性的柔軟之後的結果……[6]。
《旅途上》不是一部簡單的流浪小說或旅行文學，而是一部探索小說，亦即通過肉體的縱放與棄絕，來體驗神秘的「至福」境界。至福，是「垮掉」的形上感知與體驗，在柏拉圖的意義上，是指人對「最高知識」的追索，湯瑪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則把「至福」定義為肉體死亡後人類存在的最終去向，在基督教中稱為「太初」，在中國易學中稱為「太極」，以佛家語言來說則是「涅盤」。小說雖以驚世駭俗之姿問世，但其內蘊的深層意境卻是超驗性的訴求，它指向對「生命之源」的探索，對一種「至福意象」(Beatific
Vision)的回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