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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的無家感，無家的居家感
─維迪亞•奈波爾的「流亡紀實」文學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我是一個人們以為別人都在讀我作品的作家
-維迪亞．奈波爾-
2001年諾貝爾文學得主維迪亞•蘇拉伊普拉薩德•奈波爾(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是一位典型但卻充滿爭議的後殖民流亡作家，他是一位「在流浪中寫作、在寫作中流浪」的旅行作家，但他的作品卻多是「文化斷根」的厭世之作。他對殖民宗主國和被殖民母國毫不留情的「雙刃批判」，特別是他那讀起來令人血脈噴張的厭鄉情結，不僅在後殖民小說家中獨樹一幟，而且因為受到後殖民理論大師薩依德(Edward Said)的批評而毀譽參半。
奈波爾1932年8月17日生於千里達的查瓜納斯(Chaguanas)鎮，一個有著濃厚印度婆羅門傳統的工人移民家庭。祖父是移民第一代，來自印度西部的契約僱工，父親任職於千里達《衛報》記者。父親一生想成為自由作家的夢想並未實現，但因父子情深且不斷鼓勵兒子從事創作，舉世知名的作家夢卻在奈波爾身上獲得實現。
許多批評家將奈波爾視為「無國籍作家」，奈波爾則自稱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世界主義者」。他複雜的身世，他的跨國教育背景和多國流亡經驗，造就了他一系列作品中唱不完、道不盡的「無根者的悲歌」，冷峻而真切地反映了後殖民社會人民極度的精神困厄與生存難題。奈波爾從22歲開始寫作，他不像一般現代主義小說家粉妝濃抹、舞文弄墨地賣弄寫作技巧，而是融合冷酷直覺和熱力感應的靈魂透視手法，讓讀者在閱讀後的冷思中，體會他對殖民地人民那種含淚的幽默，心酸的諷刺！
從1999年2月發表於《紐約評論》「閱讀與寫作」一文對兒時生活的回憶來看，奈波爾雖然出生在自己的家鄉裏，卻深感生活在「一個外來的世界中」，有一種「居家的無家之感」。這個無居之感的家園，其實就是小時候不甚理解的、從海上泊運而來的一個殖民世界。奈波爾雖然出生在千里達，但這塊土地卻像個「異域之邦」，在這個殖民社會中，老一輩的成天夢想重返印度故土，年輕一代卻渴望二度移民。「這個外部世界─美國、英國、加拿大─在各方面統治著我們。它給我們派來了總督，送來了一切生活用品，包括從奴隸時代開始島上人民所需要的罐頭食品。它們送來了英國錢幣、學校教材、畢業考試的題目，……滿足殖民地人民想像的電影、雜誌，……外來的世界送來了所有的一切」。然而，奈波爾一方面批評殖民地社會那些買辦求榮的資產階級，嘲笑那些「殖民學舌」(colonial mimicry)的知識份子，但他也自承自幼就無法忍受這個殘破落後的原鄉故居，一心嚮往遠走殖民母國─倫敦─這一文明與知識的帝國之都。
1950年奈波爾進入英國牛津大學英語系。從記錄了英國求學歷程的《父子之間：家書集 (Between Father and Son: Family Letters，[中譯為《父與子的信》])中可以看出，奈波爾對其出生地千里達的厭惡與怨恨，歷歷而鮮明地佈滿字裏行間。他把千里達視為一個「自己經常被驚醒的噩夢」，把家人期待他學成返鄉視為一條自己必將抑鬱寡歡的死亡之路，把返國定居視為自己終生抱負的終結。他把千里達視為一個蠻荒貧脊之地，那裏的人民狹隘無知、粗魯愚笨。1951年1月17日，奈波爾在給當時前往印度求學但早已不會說印度母語的姊姊信中寫道：「千里達是大海中一座最可笑的島嶼」。奈波爾對他的母國印度也是極度不懷好感，他把印度人說成「一群賊」，把印度描述為「一個骯髒、貧窮、悲慘的國家」，他希望姊姊不要受到印度教苦行主義、靜坐冥思和神秘主義等等事物的毒害和污染。
對家園故居的嫌棄和厭惡，是奈波爾後來才逐漸體會到的「自我殖民化」的表徵，以及一種自身往往無法查覺的、被拋入和被嵌入的認同洗腦過程。他對倫敦生活的豔羨，對這個帝國浪漫情調的沉醉，說明了一種強大的歐洲文化霸權，作為一種悄然隱形的文化置換(cultural displacement)機制，支解並換裝了奈波爾內在的認同結構。奈波爾本身就是一個被徹底「殖民同化」的樣本，是無數成功的「殖民改造」的案例之一。然而，奈波爾實際上又難以掩飾基於種族和文化差異所帶來的「格格不入感」，他把自己就讀的牛津大學說成「二流的鄉村大學」，人們如果「要找蠢男笨女，就在牛津」，他把英國說成「有半數是同性戀者的國家」，他深感自己「掙扎在兩邊堵塞的隧道裏」。1954年5月3日在給母親的信中奈波爾說道：「我對繼續留在這個國家的厭惡，不亞於回到千里達的恐懼」。對出生故土的厭棄和對寄居國的疏離感，說明瞭奈波爾處於認同斷裂的極度焦慮之中，一種文化斷奶既不可能、文化獻媚又不情願的精神分裂狀態。
從文化碰撞的意義來說，作為一個認同鬆散的外來者，要想真正融入宗主國文化的底蘊並尋找一種文化接合的熔鑄點，即使甘願採取徹底的文化歸順也往往不可得，而從宗主國的文化優勢地位來看，對「他者」的介入總會釋出某種排斥或同化的壓力，這是一種使人永遠處於間隙與夾縫中的分裂意識。對於奈波爾來說，這種認同處境無疑是一種「建構∕拆解」、「接納∕拒絕」、「同化∕異化」的曖昧狀態。
奈波爾從1950年代開始發表小說，作品的風格可以區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稱為「記憶文學」，後期稱為「旅行文學」。早期作品大部分以追憶18歲以前故居生活為題材。處女作《神秘的按摩師》(The Mystic
Masseur, 1957)，是一部諷刺性鬧劇，描寫了故居千里達的童年往事，一個有著宗教奇想的人在千里達出盡洋相的故事，表現了奈波爾精巧的黑色幽默和「街頭敘事者」的才華。隔年出版的《愛爾維拉的選擇權》(The Suffrage
of Elvira, 1958)，以1950年千里達第二次全國大選為背景，諷刺了千里達人對西方民主盲目的追求和可笑的後果。1959年的短篇小說《米格爾大街》(Miguel
Street)出版，奈波爾開始成名，並獲得生平第一個文學獎「毛姆獎」(S. Maugham Prize)。
1961年以後，奈波爾進行廣泛旅行，除了加勒比海之外，足跡遍及印度、南美、非洲、中東、美國和馬來西亞，作品類型因而轉向「旅行文學」。儘管作品類型前後不同，但奈波爾堅持「小說非虛構」的原則，認為小說應是社會歷史的真實反映，但反映又不只是簡單的記錄或浮光掠影的散篇報導，而是一種將紀實材料、深度凝視、心理剖析和人物生態融為一體的「批判寫實主義」。奈波爾還發展了一種「混成」的小說形式，開創了一種將自傳、報導、歷史事件、小說敘事和社會調查於一身的「社會批評文本」，以滿足他那種處於文化斷裂的主體情境下，以真實性敘事來彌補其碎化認同的寫作位置。
「在旅行中寫作」(writing in traveling)對許多後殖民小說家而言，絕不僅僅是「邊看邊寫」或「邊寫邊看」的寫作模式。處於文化混雜和認同斷裂境遇下的作家，往往需要不斷旅行和不斷飄泊，才能適應那種認同斷裂的焦慮感，破除宗主國從外部強加而來的那種文化規訓的無奈感；它更需要一種流動的置換，一種飄移的暫存性，才能逃離宗主國文化洗腦的暴力，才能緩解處於靜態固著下的認同碎裂。因為一種安居定室的「在家中寫作」(writing at home)，反而意味著認同虛化和無家可居的壓迫感；一種「無處是家處處家」的境遇，不僅是後殖民流亡作家創作的動力來源，也是一種最能表達第三世界人民靈魂痛苦的文本風格。
《米格爾大街》是奈波爾的成名作。小說由17篇平行展開的短篇故事所組成。每篇故事既是相互獨立，又是彼此關涉，形成一種劇情上局部與整體交互穿插、敘事上時空與人物轉換覆現的「疊合式文本」。小說座落在千里達西班牙港(Port of Spain)一個被人忽視的偏僻角落，故事描寫一個無名少年的成長、鄰居生活、人物生態以及少年最後負笈渡洋求學的過程。「米格爾大街」實際上是一個殖民地社會的縮影，街上人民的生活和心理，不僅反映出殖民地人民對西方帝國文化痴苯而拙劣的模仿，也反映出殖民同化政策如何從靈魂深處拔除了殖民地本土文化的集體記憶。小說中充滿了花樣百出的胡鬧、了無意義的虛渡時光、裝腔作勢的西洋派頭、重覆失敗的理想。在「博加特」這一短篇中，主角博加特(Bogart)原是一名街頭小混混，因為去了一趟帝國城市，回來之後就成為街上幫派的老大，意氣風發，無惡不作，他不僅成天賭博、酗酒，還學了一口美國化口音，模仿美國式的語氣、姿態和習俗。奈波爾以一種揶揄嘲諷的文筆，以一種黑色幽默的悲憐心情，道盡了殖民地青年「殖民學舌」和「挾洋自重」的扭曲狀態，人們在這裏看到殖民地人民因為貧窮和殖民教育所導致的人格扭曲和精神頹靡。在「沒有名字的東西」一篇中，主角波普(Popo)是一個木匠，整天關在自己家裏鋸這個、刨那個，樂此不疲，從不休止，波普宣稱，他在製造一個「沒有名字的東西」，一個不知名的、超世俗的偉大理想。整部小說中最具諷刺意味的短篇是「布萊克．華滋華斯」(Black
Wordsworth)，奈波爾刻意組合了英國浪漫派詩人布萊克和華滋華斯的名字，以「黑色華滋華斯」這一稱呼，來傳達一種黑色嘲諷的意味。這位幻想成為流浪詩人的B. 華滋華斯，把大部分生命花在觀看蜜蜂、蠍子、蜈蚣等小動物，希望從中得到寫詩的創意或靈感，他相信「慢工出細活」，設想如果每月寫一行詩，22年之後在他生命結束時，就可以寫出名揚四海、感動人類的詩篇，為達到此一目的，他每天在大街小巷裏以每首四分錢的價格推銷自己的詩，好讓街坊鄰居知道他偉大的理想和過人的才華。閱及此處，許多讀者無不哭笑不得、悲喜莫辨！
《畢斯華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1961)是奈波爾以其父親為人物原型來敘述一部「移民創傷」(colonial trauma)和「認同錯置」(dislocation of identity)的作品。主人公默罕．畢斯華斯(Mohun
Biswas)由於胎位不正，生來就有六根指頭，這個帶有不吉利象徵的原罪胎記，使畢斯華斯在一連串罪不在己的烏龍悲劇中被迫四處遷移，乃至即使被迫入贅圖爾斯家族(Tulsi family)，也無法獲得身份的自主和尊嚴。由於無法忍受流浪和寄居，畢斯華斯在他短短47歲生命中，一直夢想擁有一棟自己的房子。「房子」，實際上是畢斯華斯尋找一個在物質意義和形上意義的安居之所，是畢斯華斯追求身份地位、認同歸屬和社會承認的象徵。然而，畢斯華斯的夢想並未實現，只好從送給自己兒子的「玩具房子」獲得想像的滿足，即使他毅然脫離圖爾斯家族逃往西班牙港，靠撿拾美軍報廢的材料搭起一座破屋子，但最後還是被玩火的孩子燒成灰燼。
畢斯華斯是一個無根者、邊緣人、流浪漢的典型人物，也是第三世界底層人民的集體象徵。奈波爾通過一場靈魂尋根運動的失敗，向人們展示了移民僱工文化底盤上的失根狀態，向讀者展示了第三世界人民集體失憶和精神蒼涼的苦境。
奈波爾中後期的作品分別由四個系列的旅行紀實文本所組成，分別是加勒比海(包括南美洲)、印度、非洲和伊斯蘭國家。加勒比海系列作品包括《中間地帶：五個社會的印象》(The Middle
Passage: Impressions of Five Societies, 1962)、《模仿者》(The Mimic
Men, 1967)、《島上的旗幟》(A Flag on
the Island, 1967)、《黃金國的失落》(The Loss of
El Dorado, 1969)。加勒比海系列是奈波爾一場痛苦和絕望的尋根之旅，同時也是對英國百年來對此一地區「沒有建樹，只有破壞」的殖民統治進行歷史總清算。儘管這些作品是奈波爾對五個國家「非殖民化運動」所作的社會調查，但這些國家在他筆下卻是十足無可救藥、奴性不改的病態社會。在目睹了這些地區有色族群無不依據「白人價值觀」而相互排斥和鬥爭，彼此以爭奪和占領帝國優越感的殘餘來仇視對方之後，奈波爾只有以傷感和無奈告別。在這一系列作品中，奈波爾表現了對家園意象和細事瑣物過人的描述技巧─破爛、齷齪、擁擠、髒亂等等，以視覺的殘破來映照家國的不堪。讀者不僅看到了一片「殖民廢墟」的場景，也能感受到奈波爾那種操弄沮喪、揮灑荒蕪的藝術能力。
在印度三部曲《幽黯國度：發現印度》(An Area of
Darkness: A Discovery of India, 1964)、《印度：受傷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1977)、《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1990)系列作品中，表現了奈波爾印度觀點從嫌惡鄙視到樂觀期許的掙扎和轉化過程。初臨印度的奈波爾，對印度的情感非常吝嗇，對祖國與人民十分尖酸刻薄。在「小獵犬航海記」(Voyage of
the Beagle)段落中，奈波爾說道：「對我們來說，印度並不是真實的─它只不過是存在於千里達這一小島之外茫茫太虛中的一個國家。……印度是虛懸在時間中的國家」。即使在旅行期間的中段，奈波爾還是感到「身在印度，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異鄉人，一個過客。……初履斯土，我就覺得，種族和血緣的親密性，有時會變得沒有多大意義」。奈波爾以「兩隻眼睛」凝視著印度，其中一眼是「童年之眼」，它試圖將千里達現實的生活經驗和這個想像的祖國相銜接，但得到的卻是疏離和斷裂的傷感，另一隻則是「西方之眼」，它流露的是帝國的輕蔑和局外人的冷漠，它換來的只是把所有對祖先文化之神秘感和崇高感驅之殆盡的認同反差─一種「棄之不可，愛之不能」的尷尬處境。
奈波爾對印度人民浸淫在「象徵」(身份等級)─絕不做與自己身份不符的事─和「傳奇」(偶像神話)─言必稱宗教先知和民族聖雄─的生活態度有著深刻的描寫，對由此而產生的民族迷思和集體盲目有著不解的困惑，似乎，印度人總是在民族神話的庫藏裏汲取逃避現實的偉大藉口。奈波爾對印度人「懷念和感傷英國人撤離」的現象也百思不解，認為整個印度還在上演一齣「殖民戲劇」(colonial drama)的續集，似乎，如果英國對印度的入侵是一次「文化強姦」，印度人卻還在享受強姦後的剩餘快感。
在《印度：受傷的文明》中，奈波爾認為印度遭受伊斯蘭宗教近六百年的精神統治，是造成印度文明「歷史內傷」的主因，尤其是伊斯蘭文化中崇拜酷刑、賤化女性、缺乏宗教寬容的特質，是造成印度文明廢墟化的因素，而印度知識份子對此一文明虛脫現象的渾然不知，說明瞭今日的印度文明不僅是「受傷的」(wounded)，而且是欣然坐以待斃的。除此之外，奈波爾對獨立後印度資產階級統治集團也表示徹底失望。奈波爾一方面對尼赫魯這群「民族主義精英集團」漠視工農階級的利益，表達了直接的不齒，但對農民封閉的地域意識和落伍的宿命論，也絲毫不寄予同情。這種兩面不討好的態度，實際上反映著奈波爾一種「非文學性」的寫作態度：同情是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詞，對真正的作家來說，同情是不夠的，甚至是廉價而不負責任的，作家必須進行分析！
非洲系列包括《在自由的國度》(In a Free
State, 1971)、《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 1979)。《大河灣》這部類似康拉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具有黑色荒誕風格的作品，以後殖民時代動亂的非洲為背景，描寫自帝國髒手從這片原是黃金大陸撤走之後留下的殘花敗柳局面。故事開始於主述者沙林(Salim)從非洲東岸進入內陸，在一個河灣之處的小鎮經營雜貨鋪。「河灣之處的小鎮，滿目瘡痍，空無一物，形同鬼域」，「廢墟綿延數百公頃，好像在訴說一場毀滅性的災難」。獨立後的非洲國家，淪入終身制「強人總統」利用巫術和詐騙所進行的殘暴統治之下。奈波爾佈署了兩個場景，一是強人逐權爭利、聚富斂財的首都城市，一是失意者埋葬理想、迷失情欲的叢林深處。前者展示了荒誕的權力鬧劇：強人衣飾光豔奢華且刻意模仿前宗主國的皇家氣派，原來只是女僕的強人母親現因強人掌權而被奉為「國母」，沒有榮譽和責任感卻只會需索豪奪的軍人充斥，群眾捧著「強人語錄」喃喃過街。後者展示的則是邊緣者的人性悲歌：一個白人御用學者雷蒙(Raymond)既博學又天真的非洲熱情，沙林和雷蒙之妻伊薇(Yvette)既病態又卑微的肉欲之愛。雷蒙這個角色，實際上既是「白人善良論」的暗喻典型，也是對後殖民官僚一種倒寫式的反諷，他們無不自我卑微化地以一種自認是為民服務的假設去凸顯強人的睿智和偉大，而沙林與伊薇之間的情欲之愛，則是一場後殖民支配和反支配意識交鋒下的「性交換」。
奈波爾既以審美之眼展示了這片黑色曠野的純真之美，也揭露了遠比殖民時期更野蠻、更愚蠢的本土獨裁政治。這是一個自欺欺人、官僚為患、情欲亂倫、草木不生、末日不遠的新蠻荒世界，彷彿康拉德筆下那顆「黑色心藏」又回到後獨立時代的非洲，鼓鼓作聲，噗噗跳動！
伊斯蘭系列包括《信徒之間：伊斯蘭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 1981)，《超越信仰：皈依者之間的伊斯蘭旅程》(Beyond
Belief: Islamic Excursions Among the Converted Peoples, 1981)。在這些作品中，奈波爾表達了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不滿，甚至認為伊斯蘭教是一種有罪的信仰，是一種意志專斷和「異文化滅絕主義」的無上戒律，一種以石油暴利為支撐的新擴張主義。在《信徒之間》奈波爾指出，伊斯蘭教是所有第三世界中最嚴重的問題，因為這種伊斯蘭狂熱是一種信仰狂熱、政治狂熱，一種被千年聖化了的狂熱。伊斯蘭男人的好動與敏感是一種隨時可以奔赴暴亂與犧牲的情感，而這種情感的本質就是仇恨與報復。在奈波爾看來，所謂「基本教義」(fundamentalism)就是復仇主義和殉道主義加上流血與災難的混合物。
《超越信仰》以印尼、伊朗、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等國為旅遊地，它實際上是《信徒之間》的續集。奈波爾通過人物交談和事件觀察的方式，探討了崛起中的伊斯蘭狂熱主義對這些「非阿拉伯─伊斯蘭皈依者」國家所造成的傷害。奈波爾指出，伊斯蘭教摧毀了寬容和多元主義的態度，把人們從自己的母體社會中拔離出來，這種來自阿拉伯世界，以阿拉伯語為「聖語」的宗教，造成了這些皈依國家本土記憶的喪失和歷史的退色。這些宗教獨斷下的社會傷害包括服從得到強化、異議受到壓制、女性的地位倒退、貧窮增加、榮譽感消失、家庭破碎、其他宗教受到禁止、偏執狂四處漫延等等。奈波爾指出，伊斯蘭教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觀念問題，它製造了帝國主義的欲望，信仰伊斯蘭教就是意味著拒絕自己的歷史。
除了四大系列之外，《遊擊隊員》(Guerrillas,
1975)實際上是奈波爾一部更具精神透析和象徵意理的長篇小說。奈波爾把「革命」與「性」兩個象徵範疇運用在對1970年代加勒比海某一島國革命運動的分析，開展了一種「後殖民『性∕政治』」(postcolonial sexual/politics)的文本形式。故事描寫島上一場黑人運動，但政治事件顯然不是奈波爾的主題，他堅持以人物關係來反托時代的複雜性。故事中，一個有著中國血統但卻是金色皮膚的黑人運動成員，一個是曾經坐牢、以烈士自居的南美革命者，一個來自英國尋找第三世界「叢林野戰」刺激的白種女人。奈波爾架設了「膚色∕性∕政治」三重範疇，著重分析了三者之間的關係。奈波爾以白人女性對殖民地有色男性帶有受虐意味的「性強勢」，來象徵西方文化政治的優勢地位，而第三世界的政治劣勢和精神焦慮，則在殖民地男性的早洩和施虐狂獲得表現。性，作為一種權力象徵，以一種「殖民∕受殖」的辨證形式，反射出一種受殖的男性陰莖和殖民的帝國女體之間支配與反支配的複雜關係。
奈波爾還通過這位患有「左派幼稚病」的白種女人珍(Jane)，以她懷著一種「異國情調」和「性浪漫」心理，天真地介入這場豈是兒戲的革命運動為象徵，諷刺了西方人總是以「椰林彿風、棕櫚搖曳、碧海藍天、白沙豔陽」等視角，把第三世界看成一個「去玩一趟」的觀光世界，完全無視第三世界國家「革命有價」、「反抗有血」的嚴肅性和悲劇性。奈波爾以這位搞革命找刺激的白人女性最後遭到姦殺為象徵性下場，對西方世界那種出自善意但卻意圖染指第三世界的浪漫優越感，予以無情的痛擊。
如果讀過薩依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可以發覺薩依德對奈波爾的「伊斯蘭觀點」深為不滿，他在批評奈波爾的《超越信仰》一書時指出，這是一本愚蠢而沉悶的書，這部著作的出版是一場嚴重的智力障礙，一種精神的自殺，一場一級腦力謀殺。看來，奈波爾的作品專門在激怒讀者，討人厭惡，乃至作為長期摯友的作家保羅．塞羅克斯(Paul Theroux)就指奈波爾是一個「可怕的厭世主義者」，一個「將暴怒與燥鬱拔高為藝術氣質」的典型案例，把他的作品形容為「大量的評論、可憐的銷售量、加上一個不知所云的文學獎」。魯西迪(S. Rushdie)批評奈波爾的作品既缺乏激情，也沒有愛。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瑞克．沃克特(Derek Walcott)則指奈波爾患有「慢性憂鬱症」，甚至作了一首題為「夜幕」(V. S. Nightfall)的諧音諷刺詩，來反諷奈波爾的作品充滿無盡的黑暗和沮喪。
對此，奈波爾也不幹示弱，直言他的作品不是「為印度人寫的，因為他們是不讀書的」，他的作品「只有在文明的西方國家才有市場」，他甚至對指責他的第三世界知識份子提出反擊，說他筆下所描寫的社會裏根本沒有知識份子，因此，只要一寫，他們就會憤怒。
奈波爾的反擊難免引起後殖民知識份子的同聲責難，認為他是一個典型的「本土告密者」(native informant)，以揭露自己民族的潰爛和傷疤，去取悅和豢養西方讀者血腥的閱讀口味。然而，奈波爾的作品仍然給人一種深度的啟發：是不是對自己民族的愚眛只能採取同情潸淚或詩意美化的立場，從而將這種民族苦難的悲憤意識一概轉向對西方世界的指控就算了事？是不是後殖民知識份子只能是個「民族主義者」，因而只能創作千篇一律的民族勵志文學？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在奈波爾作品的深處，有著一種超出國界、淩越種族、貫通時空的「泛人類關懷」(pan-human concern)，一種對超越第三世界框架之外的普世價值的追求。確實，如果沒有痛陳自己民族缺陷的勇氣，又如何理清自己民族解放救贖的遠景？
作品閱讀：
1，奈波爾，《幽黯國度》，李永平譯，臺北：馬可帛羅，2000
2，──，《印度：受傷的文明》，杜默譯，臺北：馬可帛羅，2001
3，──，《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上)(下)，黃道琳譯，臺北：馬可帛羅，2002
4，──，《在信徒的國度》，秦於理譯，臺北：馬可帛羅，2002
5，──，《世間之路》，孟祥森譯，臺北：天下，2002
6，──，《大河灣》，李永平譯，臺北：天下文化，1999
7，──，《在自由的國度》，孟祥森譯，臺北：天下文化，2002
8，──，《抵達之謎》，李三沖譯，臺北：大塊文化，2002
9，──，《浮生》，孟祥森譯，臺北：天下遠見，2003
10，──，《超越信仰》，朱邦賢譯，臺北：聯經，2003
11，——，《父與子的信》，莊勝雄譯，臺北：希代，2003
進階閱讀：
1，Bruce King, V.S. Naipaul:
Second Edition, Macmillan, 2003
2，Shashi Kamra, Novels of V.S. Naipaul, Stosius Inc, 1997
3，Timothy F. Weiss, On the Margins: The Art of Exile in V. S.
Naipaul, University of
4，Helen Hayward, The Enigma of V. S. Naipaul,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5，Lillian Feder, Naipaul's Truth: The Making of a Writ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
6，Dagmar Barnouw, Naipaul's Stranger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7，N Ramadevi, Novels of V.S. Naipaul; Quest for Order and dentity, Prestige,
1997
8，Suman Gupta, V. S. Naipaul, Northcote House
Publishers, 2000
9，Chandra B. Joshi, The Voice of Exile: A Study of the Fiction of
V. S. Naipaul, Stosius
Inc, 1992
10，Md. Akhtar Jamal Khan, V.S. Naipaul: A Critical Study, Creative
Books, 1998
11，Harold Bloom, V. S. Naipaul, Chelsea House Pub, 1994
12，Chandra Chatterjee, Surviving Colonialism: AStudy of R.K.
Narayan, Anita Desai, V.S.
Naipaul, Universiteit Antwerpen, 2000
13，Wimal Dissanayake, Carmen Wickramagamage, Self and Colonial Desire: Travel
Writings
of V.S. Naipaul,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