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7日 星期三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習近平誤國的五個迷思

我對未來世局的看法(105)

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34058


習近平經常把21世紀當作19世紀,沉浸在國恥框架的仇外意識中。圖片摘自新華網

種種指標和數據均顯示,中國正從漸進萎縮走向加速衰敗。此一衰落景像,誰來負責?當然是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習近平負起政治總責。中國之衰敗來自習近平的五大迷思,一個迷霧衝撞,出路難尋的迷魂陣,一個沒有出口的國家囚室。 

1,第一個迷思:對抗 

習近平執政的首要特徵就是「對抗」,特別是與西方世界的頑固對抗。習近平誤以為中國已經崛起、西方走向沒落,但實際上,中國並未崛起,西方也未沒落。中國不具備與任一個國家對抗的能力,因為國際政治是互援與聯動的多邊結構,不是一對一的單挑。 

在「後霸權時代」(post-hegemonic era),沒有任何大國的戰略能以「一對一」的方式成立。即使美國也需要北約、五眼聯盟、印太盟友、歐盟、全球科技與金融盟友(台灣)的集體合作。如果中國與任何一個西方成員對抗,對手不會只有一個,而是整個國際體系,但中國的綜合國力、科技、盟友、制度吸引力,遠遠不足以支撐這種格局。換言之,中國每攻擊一個國家,就會遭到五國、十國、甚至整個區域的反制。 

習近平經常把21世紀當作19世紀,沉浸在國恥框架的仇外意識中。他的對抗思維建立在鬥爭哲學、「修昔底德陷阱」的無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自我催眠之上,將民族復興等同對抗西方的勝利。 

從今日至未來,中國沒有「聯合對抗」世界的能力。一方面,中國沒有「盟友」,只有「損友」,例如北韓、巴基斯坦、伊朗,深陷俄烏戰爭泥淖的俄羅斯,以及一些依賴援助的弱小國家;反觀美國,擁有眾多軍力強大和富有的高科技盟友,彼此既有法律承諾,也有安全分擔制度,即使未來10年至20年,也非中國能力所能企及。

另一方面,習近平的政治水平局限於「井岡山哲學」、「梁家河經驗」、「黨校八股教條」,缺乏國際影響力與吸引力的知識。國際影響力不只靠GDP,也不是世界第幾大經濟體,而是以金融制度、法治規則、科技實力、大學素質與研發、軍事合作系統、價值吸引力為構成要素。習近平妄想以人民幣取代美元,向全世界宣揚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只是被國際社會看成破壞力而不是吸引力。如果加上科技體系的對外依賴,例如半導體設備、軟體、作業系統、核心材料等等,根本無法承受與西方的長期對抗。 

只要中國越想走對抗的路線就越封閉;越封閉,就越依賴自身內部資源,越依賴自身,就越無法成為全球力量中心,這就是自我削弱的循環,加速衰敗的邏輯。 

2,第二個迷思:內耗 

為了地位超越和唯我獨尊,習近平以「後毛澤東主義」取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以權力集中、意識形態與國家工程,取代改革開放的市場化與分權化。「一帶一路」就是顯例,為求戰略擴張而耗盡改革紅利,直到散盡家財,無米可炊。 

習近平「唯我獨尊」的邏輯是:認為鄧小平體系是一種「分權/分散體制」,地方自主性太寬,私營資本力量太大,知識專家對黨享有制衡作用,導致黨的控制走向分散而弱化。為了建立「核心」,習近平採取個人集權、資源集中、消滅所有批評與制衡力量、政治忠誠取代專業效率,導致內部鬥爭高於政策理性,政治工程高於實質改革,吹噓大於務實。然而,一旦「習核心」瓦解,中國就會陷入難以收拾的失控與動盪。 

「一帶一路」就是國力內耗的巨大教訓,事實已經顯示,一帶一路的「沉澱成本」(sunk cost),正在拖累中國經濟。 

「沉澱成本」是指已投入但難以或不可回收的成本,包括建設援助(不會回本)、違約貸款 (無法收回)、運營虧損、流通窒息的資產(港口、鐵路)、政權變更導致項目停止、延後還款造成資本折損。這是因為「一帶一路」的金融模式是:中國資金投入高風險國家,承做回報周期太長的基建,這個模式本身就預埋沉澱成本的風險。未來,除非叫停,否則必然造成政策銀行資產受損、巨大的財政挹注壓力、外匯儲備壓力增加、回報下降,以及財政排擠效應,包括必須從民生、社保、教育、科技、地方救助等領域抽取銀根,彌補海外投資的爛尾和虧損。換言之,一帶一路已成為動搖國本的金錢黑洞。

第三個迷思:鎮壓 

習近平以為高壓就是穩定,無聲就是安全。以為可以採取高壓手段震攝少數民族(疆、藏、蒙)和異議份子,結果抗議之聲消失了,但全球對中國種族滅絕與良心鎮壓的指控至今未熄。 

習近平深信,高壓治理能一勞永逸消除民族與社會矛盾。因此對待新疆、西藏、內蒙古、民運人士、宗教與公民社會、獨立智庫、NGO、媒體等,一律採取前置打擊與預防性壓制。然而,高壓統治會使人民屈服但不認可,因為權力可以壓制反抗,但不能創造忠誠。 

鎮壓,是中國國際形象與軟實力流失的「潰穴」,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國實施「形象制裁」,包括外國企業撤出新疆供應鏈、多國禁止涉及強迫勞動的產品、國際教育與文化交流下降(關閉「孔子學院」),最終固化了對中國全球敘事的不信任。

高壓統治必須支付龐大的「維穩成本」,這是中國財政黑洞的主因之一。長期以來,中國的維穩成本以「千億等級」高於國防經費,包括監控系統、公安武警、安全部門、漂白宣傳、心理矯治、教育管理系統以及大規模社會管控,也就是消耗舉國之力來壓制自己的人民。 

第四個迷思:宣傳 

習近平的治理模式稱為「敘事宣傳、口號治理」,以口號當實力,以敘事當政策。以為可以用甜蜜口號和華麗修辭掩蓋百姓的苦日子。國家萬能,百姓吃草。這是一種賤民思想與韭菜主義,用精神動員掩蓋物質痛苦,殊不知宣傳塑造的不是現實而是幻象,歷來的政權更迭都是導因於飢餓革命。 

所謂「賤民思想」是指一種「反人性統治」(dehumanizing governance),人民不是自主的個體,而是馴服的群體;「韭菜主義」則是一種「心智掠奪」(extractive mentality)與「非主體化」。統治者把社會、人民、企業或資源視為無償掠奪與隨意榨取的對象,而不是合作夥伴或價值來源。人民不是主體,而是抽取對象。 

習近平的敘事修辭和敘事武器堆積如山,從中國夢一直到民族復興、共同富裕、人類命運共同體,新質生產力、內循環、自主創新、清零勝利、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等等。實際上,宣傳就是欺騙。 

「數據」本是事實呈現的科學證據,但是在中國,數據是政策失靈的「校正工具」,包括地方GDP灌水、房地產貶值不公開、失業數據不可信、疫情資訊政治化、經濟困境被虛報。其結果就是政府失靈,官僚報喜不報憂,所有問題從積壓走向爆炸。 

第五個迷思:踩雷 

習近平以為併吞台灣叫做歷史潮流和民族大業,殊不知台灣既是戰略要地,也是世界火藥庫。統一台灣實際上是掏捅蜂窩而招致國際圍毆,武力在前,亡黨在後。 

習近平誤信軍演就是軍力,誤信幾個小時就可輕易拿下台灣,誤信中國的軍事科技(AI、飛彈、無人機)可以實現對美軍的拒止作戰,嚴重低估民主國家保衛台海的決心。這就是習近平的「認知泡泡」,最終踩雷而引爆自身。 

五大迷思引來中國衰敗 

綜合以上,中國未來將進入潛伏危機的爆炸區間。如果政策與制度不進行結構性修正,對抗、內耗、鎮壓、宣傳、踩雷五大迷思,將一起推動中國進入加速衰敗的軌道。中國將面臨外部壓力與內部脆弱的雙重疊加,從國際制裁的深度圍堵,虛假宣傳的自我矇蔽、改革紅利的虛擲敗家、鎮壓異己的壓力疲勞到冒險攻台的引雷自爆,最終進入終極潰敗的命運。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中國向日本釋出「臨戰訊號」,要開戰嗎?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51210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46766


中國戰機在沖繩外海向日本戰機進行火控雷達鎖定,無論是蓄意或失控,
實已對日本釋出「臨戰訊號」。(資料照片/美聯社)


126日,中國戰機兩度在沖繩外海向日本戰機進行火控雷達鎖定,顯示日中關係因中國進逼式挑釁,已從外交戰進入軍事失控的準戰爭邊緣。「火控雷達鎖定」(Fire-Control Radar Lock-on)是飛彈射擊之前的準備動作,也就是「飛彈瞄準」,距離軍事衝突的爆發只有「一鍵之差」。 

「火控雷達鎖定」:中國的開戰訊號? 

對日本而言,不會認定這是一場意外或摩擦,而是中國以軍事挑釁向日本發出敵對行動,以武力示威作出「臨戰行為」(pre-hostile act)的表態;中國方面毫不退縮,在日本領土周邊海域進行演訓卻反咬日本干擾共軍演訓,這意味中國已經放棄外交斡旋與理性溝通的空間,僅剩採取「戰爭邊緣」手段來傳達對日本的政治威逼。換言之,藉由軍機鎖定這種高度敏感的軍事威脅,中國旨在傳達一種實質性、高危險的警告:日本必須在敏感議題上退讓,否則將面臨軍事衝突的風險。 

看來,中國似乎無懼挑起日中大戰,但不知中國是否預估能否承擔日中開戰的後果? 

中國應負全責,無理可推託 

這次事件,毫無疑問中國要負全責,理由有三: 

1,不同於一般的警告、對峙或驅離,這次由共軍單方面挑起的「火控雷達鎖定」,在國際軍事規範中被視為高度敵意、接近開火程序的武力威脅,直接挑戰國際慣例與危機管理準則。對於中方來說,沒有任何「防御性」、「例行性」或「意外性」的藉口可作辯護。 

2,即使日中雙方沒有簽署正式的《海空意外相遇協定》(INCSEA),但國際航空安全慣例仍然要求避免危險逼近、模擬攻擊、火控雷達照射等等,保持可預測與自我克制的行動。但中國既「全不避免」也不克制,那就是對國際軍事操作底線的公然挑釁。換言之,日本完全足以認定這是中國「對日逼戰」前的「準交戰行為」(quasi-hostile act)

3,依據戰爭管理原則,在沒有預先溝通或警告情況下,中國的極端危險行動顯示無視誤判風險的構成,對區域安全毫無責任意識,甚至把飛行員生命當消耗品,一句話:完全無視戰爭的代價。

中國向日本發出「臨戰訊號」 

無論是蓄意或失控,我認為這是中國對日本釋出「臨戰訊號」。 

從「蓄意面」來說,日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正在威脅日本主權,威脅沖繩及周邊國土,挑戰日本對東海與識別區的實際控制權。有觀察家認為,這是中國在試探美日防衛的底線。實則不然,這不是測試,而是踩踏或擊毀。實際上,早在20131月,共艦就曾經對日本海艦「夕立號」進行火控雷達照射,這次故技重施,顯示中國已經不惜以戰爭逼迫高市首相收回「台灣有事論」。 

從「失控面」來說,世界各國軍隊通常只有在敵國飛彈鎖定自己,遭到武器系統瞄準,才會進行火控鎖定,因為火控鎖定是一種戰爭準備,不是警告訊號。但是中共的軍事文化並不教育飛行員謹守軍事準則,而是為國犧牲、壯烈成仁。當中共飛行員奉命升空之時,腦中只存獻忠與表態,所謂專業、克制概念早就拋出九霄雲外。換言之,中國戰機一項由「政治信號」主導,而非「軍事規範」所約束。共軍飛行員向來缺乏危機管控的訓練、缺乏輸出可預期、穩健訊號的能力,以及誤判風險的基本認知,甚至把「擦槍走火」視為理所當然,因為「走火」正是在維護國家領土與主權的完整! 

實際上,中國軍隊的訓練規則是展示忠誠而非避免失控,甚至越危險越能獲得鼓勵和獎賞。危險逼近被視為英勇果敢,接觸對方被視為為國爭光。中國飛行員常常為了展示忠誠而做出危險行為,乃至無謂犧牲也被視為英雄楷模。 

習近平的「三海挑釁/以武固權」 

習近平在面臨經濟潰敗、意識形態空洞化和戰狼外交失靈的三重危機之下,其「戰略工具箱」已經囊篋蕭然,只剩「三海挑釁/以武固權」─在東海、台海、南海進行軍事挑釁/以軍事威脅鞏固個人統治─的最後手段。習近平試圖運用「戰爭邊緣」策略,壓迫國際社會屈服於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意志。但關鍵在於,它極有可能因擦槍走火而引發真正的軍事衝突,對中國的經濟和國際地位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屆時,習近平反而面臨「以武喪權」的境地。 

三個加速:「習式愚蠢」全暴露 

實際上,習近平正在進行「三個加速」。除了加速內部潰敗之外,還在幫助日本加速軍力建設,這正是「習式愚蠢」的表現。習近平的「三海挑釁」策略,直接強化日本提升國防預算的全國共識,增強對中反擊能力的部署,加速實現日本的「再軍事化進程」;在此同時,也加速強化美日同盟,促使美國更明確表態支持日本,深化雙方在情報共享、聯合演訓和協調應對上的合作,其結果是習近平的「以武飲敗」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從「敘事政治」談日中關係的惡意螺旋 

本文發表於《上報》, 20251202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46101


中國試圖以「自說自話」的強勢敘事主導外交語境,
日本則以「實話實說」的事實敘事解讀周邊局勢。(資料照片/法新社)

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論述之後,為何中國搥胸頓足、反應激烈?在中國各種威逼恐嚇之下,為何日本堅持不收回這番言論?因為這是一場不到最後關頭、不到兵戎相見,雙方皆互不信任、不可認輸的敘事戰爭(Narrative Warfare)。 

日中陷入敘事戰爭 

敘事戰爭屬於「敘事政治學」(Narrative Politics)走向惡化的階段。「敘事政治學」強調政治不只是利益爭奪或權力博弈,而是透過言說、解讀、宣傳策略,來建構現實、策動民意、創造合法性、提高戰略優勢。迄今為止,日中之間已進入一場高強度的敘事論戰,這是21世紀日中之間罕見的、以互相推高威脅的敘事較量。換言之,敘事戰爭正在重新編碼東亞的威脅想像,並修正印太的戰略環境與安全秩序。 

敘事戰爭不同於輿論戰,它更深入本體論的結構性本質。敘事戰爭不是爭取事實,而是爭奪「述說事實」的權力。日本將中國定義為核心威脅與安全焦慮,一種涉及國家存亡的深度危機,包括中國試圖改變現狀、軍事擴張、破壞規範、威脅區域自由與民主、對台海與東海構成危險等等;這種敘事催促了日本提高軍費、擴大自衛隊角色、強化美日同盟、深化台日關係等等政策的成形。 

反之,中國則將日本定性為軍國主義在復甦、重新軍事化的危險國家、受美國操控的代理人、介入台灣議題的外部干涉者、歷史上未懺悔的侵略者等等;這種敘事強化了民族主義動員、固化對日本的敵意,形成無底限的情緒對抗。兩套互相強化且無可退讓的敘事模型,形成了惡意升級的敘事螺旋(Narrative Spiral)。 

然而,在敘事立場上,日本的「真話實說」與「就事論事」,其效果遠大於中國高姿態、強壓迫、無克制的失控敘事。這場戰爭的勝負不在於嗓門和聲調,而在於國際信任與說服力。 

中國的敘事模型 

在高市早苗提出「台灣有事論」之後,中國立即製造四種主要的敘事戰略: 

1,民粹敘事(Populist Narrative) 

民粹敘事的目的不是說服,而是憤怒式的動員,惡意的極端化,製造民族敵人,一種「受害/復仇型」仇恨渲染;在這種「我/敵」二分法之中,情緒取代了理性,叫罵取代了協商,是敘事政治中最具破壞力的武器。但這種簡單而低廉的破壞性敘事,往往產生「迴力式的自傷」,造成不自覺的誤判,失去政策轉圜的彈性,使衝突迅速升級和惡化。 

2,鄙視敘事(contempt narrative) 

這是一種匯聚大量羞辱性語彙,透過語言、符號或象徵手段表達對他國的輕視、貶低或否定。例如中國以「小日本」、「鬼子」稱呼日本,以「美帝」稱呼美國,以「台毒」稱呼台灣,這是一種「濫用稱謂」的敘事攻擊。 

中國的鄙視敘事來自「中華文明中心論」所構建的「優劣框架」,以此作為國族身分的高低邊界和塑造集體優越感,進而建立「中國崛起=文明復興」的意識形態公式。中國正是以此策略,將日本定性為歷史侵略的「道德矮人」,現實主義的「美帝附庸」。實際上,中國的鄙視敘事只是一種「政治誤解工程」,雖然獲得短期的虛假快感,卻放任內部矛盾的持續惡化。 

3,懷恨敘事(resentment narrative) 

這是一種以歷史屈辱、受害經驗和外部挑戰為核心的敘事框架。儘管日本侵華戰爭是中國之國恥,但對當代中國而言「事過並未境遷」,反而成為「懷恨在心」的國族潛意識。在這場敘事戰爭之中,中國不斷以「受侵略/被迫害」的角色自居,譴責日本「並未反省歷史罪行」,中國因而具有「清算日本歷史責任」的正當性。實際上,這既是一種「優越/受害」的矛盾意識─優越的中華國族竟受到日本低級屠夫的迫害,也是一種「記憶的武器化」,使得中國具有「清算日本」的非理性道德義務。實際上,懷恨意識只是一種「剩餘意識」,日本侵華史實已經終結80年,這種敘事更多的是為共黨政權服務,而非「師出有名」的現實需要。 

4,威嚇敘事(Intimidation Narrative) 

這是一種內含恐嚇性預言、暗示報復能力與責任轉嫁的「後果恐懼」策略。例如警告日本若介入台海情勢「必將遭受共軍迎頭痛擊」、「日本全國淪為戰區」、「玩火必自焚」等等。但實際的效果正好適得其反,中國的過激反應「證成」了日本的中國威脅感,日本的「反中共識」達到歷史高點,激發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支持而非對中國的認同,形成我所說的「外交自焚」。


中國的過激反應「證成」了日本的中國威脅感,並讓日本「反中共識」達到歷史高點,且激發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支持而非對中國的認同。(美聯社)

日本的敘事模型 

相對的,日本的敘事模型也可分為四種類型 

1,威脅識別敘事 

日本試圖在印太區域做出威脅來源的識別標準,把中國的軍事擴張、台海攻擊、科技實力、外交脅迫與經濟勒索等等,辨識為潛在的、結構性的威脅指標,將中國的行動解讀為挑戰國際規範、威脅自由航行及民主秩序。這種敘事類型旨在向鄰國發出明確訊號:日本高度關注印太自由航行與台海安全,一旦威脅發生,日本將採取集體防衛或聯盟行動。 

2,正當防衛敘事 

正是因為「中國威脅」獲得辨識,日本就獲得「防禦政策的正當化」(defensive Justification),進一步將軍費提高、擴大自衛隊行動權限、島嶼軍事化部署、美日同盟的延伸嚇阻付諸實踐,將國家存續利益與必要國防改革,通過敘事連結形成必要的防衛政策。 

3,友鄰合作敘事 

在戰略立場上,日本排除「一國獨大」的霸權地位,亦無意重返軍國主義的老路,而是以友好合作和集體防衛,與鄰國形成戰略互補與危機共管,建立一種「合作性嚇阻」(cooperative deterrence)。這種敘事的目的,在於創造國際合作空間,進一步改寫印太權力競爭模式為敦睦模式。 

4,區域安全敘事 

所謂「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即是一種安全聯結敘事,將台海緊張與日本自衛安全掛勾,並與美日安保為後盾,以聯盟建構與危機管理,從中建立日本觀點的民主價值與國際規範框架,以國際法來保障日本的安全利益。換言之,日本通過強化反擊能力(counterstrike capability),已明確將台灣納入日本的安全框架。 

對照於中國,日本的敘事模型立基於「不信任危機意識」(sense of inseurity),內含更多的預防性警戒、穩健務實的國防增強,很少出現羞辱性語言和恐嚇姿態,也極少訴諸民族優越或歷史怨懟,更多的是依據國際法的「制度語彙」和以價值為基礎的安全保障。這種敘事的優勢在於「釋疑性說服」:讓日本民眾充分理解:為何軍費必須增加?為何需要台海穩定?為何需要更緊密的美日同盟。 

從敘事困境到安全困境 

中國死咬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日本判定中國持續威脅區域安全,兩套敘事模型已陷入鏡像惡化的敘事困境。中國對日中關係既然「敘事失真」(narrative misalignment)與固執化,例如把南海巡航、東海軍演、對台武攻,敘事化為「糾正歷史錯誤」,將對外侵略表述為「民族復興敘事」,日本只能選擇「寧為一戰」。這就是從敘事困境演變至「信任缺失」(trust deficit),最終導致「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惡性循環。 

事實是,中國敘事模型與國際認知形成巨大的落差。中國強調內部合法性、歷史正義與民族復興,國際社會則基於多元解讀、規範約束和民主價值觀。這種落差,使中國丟盡了國際形象。 

中國試圖以「自說自話」的強勢敘事主導外交語境,日本則以「實話實說」的事實敘事解讀周邊局勢。兩者使用的是不同的敘事語言,對區域安全的認知也差之千里。中國敘事屬於「情緒政治」(emotional politics),日本敘事屬於「安全政治」(security politics),兩者形同雞同鴨講。換言之,中國越是調高嗓門,日本越深感威脅,中國越不把日本當作「平等主體」而任意羞辱,越使日本凝結全國性的反中共識;反之,日本越強調安全,中國越斷定「干涉內政」,越覺得受辱與敵視。這就是敘事螺旋的惡意升級,除非事出意外,否則沒有化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