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演講

 

《法治教育基金會》專題演講

《中國再威脅》與《憂美論》以及台灣的策略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資深研究員 宋國誠博士

(2024/10/26)

與前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先生(左一)合影

序言 

9月18日，美國「資訊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在華盛頓「國會山莊」(Capitol Hill)舉辦一場題為「中國正迅速成為先進產業的領先創新者」調查報告發表會。這份歷時20個月的報告名為“China Is Rapidly Becoming a Leading Innovator in Advanced Industries”(以下簡稱《中國領先創新》)，這裡的關鍵詞是：leading innovator，指出儘管中國至今尚未站上世界創新的領導者，但中國正在採取「追趕、超越、取代、領先」的四大演進性戰略步驟，通過「美國暗助、自我創新、擊敗美國」的策略與手法，在未來10到20年，中國很可能在大多數先進產業中達到或非常接近全球創新的前沿地位。 

我把這種趨勢－中國在技術創新領域的奮力追趕，稱為「中國新(再)威脅」。這份報告可說是近年來最優質和專業「憂美論」的代表作－憂心美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節節落後，憂心美國對中國的過度依賴而被中國「反將一軍」；憂心美國的科技領導地位將被中國取代，憂心中國將藉由科技力量對世界進行「科技極權主義的統治」。在這場影響未來世界命運的「大賽局」中，美國若不警惕或預謀對策(台灣也是一樣)，很快就會面臨與中國一場「你贏我輸」－中國贏、美國輸－的噩運。 

一，何謂「中國再威脅」(China’s Re-threatening)？
傳統的「中國威脅論」，主要是指「對中國國力提升感到擔憂」，是一種認為中國崛起會因此破壞世界秩序及和平穩定的一種「說法」，對於這個說法，見仁見智、爭論不休；但是到了「習治中國」時代，習近平展現出極大的全球野心(global ambition)，尤其在台灣問題和南海主權爭議上，態度越來越強硬，在此意義上，「中國威脅論」已經一個「事實」而不只是一種「說法」。因此，所謂「中國再威脅」(China’s re-threatening)是一種對「中國超前/美國落後」之可能趨勢的高度憂慮與辯證分析。 

迄今為止，西方國家還在為東歐與蘇聯共產主義的垮臺而沾沾自喜，實際上，東歐與蘇聯的垮臺並沒有「連帶引發」中國的失敗。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國依然存活了下來，這並不是運氣，而是深具複雜的歷史因素。我們今天應該再思考，當中國變得越來越強大，全球應該如何應對這種「中國(新的)再威脅」？ 

儘管在中國歷經Covid-19和「動態清零」政策而遭致當前的經濟危機，我們在「唱衰」中國之際，是否也忽略了中國可能超越美國、技壓台灣、爭霸區域、統領世界？還是，正好相反，習近平是否「逆向而行」，自行閹割了中國超前發展的基礎性機遇？「知共才能反共」，「罵共不足以倒共」，不能用一句「暴政必亡」就含混帶過。歷史沒有必然論，只有實踐論。我們的反共必須進入高階地帶，既要識別「中國再威脅」的技術威脅性，也要揭露其所內含的「惡意圖謀、侵略手段、破壞發展」。以上這些大哉之問，都是值得我們細心關注的重大問題。 

二，對「中國再威脅」的幾點評估 

1，中國「並非無法創新」 

雖然有證據表明，中國尚未取得整體領先，但在某些領域已經領先，在許多其他領域，中國企業可能會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達到或超過西方企業。具體來說，中國在核能方面領先；在電動汽車與電池方面與全球水準持平；在機器人、顯示技術、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領域接近領先；但在化工、機床、半導體和生物技術方面則相對落後。除了半導體領域因出口管制而進展受阻，中國在其他領域的進展速度「驚人」。這種驚人速度，主要得力於「低成本」和「不斷增長的創新能力」相結合，以及中國共產黨在許多先進行業中「主導全球市場」的決心。在此情況下，我們必須拋棄基於意識形態的「中國無法創新」(China can’t innovate)，也不能簡單地把中國的技術創新，比擬為類似於當年「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而是「政府提供類固醇為激素的噴火龍」(a fire-breathing dragon on government-provided steroids)。 

報告資料顯示，2023年中國安裝的工業機器人數量和興建中的核電站數量超過了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中國在大規模部署「第四代核反應爐」方面可能比美國領先10到15年；中國生產了全球62%的電動汽車和77%的電動汽車電池；2024年，全球大部分新晶片製造能力將坐落在中國；從2017年到2021年，中國的新臨床藥物試驗增長速度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等等。

2，「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的中國情況 

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Stephen Roach在“Accidental Conflict”一書中指出，美中之間已經捲入了瞬息萬變的「全球創新競賽」之中，而美國對中國的擔憂，反映出美國在創新領域的領導地位其實是初期的脆弱。Stephen Roach依據「全球創新指標」(Global Innovation Index)進行評估，中國的GII排名從2010年居世界地43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12位；而中國在中上收入國家中排名第一。Roach指出，中國在知識創新、工業設計、專利和商標等領域的排名特別高，中國在2021年的排名是世界第7位，僅僅落後美國三個位次。這意味著中國在美國背後急起直追。 

3，中國「核融合」發展速度驚人 

另外，依據CNN 9月19日的報導，隨著中國「核融合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北京對該領域的投資遠遠超過華府。對此，美國能源部「華盛頓核融合能源科學辦公室」副主任阿蘭(Jean Paul Allin)表示，中國政府每年投入約10至15億美元(約合新台幣472億元)進行核融合研究，相較之下，拜登政府每年投入大約為8億美元(約合新台幣251億元)，幾乎是美國的2倍，差異相當明顯和巨大。中國核融合領域的人才庫數量為美國的10倍以上。 

「核融合」是未來能源革命的重大選項。核融合的能量效率要比燃煤、石油或天然氣高出400萬倍，比現有的核分裂能量高出4倍。相對於美國，美國的核融合設施逐漸老化，中國在此領域正迅速追趕甚至超越美國。 

4，中國對西方的「零組件/礦產」封鎖戰略 

依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最新年度報告，由於美國自2015年起已經沒有商業開發鎢礦的活動，今年8月28日，美國政府的研究人員考察了韓國一家「桑東鎢礦」，這是在中國境外列居世界十大鎢礦項目之一，雙方商議進行「聯合開採」的可行性。美國的目的就是試圖擺脫在稀有礦產方面對中國的依賴。 

中國政府2024年6月底公佈了《稀土管理條例》，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關鍵材料的開採、冶煉和貿易制定規則，強調所謂「全產業鏈監管體系」。中國商務部於9月15日起，對廣泛用於電池和武器等許多產品中的部分銻、超硬材料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換言之，中國政府開始採取「資源斷供」與「反鎖喉」的報復戰略，相繼從晶片製造的必要原料(鎵、鍺、稀土以及可能的其他原料)施行出口管制，利用其在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來與西方國家進行「基礎對抗」，也就是「你(西方)要脫鉤、我(中國)就斷供」。一方面是對美國限制技術出口的外交報復，一方面則是對美國進行「礦產武器化」的策略。 

5，美國協助「中國再威脅」 

我們經常認為，中共的技術大多數是靠偷竊、模仿等等方式獲得的，但實際上並非完全如此。在許多方面，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公司，早已將寶貴的知識產權交給了中國—有時是自願的，有時不是。但這些知識產權都被中國轉化為對抗美國以及危害全世界的軍事力量，我稱之為「知識產權的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前美國國務院「關鍵和新興技術特使辦公室」政策與戰略主任里克．斯威策(Rick Switzer)指出，中國今天所處的創新地位並不完全是靠偷竊得來的，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和外國公司和大學合作，通過在國外學習的學生或是在跨國公司工作的員工等合法手段獲取的。大約有70%的來自大陸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類)專業學生在美國大學學習後，最終進入了中國公司和國有實驗室工作。比如全美最好的「喬治亞理工學院」的材料科學專案，為中國培養新的教授和實驗室研究人員的數量，達到為美國培養的人數八倍之多。換言之，中國技術的創新與突破，有一大部分來自美國的幫助。也就是說，美國製造了自己的敵人！ 

Rick Switzer在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時指出，美國多年來不遺餘力地幫助中國建立創新體系，包括美中的大學合作可以追溯到八、九十年代， 幫助中國建立了衛星學校、培訓教授、建立研究所，比如清華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等大學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等等。 

這項研究計畫的主稿人Robert Atkinson也認為，如果起初沒有外國公司的技術扶持，中國會比現在落後10年。「比如華為，如果沒有與歐洲、日本和美國的電信設備公司建立合資企業，華為根本就不會存在」。曾經有一位中國官員宣稱：「這些合資公司是偉大的老師，教我們如何建立華為」。這應驗了列寧的一句話：「資本家會賣給我們用來絞死他們的繩索」。 

在這份報告的發布簡報會上，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約翰．穆勒納爾(John Moolenaar)發表演講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表明，任何依賴或開放的大門，都會在中共所選擇的時間和地點被武器化」。這不是猜測，而是「這是我們已經見過無數次的劇本」。 

我以電動汽車為例，長期以來對中國提供「技術轉讓」的美國福特汽車公司，

2024年虧損金額將達到大約50億美元，這還是在高額關稅阻止了中國電動汽車進入美國市場的情況下發生的。福特今(2024)年8月宣布，停止了一款全電動三排座運動型多用途車的生產，並將電動大型皮卡車的推出時間推遲18個月至2027年。這就是美國企業「養癰為患」最明顯的案例。另一個例子是，全球智慧型手機霸主I Phone，正在失去中國市場的份額；中國政府部門和國營企業已經禁止員工在工作時使用iPhone和其他外國設備，這是中國對美國進行技術封鎖的重大案例。 

實際上，幫助中國科技發展的不止是美國，我舉德國為例。德國無人機製造商 Microdrones(生產一款可以忍受極限條件的「四旋翼無人機」)，長期以來賣給中國並幫助中國進行「反人道鎮壓」。中國總是以「民用轉軍用」的投機手法，從西方獲得這種「當代最顛覆性的技術」。我要說的是，西方對中國市場的貪婪與依賴，對「無良利潤」的追求，絕對是一條「自掘墳墓」的不歸路！ 

三，至今最為強烈的「憂美論」 

John Moolenaar提出警告：中共利用美國提供的技術工具，構建了新的監控鏈條，不僅束縛中國人民，還試圖將這些鎖鏈延伸到全球，包括美國本土。中共將經濟視為政治的延伸，通過消除競爭來贏得勝利。合資和投資公司是中國企業消滅美國企業，而不是與美國企業合作的工具。他說：「列寧曾說過：『資本家會賣給我們用來絞死他們的繩索』，中國共產黨不僅深刻領會了列寧的觀點，而且以此觀點來對付美國」。最後，John Moolenaar總結：「也許有一天，不是我們美國對中國進行技術出口管制，而是中國對美國的科技封鎖」！這就意味著，對於中國在技術領域的超前追趕，全球都必須繃緊神經，嚴肅以對！ 

當今天Moolenaar的警告在不久的未來發生時，就會在全球範圍內形成可怕的「中國依賴」，這種依賴在科技領域尤其令人震驚，並在台海戰爭中體現出明顯的危機。Rick Switzer指出，「在潛在的台海戰爭中，中國對於一些產品的禁運意味著美國的作戰工業基礎將無法運轉，甚至是整個美國工業生態系統的崩潰」。這是至今為止我所聽到的最為深重的警告！ 

除了科技領域之外，美國在軍事工業對中國製造的依賴，引起了迄今為止最嚴重的「憂美論」。今年6月，美國陸軍退役少將約翰．費拉里(John Ferrari)在接受 DailyMail.com 的獨家採訪時，也發出令人不寒而慄的警告，他說：「中共製造商已深植於美國國防系統」，「中國製造商主導美國軍火行業的供應鏈」；John Ferrari表示，北京可能會削弱美國軍隊 與此同時，人們越來越擔心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發生衝突」；「如果我們與中國開戰，而中國停止提供零部件，我們將無法製造所需的飛機和武器」。John Ferrari依據「國防軟體公司」(Govini)的報告指出：2014 年至 2022 年間，美國對中國電子產品的依賴增加了600%」。這意味中國在「技術領域灰色地帶」的戰略滲透，以及廣義的「中國依賴」，已到了致命性的地步，而這往往是一場戰爭「料想不到」的勝負關鍵。 

John Ferrari提出最好的解決方案，不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而是「購買盟友」(Buy Allies)，因為美國沒有能力獨自解決問題。所謂「購賣盟友」就是「向盟友購買」。這意味在武器系統中的「非技術因素」－政治信任原則－要比技術因素更為重要。 

四，「中國再威脅」意味著什麼？ 

回顧歷史，沒有美國為了「聯中制蘇」而軍援中國，乃至向中國輸出高端軍事科技，幫助中國實現了軍事現代化，就不會有中國的崛起；沒有美國認定中國經濟改革必將帶來民主轉型的妄想而協助中國進入WTO，幫助中國利用廉價勞力與外國投資實現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也不會有中國的崛起。時至今日，再探討「中國再威脅」之際，核心的問題就是：「美國的霸權地位是否開始衰落」？ 

我在這裡引述美國學者亞歷山大．庫里(Alexander Cooley)和丹尼爾．內克森(Daniel Nexon)也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上一篇文章：「霸權如何終結」(How Hegemony Ends：The Unraveling of American Power)。兩人指出，隨著中、俄的崛起，他們在國際上推行的項目已經可以與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體系相抗衡。許多發展中國家，甚至是發達國家，可以尋求中、俄作為替代的贊助者，而不是繼續依賴西方的慷慨支持。華盛頓必須認識到世界已經不再是90年代和本世紀前十年那樣，美國的單極時刻已經過去，而且再也不會回來。 

今日，美國已經深切體認，過去盛行的「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已經讓位於「中國霸權論」。中國不僅沒有崩潰，也不只是單純的威脅而已，更沒有走向美國所期待的「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而是一個正在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新興霸權。簡言之，中國正在全球範圍重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霸權體系。對此，旅美華裔學者張博樹將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和轉變形容為：從「驚人的遲鈍」到「遲來的醒悟」。 

在我看來，基於對中國「專制體制－中美對抗－稱霸世界」之戰略野心的推斷，中國在技術領域的創新與超趕，絕對不會是謀求其國內百姓與世界人民的福祉，而是為了鞏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權力；對於中共而言，科技是政治的工具，不是和平的橄欖枝。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科技的反人道主義濫用」，我稱之為「數位極權主義」(Digital Totalitarianism)，例如利用科技對新疆維吾爾族人進行「DNA採集」和「數位型身心監控」。換言之，「中國再威脅」不只是「再一次」的威脅，而是「擴大性的全球威脅」。 

五，台美合作對抗「中國再威脅」 

面對中國的全球威脅，自由世界必須起身戰鬥。我要明確告訴大家，台灣正處於這場全球威脅的風暴中心。這場風暴，既是意識形態的(民主與專制的對決)，也是經濟的(市場經濟對上統制經濟)，也是地緣政治的(受挑戰的西方對上崛起的中國)，我要加上更是科技的(人道的科技對抗反人道的科技)。在此意義上，台灣已經沒有權利抱持「小確幸主義」(a little happiness)置身事外，而是必須採取「跨界合作」(cross-border cooperation)與「價值聯盟」(alliance of value-system)的戰略，正面迎戰中國再威脅。 

如果前面提到John Ferrari的建議是「購買盟友」，那麼台灣的戰略就是「購買美國」(Buy America)。我們不能再依靠「意識型態的反共」或用一張嘴唱衰中國，例如空喊「暴政必亡」就想贏得兩岸之間的對抗；反共不是「教條」，而是「對策」。我們應該制定明確而強韌的戰略，準備迎戰兩岸之間的「科技對抗」。 

近期，由「美國國際貿易管理局」(U.S.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組織的貿易代表團來到台北，討論如何台美「聯手製造」空中和海上無人機。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與進展。 

今年2月，國防部效法美國「國防創新單位(Defense Innovation Unit, DIU)，成立「國防創新小組（DIO）」。國防部最新書面業務報告指出，創新小組現階段將「無人機指管」、「反制無人機系統」與「水下無人艇」等需求列為優先項目。這項計畫將藉由發展「創新作戰概念」，「確認聯戰需求」，並透過「商情調查」及「公開徵集」等方式，瞭解國內外科技最新發展情況，將經評估符合需求方案，納入國軍建案程序進行籌獲。簡單地說，就是國防需求與民間產能的動態結合，既符合美國「軍工友岸外包」的政策，也可以打造台灣成為「民主兵工廠」的地位。 

台灣方面可以藉此機會，善用台灣在「先進半導體」的優勢，嵌入美國及其盟友在「無人機供應鏈中」更為重要的參與者角色；換言之，對美國來說，可以藉助「台灣製造」來降低美國對「中國製造」的無人機及其零部件的依賴。這是一種雙贏戰略，並且應該在其他領域延伸和推廣。 

我所謂的「購買美國」，是指台美建立「軍工聯合生產」的「全產業鏈」。這是去除「憂美論」和反制「中國再威脅」的必要之舉。軍工生產鏈不僅僅是一種「武器系統」的合作，更是一種「信任系統」的建構，軍工生產的結合必然促進價值與制度的認同與共識，形成更加緊密的價值聯盟。 

台美軍工合作的趨勢，其實也說明台灣的國防武器系統，不僅可以不再維持對美國的「單向採購」，而是可以轉向「雙向聯購」－一種技術與製造結合的強韌體系。一如John Ferrari指出，「在向烏克蘭運送了數十億美元的軍事設備和物資後，美國的武器庫存已降至危險的低水準」。所以，美國技術輸出/台灣生產製造，足以改變這種危險狀態。 

我以一句話總結今天的演講：中國的技術創新與超趕，已構成對包括台灣在內的自由世界的再威脅。這是一個艱難的課題，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希望藉由這篇演講，能引起大家的重視與關切，共謀對策、保衛台灣！ 

謝謝大家！！

專題演講

 

福和會論壇

邁向台美關係新里程

 

主題演講：台美戰略結盟新時代

　演講者：宋國誠博士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2024年4月13日

Ladies and Gentlemen, based on the convenience of Chinese and the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live audience, the second panel will be expressed in Chinese. The title of my keynote speech is: A New Era of Taiwan-US Strategic Coalition. Let’s get to start. 

一，前言 

今(2024)年是《臺灣關係法》實施45周年。在此時刻紀念這一重要的日子，不僅意義重大，也是思考和建構如何深化台美關係與戰略合作，一次重要的契機。 

過去45年來，隨著國際政治情勢的進展與演變，當年制訂台灣關係法的背景與環境，與今日的亞太情勢與台美關係，既有相異之處，也有相似之處。 

相異之處在於，當年美國對中國的認知與戰略思維，與今日大不相同。一方面當年美國基於「聯中制蘇」以及謀求中國市場的需要，卡特(Jimmy Carter)政府在一種對中國的錯誤期待之下，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在某種意義上，等同於背棄一個在二戰期間並肩作戰的忠實盟友；另一方面，在遺憾之餘，美國國會也通過了《臺灣關係法》，以高於美中《三公報》的法律規格，確保對台灣安全與前途的承諾。45年來，歷史已經證明《臺灣關係法》的制定，既是睿智的，也是必要的。 

相似之處在於，台美雙方至今對中共的本質有了深刻的共同認識。一方面，美國已經從對中國的錯誤期待中醒覺過來，並在繼承《臺灣關係法》的原則與精神之下，認識到台美關係的深化與合作，才是符合台美雙邊利益與世界發展的道路；另一方面，45年來已經證明，台美之間共享民主體制與自由價值的事實，使得台美之間強化戰略聯盟已經成為穩定區域和平與國際秩序的必要之舉。

 

二，何謂「台美戰略結盟」？－「台美聯合備戰體系」的建構

 

這裡所說的「結盟」，不是國際政治上的「同盟」(alliance)，而是「聯盟」(coalition)。基於台美之間為不具正式外交關係的友好國家，所以台美戰略結盟不同於類似「美日安保」或「美菲共同防禦」的軍事同盟關係，而是基於更為寬廣的區域和平所進行的安全合作，也就是「以共同的戰略對手為目標的軍事合作」。 

在此意義上，台美目前以及未來的軍事合作，真正的目的並非如大眾傳言讓台灣作為美國代理人的先鋒敢死隊，也不是台灣為了美國從事一場「代理戰爭」，而是為台灣爭取抵抗共軍侵台的時間與空間，以利於美盟軍力進行聯合反擊。因此，我把「台美軍事結盟」定義為「台美聯合備戰體系」的建構，也就是在台美緊密和專業的合作之下，共同遏制中共對台灣以及亞太區域的侵略與威脅。 

但是，這裡所說的「備戰」是從積極意義上來表述的。對於所謂戰爭，一般來說有三種對應方式：一是備戰，二是迎戰、三是作戰。這裡我所謂的「備戰」，不是消極被動的、無可奈何的本土抗戰，而是積極主動的反制作戰。正是在這意義上，台美的軍事結盟才具有前瞻性與效用性，也使《臺灣關係法》在保護台海安全上具有靈活性與可持續性。 

三，台美戰略聯盟的新思維 

我這裡要引述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以及前美國海軍軍官、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克拉克(Bryan Clark)投書於《國會山莊報》篇文章，題為「可能有助美軍捍衛台灣的新戰略概念」(A new strategic concept could be useful in the US military’s defense of Taiwan)，文章呼籲，美國五角大廈應該跳脫傳統思維，以部署「專門部隊」來應對中共對台灣的攻擊。 

文章中有兩個關鍵詞，一是美國的「戰略死局」，意思包括：

1，美軍的軍事投資成本太高，體量過大，周期太長，不堪重荷，不符合實際需要。往往不符合實施「不對稱戰略」的中小型國家。

2，美國依然沿用過去「大型陸地/遠程精準打擊」的戰術，這種戰術可能難以應付中共「短程渡海」的攻勢。 

文章的另外一個關鍵詞是：是「對沖部隊」(hedge force)」。所以，龐佩奧和克拉克提出幾項建議：

1，美國所有的軍事投資與採購，都必須以「抗中」為原則。除此之外，別無他途。美國不應以耀武揚威為滿足，而是以打敗中共為優先。

2，建議以「烏克蘭經驗」為參考，也就是師法烏克蘭以「無人艇」對抗俄軍黑海艦隊的戰術，建立所謂「對沖部隊」，利用「無人駕駛系統」與「軟體技術」，阻止敵人的入侵，以邊際效益最大化的原則取得勝利。

3，美國應該拋棄One-trick pony(一招半式走天下)的迷思，傳向「戰略多元化」的設計。也就是建立高效、迅速的「無人機艦部隊」，而非重金投資於新一代戰機、新動力潛艦、重型轟炸機等而苦等十年或更久的長期計畫。 

我認為，文章對台灣有很深刻的啟示，特別是在應對「短、促、急、猛」的台海戰爭方面，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分別是： 

1，台灣應該從「遠程/重型/昂貴/耗時」的採購，轉向自行打造或台美聯合生產的「近程/輕便/低廉/迅速」的打擊系統。

2，台灣的整體戰術部屬，應該以「反封鎖」、「反孤立」、「反登陸」、「護航道」為四大原則，改變過去「本島焦土防衛」的設計，朝向「超前反制」或「提前瓦解」的方向發展。

3，除了常規、通用的軍隊建置之外，也要組建「專門打擊部隊」，也就是專門針對中共侵犯台灣的「專業軍隊」，配置特種部隊和特種武器。雖然常規與專門之間的界線很模糊，但是可以針對中共攻台的武器系統和戰術攻勢，以「針對性對打」的原則，重新部屬台灣的戰術應用。

 

四，台美「四大軍事領域」的合作

 

現代戰爭是一種涵蓋人類生存空間在內的「全景式混和戰爭」(panoramic hybrid-warfare)，現代戰爭的場域就不僅僅限於海陸空，更涉及所有非常規、非傳統的作戰形態，也就是所謂「五緣戰爭」(海、水下、陸、低空、外太空)所構成的「泛空間作戰」。因此，以目前可行的趨勢來看，台美之間以及未來的軍事合作應該致力於「軍工聯合生產」、「軍事交流與協作」、「新型資訊作戰」、「太空合作」等四大領域。 

(一) 軍工聯合生產 

基於俄烏戰爭的經驗，烏克蘭以無人機、無人艇等「低價高效」的戰術運用，有效抵制俄羅斯的攻勢，甚至幾乎摧毀俄羅斯的黑海艦隊；以及基於美國對台軍售出現交付遲延的現象，所以台美之間可以就「高性能制導火炮」、「電子作戰設備」、「無人駕駛系統」和「軟體技術」四個方面，進行聯合生產。一方面補充美國軍工產能的不足，一方面達到對台灣即時支援的作用。 

(二)「軍事交流與協作」 

1，區域聯合實戰演習：台灣軍隊與美盟軍隊的實際戰爭操演。 

2，戰時後備補給實戰演練：人員與路線的實際操演。 

3，建立「台美聯合演訓基地」：在台灣本島或周邊海域建立台美專業聯訓體制與基地。 

4，建立「台美聯合對沖部隊」：利用「無人駕駛系統」和「軟體技術」建立「無人機艦部隊」。 

(三)新型資訊作戰 

1，文化作戰

應對網絡戰爭的第一步，在於熟知敵方的語言與文化。最近印度為了與中國的領土爭端開設「藏學課程」，讓軍官及士兵更了解藏區歷史、文化、語言和地形，印度軍方表示，將「藏學」引入印度軍官培訓，是作為對抗中國的一項戰略措施。那麼，台美在軍事合作上是否也應開展類似課程？ 

2，情報即時共享機制

建立台美「即時情報共享平台」，建立台美「共同作戰圖像系統」，建立台美「動態聯合作戰框架」。特別是利用AI技術與大數據，以情報優勢取得戰場優勢。 

3，輿論作戰

輿論戰是一場烽火連天卻不見煙硝的戰爭，戰前的防衛宣導和戰時的戰況宣傳，都是左右戰爭結果的關鍵因素。

在兩岸，中國試圖以軍機繞台、金門漁船翻覆事件和M503航線改變現狀。在南海，中國試圖以與事實相反(違反2016年海牙國際法院的判決)的中國敘事，改變菲律賓在南海的主權。在日本，中國試圖以核汙水毀壞日本的國際信譽。中國透過中共政治話語詭辯術已對第一島鏈國家進行輿論的第一打擊。

因此，可以考慮成立「美台資訊聯合作戰中心」，除了破除中共的假訊息(misinformation)和「深偽(deep fake)資訊」的侵擾，也可以取得輿論主導權。 

(四)太空合作 

1，台美軍民兩用太空合作

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法蘭西．希爾(French Hill)、民主黨籍眾議員亞迪拉．卡拉韋奧(Yadira Caraveo)、共和黨籍參議員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t)、民主黨籍參議員塔米．達克沃斯(Tammy Duckworth)，於今年3月13日共同提出2024年《台灣與美國太空援助法》(Taiwan and America Space Assistance Act of 2024, the TASA Act)，希望授權「美國太空總署」(NASA)及「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與台灣的「國家太空中心」(TASA)，在民用太空事務上合作。我認為這一建議非常可行，應該積極和立刻的推動，並且逐步往軍用方向發展。 

2，台美衛星合作

「衛星」是戰場上的眼睛。我們已從俄烏戰爭和以巴戰爭中的衛星定位系統獲得實證，導彈和無人機透過衛星系統可以精準定位敵軍位置及實施精準打擊。中國目前已經以「北斗衛星系統」全時域定位，掌握台灣以及周遭海空域的所有動態。我的反制行動有國軍建置的「衛星定位防護系統」及中科院研發「合成孔徑雷達衛星反制系統」。 

台灣「數位發展部」為強化國內通訊關鍵基礎建設，於2024年3月28日發表「強化國家通訊網路韌性方案推動成果」，在所宣布的七百個非同步衛星站點中，第一期已經完成十六個站點的建置，其中有九個站點是中軌衛星站點，其餘是低軌衛星站點。數位部長唐鳳指出，在中軌衛星SES的部分，太平島預計四月開通訊號，低軌衛星One Web則預計上半年可以開通。數位部韌性建設司長鄭明宗說，九個中軌衛星站點，有七個在台灣本島，一個在馬祖，另一個在太平島；太平島過去只有同步衛星，加入中軌衛星之後，網路頻寬可以較過去增加五倍。 

其他，則由國家太空中心籌組的衛星系統整合公司，負責推動和發展低軌衛星「珍珠號」和「台版星鏈」，如能獲得美國的協助，將更能於戰時派上用場。 

3，氣象監測

「氣象」是戰爭的關鍵因素，我們可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諾曼地登陸」得到驗證。任何作戰計畫和軍隊編制都必須考量氣候，熟知第一島鏈(日、台、菲)的氣候狀況，以及中國各軍區所在地的氣候狀況絕對有其必要。 

目前，我國「環境部」與「美國太空總署」(NASA)合作進行「南台灣3D空品實驗」。這項實驗，未來也可以擴展為「軍事氣象」的參考與運用。

 

五，結語

 

今年是《臺灣關係法》實施45周年。我們對於深化台美關係與台美軍事結盟，深具期待與信心。台美合作，則台海和平，台海結盟，則世界安定。以上的主題演講，拋磚引玉，希望能促進以上目標的實現，並就教於各位先進。謝謝！

專題演講

 

勵志基金會演講

2025/08/09 

我對未來世界的宏觀看法

─「後數位時代」(Post-Digital Era)與資源匱乏的二元世界 

演講人：宋國誠博士 

“我們的技術顯然已經超越了我們的人性，這讓人不由得毛骨悚然”

─愛因斯坦─ 

“機器人將把任何事情做得比人類更好”

─伊隆‧馬斯克─

  

前言  二元分裂的世界：AI高歌猛進/資源已告匱乏 

首先，我來介紹今天的演講者，也就是我自己。 

我之所以選擇這個演講題目，一方面是長期以來我對「科技進步主義」的質疑和批判。我覺得我的「低科技的童年時代」，要比年長之後的「高科技的年長時代」，要更加自由、從容和快樂。小時候，我家門前有小河，清澈透涼，隨時可以在小河中抓到小魚、小蝦和蛤蠣，我與我的童年玩伴，過著「真情滿滿」的童年時光；年長之後，我家門也有條小河，但這條小河卻是工業廢水的排放之流。 

我天生抱有一種對「霸權」的厭惡，無論是政治霸權或科技霸權，我始終認為沒有對弱勢的剝削就不會有霸權；但我不是一個「情感主義者」，而是「科學人文主義者」。在當今的數位時代，科技剝削的形勢更加多元化和隱蔽性；其中AI的武器化、軍事工具化、弱民主化，以及對勞動者更加深入的身心剝削，尤其引起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關切。 

所謂「後數位時代」(有人稱之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我把它定義為「AI異化社會」，它是繼網路通訊(網路社會)之後，受到AI主控(甚至是「對人類的反控」)

的新時代。這是一個科技權貴財富無限積累而環境資源相對剝奪的時代。 

我們可以把AI(人工智慧)理解為一種運用機器處理材料，以生成決策、預測與建議等等輸出結果的技術。從個人電子郵件各種填寫功能，到無人機戰爭中指引目標的武器系統，都屬於AI的範疇。實際上，AI是各種科技的混合體，包括電腦視覺、模式識別、自然語言處理；他所面對的，其實不是當代人類，而是緊隨著像音速般快速發展的AI技術的「後人類」(post-human)。後人類，是指從「人機共生」到「人機競爭」的人類世代。 

當前，對AI的評價出現兩極化，一方代表經濟成就、科學進步與財富的集中，一方代表失業、專制決策與技術無產階級。隨著「科技人文主義」的警惕與反思，AI對人類的宰制已經開始獲得重視。簡單地說，人類未蒙AI之利，先受AI之害。 

一方面，在科技狂熱主義的推波助瀾之下，世界正在分裂為掌握世界財富的科技菁英集團，以及被科技列車甩出軌道之外的AI文盲階層。許多研究表明，AI正在助長世界的階級鴻溝與貧富差距。人們看到AI，總是一顆閃閃發亮的大腦，殊不知，我們都只是「餵養機器」(feeding the machine)的血汗勞工，我們不斷幫助維持AI數位基礎設施的呼吸和血液，不斷為機器賣命與服務。換言之，AI是維持全球不平等的權力系統，它豢養的是數位經濟中的權貴階級，服務於那些把它創造出來的人，而不是我們這些普通大眾。AI增強並鞏固富人與權貴的權力，也將現存的社會偏見嵌入各種數位歧視的形式中。 

另一方面，AI也助長一個「超級過度工業化」(excessively industrial society)的來臨。這個社會是一個「異化社會」(alienated society)，這是一個人類發明了機器但機器反過來控制人類的「倒立社會」。由於AI是一種「資源高消耗」的產業，它對地球資源的掠奪已經超出人類的「基本生存線」，使地球資源出現了生存底線上的稀缺狀態。這不是資源分享的公平性問題，而是全人類都面臨拚死爭奪的匱乏性問題。 

或許有人認為，現在的AI機器人雖然具有深度學習能力，但它還無法像人類一樣「憑空想像」，它的深度學習能力只侷限在現有的數據、知識、預言和結構上。但是這種假設，必須具備兩個前提：一是人類的利益(包括願望與創新)與AI的功能之間取得「目標的一致性」，專業術語來說，這稱為「一致性問題」；二是必須具備完整的「AI自律」，也就是AI接受人類的控制。但是，既然今天的AI機器人能夠讀懂人類提出的問題，那就有可能通過AI學習而具備自我意識。換言之，AI有可能「抗命」，或是因為人類數據輸入或指令失敗之時，可能就是AI失控的一天。 

本次演講，我並不反對AI，的來臨，而是著眼於這個由AI主控的「後數位時代」所帶來的負面衝擊與危機。AI無辜，但盲目發展AI以及人為不當的意圖，可能使AI失控而成為反噬人類的利器。AI的負面性，包括對人類創造性思維的阻卻與「致懶」作用，雖然AI不會阻卻所有人的思考，但會阻卻許許多多「AI成癮」者懶於思考；其他例如AI的高速發展對環境和稀缺資源的掠奪，特別是水資源的榨取，AI助長假訊息與各種「數位詐欺」行為，在地緣政治上的武器化，以及「AI專制」體制下的數位集權主義。最後我提出「民主AI」應對「專制AI」的必要性，人人都應該對AI抱有批判性的思維，以避免AI強大的力量變成傷害人類的工具。 

我要強調的是，當今AI的快速發展，會決定我們未來世界的面貌。AI不但會加速所得不均、失業加劇、思想扁平化、隱私侵犯和智財竊取、環境剝削、中產階級塌陷，也會增強獨裁者社會控制的能力，不論對於經濟或民主社會的影響，都是偏向於負面的。有些人以為AI是我的好朋友，天天賣力為我工作，但AI也是專制獨裁者「最好的朋友」。 

我非常同意《權力與進步》一書的觀點：現今的自動化科技並非是為了提高勞工的生產力，而是明確地為了要取代勞工而發展。作者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賽門‧強森(Simon Johnson)指出：每千名工人多出一台機器人，會使整體就業率降低約0.2個百分點、工資下降約0.42%。也就是說，每增加一台新的機器人，將使大約3.3名工人失去就業機會。而對不同人口群體的影響也不盡相同：自動化對男性的負面影響大於女性；對於教育程度低於大學的人來說，自動化對就業和工資都有負面影響，但對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的人來說，卻沒有正面效應。 

兩位作者把AI科技稱之為「不過如此的新科技」("so-so" new technologies)，因為AI發展至今，大部分還只停留在把可被測量與描述的人類行為，運用程式加以模仿、處理的層次，它太強調模仿人類的智慧，因此頂多只能當作人類心智可處理事物中某些「子集合的次佳替代方案」；但是AI所產生的「置換效應」(displacement

effect)─AI對勞工的淘汰現象，卻不可忽視。 

一，AI：史上最大規模的掠奪 

AI起源於對人類一顆「無極天才大腦」的崇拜，它正經歷「仿人腦」、「類人腦」到「超人腦」的演進歷程；這是一種站在上帝的位置以上帝形象創造「仿上帝」之人類的創世紀神話。但這種「僭越上帝」的狂想，試圖以「數位宇宙」取代「真實宇宙」，這種危害和災難，已經被許多良心科學家、環保人士與人文主義者指證歷歷。  

《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前主編富蘭克林‧福爾(Franklin Foer)在《沒有思想的世界》一書中指出：在全球三大壟斷企業─Amazon、Google、Facebook的控制之下，我們離開富有活力的智識生活已經非常遙遠，他甚至警告，這些科技寡頭利用消費貪食利潤是未來人類生存的最大威脅。這種無時無刻的操控，使我們忘記了科技企業的核心職責：創造思想。換言之，今天的AI技術，已經不再「創造思想」，而是代替並控制思想。他們不斷用「演算法」，牽制我們們該讀什麼新聞、買什麼商品、旅行走什麼路線，乃至把哪些朋友納入自己的小圈子。人們以為方便和簡單，實際上是接受控制和擺布。 

二，機器學習代替人類思考 

AI的功能是促使人類停止思考，並接受「消費導向的替代性思考」。當AI學習取代人類思考，人類將重返停止思考的蠻荒年代。在這種機器不斷更新、人性不斷退化的社會中，「人機關係」取代了「人際關係」；人與人的交往通過「設定」(setup)完成，童叟無欺的誠信交易通過「轉檔」(convert)來實現，人品與性格以「編碼」(coding)來標記；遇見真人感到陌生和疑慮，與機器人聊天反而貼心又親切。在這種「人機社會」(human-machine society)中，人與人的介面是一串演算法，不是真情與溫度；人的價值以競逐利潤的能力與效率為尺度，人的尊嚴以汽車住房來衡量，人的品德成為skip(略過)的圾垃資料。當前的AI社會，競爭太多、合作太少，社會成為戰場，躁鬱和戾氣已成常態。 

即使AI沒有阻卻人類的創造性思考，至少已經塑造所謂的「庸俗品味」。科技公司總是噁心的把網路世界的「強制推播」說成「演算法美學」，以掩飾一種「浸潤式洗腦」。你通常以為時髦的美學品味，實際上往往是科技公司、廣告商、社群平台操縱演算法之下的「資源回收」，使你成為「二手消費者」。我把這種推銷策略稱為「眼珠經濟學」，他們只是利用AI進行收集和運算「別人已經喜歡的東西」，然後複製到我們身上；我們以為掌握了潮流，實際上只是個「跟屁蟲」。 

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選出2024年的代表字：「腦腐」(brain rot)，指稱「過度接收瑣碎而無挑戰性的網路資訊」，正是這種「眼珠經濟/跟屁蟲美學」的最佳說明。 

二，不是我們利用AI，而是AI利用我們 

我們以為，我們在利用AI來完成我們的工作、實現我們的目標。實則不然，是AI在利用我們。它，AI，蒐集了我們在網路上留下的所有痕跡，包括我們的的品味、個性、消費傾向和政治立場，並通過一系列的規則(也就是演算法，algorithm)加以利用。所謂「演算法」，就是通過有限的程序或被規劃好的步驟，解決特定的問題或達成特定的目標。聽起來很棒，但實際上我們都成了「AI寶」，一個網路巨嬰。因為，是AI決定我們「必須」看什麼？而不是我們自己決定「應該」看什麼！在「必須」與「應該」之間，正是控制與自主的區別所在。 

人們經常以為，AI總是無怨無悔的、從不疲倦的為人類工作，實際上，對於從事於AI底層工作的勞工來說，情況正好相反。在《血汗AI：為人工智慧提供動力的隱性人類勞工》一書中，作者指出：「複雜的軟體之所以能發揮作用，背後是數千小時低薪且技術含量低的勞動，這些隱藏在後面的勞工才是被迫像機器人一樣的工作，盡力使人工智慧變得更像人類」。換言之，不是機器為人工作，而是人像機器一樣為機器工作。 

三，AI助長假訊息 

許多研究發現，「真實資訊」很少會迅速擴散到1000人以上的群體，但虛假訊息的前1%，經過轉發，可以很輕鬆地擴散到10萬人的群體中。把真實資訊傳播給1500人所需要的時間，大約是把虛假資訊傳播給同樣數量的人所需時間的6倍，而且虛假資訊會被更多的獨立用戶轉發。換言之，虛假資訊的傳播範圍明顯比真實資訊更快速而廣泛。是什麼力量推動這種虛假訊息快速傳播的效果？ 

在AI技術的推動下，機器人成為製造虛假新聞的重要推手。機器人會不斷地提到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給這些人推送虛假新聞，讓有影響力的人來轉發這些虛假新聞，一旦它們成功了，這些虛假新聞就會被放大，而且會被合理化，我稱之為「權威性傳播」。吊詭的是，在虛假新聞的傳播過程中，所謂「意見領袖」往往與受到演算法操縱的機器人扮演了「共生」的角色：於是通過誘導人類，AI機器人實現了虛假新聞的傳播。換言之，「資訊泡泡」已經當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都被假訊息愚弄和操縱，被困在不斷被過濾並且強化偏見的資訊氣泡中難以脫身。 

另外，AI技術還會製造所謂「文化盲區」，讓人們只關注主流社會和發達國家，卻對第三世界的情況視而不見。正如我們一直關注川普的關稅問題，但卻忽略迦薩正面臨恐怖的饑荒。 

四，AI是一種高耗能產業 

AI本身是一種電力高耗、高碳排放、水源掠奪、環境污染與非永續發展的產業。換言之，AI將帶來人類電力與水源耗竭的厄運。  

AI研究專家Kate Crawford 依據科學數據與親身採訪，在“Altas of AI”《人工智慧最後的秘密(台譯)》一書中指出：「建立AI系統，得靠著剝削地球能源、礦產資源、廉價勞工和大規模資料」；「科技業對稀土礦物、石油和煤炭的需求龐大；但是真正的採掘成本從來都不是由產業本身來負擔」。「在軟體層面，要建構自然語言處理和電腦視覺模型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爭相推出更快更高效的模型，也促成了貪婪的運算方法，擴大AI的碳足跡。從馬來西亞為了鋪設第一批跨大西洋海底電纜而導致乳膠樹木被砍伐殆盡，到內蒙古包頭市為採掘稀土而殘留劇毒的巨大人工湖」。換言之，AI不只是關於程式碼或演算法的故事而已，它是一個關於從掠奪地球稀有礦產(稀土和各種金屬與化學元素)為起點，最終走向「地球廢棄場」的過程。 

 五，AI：污染性的吃水怪獸  

在此同時，AI產業也是一隻至今難以遏止的吃水怪獸。從電子郵件、串流影音到生成式文章或「深度偽造」(Deep fake)，這些線上活動都是由大型的電腦伺服器機架處理，這些設施稱為「資料中心」，有些規模甚至有幾個足球場之大。當電力流經電腦時，設備就會發熱。  

為了處理伺服器機架的冷卻問題，即使最一般性的估計，一個傳統大型數據中心每天的用水量可達500萬加侖，相當於一個2萬至5萬居民的城鎮單日的用水量。依據《英文大紀元時報》一項綜合性研究的報導，AI平台Chat GPT在生成10至50條中等長度回覆時，消耗的水量相當於一瓶500毫升的飲用水；依據全球知名數字營銷平台Semrush今(2025)年5月份的數據，Chat GPT每月的訪問量約為52.4億次；而依據Open AI自己發表的數據，Chat GPT每月回應約300億次的查詢，而它只是眾多AI機器人中的其中一個。 

另依據2021年一份關於數據中心用水量的報告，在用於冷卻的水量中，來自飲用水源(非回收或再利用水源)的用水量比例高達57%。換言之，AI冷卻水正在侵蝕人類的正常飲水。另一方面，一些用來冷卻系統組件和消防抑制泡沫的「製冷劑」，含有污染性的「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質」(PFAS)，這些被稱為「永久性化學物質」不會自行消除，甚至會形成生物積累，即使在濃度極低的情況下也會對人類的內分泌系統造成干擾。  

六，AI對水資源的耗損 

當然，地球資源趨於匱乏已不是新鮮的話題。我這裡只談AI與水資源匱乏的關聯性。 

依據Veolia的研究，資料中心的需求量非常大。遠端工作和線上會議的興起，串流媒體網站和線上遊戲平臺使用的增加，以及5G等新興技術所產生的大量資料，都對世界各地資料中心提供的計算能力產生了更大的需求。因此，在過去的幾年裡，為了滿足新的資料密集型數位世界的需求，新資料中心的開發以及現有資料中心的擴建速度急劇加快。事實上，超大規模資料中心的數量，在過去五年裡翻了一倍。一直以來，資料中心都是依賴於市政飲用水的供應來進行冷卻的。換句話說，資料中心的爆炸性發展和擴張，導致了水資源日益匱乏的局面持續惡化。 

資料來源：https://www.techbang.com/posts/118057-ai-water-data-center

 

依據the register的研究，在2023年之中，Google就消耗212億升水，其中AI用水量激增20%；光是和Chat GPT聊天就非常浪費水，預估2027年全球AI耗水可能達到66億立方公尺。 

依據科技媒體工作者netizen的研究，Chat GPT每進行一次簡單的對話，需要喝一瓶500毫升的水，一個問題大約包括20-50個問答。但這只是針對一個約1750億參數的GPT-3模型；以今天的標準來看，GPT-4估計擁有1.7至1.8兆個參數，換句話說，聊天機器人需要喝更多更多的水！ 

七，在AI的另一個世界：「水資源匱乏」(water scarcity)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到2025年，也就是今年，全球人口的一半以上將生活在水源緊張的地區。2025年，全球將有20億人生活在絕對缺水的國家或地區；在現有的氣候變遷情境下，到2030年，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將生活在嚴重缺水的地區。換言之，在短短5年之內，原先全球一半的人口將從水源緊張快速進入嚴重缺水的狀態。毫無疑問，這對人類健康、經濟增長和生活水準已構成嚴重的威脅。 

在AI產業高歌猛進之際，全球正在面臨資源分配不均的災難。換言之，AI的成就絕不是一般人以為只是驚豔、新奇或一場發財夢而已，它是人類走向「進步性自毀」的歷史路程。 人們也許認為，通過所謂「AI自律」可以獲得改善，但是主控AI產業的資本利得集團，他們不會自律！ 

八，AI的武器化 

依據法國《世界報》(Le Monde)2025年6月28日報導，AI強力推動了臉部辨識系統發展，成為威權專制國家加強對人民監控以及壓制反對立場的武器，且多數系統設備來自中國大陸。中共透過補貼等優勢，持續加強相關AI監控技術的發展，並且無限制向全球專制國家出口，成為威權治理重要工具。對此，我稱之為「數位極權主義」。換言之，無論AI再怎麼無辜，它正在成為專制政權的幫兇。 

除了中國之外，近年來俄羅斯也擴大安裝百萬具監視攝影機，約半數具備臉部辨識功能。在2022年侵略烏克蘭後，莫斯科當局還加碼投資，加強監控系統，例如監控並協助逮捕2024年3月出席著名異議人士納瓦尼葬禮的民眾。 

中共早在2005年就設立「天網」監控系統，2016年啟動以臉部辨識系統為主的「銳眼」計畫，除加強對新疆等少數族群與反對者監控，也使大陸成為全球臉部辨識技術最大輸出國，成為威權專制國家打壓異己的工具。 

更令人憂心的是，「AI武器化」已經成為當代國際衝突的火源，AI霸權爭奪戰已經成為國際戰爭的板機。換言之，AI不只是AI，而是國力爭霸的象徵、民族沙文的桂冠、地緣政治的引信。在專制陣營中，例如中國與俄羅斯，都在奮力開發「AI制導」的殺人武器，意圖破壞世界秩序與人類和平。一如AI科技只是少數技術菁英得利，多數人則是科技賤民一樣，未來一場AI戰爭不是假設，而是即將到來的現實。 

九，「數位民主化」與「數位專制化」的對決 

基本上，數位科技既不支持民主，也不反對民主。AI技術的發展也不必然要配合政府監控媒體、審查資訊、壓迫公民的需求，這一切取決於對科技發展方向所做的選擇。問題是，數位可以在民主社會傳播，也可以落入專制政體的手中。 

自2014年以來，中國地方政府對於臉部辨識與其他類型監控的AI技術需求大幅提高，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一旦看到當地開始醞釀不滿或出現抗議活動，就會希望利用科技監控來維護治安。這就會引來「數位專制」的惡性循環：擁有龐大權力與資金的政府希望壓制異己，因此需要開發更多AI技術來控制人民，這種需求愈強，研究人員就會愈加開發新的AI技術來滿足政府專政的需求。壓制人民的AI 技術愈成熟就愈能得到專制政府的青睞。這就是增長型數位專制的不斷進化。 

另外，由於AI無法做出道德判斷。如果過度依賴AI對法律的執行，那就會造成「道德的外部化」，也就是人類放棄自主性的道德判斷，將它轉移為「機器判斷」。當這種「數位執法」不再以尊重公民的自主性為核心價值，而是通過技術化的高效率手段進行全方位監控與懲罰，這就會降低公民的參與感與責任感，形成對「非道德化的數位執法」的屈服。人們不再依據道德的自覺性，反而陷入一種與數位科技的「追逃遊戲」。我們已經看到交通科技執法經常造成「道德困境」─例如為了讓路救護車而闖紅燈，但依然受到交通規則的處罰。 

有鑑於此，全球民主社會提出了「民主AI」的需求。Open AI於近日宣布，將在美國政府「Stargate」計劃的協作下，提出了「OpenAI for Countries」，為各國提供安全的數據中心建設，以符合當地的數據主權要求，同時也幫助各國在全球AI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強化民主價值與人權保護，對抗專制體制對AI技術的濫用。 

十，結論 

在「後數位時代」，世界已經分裂成「科技利益集團」和「生態匱乏難民」的二元世界，形成「科技集團」富者越富、科技資源掠奪下的「資源難民」窮者越窮的狀態。全球知識菁英、科學家與社會大眾，都應該正視這個後數位時代所帶來的「技術優勢/資源不公」的二元裂痕，為「民主AI」貢獻自己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