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2日 星期四

時事評論

 

《鏡報》宋國誠專欄

日本將重塑亞洲領導地位

我對未來時局的看法(107) 

本文發表於《鏡報》,2026210

https://www.mirrordaily.news/story/44479


從「高市路線」到這次大選的勝利,象徵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二次崛起」。東方IC


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在28日的眾議院大選中勢如破竹,取得了輾壓式勝利。開票結果,自民黨不僅單獨過半,甚至取得3分之2絕對多數的316席,加上執政盟友「日本維新會」的36席,已拿下352席,囊括了眾議院465席中逾4分之3的「超級多數」。選舉之後,自民黨由選前的198席大幅躍進至316席,不僅超越1986年中曾根康弘政權時期的紀錄,更創下自民黨1955年創黨以來最高席次。 

從「高市路線」到這次大選的勝利,象徵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二次崛起」,並將重塑日本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這其中,不僅「抗中保台」路線大獲全勝,也瓦解了中國的「辱日」政策和外交霸凌。 


中國的戰略催醒 

自民黨大勝的原因雖然很多,但主因來自中國的罵街外交「催醒」了日本的強國意志,並且製造了中國自身在戰狼外交和經濟脅迫的雙重破產。自高市首相發表「台灣有事論」以來,北京就對高市首相發動空前的「外交罵戰」,(薛劍公使的辱罵)與「經濟制裁」(暫停水產進口、限制觀光、稀土禁運)。原本想透過打擊高市聲望和破壞日本經濟來抵制日本,結果不僅踢到鐵板,更慘遭滑鐵盧,給足了日本修憲、防衛預算提升至GDP 2%以及發展「反擊能力」最完美的政治藉口。選舉結果顯示,中國越打擊,高市支持度越高,高市在個人選區得票率甚至高達 85%。換言之,北京的低智外交不僅沒有奏效,既無法打擊日本政局,反而成了「高市路線」的最佳助選團。

 

高市取得修憲的金鑰匙 

執政聯盟拿到三分之二席次,確定高市首相取得了「修憲公投」的金鑰匙。日本極可能在 2026年底前正式修改憲法第九條,將自衛隊的地位明確化,徹底解除武器出口與集體自衛權的法律限制,甚至升級為「日本國防軍」。這是中國「辱日反自辱」的惡果,未來更將面對「戰略誤判下」的日本衝擊與圍堵。

 

「台日戰略共同體」的法理化 

選舉結果出爐後,賴清德總統第一時間表達恭賀,顯示台日關係進入了「準同盟」的蜜月期。這次大勝代表日本選民支持高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戰略判斷。未來幾年,日本將不再理會北京關於「干涉內政」的叫囂,而是加速推動「台日技術整合」、「數位FTA」、「晶片同盟」等等為內涵的戰略共同體。

 

啟動日本「正常化大國」 

自高市上台以來,就以「被動防禦轉向主動重塑」的鮮明路線,開啟日本二次崛起的柵門。高市首相不只是「簡單繼承」安倍經濟學,而是升級為「高市經濟學」。她把政府投資精準投注在17項戰略產業(半導體、AI、量子、航太等等),以「明治哲學」/技術超越」的策略,帶動國家二度升級。高市大膽主張擴張性財政,雖然堆高了利率與債務疑慮,但卻有效終結了日本「30年失落」的信心危機,提振了國民意志與強國願望。


高市首相引領的「日本崛起」,將重塑未來「泛亞太」的戰略圖景。東方IC


台日關係大躍進 

大選獲勝之後,不僅取得「台灣有事=日本存亡」合法認證,日本的對台政策更從口頭關切進入實質合作。在此意義下,台灣不只是「台灣的台灣」,更是「日本的台灣」。換言之,台灣將成為日本崛起的戰略支柱。中國對台灣的每一步進逼,都會轉化為日本對台灣一分馳援。這將使得台海問題從兩岸恩怨,變成日中之間的宿命對決,徹底粉碎中國「台灣內政論」。

 

重塑東亞新秩序:日本雁行 

高市首相引領的「日本崛起」,將重塑未來「泛亞太」的戰略圖景。如果我先前提出的美國「三叉戟」戰略(美日、美台、美菲),再疊加日本的「小多邊」戰略,將形成更強大的「圍堵中國網」,逼使中國戰略退卻與收縮。 

中國常以「小日本」譏諷日本,未來將面對「大日本」的強力競爭。很快地,日本將建構一種「JAPHIVN連鎖戰略」(日、澳、菲、印、越),透過「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聯合印、澳軍事合作,提供菲律賓、越南等國軍事裝備。換言之,日本將取代「中國挑釁者」並成為亞洲民主國家的「安全供應者」。這個東亞新秩序不再單純依賴美國的遠程投射,而是由日本牽頭,整合區域內各國的力量,形成「日本雁行戰略」,一道物理與政治上的「抗中長城」。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必須保衛台灣

─所以我寫《圍堵中國》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25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51210


一場黨內整肅長達14年,證明習近平
已經陷入「用人不忠、無忠可用」的地步。(美聯社)


作為台灣的一名學者,必須是一個「公共知識份子」,不能遁世或逃避;不能無視於中共對台灣的威脅與侵犯,不能放棄保衛台灣民主體制的責任。必須認識台灣不僅是「華人民主生命共同體」與「現代文明」的典範,更要努力促進台灣民主體制的鞏固、發展和永續。知識分子不能愛錢,只能愛國,這是一份責任。 

我研究中國問題36年,唯一的結論是:保衛台灣就必須圍堵中國。反之,擁抱中國者,就是厭惡台灣。


(《圍堵中國》書封)



一,我的寫作理由 

我之所以要寫《圍堵中國》一書,有五個理由,三個理念。 

1,我希望提供給台灣人民一個清晰的、未來趨勢的「國際觀」,將混亂的國際新聞轉化為可預測的邏輯,讓讀者獲得對未來趨勢的掌握感。我努力證明:接觸政策已經死亡,天下圍中已經成形,儘管近期若干西方領袖訪問中國謀取商業利益,也無法改變這一結構性定律。什麼定律?作為現代文明基礎的普世價值,由不得中國挑戰!在此時刻,價值選擇沒有模糊地帶。 

一個政權為了維持個人獨裁,不惜揮霍改革開放40的紅利,乃至以反腐之名行整肅之實,從郭伯雄、徐才厚到張又俠、劉振立數十名將領的落馬,一場黨內整肅長達14年,證明習近平已經陷入「用人不忠、無忠可用」的地步,證明中國已經進入不可逆轉的「衰敗路徑」。我書中的「從『中國夢』到『中國窮』」以及「中國的12大危機」兩篇文章,描繪一條「由內衰到外敗」的習近平路線,證明「圍堵」已成一種客觀理性和別無選擇的全球戰略。過去30年,西方對中國的綏靖主義已經終結,一種由「去風險」(de-risking)到「去中國」(decoupling from China,再到「深圍堵」(deep containment)的趨勢,已經清晰可見。換言之,圍堵中國是「歷史大勢不可阻擋」。 

2,我希望建立一個抵抗中國侵害台灣的「國民意識」:既要拒止外敵,也要防範內賊,這是我的寫作目的之一:「認知重塑」。台灣必須告別對中國的政治幻想與經濟天真,也無須在大國之間左右逢源。我書中的「一分為二的『再全球化』一文,說明了全球供應鏈已經演變為民主與專制的二中選一;在台灣內部,尤其必須防範「台灣吳三桂」,警惕中國對台灣的「飽和式滲透」。台灣唯一的出路是站在全球民主供應鏈的關鍵位置,建立強大的國家韌性。 

3,我希望提出一個民主體制的保障戰略。這包括建立以「非紅供應鏈」為基礎的「數位主權」,啟動以「認知防疫」(Cognitive Quarantine)為機制的「心靈國防」,從「單邊承諾」轉向「集體防禦」(Collective Deterrence)的戰略選擇,以健康隔離為防護的「去中國風險」(De-risking from China),我稱之為「戰略免疫學」。換言之,台灣必須建立不被勒索的韌性、不被統戰的智慧。因為如果心理免疫和關鍵技術掌握在專制政權手中,民主投票將變得毫無意義。 

4,我希望讓台灣人民感受「中國威脅」的現實性:警惕中共對台的「內統」策略和暗黑戰術,揭露中國的「蛛網策略」與「溶台陰謀」,以及隨時可能發生的武力攻台。我實際上是在提供「解密敘事」(Decoding Narrative),揭示讀者真正需要但尚未意識到的真相,跳開中國虛偽的敘事螺旋。放棄消極逃避,轉向主動防禦。 

5,我希望提供一個「台灣理念」─親共必將亡台,反共才能自救。我要求讀者明白:圍堵中國不關乎藍綠立場,而是「宿主(台灣)」與「病毒(中共)」之間的生物性對抗。 


《圍堵中國》在傳達三個理念: 

1,文明隔離(Civilizational Quarantine):圍堵不是利害之爭,而是文明之爭。台灣民主的延續必須在道德與智力高度上驅離中國病毒。在此意義下,「圍堵」就是讓自己成為一個專制病毒無法寄生的健康機體。因為中國對台灣的「細菌感染」,是一種隱蔽、持續性的社會發炎,比宏觀的軍事打擊更危險。 

2,台灣主體性:透過認清中國敵意的殘酷真相,從心理與經濟上完成自我建設,不再被中共的強權敘事所綁架,轉而以「台灣敘事」建立自身的戰略主體性。我希望用冰冷的現實─圍堵的必然性,來取代模糊的恐懼,讓讀者在憂慮中找到「台灣必須強大」的確定性。 

3,以「基石論」取代「棋子論」:台灣絕非美中博弈被犧牲的棋子,恰恰相反,台灣是中國對抗美國的籌碼和騙術。台灣既是印太柵門,也是全球矽盾,更是民主模範,是全球秩序中不可或缺的基石。台灣應該丟棄自卑,轉向自重。

 

二,我的寫作策略:「辯證的讀/寫理論」 

我的《圍堵中國》有其特殊的書寫策略,叫做「辯證的讀寫理論」。傳統的寫作是作者寫出自己的觀點,單向要求讀者閱讀。在這種「作者中心/灌輸論」之下,作者是一個主動表達者,讀者則處於被動接受的地位。但我的寫作正好相反,不僅傳達「世界─中國─台灣」的三環認知框架,更是預先依據讀者的「閱讀期待」(Reading Expectations)來部署我的寫作策略,也就是透過「滿足/搓破」讀者的閱讀期待,建立一個「意義共同體」:必須圍堵中國。我從讀者「潛意識中的恐懼與對真相的渴求」這一複雜的「閱讀前意識」出發,讓讀者覺得不再是被動受資訊轟炸的受教者,而是能看清病灶的專業醫師,進而建立一個「圍堵中國的意義共同體」:台灣必須強大,敵人必須崩潰。 

依據「閱讀期待」理論,《圍堵中國》的章節,就不只是一種「前後排序」,而是一種「認知節奏」。首先,我提供一個未來導向的「國際認知框架」,分別從「未來格局」、「戰爭型態」、「台海安全」、「中國威脅」五個線索,來分析世界情勢的演變;而後以「多回合」(拳擊賽的比喻)來分析美中貿易戰,讓讀者以「條理性節奏」來認識美中之間的交鋒與博弈;基於美中博弈,再深入討論美國對中國的「深圍堵」策略;最後則以台灣如何認識中共對台灣的陰謀,與國際社會一起「合圍中國」。 

例如,在第一部的「國際風雲」中,讀者的期待是認識未來世界的「趨勢」,特別是「戰爭問題」,我在這裡說明了「中國崛起就是好戰」;第二部「美中貿易交鋒」,讀者希望看到的是美中到底在「戰什麼?」,這就需要從美中之間「你來我往的籌碼較勁」來動態分析;第三部「圍堵中國」,讀者希望看到的是「為什麼/怎麼圍堵」?我說明了「圍堵」不是西方強加給中國的,更多的是中共引雷自爆、窮兵黷武的結果,同時,我們可以從中國的衰敗邏輯中,預知「圍堵中國」必然獲勝;第四部「台灣突圍」,讀者期望認清中國到底在威脅台灣什麼?這就需要說明中共對台統戰的策略模型,包括「對台介選模型」、「對台滲透路徑」(10種破壞手法)、「對台暗黑策略」等等,我要催促讀者學會識別那些看似中立、實則分化台灣社會的「白蟻滲透」,啟動讀者去審視我們身處的環境、媒體與組織,正被這種隱形腐蝕所掏空。最後我提出「有限擁核」─建立一個袖珍型、自衛型的核子島國,打造台灣「超級豪豬」(Super Porcupine)的機體,作為台灣終極自保的主張。 

當然,我的「讀寫理論」不是單線的,而是辯證的(dialectical);我同時採取「解構讀者期望」的平行策略,也就是「解構書寫」。我並不一味滿足讀者想要維持「和平統一」、「兩岸交流」、「維持現狀」的舒適感,也不迎合讀者浪漫中國的「海綿認知」,而是「先刺破期望,再重建現實」,一方面剝離中國表面的裝腔作勢,一方面維持我對台灣「和平癡呆症」以及「小確幸主義」的批判態度。如果讀者期待安慰,我給出的是清醒,如果讀者期待溫暖,我則給出冰涼。甚至我必須強迫讀者認知台海戰爭的風險,把讀者對中國預存的模糊恐懼轉化為精確定義的威脅。

 

三,我的寫作方法:臨床政治學 

所有的寫作首先來自閱讀,深度的觀點則取決於「閱讀表象」還是「閱讀本質」?我的寫作和評論,既不是直覺,也不是亂猜。我的本科訓練是哲學,特別是精神分析學,我對問題的分析採取的是「症狀閱讀/病理切片」的「臨床政治學」:從表面的發燒症狀診斷深層的病理結構。 

我從來不把「中國」看成一個國家(國家需要文明禮儀),甚至不是一個「政權」(政權需要合法性),所以一開始我就解構了一個讀者期望:「祖國」,一個過濾真實的自慰幻象。我提出一個「大溶解」(The Great Dissolution)概念:中國不是一夕崩潰,而是從內腐走向衰敗,在此意義下,我始終把中國視為一個「病體」。透過將中國定義為一個病入膏肓的軀體,瓦解讀者心中殘存的「祖國意識」、「大國崇拜」與「市場迷戀」。我的「後設命題」是:提出「以台灣為主體的替代性論述」,例如台灣過去是「國際孤兒」,現在與未來已是「國際寵兒」:台灣有權重新站起並表達聲音。我以「數據說話」來解構「大國崛起」的欺矇,用國際權威統計揭穿中國灌水的「海綿GDP」。如果讀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問題只是暫時「感冒」,吃吃藥就好,我則說這不是感冒,而是「器官衰竭」:藥石罔效。

 

三,必須保衛台灣 

最後,以「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的觀點來看,中國正在加速衰敗。在此意義下,「圍堵」就不是報復或攻擊,而是「隔離」(quarantine)與「防疫」(protection)。像對待傳染病毒一樣,必須透過「斷鏈、斷源、斷流」來確保文明世界的健康。任何對中國的誤信與迷戀,最終都將「中毒身亡」。





2026年2月2日 星期一

時事評論

 

《宋國誠專欄》

美伊戰略窗口與戰爭損益分析 

本文發表於《上報》202622

https://www.upmedia.mg/tw/commentary/columnists/251002


伊朗外長阿拉奇公開挑釁,稱伊朗武裝部隊已進入全面戒備,
「手指已扣在扳機上」,隨時準備對侵犯行為作出回應。(美聯社)

我對美國是否會對伊朗開戰,是從兩個理論:「戰略窗口」和「戰爭風險(戰略損益)」為基礎;並依據美伊各自處於什麼「情境因素」來分析。 

先講美國的「情境因素」,2026130日,川普在白宮明確表示,他已經向德黑蘭傳達了一個「期限」(Deadline),什麼時候到期不知道,但是川普提出兩個條件:第一「完全放棄核計畫」,第二「停止殺戮抗議者」。在此之前,川普部屬了軍事威懾,川普宣稱一支比當年對付委內瑞拉規模更大的「超級艦隊」已經部署在中東。以林肯號(USS Abraham Lincoln)為首的航母打擊群已進入戰鬥位置。戰爭部長赫格塞斯甚至說:一切就緒,只等川普的命令。這是川普的「有條件的極限施壓」。有條件,是指美國未必想要發動戰爭,但逼迫伊朗屈服。因為這涉及另一個問題:戰爭風險。 

在伊朗方面的情境因素是:伊朗外長阿拉奇(Abbas Araghchi)公開挑釁,稱伊朗武裝部隊已進入全面戒備,「手指已扣在扳機上」,隨時準備對侵犯行為作出回應。他強調:「談判不能在威脅下進行」。最高領袖哈米尼(Khamenei)也宣稱川普為「刑事罪犯」,並將近期伊朗國內的示威騷亂,直接歸咎於川普的煽動,聲稱伊朗人民將「粉碎美國陰謀」。換言之,伊朗已經準備應戰。 

所以,從兩方面的情境因素來,既然伊朗強硬回應,「手指已扣在扳機上」,那就意味伊朗不可能接受川普的兩個條件;接下來,就看川普對「戰爭風險」的估算。

 

一,戰略窗口:美伊之間的「兩個戰略窗口」

 

所謂「戰略窗口」,是指:「在一段極短的時間內,各種環境因素(政治、軍事、經濟、對手狀態)恰好達成了某種有利的平衡,具備達成某個極大戰略目標的可能性」。換言之,戰略窗口就是一個「戰爭計算理論」。 

通常,對手出現了混亂、分心、虛弱,或者己方取得壓倒性的技術突破,這時,戰略窗口就會開啟;反之,當對手實力強大或恢復力量,重新調整部署,或者國際環境發生劇變,戰略窗口就會關閉。 

從歷史上來說,美國如果要消滅「伊朗核武神權政體」,那麼,此刻是不是美國最好的「戰略窗口」?不一定,但是如果在等10年,可能會失去所有的戰略窗口。目前,伊朗正處於內部紛亂、政治虛弱的狀態,所以美國的戰略窗口已經開啟,換言之,如果現在不打,等到伊朗鎮壓完內部抗爭或完成核武,窗口就關閉了。 

1,美國的戰略窗口是什麼? 

如果美國想「直接開戰」,就不需要提出「兩個條件」。所以,美國針對伊朗的「戰略窗口」並非為了發動一場長期的消耗戰,而是為了達成一個「短促、高壓、決定性的戰略屈服」。 

(1)軍事窗口:外科手術

美國的窗口在於其目前的技術代差。川普偏好「精確、斬首、決定性」的軍事行動,而非地面佔領。他想利用這幾周的軍力集結,逼迫伊朗在核設施被徹底炸毀或政權核心被「斬首」前,簽署新的協議。川普很清楚 《2026年國家防衛戰略》(NDS)的核心是「保衛本土」與「嚇阻中國」。他不能在中東待太久,所以他的窗口是「現在就解決,然後撤離」,也就是「閃戰」。 

(2)政治窗口:脆弱伊朗

美國認為目前的伊朗政權處於1979年以來最脆弱的時刻。川普利用外部壓力與內部不滿的「共振效應」,引發伊朗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甚至是不戰而勝的政權更迭。 

(3)地緣窗口:戰略彈性

根據最新的NDS,美國已將重心移往「西半球防禦」與「第一島鏈」。川普認為,在全面對付中國(全系統壓制)之前,必須先解決伊朗這個「側翼威脅」。如果不趁現在伊朗虛弱時解決,一旦未來台海爆發衝突,伊朗極可能趁機作亂(例如封鎖荷姆茲海峽),因此,川普的地緣窗口是「清場」,以便美軍能全心回防印太。 

(4)經濟窗口:極限談判

川普在130日提到,伊朗「真的很想」達成協議,所以川普給出一個「最後期限」。川普可以利用伊朗目前幾近崩潰的經濟(貨幣危機、通貨膨膨),換取一個「完全無核化」且「停止代理人戰爭」的條約。對川普而言,這是一次「以武促談」的商業式博弈。


以林肯號為首的航母打擊群已進入戰鬥位置。(美聯社)


2,伊朗的戰略窗口是什麼? 

在這個歷史關頭,伊朗面對川普的大規模軍事威嚇,其「戰略窗口」正處於一個極其危險但也極其獨特的平衡點。 

對伊朗而言,目前的戰略窗口並非為了「獲勝」,而是為了生存並換取長期的籌碼。以下是伊朗目前的四大戰略窗口: 

(1)核武窗口

這是德黑蘭手中最強、也是最危險的一張牌。衛星影像顯示伊朗正在納坦茲(Natanz)等地加緊活動。伊朗的策略是:利用美軍艦隊集結與外交喊話的這幾周時間,盡可能完成高濃縮鈾的最後儲備。希望在美軍真正開火前,達到「隨時能製造核武」的門檻,讓美國面臨「開戰即核戰」的代價,從而關閉美軍動武的窗口。 

(2)中國焦慮

伊朗深知川普與范斯的戰略核心是對付中國,伊朗只要能讓美國覺得中東戰爭會變成長期泥淖,川普就會擔心給予習近平處理內部(張又俠案)與奪取台灣的機會。所以,伊朗正試圖在「開戰」與「屈辱投降」之間,擠出一個「讓美國能宣稱勝利、讓伊朗能保留核心武力」的過度協議。 

(3)地緣威脅

伊朗可以封鎖霍姆茲海峽,製造能源勒索,在向川普傳達一旦開戰,油價就會飆升,川普第二任期的經濟繁榮將立即破滅。這是一個「共損窗口」,伊朗利用全球經濟的脆弱性,賭川普不敢承擔油價噴發所帶來的政治代價。 

(4)視線轉移

也就是「以戰止亂」:伊朗利用美國的外部威脅,將國內抗爭者標籤化為「美國特務」,強行進入戰時法。這種外部壓力反而給了哈米尼一個「合法鎮壓」的窗口。 

但是,如果美國採取精確斬首而非全面開戰,伊朗的這些窗口可能會瞬間崩潰,引發內部起義。

等到伊朗鎮壓完內部抗爭或完成核武,
美國窗口就關閉了。
德國民眾聲援伊朗反政府抗議者/美聯社)

二,戰爭風險(損益分析) 


在戰略學中,所謂「戰爭風險」(War Risk)風險並不是「輸贏問題」,而是一切「不確定性」的總和。所有的戰爭都具有「戰場的不確定性」,即使紙上兵力佔據優勢,實際作戰中可能出現裝備故障、氣候惡劣、戰術誤判、士氣崩潰等等不可控的因素;或者原本希望速戰速決卻越打越久,不知戰爭的終點在哪裡。 

「戰爭損益」是一種類似商業投資的精算,是對一場戰爭究竟是否收益大於損失的判斷。 

1,美國的戰爭損益

(1)收益

透過摧毀伊朗核設施或精確斬首,逼迫伊朗在極度虛弱下簽署一份永久放棄核武與彈道飛彈的「廢武協議」。這將使川普獲得「聲望收益」,向習近平與普丁證明,美國不僅有實力,且真的會動手。這對防止中共的台海冒險有「殺雞儆猴」的效果。 

(2)損失

伊朗可能威脅封鎖荷姆茲海峽,即便美軍能迅速清場,短期內油價可能從目前每桶60-70美元暴漲至150美元以上,這會直接引發包括美國在內的通貨膨膨。另外,伊朗也可利用其「抵抗之弧」,採取「魚死網破」的焦土政策,在中東全面襲擊美軍基地,造成可觀的傷亡。

 2,伊朗的戰爭損益

(1)收益

對哈米尼而言,開戰可以藉由「外患」將國內抗爭者標籤化為「叛國者」,強行轉入軍管狀態,達成「以戰爭掩蓋屠殺」的效果。另一方面,伊朗可以採取「能源人質」策略,一旦開戰,就會引發油價飆升,即便伊朗只能走私出口少量原油,其獲得的暴利也足以維持革命衛隊的忠誠度。 

(2)損失

物理滅絕是伊朗最大的損害。川普與戰爭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傾向「斬首」而非「佔領」。伊朗的核心領導層極可能在開戰第一小時內被「定點清除」,導致整個神權體系的癱瘓。伊朗國土將徹底化為焦土,剩餘的煉油廠、變電所與港口將被摧毀,伊朗可能退回前工業時代,引發毀滅性的饑荒與內戰。如果現在與美國全面開戰,伊朗將面臨一場「生存機率不到 10%」的亡國屠殺,伊朗辛苦經營數十年的「代理人體系」(抵抗之弧)將被連根拔起。

 

三,伊朗會不會接受談判?


伊朗既然是一個神權政體,會不會與敵人談判?就必須從「神權思想」來分析。根據教義和歷史先例,談判通常不被視為衝突的終結,而是一個「戰略轉化的階段」。 

1,「胡德納」(Hudna):戰略休兵,而非永久和平 

在伊斯蘭法律中,與非穆斯林敵人達成的停戰協議通常稱為"Hudna"(胡德納),這並非現代政治意義上的「和平條約,而是一種「暫時休戰」。 

當穆斯林力量處於劣勢或需要喘息時,法律允許甚至鼓勵達成協議。其目的是「以退為進」,利用停戰時間恢復經濟、重整軍備、分化敵人。歷史上常以「十年」為期,這源於穆罕默德與麥加「古萊什部落」簽署的協議。如果雙方力量對比發生變化,這種協議可以在時機成熟時被「重新評估」。 

2,「胡代比亞協議」(Treaty of Hudaybiyyah)的啟示

這是伊斯蘭外交史上最重要的範本(西元628)。當時穆罕默德與麥加簽署了一個看起來對穆斯林極其不利的協議(例如撤回前往麥加的朝覲計畫,歸還逃亡者),但協議換取了和平的環境,讓穆斯林得以向外擴張並傳教,最終導致穆斯林力量壯大,兩年後便順勢收復了麥加。 

在伊斯蘭教義中,談判被視為一種「智慧的勇氣」,只要最終目標是為了推動信仰的勝利,短期的退讓是完全正當且被視為高度智慧的。 

3,「塔基亞」(Taqiyya)思想

「塔基亞」是一種在危險中隱瞞信仰的自我克制,主要存在於什葉派教義中。為了保護政權或信仰整體的存續,可以與敵對力量進行表面上的妥協或談判,即使內心並不認同對方的合法性。 

本文不作出美伊是否開戰的結論,讀者可以自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