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教育基金會》專題演講
《中國再威脅》與《憂美論》以及台灣的策略
資深研究員 宋國誠博士
(2024/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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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前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先生(左一)合影 |
序言
9月18日，美國「資訊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在華盛頓「國會山莊」(Capitol Hill)舉辦一場題為「中國正迅速成為先進產業的領先創新者」調查報告發表會。這份歷時20個月的報告名為“China Is Rapidly Becoming a Leading Innovator in Advanced Industries”(以下簡稱《中國領先創新》)，這裡的關鍵詞是：leading innovator，指出儘管中國至今尚未站上世界創新的領導者，但中國正在採取「追趕、超越、取代、領先」的四大演進性戰略步驟，通過「美國暗助、自我創新、擊敗美國」的策略與手法，在未來10到20年，中國很可能在大多數先進產業中達到或非常接近全球創新的前沿地位。
我把這種趨勢－中國在技術創新領域的奮力追趕，稱為「中國新(再)威脅」。這份報告可說是近年來最優質和專業「憂美論」的代表作－憂心美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節節落後，憂心美國對中國的過度依賴而被中國「反將一軍」；憂心美國的科技領導地位將被中國取代，憂心中國將藉由科技力量對世界進行「科技極權主義的統治」。在這場影響未來世界命運的「大賽局」中，美國若不警惕或預謀對策(台灣也是一樣)，很快就會面臨與中國一場「你贏我輸」－中國贏、美國輸－的噩運。
一，何謂「中國再威脅」(China’s
Re-threatening)？
傳統的「中國威脅論」，主要是指「對中國國力提升感到擔憂」，是一種認為中國崛起會因此破壞世界秩序及和平穩定的一種「說法」，對於這個說法，見仁見智、爭論不休；但是到了「習治中國」時代，習近平展現出極大的全球野心(global ambition)，尤其在台灣問題和南海主權爭議上，態度越來越強硬，在此意義上，「中國威脅論」已經一個「事實」而不只是一種「說法」。因此，所謂「中國再威脅」(China’s re-threatening)是一種對「中國超前/美國落後」之可能趨勢的高度憂慮與辯證分析。
迄今為止，西方國家還在為東歐與蘇聯共產主義的垮臺而沾沾自喜，實際上，東歐與蘇聯的垮臺並沒有「連帶引發」中國的失敗。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國依然存活了下來，這並不是運氣，而是深具複雜的歷史因素。我們今天應該再思考，當中國變得越來越強大，全球應該如何應對這種「中國(新的)再威脅」？
儘管在中國歷經Covid-19和「動態清零」政策而遭致當前的經濟危機，我們在「唱衰」中國之際，是否也忽略了中國可能超越美國、技壓台灣、爭霸區域、統領世界？還是，正好相反，習近平是否「逆向而行」，自行閹割了中國超前發展的基礎性機遇？「知共才能反共」，「罵共不足以倒共」，不能用一句「暴政必亡」就含混帶過。歷史沒有必然論，只有實踐論。我們的反共必須進入高階地帶，既要識別「中國再威脅」的技術威脅性，也要揭露其所內含的「惡意圖謀、侵略手段、破壞發展」。以上這些大哉之問，都是值得我們細心關注的重大問題。
二，對「中國再威脅」的幾點評估
1，中國「並非無法創新」
雖然有證據表明，中國尚未取得整體領先，但在某些領域已經領先，在許多其他領域，中國企業可能會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達到或超過西方企業。具體來說，中國在核能方面領先；在電動汽車與電池方面與全球水準持平；在機器人、顯示技術、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領域接近領先；但在化工、機床、半導體和生物技術方面則相對落後。除了半導體領域因出口管制而進展受阻，中國在其他領域的進展速度「驚人」。這種驚人速度，主要得力於「低成本」和「不斷增長的創新能力」相結合，以及中國共產黨在許多先進行業中「主導全球市場」的決心。在此情況下，我們必須拋棄基於意識形態的「中國無法創新」(China can’t innovate)，也不能簡單地把中國的技術創新，比擬為類似於當年「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而是「政府提供類固醇為激素的噴火龍」(a fire-breathing dragon on government-provided steroids)。
報告資料顯示，2023年中國安裝的工業機器人數量和興建中的核電站數量超過了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中國在大規模部署「第四代核反應爐」方面可能比美國領先10到15年；中國生產了全球62%的電動汽車和77%的電動汽車電池；2024年，全球大部分新晶片製造能力將坐落在中國；從2017年到2021年，中國的新臨床藥物試驗增長速度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等等。
2，「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的中國情況
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Stephen Roach在“Accidental Conflict”一書中指出，美中之間已經捲入了瞬息萬變的「全球創新競賽」之中，而美國對中國的擔憂，反映出美國在創新領域的領導地位其實是初期的脆弱。Stephen Roach依據「全球創新指標」(Global Innovation Index)進行評估，中國的GII排名從2010年居世界地43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12位；而中國在中上收入國家中排名第一。Roach指出，中國在知識創新、工業設計、專利和商標等領域的排名特別高，中國在2021年的排名是世界第7位，僅僅落後美國三個位次。這意味著中國在美國背後急起直追。
3，中國「核融合」發展速度驚人
另外，依據CNN 9月19日的報導，隨著中國「核融合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北京對該領域的投資遠遠超過華府。對此，美國能源部「華盛頓核融合能源科學辦公室」副主任阿蘭(Jean Paul Allin)表示，中國政府每年投入約10至15億美元(約合新台幣472億元)進行核融合研究，相較之下，拜登政府每年投入大約為8億美元(約合新台幣251億元)，幾乎是美國的2倍，差異相當明顯和巨大。中國核融合領域的人才庫數量為美國的10倍以上。
「核融合」是未來能源革命的重大選項。核融合的能量效率要比燃煤、石油或天然氣高出400萬倍，比現有的核分裂能量高出4倍。相對於美國，美國的核融合設施逐漸老化，中國在此領域正迅速追趕甚至超越美國。
4，中國對西方的「零組件/礦產」封鎖戰略
依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最新年度報告，由於美國自2015年起已經沒有商業開發鎢礦的活動，今年8月28日，美國政府的研究人員考察了韓國一家「桑東鎢礦」，這是在中國境外列居世界十大鎢礦項目之一，雙方商議進行「聯合開採」的可行性。美國的目的就是試圖擺脫在稀有礦產方面對中國的依賴。
中國政府2024年6月底公佈了《稀土管理條例》，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關鍵材料的開採、冶煉和貿易制定規則，強調所謂「全產業鏈監管體系」。中國商務部於9月15日起，對廣泛用於電池和武器等許多產品中的部分銻、超硬材料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換言之，中國政府開始採取「資源斷供」與「反鎖喉」的報復戰略，相繼從晶片製造的必要原料(鎵、鍺、稀土以及可能的其他原料)施行出口管制，利用其在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來與西方國家進行「基礎對抗」，也就是「你(西方)要脫鉤、我(中國)就斷供」。一方面是對美國限制技術出口的外交報復，一方面則是對美國進行「礦產武器化」的策略。
5，美國協助「中國再威脅」
我們經常認為，中共的技術大多數是靠偷竊、模仿等等方式獲得的，但實際上並非完全如此。在許多方面，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公司，早已將寶貴的知識產權交給了中國—有時是自願的，有時不是。但這些知識產權都被中國轉化為對抗美國以及危害全世界的軍事力量，我稱之為「知識產權的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前美國國務院「關鍵和新興技術特使辦公室」政策與戰略主任里克．斯威策(Rick Switzer)指出，中國今天所處的創新地位並不完全是靠偷竊得來的，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和外國公司和大學合作，通過在國外學習的學生或是在跨國公司工作的員工等合法手段獲取的。大約有70%的來自大陸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類)專業學生在美國大學學習後，最終進入了中國公司和國有實驗室工作。比如全美最好的「喬治亞理工學院」的材料科學專案，為中國培養新的教授和實驗室研究人員的數量，達到為美國培養的人數八倍之多。換言之，中國技術的創新與突破，有一大部分來自美國的幫助。也就是說，美國製造了自己的敵人！
Rick Switzer在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時指出，美國多年來不遺餘力地幫助中國建立創新體系，包括美中的大學合作可以追溯到八、九十年代， 幫助中國建立了衛星學校、培訓教授、建立研究所，比如清華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等大學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等等。
這項研究計畫的主稿人Robert Atkinson也認為，如果起初沒有外國公司的技術扶持，中國會比現在落後10年。「比如華為，如果沒有與歐洲、日本和美國的電信設備公司建立合資企業，華為根本就不會存在」。曾經有一位中國官員宣稱：「這些合資公司是偉大的老師，教我們如何建立華為」。這應驗了列寧的一句話：「資本家會賣給我們用來絞死他們的繩索」。
在這份報告的發布簡報會上，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約翰．穆勒納爾(John Moolenaar)發表演講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表明，任何依賴或開放的大門，都會在中共所選擇的時間和地點被武器化」。這不是猜測，而是「這是我們已經見過無數次的劇本」。
我以電動汽車為例，長期以來對中國提供「技術轉讓」的美國福特汽車公司，
2024年虧損金額將達到大約50億美元，這還是在高額關稅阻止了中國電動汽車進入美國市場的情況下發生的。福特今(2024)年8月宣布，停止了一款全電動三排座運動型多用途車的生產，並將電動大型皮卡車的推出時間推遲18個月至2027年。這就是美國企業「養癰為患」最明顯的案例。另一個例子是，全球智慧型手機霸主I Phone，正在失去中國市場的份額；中國政府部門和國營企業已經禁止員工在工作時使用iPhone和其他外國設備，這是中國對美國進行技術封鎖的重大案例。
實際上，幫助中國科技發展的不止是美國，我舉德國為例。德國無人機製造商 Microdrones(生產一款可以忍受極限條件的「四旋翼無人機」)，長期以來賣給中國並幫助中國進行「反人道鎮壓」。中國總是以「民用轉軍用」的投機手法，從西方獲得這種「當代最顛覆性的技術」。我要說的是，西方對中國市場的貪婪與依賴，對「無良利潤」的追求，絕對是一條「自掘墳墓」的不歸路！
三，至今最為強烈的「憂美論」
John Moolenaar提出警告：中共利用美國提供的技術工具，構建了新的監控鏈條，不僅束縛中國人民，還試圖將這些鎖鏈延伸到全球，包括美國本土。中共將經濟視為政治的延伸，通過消除競爭來贏得勝利。合資和投資公司是中國企業消滅美國企業，而不是與美國企業合作的工具。他說：「列寧曾說過：『資本家會賣給我們用來絞死他們的繩索』，中國共產黨不僅深刻領會了列寧的觀點，而且以此觀點來對付美國」。最後，John Moolenaar總結：「也許有一天，不是我們美國對中國進行技術出口管制，而是中國對美國的科技封鎖」！這就意味著，對於中國在技術領域的超前追趕，全球都必須繃緊神經，嚴肅以對！
當今天Moolenaar的警告在不久的未來發生時，就會在全球範圍內形成可怕的「中國依賴」，這種依賴在科技領域尤其令人震驚，並在台海戰爭中體現出明顯的危機。Rick Switzer指出，「在潛在的台海戰爭中，中國對於一些產品的禁運意味著美國的作戰工業基礎將無法運轉，甚至是整個美國工業生態系統的崩潰」。這是至今為止我所聽到的最為深重的警告！
除了科技領域之外，美國在軍事工業對中國製造的依賴，引起了迄今為止最嚴重的「憂美論」。今年6月，美國陸軍退役少將約翰．費拉里(John Ferrari)在接受 DailyMail.com 的獨家採訪時，也發出令人不寒而慄的警告，他說：「中共製造商已深植於美國國防系統」，「中國製造商主導美國軍火行業的供應鏈」；John Ferrari表示，北京可能會削弱美國軍隊 與此同時，人們越來越擔心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發生衝突」；「如果我們與中國開戰，而中國停止提供零部件，我們將無法製造所需的飛機和武器」。John Ferrari依據「國防軟體公司」(Govini)的報告指出：2014 年至 2022 年間，美國對中國電子產品的依賴增加了600%」。這意味中國在「技術領域灰色地帶」的戰略滲透，以及廣義的「中國依賴」，已到了致命性的地步，而這往往是一場戰爭「料想不到」的勝負關鍵。
John Ferrari提出最好的解決方案，不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而是「購買盟友」(Buy Allies)，因為美國沒有能力獨自解決問題。所謂「購賣盟友」就是「向盟友購買」。這意味在武器系統中的「非技術因素」－政治信任原則－要比技術因素更為重要。
四，「中國再威脅」意味著什麼？
回顧歷史，沒有美國為了「聯中制蘇」而軍援中國，乃至向中國輸出高端軍事科技，幫助中國實現了軍事現代化，就不會有中國的崛起；沒有美國認定中國經濟改革必將帶來民主轉型的妄想而協助中國進入WTO，幫助中國利用廉價勞力與外國投資實現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也不會有中國的崛起。時至今日，再探討「中國再威脅」之際，核心的問題就是：「美國的霸權地位是否開始衰落」？
我在這裡引述美國學者亞歷山大．庫里(Alexander Cooley)和丹尼爾．內克森(Daniel Nexon)也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上一篇文章：「霸權如何終結」(How Hegemony Ends：The Unraveling of American Power)。兩人指出，隨著中、俄的崛起，他們在國際上推行的項目已經可以與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體系相抗衡。許多發展中國家，甚至是發達國家，可以尋求中、俄作為替代的贊助者，而不是繼續依賴西方的慷慨支持。華盛頓必須認識到世界已經不再是90年代和本世紀前十年那樣，美國的單極時刻已經過去，而且再也不會回來。
今日，美國已經深切體認，過去盛行的「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已經讓位於「中國霸權論」。中國不僅沒有崩潰，也不只是單純的威脅而已，更沒有走向美國所期待的「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而是一個正在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新興霸權。簡言之，中國正在全球範圍重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霸權體系。對此，旅美華裔學者張博樹將美國對中國崛起的認知和轉變形容為：從「驚人的遲鈍」到「遲來的醒悟」。
在我看來，基於對中國「專制體制－中美對抗－稱霸世界」之戰略野心的推斷，中國在技術領域的創新與超趕，絕對不會是謀求其國內百姓與世界人民的福祉，而是為了鞏固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權力；對於中共而言，科技是政治的工具，不是和平的橄欖枝。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科技的反人道主義濫用」，我稱之為「數位極權主義」(Digital Totalitarianism)，例如利用科技對新疆維吾爾族人進行「DNA採集」和「數位型身心監控」。換言之，「中國再威脅」不只是「再一次」的威脅，而是「擴大性的全球威脅」。
五，台美合作對抗「中國再威脅」
面對中國的全球威脅，自由世界必須起身戰鬥。我要明確告訴大家，台灣正處於這場全球威脅的風暴中心。這場風暴，既是意識形態的(民主與專制的對決)，也是經濟的(市場經濟對上統制經濟)，也是地緣政治的(受挑戰的西方對上崛起的中國)，我要加上更是科技的(人道的科技對抗反人道的科技)。在此意義上，台灣已經沒有權利抱持「小確幸主義」(a little happiness)置身事外，而是必須採取「跨界合作」(cross-border cooperation)與「價值聯盟」(alliance of value-system)的戰略，正面迎戰中國再威脅。
如果前面提到John Ferrari的建議是「購買盟友」，那麼台灣的戰略就是「購買美國」(Buy America)。我們不能再依靠「意識型態的反共」或用一張嘴唱衰中國，例如空喊「暴政必亡」就想贏得兩岸之間的對抗；反共不是「教條」，而是「對策」。我們應該制定明確而強韌的戰略，準備迎戰兩岸之間的「科技對抗」。
近期，由「美國國際貿易管理局」(U.S.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組織的貿易代表團來到台北，討論如何台美「聯手製造」空中和海上無人機。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與進展。
今年2月，國防部效法美國「國防創新單位(Defense Innovation Unit, DIU)，成立「國防創新小組（DIO）」。國防部最新書面業務報告指出，創新小組現階段將「無人機指管」、「反制無人機系統」與「水下無人艇」等需求列為優先項目。這項計畫將藉由發展「創新作戰概念」，「確認聯戰需求」，並透過「商情調查」及「公開徵集」等方式，瞭解國內外科技最新發展情況，將經評估符合需求方案，納入國軍建案程序進行籌獲。簡單地說，就是國防需求與民間產能的動態結合，既符合美國「軍工友岸外包」的政策，也可以打造台灣成為「民主兵工廠」的地位。
台灣方面可以藉此機會，善用台灣在「先進半導體」的優勢，嵌入美國及其盟友在「無人機供應鏈中」更為重要的參與者角色；換言之，對美國來說，可以藉助「台灣製造」來降低美國對「中國製造」的無人機及其零部件的依賴。這是一種雙贏戰略，並且應該在其他領域延伸和推廣。
我所謂的「購買美國」，是指台美建立「軍工聯合生產」的「全產業鏈」。這是去除「憂美論」和反制「中國再威脅」的必要之舉。軍工生產鏈不僅僅是一種「武器系統」的合作，更是一種「信任系統」的建構，軍工生產的結合必然促進價值與制度的認同與共識，形成更加緊密的價值聯盟。
台美軍工合作的趨勢，其實也說明台灣的國防武器系統，不僅可以不再維持對美國的「單向採購」，而是可以轉向「雙向聯購」－一種技術與製造結合的強韌體系。一如John Ferrari指出，「在向烏克蘭運送了數十億美元的軍事設備和物資後，美國的武器庫存已降至危險的低水準」。所以，美國技術輸出/台灣生產製造，足以改變這種危險狀態。
我以一句話總結今天的演講：中國的技術創新與超趕，已構成對包括台灣在內的自由世界的再威脅。這是一個艱難的課題，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希望藉由這篇演講，能引起大家的重視與關切，共謀對策、保衛台灣！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