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學筆記(25)：布洛赫的希望哲學
布洛赫(Ernst Bloch)的「希望哲學」，一種區別於「末日彌賽亞主義」，不同於「形上的烏托邦主義」的「未來進行式」的希望理論。在《希望的原理》一書中，Bloch一開頭就問：「我們是誰？我們來在何處？我們走向何方？我們期待什麼？什麼東西在等待我們」？Bloch指出，當人們這樣提問自己時，都會感到害怕 (Fuchten) 和恐懼。多數人會選擇離開自己、割斷自己、迷亂自己，甚至選擇攻擊和傷害他人，來消除內在的空虛與焦慮。更多的人會選擇「做白日夢」，也就是做出神經緊張的自我逃避，以及甘願充當聽信騙子和製造謠言的幼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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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inciple of Hope |
在我看來，Bloch的主要立論是，完美和至善還未到來，驕傲的人類只不過還處於幼年的時代。人類只有抱著「人類的過去根本還未形成，而未來只有以『希望』來面對，人類才能脫離幼稚期，開始準備做一個『歷史的成人』」。歷史的成人是一種「溯源∕追遠」的存在樣式，只有以「尊重」的態度面對「己之所來的根源」，以及以「形塑希望」的勇氣走向未來，人類才開始脫胎於精神的洪荒和生命的襁褓，開始做自己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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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nst Bloch |
Bloch把一種一般的生存狀態，把簡單地由欲望、想像、願望甚至空想與白日夢所支配的日常性，提升到一種「新的存在論」；因為一般的生存狀態，是出自習慣於重覆表演的日常生活中，而習慣意味著對現狀的簡單接納或屈從。由於只是接納與屈從，無論怎樣的習以為常，害怕，恐懼，不安等等脆弱性，總是揮之不去、如影相隨，這是一種「已經實現的確定性存在」，這種存在是不超越的、非反思的、順從的，隨波逐流的，雖然有時感到安全與可靠，但「害怕」－他是希望的對立面，總是支配著一個不自由的主體，以及自認舒適的奴役意識。因此，一般性的存在是一種「確定的安全性」，但正是因為「確定」，希望永遠不會在此一狀態下產生與燃起。
但「希望」完全不同，它被指引並等待超越於一種「尚未意識到的存在論」(Ontologie des Noch-Nicht)之中。「尚未意識」是指尚未反思與超越前的思維模式，但這種意識不是溺於過去，而是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勇敢地對自身，對既存性進行超越，使新的存在展開於被追索、被期待、被渴求、被點亮的路途上，Bloch把它稱為「光」(Licht)。但這不是一般理解的光線、光點，它是把作為黑暗的「確定性」超越於未來的過程中並予以點亮(light up)的實踐行動。在此行動之前，未來完全無法被意識和掌握，但「希望」把所有的未來展開於不確定性的追逐之中。於是，希望是什麼以及如何被掌握，在於追求那從未實現的美好。這種美好並不安全，也毫不確定，甚至還没有「被意識到」，但它永遠佇立在路途上，向你展開等待的雙臂。
然而，希望與邪惡能否並存？我們如何超越邪惡來到希望的國度？就連Bloch也無法逃避當年「邪惡東德」的迫害，今日的中東難民則以「死亡」來支付重生希望的代價！當我們看到敘利亞的三歲小男童Aylan Kurdi(艾倫)，在逃難中溺死在土耳其的海灘時，我們對「希望」還能抱持什麼態度？正如Hannah Arendt在聆聽紐倫堡大審時，看到納粹戰爭販子在被告庭上大言不慚的辯解時說道：「無法想像有人竟認為他們可以理所當然地為這世界執行被他們稱為『道德』的意識形態」！Arendt所說的，就是一種無法容忍的「邪惡道德觀」。當三歲的Aylan的屍體被他的父親抱起時，這位爸爸悲痛欲絕地對媒體說：「一切我們的夢想都死去了，我只想伴著我孩子的墳墓到死(Everything I was dreaming of is gone. I want to bury my children and sit beside them until I die)」，面對這種「守候在至親墓旁直到死去」的悲傷，我們還能對「希望」採取什麼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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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lan(left)and his brother |
希望極可能提前死亡。我不認為Bloch的「希望」只是對「不確定未來之美好的追逐」，我也不認為，憤怒、恐懼和譴責是不必要的。正如英國哲學家Mary Midgley所言：「由於現代世界中官僚機構非常複雜，對道德判斷的迴避變得更加輕而易舉，因此我們需要隨時抵制這種輕率的迴避」。她更說：「邪惡，往往是有意識地做出錯誤的行為」。在我看來，我們不能把邪惡看成是一種神話或故事而事不關己，我們更不能以個人之創傷而脫離於社會之外充當一個「孤獨的病人」，一個在臨床意義上的「佛洛依德人」。個人的超越必須是人類的整體超越的一部分。因此，面對從德國納粹、日本軍國主義當伊斯蘭國(ISIS)這群「意識形態的劊子手」，我們的希望只能建立在對這些「意識形態執行者」徹底的譴責與懲罰，直到他們面對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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