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史學筆記(3)

我的史學筆記(3) : Jack Goody之時間的歷史 

人們對歷史的理解往往只限於「文字文化」，實際上「口述文化」具有更豐富的內容，那是一種還未沾染現代文明暴政之前的自然主義的生活。文字文化與口述文化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時間」的觀念；口述文化是依據自然現象來估算的，它依據太陽晝夜交替的變化，在天空中的位置，依據月亮的陰情圓缺，以及季節更替來計算。文字文化的時間，是依據「勞動」來計算的，說穿了，就是依據「剝削程度」來計量的，「工時」就是這個概念。 

英國歷史學家Jack Goody的著作《偷竊歷史》，卓越地指出了「人類的時間是如何被西方(歐洲人)所偷竊的」！「過去和現在的計時方式都被西方給偷竊了。歷史學依賴的年代是以基督出生前後來計算的(AC & BC)，至於在基督出生前的時間和歷史，比如伊斯蘭教的紀元和中國的「春節」的紀元，卻被西方的歷史知識擠到了國際用法的邊緣位置」(The Theft of History, p. 13)。

The Theft of History

 

一週七天，是西方基督教依據「人類對上帝的勞動義務」(如每晚的禱告、周日的禮拜天、安息日….等等)來劃分的，但這是極為主觀的劃分法。在非西方地區，例如非洲，一週可以3天、4天，也可以是5天，在中國，一週是10天。每年的聖誕節、復活節、萬聖節，如今都已成為世界性的節日，憑什麼！利瑪竇來華時，帶來了地球儀，馬嘎爾尼謁見乾隆時帶來了機械鐘錶，乾隆斥之為「奇技淫巧」，並非沒有道理，因為中國早有滴漏和水鐘。中國在AC725年就有了「擒縱器」和機械鐘。只是後來沒有被改進成掛在手腕上的手錶(因為中國人的毛病就是不重視個人)。 

馬嘎爾尼帶著「時鐘」到中國，就是一種輕蔑中國的舉動，因為他認為中國人是沒有時間觀念的民族，因而是落後民族。但是，正如Goody指出的，在當時，所有的非西方社會，「他們沒有計時時鐘，是因為他們還不需要適應工廠作息和打卡上班的日子，「他們還沒有為『暴政』、朝九晚五的『工資奴隸制』做好準備呢」(Goody, p. 16) 。 

我們可能不知道，「格林威治時間」(Greenwich)是怎麼來的？這是歐洲人開始航海探險、地理發現、商業貿易、領土征服、殖民擴張而來的。格倫威治(全世界計算時間之基點的標準時間)的產生，意味著歐洲人在控制了時間(以耶穌誕生為起點)之後，繼續控制地球的空間。有一個叫John Harrison的鐘錶匠，制造了一隻即使在海上航行的船上也十分精確的鐘錶，這一消息，促成了倫敦附近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的研究，1844年，完全主觀的格林威治子午線最終被確定為全世界經緯計算和時間計算的基點(Goody, pp. 19-20)。格林威治時間的確立，標誌了歐洲對外擴張的起點，它意味著在「大航海時代」和基督教背景下所形成的空間概念，並把這一概念強加到世界各個角落。換言之，Greenwich滴滴答答的聲音，正是歐洲殖民的腳步聲和隆隆的鐵啼聲……。

Jack Go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