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環境倫理學筆記(1)
1, 重新思考一種不再依賴經濟增長的社會
「綠色經濟能夠帶來人類生活條件的改善與社會平等，同時又能實質性減少環境風險和生態稀缺」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走向一種綠色經濟(towards a green economy : http://www.unep.org/greeneconomy/Portals/88/documents/ger/GER_synthesis_en.pdf
依靠道德勸說已無濟於事。
德國FFU的Martin Jänicke & Klaus Jacob認為，政府激進介入，依然是「最優實踐」(best practice)，只有政府介入，才能產生政策擴散和「經驗學習」(lesson drawing)的效果。
例如德國的obligatorary feed-in tarrif(電網回購)，已為世界創立了政府環境管制的先例，並被許多先進國家所效法。實際上，在我看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將再度結盟，自由主義的惡名昭彰可以休矣，因為在環境管制上，政府必須建立綠色經濟與清潔科技的「領導市場機制(mechanism of leading markets)，政府作為「領航者」的角色，已再度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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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Jänic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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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aus Jacob |
我的環境倫理學筆記(2)
「生態現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旨在描述「以技術為基礎的環境政策」。它不同於純粹的「末端治理」(環保運動、污染整治、抗議……)，而是指所有旨在促使生態革新(eco-innovation)並使之產生社會學習與多元擴散的所有措施。人們常以為，自然生態是與生俱來的，永遠固定的，是「無限消費」的，但事實上，生態是「可革新的」，它依賴於一種不只是追求「物的增長」的發展模式，但也不是重返原始社會的田園主義或「返樸主義」，而是致力於「影響技術發展的方向」，它不是一種哲學上的「歸隱」，而是依賴技術與市場的重新結合，也就是利用市場的趨動力，將整個社會的技術創新導向有利於生態環境的方向。
「生態現代化」是以一種更激進的「生態主義」(ecologism)為基礎的。因此，主張一種「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已經過時。因為，環境主義侷限於「對環境難題的管理性方法」，確信它們可以在不必根本 改變目前的價值或生產方式的情況下得以解決。Andrew Dobson就認為，將「環境主義」與「生態主義」混為一談，是一項嚴重的智力錯誤。生態主義是為了重建一個可持續的和使人滿足的生活方式，但這種方式必須以我們與「非人化」自然世界的關係的重大改變，以及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模式的深刻轉化為前提。
因此，英國女皇不會因為把她的豪華艦隊改用無鉛汽油而一下子成為一個政治生態主義者，一個國家也不會因為把所有污染工廠關閉，就立即變為一個生態國家。
因此，依據Dobson的觀點，「生態主義」不是一套關於解決環境問題的一些具體辦法，也不是一些專家觀點的集合，它是一個以行動為導向的意識形態。它必須：(1)有能力描繪走向一個新社會的地圖(map)，(2)有能力基於人類生存前提的信念並因此具備規劃一個新的社會形式，(3)有能力提出一個行動綱領。(Andrew Dobson,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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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Dobson |
我的環境倫理學筆記(3)
但我認為，Martin Jänick、Klaus Jacob和Andrew Dobson都是「激進的理想主義者」。一涉及技術與市場，我就完全沒有信心。因為，技術和技術系統會沿著特定的路徑發展，使得擺脫該路徑越來越困難，成本越來越高昂，結果既定的技術系統在更長的時間裡趨於維持存在狀態，並抵制潛在的更加優越的新技術及新技術系統的競爭。我贊同技術社會學家學Ron Westrum的觀點，技術是由社會因素所塑造的，他指出：「我們的體制－我們的習慣、價值、組織、思想的風俗，都是強而有力的力量，它們塑造了我們的技術」(Ron Westrum, Technologies & Society: The Shaping of People and Things,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p.5)。
依據W. Brian Arthur的觀點，技術變遷是一個受「正回饋機制」 (positive feedback)所誘發和控制的過程，技術系統一旦採納某一方案，「收益遞增機制」(increasing returns)便會阻止它受外部因素的干擾或被其他方案的替代，形成一種不可逆轉的自我強化趨向；另外，技術系統的演進路徑取決於系統的初始狀態，系統一旦採納某種方案，系統的演進便會呈現前後連貫、相互依賴的特點；前者稱為「鎖定」，後者則稱為「路徑依賴」。
因此，儘管Dobson深信，「生態主義」是指一種信念：「人類的『增長』絕非無所限制的，並強烈質疑人類中心主義」。但人們還是會固執地認為，多建幾個污水處理廠就是在解決廢水問題，人們還是沉迷在解決眼前的問題甚於深度思考問題產生的根源。人類的生活價值觀都是「附帶條件的」，它總是以「看得見的效果」來取代「深不可測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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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 Westr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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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ologies & Society: The Shaping of People and Things |
我的環境倫理學筆記(4)
2. 重新思考 : 民主讓位於集權的環境體制
早在上一世紀的60年代，人口生物學家和生態主義者就創造了「承載能力」(carrying capability)的概念：一個生態系統可以永恆地支撐一個物種的最大數量。
Garrett Harding是「生態極限論」(ecological limit)最重要的代表，他對「人口」──人類和任何其他物種一樣不知控制欲望和生殖而不斷增加的集體數量──充滿了悲觀的看法，他對「私利心」更充滿著憎惡。他的「公有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理論，說明了私人利益永遠和公共利益背道而馳的。在他看來，想要運用人類的「良心」去改善環境是不可能的，因為「良心」是反淘汰的──劣幣逐良幣的：沒有良心的人總是排擠並驅逐有良心的人，因為沒有人不喜歡搭免費的便車，當你看到群眾在「限時搶購」活動中為了搶到自己所要的物品不惜把別人推倒踩下，你就會知道「良心」是什麼！Harding強烈主張，如果要避免因超越生態極限而造成的崩潰，人類必須改變目前這種揮霍無度的消費方式，包括對人類自身的欲望與生殖的節制。
Garrett Harding以來的「生態禁欲觀」，導致了對民主政治的廢棄，因為「公有地的自由將帶來一切的毀滅」(Science, 162[1968], pp. 1243-1248)，在此意義下，人類的個體自由必須被剝奪(這似乎證成了中國的生育計劃政策)，並且接受強制。基於一種極端生態主義的觀點，Harding主張文明國家應該「放棄」落後國家──如果落後國家依然繼續實施導致人口爆炸和生態毀滅的政策。Harding提出了一個具有「諾亞方舟」寓言色彩的「救生艇」(life-boat)概念──發達國家應該組成一個「救生艇國家」，在這世界飄浮，否則全世界將會淹沒在貧窮之中。
然而，John Dryzek反駁道，正是發達國家而不是貧窮國家，對世界生態系統施加了更大的壓力。一個中國學者也指出：「如果全世界每個人都像美國那樣消耗資源的話，人類需要5.3個地球才能承擔全人類的消耗量；如果像法國和英國的消耗水準，人類需要3.1個地球才足夠」(王軍，2008: 12)。
Garrett Harding「為了公共利益而限縮個人自由」的觀點，不會被人們所喜歡，正如以「公投」方式決定每個國民每月只能用100度的電，那這種公投一定不會通過。因為任何「文明優越論」永遠不會被拒不承認自己「不優越」的人所接受。但Harding的觀點依然值得深思與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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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rett Harding |
我的環境倫理學筆記(5)
3. 重新思考上帝的恩賜 : 自然
(1)生態自然主義(Arcadia)
Gilbert White (1720-1795)是18世紀最早的自然主義的生態學家，也是一位終生與綠樹、昆蟲、飛鳥為伍的牧師。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等等騷動和不安，對他而言只是耳邊之風、飛蚊之鳴。他的名著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塞爾波恩的自然史)，記錄了二十年來，他每天都從宗教事務中找到足夠的閒暇時間，在他的教區周圍旅行，並將他在自然界的所見所聞寫給他的朋友們。一年又一年，他漫步在同一個牧場上，以便發現新的蝴蝶，或觀察燕子在鄰居的煙囪上築巢，或者蹲在蕨類植物叢中，窺視湖上覓食的野鴨和沙雉鳥。……就這樣，他寫出了一部英美自然史上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White所居住的地方，已成為無數科學家和詩人嚮往的純淨樂園。讓我最驚訝的是，White把他所記錄的一切視為上帝的傑作，但他同時又用最真實的科學方法去體驗上帝的恩典：「自然是上帝派給人類最偉大的經濟師」。White沒有顯赫的學歷，終生很少離開Selborne這個小農村，他只是善用上帝賜給他那雙敏銳而細膩的雙眼，用全部的生命去「觀察」。我至今尚未看到，一個人能把信仰與科學、把宗教虔誠與經濟學，如此完美地結合在自己全部的生命歷程中：
所有的鄉村的景色, 聲氣, 氣味
都結合在一起,
不論是叮咚的羚羊, 還是奶牛的喘氣,
不論是被熏香了的新割牧草,在微風中矜持,
或是彌漫在樹林中的茅屋飄出來的炊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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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lbert White |
Donald Worster在他的“Nature’s Economy”一書中，高度評價了Gilbert White，認為White的思想真正能夠矯治工業社會那種「了無生機」之生命形式的弊病，以及改變那種「物質崇拜」的科學機械主義的迷失。更重要的是，White那種虔誠式生態思想，不僅開啟了後來的自然主義文學，也開啟了後來的「生機論哲學」。Worster把自然主義文學稱為「休息的、令人愉快的文學」，這種文學是一條「醫治文明所造成的各種不適的溪水」。自然主義文學努力尋找一個「失去的田園式的天國」，拯救那陷入在冷漠和充滿威脅中的家園。「生機論哲學」則肯定所有生物都具有內在的、神秘的創造力，是一個精神的、友愛的有機體。這是一種具有浪漫的和宗教氣息的學說，它努力使生冷而僵硬的科學「精神化」、人性化。
在我看來，White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他塑造了與今天我們所認知的科學全然不同的科學風格，並成就了完全不同的「科學家」。「這種科學家呼喚的是田園主義的謙恭，一種敬畏的精神，而不是依賴數字和模型，更不是倚仗技術文明而對自然抱著傲慢不拘的態度」。──真正的科學家懂得輕走在青草與溪畔，而不是固守一個實驗室。
但是，到了19世紀50年代，White所代表的那種把宗教的虔誠和科學結合在一進行人工合成的理論，已經蛻化成脆弱的、乾枯的空殼。亨利‧梭羅(Henry Thoreau)在他的《日記》(第6卷)中寫道，由這些老自然博物學者們精心建築起來的，將科學與宗教價值交織在一起的世界，已經再也站不住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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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ald Worster |
我的環境倫理學筆記(6)
(2)生態普羅米休斯主義
在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從宙斯那裡盜取了火種，藉以照亮人間的黑暗。普羅米修斯的寓言是人類戰勝諸神的轉折點：人類開始信自己有操縱和管治世界的能力。普羅米修斯主義者相信，人類可以仰仗智慧與技術克服任何難題，當然有包括環境問題。
Julian Simon是「生態普羅米修斯」主要的代表之一。儘管Simon並不贊成別人把他的「反環境極限論」的學說稱為「豐饒主義」(cornucopian)，並且經常反駁人們誤解他的「自然無限論」是指人類的技術與發明能是無限的，而不是指自然資源是無限的。但「生態普米修斯主義」顯然肯定自工業革命以來所有人類的文明，無不仰賴技術進步、經濟增長和對自然的征服。Simon的名言是：「自然從來就不存在」，這不是說地球從來就沒不存在，而是說只有人類製造與加工的自然，自然才成為可用的資源，也就是說，只有「第二自然」才是人類的自然，否則只是粗糙無用的物質。媒炭和石油，在原始的意義上一點也沒有價值，只是人類把它製成了可以燃燒並產生能量的資源，才有了「自然」的意義。
Julian Simon在華盛頓自由主義者智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曾經說過：「資源更多地產生於人們的頭腦，而不是大地或空氣」。與「馬爾薩斯學派」對比，Simon被稱為「聚寶盆派」。Bjorn Lomborg是Simon的繼承者，他的基本主張是：自然資源、能源和食物正在變得更加豐富。更少的人在挨餓，人的平均壽命正在增加，污染問題終將因經濟增長而減少，物種滅絕所體現的是一個有限的、可以管理的問題。森林也沒有縮減」。(John Dryzek, The Politics of Earth, Part.3)
並非所有的生態學家都同意Simon的觀點，有些甚至是強烈的敵對者，甚至以「愚蠢的經濟學家」加以嘲諷。但作為一個「反馬爾薩斯主義者」，Simon對「人口問題」始終採取幾近傲慢的態度。Simon相信「個人會對生育孩子的數量作出最好的決定」，因而「人口規模將會適應生產條件而不會成為不可控制的產物」(Ultimate Resource, pp. 162-163)。對Simon而言，最根本的資源是人，而不是自然，「技藝熟練的、生氣蓬勃的、充滿希望的人，將會為自己的利益而施展他們的意志與想像力，並且不可避免地不僅使自己受益，也使他人受益」(Ultimate Resource 2, p. 589)。
在我看來，Simon不過是亞當‧斯密的「市場是一隻不見的手」的觀念在生態學上的庸俗化運用。在Simon的詞彙中，可以改成「人類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實際上，普羅米修斯主義的觀點，只有在既定的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下才有被證成的可能性。Promethean discourse flourished alongside capitalism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ith an unbounded faith in the capability of humans to manipulate the world in human interests in ever more effective fashion. Such was human progress. Thus in the first place to look for the impact of the discourse would be in our dominant institutions: a capitalist economy geared to perpetual economic growth, and a political system whose main task is to facilitate the condition for that growth. Of course, these institutions were not put into plac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discourse. Rather, discourse and institutions co-evolved. ……the main shared understanding in the capitalist democracies has long been the growth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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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ethe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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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an Simon |
我的環境倫理學筆記(7)
(3)生態自然主與生態普羅米修斯主義的比較
生態普羅米修主義者相信，人們的自我負責將會自動產生對環境難題的解決，但面對一個哲學上的根本問題：如何保證個體的行動總會帶來集體的良性後果，對此，普羅米修斯主義是啞口無言的。在今日，當科學上已經證明地球暖化是「人為造成的」，是幾十億被視為「理性的個人」通過燃燒石化燃料而導致的結果，對此，普羅米修斯主義只能根本否認地球暖化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普羅米修斯主義者甚至認為，地球暖化是「貧窮化」的結果，要改善這種情況，只有讓人類更富裕！
生態普羅米修斯主義要讓人信服，除了必須假設「人的理性與創造力是無限的」，還要假設「自然的豐饒也是無限的」。那就是，自然充滿了否定性機制(negative feedback devices)－自然系統內的自我校正活動(automatic corrective action)能夠使陷入紊亂的系統恢復到平衡狀態。但生態自然主義者(生存主義者survivalists)強烈的反駁：由於環境破壞引起物種滅絕(species extinction)的速度已經大大超過了自然能夠創造物種的速度。
Julian Simo經常提到，他所說的「豐饒」(cornucopia)並不是「聖誕老公公的豐饒」(santa claus cornucopians)，而是人類對自然之創造與加工所帶來的豐饒成果。
但Simon的自然顯然必須比聖誕老公公還要慷慨。因為聖誕老公公只是帶來了木炭，而且必沒有帶來禮物給那些不乖的小孩；但對於普羅米修斯主義者來說，自然不僅給我們帶來所有的禮物，即使人類不是乖小孩，自然也都通通有獎！
生態自然主義者認為，世界是由一個只有固定資源儲存的有限生態系統，人口爆炸和經濟增長將威脅並超出這個系統的極限；在普羅米修斯主義者看來，一個「無限寬容」的自然，最終會出來拯救世界。普羅米修斯看到的是一個通往無限美好的未來，而生態自然主義看到的是趨向崩潰的極限。
我的環境倫理學筆記(8)
4. 重新思考環境治理 : 專家與大眾
(1)行政理性主義－專家治理
環境議題是典型的複雜系統，非一般人所能分析與理解，它必須委託於專家。環境議題與專家政治的結合，構成了所謂「行政理性主義」，它賦予科學家在行政體制中重要的地位。科學知識、專業化管理機構和官僚體制三者的聯結，構成了行政理性主義的基本網絡。
行政理性主義(administrative rationalism)可以界定為一套「解決問題」(problems solving)的論述與體系。這種理性主義宣稱，應該由專家而不是平民來治理環境。專家的角色應該超越在平等或競爭性社會關係之上，甚至最大限度地不受政治、黨派的干擾，甚至是排斥那些自以為是的民議代表的「胡言亂語」。
行政理性主義又稱「環境管制主義」，它依賴於一系列具管制性和懲罰性的「規定」(regulations)使環境狀態得到約束、管理、補救，並朝向「環境優質化」－環境理性化－的方向邁進。這些管制工具包括「專業性資源管理機構」(professional resource-management bureaucracies)、「污染控制機構」(pollution control agencies)、「管制規定與罰則」(regulatory policy instruments)、「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專家顧問委員會」(expert advisory commission)與「理性化政策分析」(rationalistic policy analysis techniques)等等。
行政理性主義的主要觀點，有兩個軸心：
1. 環境管制基於對專家專業主義和政治治理的高度信心，認為包括環境在內的公共利益是一種「專家界定的過程與產物」，因此，行政理性主義的目標不是在如何實現民主的問題，也不是在滿足民眾的參與感，而是在解決攸關所有民眾的公共利益。行政理性主義關注的是抽象的法律意義上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各種利益團體的要求。
2. 行政理性主義不關心倫理與道德在環境治理上的優先性，儘管倫理與道德實際上非常重要。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究竟處於「毀滅∕救贖」之中，還是處於「樂觀∕進步」之中，都不是行政理性主義試圖介入的爭議，因為，爭議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環境問題的實質性解決，要遠比環境問題的形上式爭論更為重要。因為「在地球的廢墟上無法奓談生態理想」，「在廣泛的污染中沒有時間高談養生之道」。環境問題是一個涉及成本－收益與風險評估的「技術性過程」。當環境議題處於「專家評估」與「民眾主觀認知」之間時，行政理性主義更重視前者。
對行政理性主義來說，人民必須服從國家，否則就無法在國家體制上獲得政府提供的環境政策與服務；在行政體系中，專家和專業管理者必須處於主導地位，因為群眾的「激情」和資訊不足，將使許多的環境政策走偏了方向。
(2)民主實用主義－大眾治理
Administr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very popular as an ideal; rather, it is just a what a lot of people, and a lot of institutions, actually end up doing. …..democracy is different; everyone wants to be a democrat, whether they truly are democrat is a different question. Democratic pragmatism may be characterized in turns of interactive problem solving within the basic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liberal capitalist democracy.
民主實用主義承認並接收在自由資本主義和民主制下解決問題，它表明自身是一種行動主義、現實主義取向，有別於幻想的理想主義；對於實用主義的哲學家來說，生活主要是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解決難題，……由於有關任何較為複雜的難題的相關知識不可能集中在任何個人或任何國家的行政機構的手中，因此，問題的解決應該是一個充滿靈活性的過程，其中包括多種意見與觀點之間的合作。
民主實用主義傾向於包括政府內外的人士，以交互影響的方式進行問題解決，這些交互影響可以發生在委員會會議、立法辯論、聽證、公眾演講、法律鬥爭、規則制定、媒體調查和政策落實與推行等方面，也可以採取游說、爭辯、建議、戰略制定、談判、通告、發佈、曝光、欺騙、形象塑造、污辱和質疑等等手段。
相對於專家理性主義，民主實用主義以「網絡」取代「等級」。一個網絡系統具有多個穿越參與者的交互作用的節點和複雜路徑，而等級制的溝通只有圍繞著頂點的上行與下行。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例如「消費者聯合抵制」並迫使一家廠商改變其生產方式。
Martin Jänicke把這種交互影響稱為「超政府」行動
(William M. Lafferty & James Meadowcroft [eds.] Democracy and
Environmen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1996: 71-85)。
Karl Popper提出了「問題解決共同體」(problems-solving community)，他把公共政策視為一種「經驗性實驗」(experimental test)，並把這整體過程稱為「漸進的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它是一種「收集－反饋」的過程，將政策過程放在一個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內，其中不同的利益團體和行為者都能夠無所顧忌的提出他們的意見。
但是也有人認為，即使是民主模式下交互影響的決策過程，依然只是「做秀性」的。因為，以社會公益之名藉機圖利於私人的野心和欲望者，大有人在。即使面對環境破壞者－廠商或財團，他們大可利用各種偽裝和公益面具，來建立自己的「綠色形象」。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對這些企業進行「管制」，而不只是邀請他們一起治理。
在我看來，民主實用主義依然是一種「進步的烏托邦主義」。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很少是對於有關無私的、公益的難題的解決，實際的情況是，財團與利益團體，乃至包括與企業暗中勾結的官員或從中取利的媒體人員，都會極力使政策辯論和決策程朝向有利於他們的方向發展。企業可以收買記者為他們發言與護航，也可以提供優渥條件給環境活動分子。總之，資本主義永遠戰勝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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