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遠山蒼涼，童心已老 — 石黑一雄的「國際移民」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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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山蒼涼，童心已老

—石黑一雄的「國際移民」文學

 

再也沒有比死更高的藝術了，死就是生

－川端康成，《臨終的眼》－

 

    幾乎每部小說都被提名或得獎，以28歲之齡即享譽世界文壇，被稱為「英國移民作家三雄」之一、以「國際主義作家」自稱、作品已被翻譯達27種語言的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年出生於日本長崎(Nagasaki)，5歲隨父母遷居英國，先後在英國肯特大學(Kent University)和東英吉利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深造，1980年獲碩士學位，之後開始在英國文壇走紅。石黑一雄已有5部長篇小說，一部電影劇本。包括處女作《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此書獲得「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溫尼弗雷德•霍爾比獎(Winifred Holtby Prize)，1986年《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又獲英國及愛爾蘭圖書協會頒發的「惠特布萊德」年度最佳小說獎(Whitbread Book of the Year Award)和英國最高文學獎布克獎(Booker Prize)的提名。1989年《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贏得了布克獎，小說還搬上銀幕，由執導過《窗外有藍天》(A Room with a View)的詹姆斯•艾佛瑞(James Ivory)導演，由老牌藝人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和艾瑪•湯姆森(Emma Thompson)主演，獲得電影奧斯卡金像獎多項提名。1995年《無法安慰》(The Unconsoled)贏得了「契爾特納姆」文學藝術獎(the Cheltenham Prize)。2000年《我輩孤雛》再度獲得布克獎提名，2003年電影劇本《世上最悲傷的音樂》(Saddest Music in the World)獲得很高的評價。現年僅50歲，這位出身於非殖民地日本的英語移民作家石黑一雄，正值創作的巔峰時期，其文學生命的後續力可說是無可限量。

石黑一雄把自己的小說創作視為一種國際文化的傳播載體，他致力於創作一種能夠把各種民族和文化背景融合一起的「國際文學題材」。在多次訪問中他說道：「我是一位希望寫作國際化小說的作家。所謂國際化小說是指這樣一種作品：它包含了對於世界上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都具有重要意義的生活景象。它可以涉及乘坐噴氣飛機穿梭往來於世界各大洲之間的人物，然而他們又可以同樣從容地穩固立足於一個小小的地方……這個世界已經變得日益國際化，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在過去，對於任何政治、商業、社會變革模式和文藝方面的問題，完全可以進行高水準的討論而母庸參照任何國際相關因素。然而，我們現在早已超越了這個歷史階段。如果小說能夠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形式進入下一個世紀，那是因為作家們已經成功地把它塑造成為一種令人信服的國際化文學載體。我的雄心壯志就是要為它作出貢獻」。

《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是石黑一雄的處女作，它代表了日本戰後新生代對一段現代歷史難以名狀又難以忘懷的感傷。故事主角是一位日本婦女悅子(Etsuko)，在二戰之後與第二任丈夫離開日本移居英國，她有兩個女兒，一個名為霓紀(Niki)，她只有一半的日本血統，但卻是個不理解日本傳統且完全西化的女孩，另一個女兒慶子(Keiko)則具有完全的日本血統，她選擇了自殺。在處理女兒自殺的善後事件時，悅子開始陷入二戰前後在日本的回憶。她憶及和藹可親、崇尚軍國主義的岳父尾形(Ogata)，她的前夫次郎(Jiro)，她在長崎故居認識的另一位母親幸子(Sachiko)和這位母親的女兒真理子(Mariko)等等。石黑一雄既沒有說明悅子為何移居英倫，為何離異？也沒有說明女兒自殺的真正原因，也無法確定她在日本期間來往的人際關係。小說既說不出哪些明確的事件使這位移民母親的回憶如此哀傷，又如此深重，也沒有交待哀傷的記憶是否擺脫，未來的出路與展望在哪裏？嚴格來說，這是一部沒有明確固定的主題、沒有脈絡清晰的劇情結構、沒有確切定論的結局、沒有演進發展的時態的一部小說。與其說這是一部小說，不如說是一幅想像畫，一幅具有東方之美的潑墨畫。正如它的書名，遠在天際的山群，矇朧不清，輕淡如煙的山景，遠近不明。

石黑一雄究竟試圖通過這部小說表達什麼意念和觀點？這可能不是依賴字面的敘述或小說的習慣就可以理解，這正如「賞畫」是一種意念與想像的觀看和凝視，它和把握劇情與人物性格的「閱讀」有著明顯的不同。然而，小說本身或是隱藏在小說內部的，其實蘊藏了極為深厚而豐富的意義。劇情的斷裂、模糊和散落，人物性格的停滯化、馬塞克化，無不是象徵著二戰前後日本命運的不可理解、不可掌握和無可評價。石黑一雄究竟無法說清什麼？還是刻意迴避什麼？服膺日本傳統價值的尾形為何是「慈祥老人」的代表？依據他的精神所教養出來的新一代不都是視死如歸的「神風特攻隊」？使日本面臨戰敗之後無可彌補的創傷，新一代日本人喪失了作為民族靈魂之根本的尚武精神，這究竟意味民族的衰敗還是重生？走上西方現代主義道路的日本，卻造就了諸如霓紀所代表的無根無萍的「西化日本人」，這究竟是國家的脫胎換骨還是名存實亡？似乎歷史總是由偶然的偏執和必然的代價組合而成，人們對歷史的因果似乎只有啞口或無言、無從置喙。人物與環境的悲劇，似乎既是一場「無風之浪」，更像是一場「無火之煙」，沒有邏輯，沒有定論。

《群山淡景》是一部繼承了湯瑪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的文學風格，一種淡雅如煙、幽傷如幻的寫作筆調，而後融合了川端康成(Kawabata Yasunari)的「物哀主義」，再經石黑一雄創製而成帶有「後現代虛無主義色彩」的作品。哈代在一首題為《傷口》的詩中寫道：「我爬上群山之頂∕只見西天塵霧濛濛∕太陽橫躺其間∕恰似傷口的血紅∕恰如我的傷口∕但誰也不會知曉∕因我不曾袒露∕心被刺透的記號」。此一詩境正是《群山淡景》試圖表達的，從個人回憶、民族受難到努力封存創傷的心路歷程。太陽一如日本民族的象徵，血紅的傷口像是日本戰敗的創痛，即使未曾或難以坦露，但無論如何遮蔽或掩飾，都會在身上留成一道「心刺的記號」。「物哀主義」是《源式物語》美學思想的核心，川端康成延續了傳統日本的人文精神，將之融入日本戰後的文學創作。「物哀」並不是一種單純的悲傷或哀痛，它包含著悲哀與同情的深刻體驗，它不僅是作為悲哀、悲傷、悲慘來解釋，而且還包含哀憐、憐憫、感動、感慨、同情、壯美等等內涵。川端康成曾自許「死亡」是人生最高的藝術，因為死亡就是再生的開始。《群山淡景》就是一部帶著憂鬱、哀傷、沉穩、內斂、反省為色調的物哀主義作品，試圖為歷史災難倖存的人進行療傷和止痛。石黑一雄旨在告訴讀者，什麼才叫作真正悲傷的人，那就是為死難的親人留下自己的餘生並為之哀悼的人。小說的主角就是長崎核彈下的倖存者，這些存活下來的人，註定要與一切哀傷、恐懼和絕望共渡餘生。

1988年石黑一雄的《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一書出版，隔年獲得英國「布克獎」，小說還被拍成電影，獲得很高的評價，被美國影評界列為年度十大佳片之一。美國《出版家週刊》(publishers Weekly)認為這部作品贏得「布克獎」不僅當之無愧，而且將這部作品評之為「精心之作」(a tour de force)，「既對個人心理進行了令人折服的分析與深究，亦細緻入微地描繪了敗落的社會秩序」。《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則認為「這是一部充滿夢幻的小說，以消遣性的喜劇手法，妙不可言地對人性、社會等級和文化進行了異常深刻和催人淚下的探究」。

石黑一雄敢於把焦點聚集在很有英國特色的主僕文化層面上，顯示作者獨到的觀察力和對自己作品自信十足的駕馭能力。石黑一雄作為一個外裔移民作家，卻成為了英國文學偉大傳統的繼承者，他繼承了從哈代(Thomas Hardy, 1840
—1928)、福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 到伊芙琳•沃 (Evelyn Waugh, 1903—1966) 一脈相承的那種含蓄哀婉和精巧細緻的風格。小說描寫在1958年間，一位年近七旬名叫史蒂文生(Stevens)的老管家，父子兩代是達靈頓府第(Darlington Hall)的僕役長，一向盡忠職守的他，心中至高無上的理想就是盡責管理達靈頓府第，除了「管家」這個被他視為生命承諾中最重要的目標以外，即使對所有其他的事務「盲而不視、視而不見」亦無關緊要。尤其是即使目賭了一場主人私下與納粹勾結的政治活動，他仍然對主人忠心不二，不願介入也不作評斷。由於工作勤奮且服務達30年之久，史蒂文生獲准一次長途旅行作為休假，他駕車從英格蘭前往海岸，去尋找過去也曾任職於達靈頓的女友甘頓小姐(Miss Kenton)，目的在說服甘頓小姐重返達靈頓以協助服侍新任莊主—一位退休的美國國會議員。途中，史蒂文生一生忠誠奉獻的記憶在腦海中一一浮現。

小說的結構以旅行和回憶一明一暗交錯的進行。回憶中，莊主達靈頓公爵準備宴請當時的世界領袖，目的是達靈頓公爵試圖在二戰一觸即發的前夕，和納粹達成交易以換取英國的中立與和平。實際上，達靈頓公爵並不是賣國賊，也不是納粹主義者，他只是抱著一種對「高貴的種族主義」的某種偏愛，短視而天真。但納粹德國的陰謀正好反映出達靈頓的政治妄想和軟弱，一場自以為是的政治交易卻始料未及地成為幫助納粹上臺的工具，適得其反地使英國蒙受重大的損害。然而，史蒂文生明知事有蹊翹，卻裝作渾然不知，因為無論是背後竊聽或面前建言，都是一個「高貴僕役」的大忌，他自認應該謹守一個「高級管家」言聽計從、不干涉、不逾矩的態度。史蒂文生就是這麼一個把歷史大事視為比自己的職業信條更微不足道的「模範管家」，一個典型的「過時主義者」(anachronism)，他堅信傳統的忠誠主義和一種自我負責的紀律感，他唯一的信條就是「盡善盡美」。他以極度壓抑私人情感，乃至自我欺瞞的駝鳥心態，完全無視外部世界的變化和自己親人的感受。他認為他所努力維繫的叫作「尊嚴」(dignity)，又叫作「承諾」(promise)，他為這種信念感到驕傲和自豪，並且終生信守不渝。

史蒂文生是一個外表呆板但內心極其複雜的人，他是一個具有「站在陰影中盡可能不露面」的稟性，具有「守在餐廳門口等待主人搖鈴」的耐性，更具有「內心即使情欲澎湃也會在調情中突然板起臉孔」的雙重性格。為了盡忠職守，史蒂文生即使在父親中風垂危之際，也不是選擇守在床邊撫慰即將暝目的父親，而是選擇站立在晚宴旁邊的僕位上。儘管他被甘頓小姐深深吸引，但他卻恐懼與甘頓小姐的親密關係，甚至因為沉迷工作而與一生唯一的戀情失之交臂。史蒂文生一方面在諸多場合，總是禁不住要給人他曾與偉人名流交往甚篤並參與處理許多重大事件的暗示，但又不忘極力顯露其謙卑自抑的心態；他總是在主人面前剛正不阿，並懂得以「僕以主為貴」的姿態博得莊主的信賴，但又總是退到牆角或躲進暗室裏細嚼自己真實的情感；即使在甘頓小姐驚聞他竟然也會閱讀浪漫小說時，他居然表示只是為了學習辯論，只是為了改進他說話的辭彙(vocabulary)而閱讀。正是這種自虐式的情感壓抑和盲目的忠誠，使他既不能顧及父子之間的天倫之情，也守不住一段真摯的情感，徒留一場枉渡此生的悲劇和遺憾。雖然多年之後史蒂文生與甘頓小姐再度重逢，但時過境遷、此情不再。在一幕滂沱大雨中史蒂文生目送甘頓小姐搭乘巴士離去，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舉傘老人落寞孤寂的身影，在雨中踉蹌踱步。史蒂文生竟不知，自己所堅持的「責任」，不過是自己逃避人人都有追求自己快樂之「責任」的一個藉口。

對史蒂文生這個人物性格與內心世界的刻畫，是石黑一雄文學天賦的精采展現。石黑一雄通過鋪陳當時英格蘭的政治歷史、文化傳統和人文景觀，從中刻畫出一個幾近頹廢乖戾、偏執保守的「英國紳士管家」。這個人物絕不是作者憑空捏造的特異人物，而是民族性格與傳統文化形塑下的產物。在英國這一具有悠久「僕役文化」的國家中，一個男管家的談吐、儀態、敬業等等品格，正是以之表現英國貴族文化的指標，一如牛仔之於美國、鬥牛士代表西班牙，武士道象徵日本一樣。儘管史蒂文生像似藉之諷刺英國這一「落日帝國」的懷舊醜態，就像史蒂文生自認30年管家生涯是在服務世界和平令人啼笑皆非一樣；但以一個狹隘人物刻板地去「標籤化」一個民族的文化，也是石黑一雄基於一種「國際多元文化觀」所作出的批判式諷喻。達靈頓公爵以一個「非職業外交官」竟自認可以涉入德英兩國的和平大業，反映出當時充滿蠱惑的政治氣候和盛行「秘密外交」的歪風，真正的權力和影響並不存在於政府的議事廳而是來自顯赫門庭私下的密談，世界局勢是由非官方的、有權勢的掮客來決定，這又是不僅對英國「貴族政治」和「職業主義」的暗諷，但反過來說，也反映出一種世界和平的個人理想在當代已不復可尋，乃至根本是一種荒誕高論。

小說以倒敘的手法，徜佯在英格蘭鄉間到蔚藍海岸的旅途之中。回憶，依然是石黑一雄最為擅長的敘事手法。旅行中，平野四廓的鄉間美景對照著陰森封閉的達靈頓莊園，自由的空氣吹散著一身職業的黴氣，眼前的真情人生對照著記憶中虛矯的歲月。旅行的審美意義就在於，家，只有在離去之後才顯露出久居其中而不曾查知的本質，而重返之後的家，也已不再是記憶中的老家。在小說中，回憶之旅既是一場自我確認(self-confirm)的歷程，也是一場自我啟示(self-revelation)的轉化。史蒂文生在回顧自己職業生涯時，努力寬慰自己曾經侍奉一位偉大的紳士而為人類世界作出了貢獻，他不斷說服自己曾是一位無可挑剔、受人尊重的男管家，這是史蒂文生「自我確認」的一個部分。但是在此同時，潛意識中對原主人達靈頓公爵的「救世動機」感到疑慮重重，而這個獲得確認的自我，卻從來不是自己選擇的自我，30年管家生涯突然變成從來就不是自己選擇的、使自己在其中得到快樂的生活道路，而是任人牽著鼻子走，聽命於他人，乃至任由他人誤解的錯誤人生，這是史蒂文生自我啟示的一部分。史蒂文生領略到，「錯誤的人生已無法正常的過」。小說末尾，一幕日近黃昏、點亮街燈的描寫，可以說是史蒂文生對其一生的頓悟。小說的主題 : the remains of the day，在落日的深處浮現。在漫漫白晝即將日薄西山之前，還能給自己的人生留點什麼呢？也許，落日之前再顯燦爛的餘光，真實的人生依然可以佇立在記憶長廊的盡頭。

《我輩孤雛》(When We Were Orphans, 2000. 另有中譯《上海孤兒》、《當我們是孤兒時》)是石黑一雄的第五部小說，描寫一位20世紀初期出生於中國上海的英國人克里斯多弗•班克斯(Christopher Banks)，他的父母在他九歲時神秘失蹤，從此下落不明，年幼的班克斯於是被送回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後的班克斯成為一位著名的偵探，直到年近40之齡，為瞭解開長年困擾他的「失親之謎」的糾纏，也為了證明他始終認定父母依然健在的設想，班克斯重回年少時代的上海。然而兒時的回憶不再甜美，失散的雙親不復可尋，這場尋親之旅最後還是以失敗告終。小說以記憶重返的旅行文學形式，圖繪了國際移民一種身份缺失之不可彌補的悲劇性。

1840年中國在中英「鴉片戰爭」失敗後淪入帝國主義的荼毒，百年之後，中國再度陷入民族存亡的中日戰爭。一個以鴉片毒害中國，一個以槍砲侵略中國，具有日、英雙重身份的作者，在建構一部身份重構小說的背後，有著更為複雜的種族尷尬。一方面，班克斯的父親是一個向中國傾銷鴉片的商人，實際上就是一個罪惡滿貫的帝國主義者，這就涉及到作者對其所歸化之英國歷史的反思與清算問題，一方面，他所重回的上海，正值日本親華時期，日軍在1937年占據了上海，這又涉及到作者如何面對其母國日本一筆侵略中國的血淚爛帳。小說、作者的跨國身份、一段動亂的歷史，交織在這一場「渡海尋親」的故事中。面對小說與作者的雙重尷尬，石黑一雄傾向於以一種「浪漫的反思」來取代「復仇式的清算」，似乎一種懸疑式的歷史感知要比歷史事實的檢索，更為顯著地在小說中以「浮水印」的意象重組，來取代人物背後與歷史本身的不堪。另一方面，或許是基於一個文學家對自身之「文學品質」與「激情自製」的風格，石黑一雄始終避免妄自判斷，但他也毫不掩飾地暴露20世紀初期歷史的缺憾及帝國主義的弱點，他既不畏懼英國傳統的反華意識，也不為祖國日本作出辯護，而是讓讀者自己去判斷、去體會。

「帝國自戀」(imperial narcissism)和「暴力再現」(violent representation)是石黑一雄通過作品委婉傳達的批判意識。對於班克斯來說，明明只是一場為了療治「孩提創傷」(Childhood trauma)的尋親之旅，但卻硬要說服自己是懷著「遠大理想」來到中國，是為了尋找在中國土地上為禍人類的「黃蛇」，並解決「上海問題」。這種意志與想像，正是帝國教化主義和帝國公民自大意識的暴露，以為只要世界上有大英帝國的領航，所有國家就不會迷失方向。班克斯的「偵探」角色，本身就是一個「身份隱喻」，帶有為落後國家尋找病因、矯治沉疴，進而提供文明永生之道的涵意。實際上，這種「遠大理想」不僅天真至極，甚至是脆弱不堪。他在英國時對雙親失蹤的事前研判，與來到中國之後的事實情況，有著很大的落差，當他獲知當年父母因為在販售鴉片問題上發生爭執，母親被拐騙到一個軍閥府中當小妾，對於父親從事販賣鴉片毒害中國人的罪孽，他完全束手無策。即使班克斯最後在香港的修女院與早已陷入自閉的母親相見時，也已無法相認。班克斯既無法挽救瀕臨垂死的西方文明，解決不了戰火綿延的上海問題，更無法解救自己的雙親。反諷的是，他要找的「黃蛇」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幼即視為「英國楷模」、拐騙自己母親的舅舅菲力浦(Philip)。

在與兩個中國人—一個是年輕而盡職的中國司機，一位是負責指揮作戰、務實而冷靜的國民黨軍官—打交道的過程中，班克斯天真又矛盾的性格在無意間顯露無遺。一方面他在中國人前表現出頤氣指使、心高氣傲的態度，他甚至用放大鏡查看腸子被炸破的中國百姓，看看是否藏有異於其他種族的特殊病纛；一方面對自己母國運銷鴉片，對自己同胞在戰火連天情勢下依然視若無睹的設宴擁舞，感到憤怒與不解。實際上，雙親「遭到綁架而失蹤」是一個具有「轉喻」意味的情節安排，真正被綁架的是班克斯自己，在他來到中國以前就早已被一種冥想的「東方主義」所束縛，正如他的雙親在其「帝國想像」與「中國現實」相遭遇時，他們迷失了自己，甚至葬身在他們從來就「無法想像」的中國這片大地之上。

「暴力再現」則表現在班克斯童年時期的日籍玩伴明(Akira)對中國的扭曲性描述之中。班克斯對上海的原始意象完全來自這個日本軍國主義童子軍式人物的轉述。對班克斯而言，明就像個「中國通」，更像個「中國論述」的權威者，通過明的引介和灌輸，形成了班克斯對中國的刻板偏見。暴力再現意味著以主觀的想像去編織和營造一個客觀上「不可思議的他者」(incredible Other)，經由想像的扭曲和貶抑，達到主體對他者之控制欲望的展示。根據明的轉述，上海大街上「到處堆積著屍體，上面佈滿蒼蠅，人們卻習以為常，毫不在意」。明又說，「坐在轎子裏的軍閥可以隨意指向街上的某個行人，他身邊的『巨人』(隨從)就會立即過去砍下那個人的頭」。明又編造一個家中傭人駭人聽聞的故事，說這位老人喜歡割斷人們的胳膊，再用一種特殊的藥水將它變成蜘蛛。在這些描述中，諸如「屍體」、「蒼蠅」、「軍閥」、「砍頭」、「藥水」、「蜘蛛」等等字眼，無不與死亡、動物相關聯，展現出對中國極大的語言和意象的暴力。然而，即使成年後的班克斯認清了明的轉述完全是無稽之談，但似乎放棄這些成見就意味流失自己尊貴的顏面一樣，班克斯還是努力維持這種偏見。

然而，也是難能可貴的是，對於自己的母國日本，對於造成中國六百萬人民死難的親華戰爭，石黑一雄的態度是深沉理智的反省，而不是於事無補的搪塞或辯護。兒時玩伴的明，後來成為日本親華的戰士，然而在與明再度重逢之際，班克斯已無法辯視明的臉孔和身份，對於班克斯來說，童年一旦進入記憶，便已遙不可及，縱使能與舊友相逢，孤伶之感仍舊揮之不去。明模糊的身影一如迷失的祖國，夾雜著對祖國的一層疏離和困惑，這無異在表達作者對日本沉陷於軍國主義的狂熱而感到哀傷。在此同時，石黑一雄也不忘透過班克斯的親身經歷，以毫不濫情奢意或過度美化的態度來描述中國。街道的髒亂無序、房舍的破舊不堪、蘇州河上的臭天臭氣、土霸軍閥的殘暴不仁、滿街的鴉片患癮、中國人的『差不多主義』等等，石黑一雄都讓它忠實的呈現。而對於中國人內在的民族性格，石黑一雄也給予深情的著墨和同情的諒解。似乎一個「不知家在何處」的國際移民作家，反而因此具有一種不帶民族偏見與歷史負擔的洞察力，而班克斯顯然又超出了《長日將盡》中的史帝文森，後者堅持採取一種維繫個人尊嚴下對歷史的冷漠和無情的中立，班克斯則表現出作者一種富於情感的歷史介入。

美國《紐約客》(New Yorker)曾以「圖繪了石黑一雄個人專屬的美學領地(aesthetic territory)」來評價《我輩孤雛》這部小說。這裏所說的「美學領地」不只是指小說本身的成功，更是指石黑一雄創造了一種以記憶重組來尋求身份重建的美學表達形式。實際上，萬里尋親、重回上海，是一個克服「記憶之缺」(loss of memory)的生命行動，它來自於過去記憶之零碎化與斷裂化的焦慮感，並對作為「身份之缺」的個體構成夢魘般的糾纏。於是，尋找身份認同的始源與軌跡，對於班克斯，包括對於作者本人，顯然至為重要。在故事末了，苦苦追求「記憶之實」和「身份之全」的班克斯，並非在親子大團圓的理想結局下獲得滿足，而是在希望破滅之後獲得了一種成熟而不悔的解脫：

 

也許世上有人能夠不被這種焦慮所困擾，心無牽掛、無憂無慮地終其

一生。可是對我們這樣的人，生來就註定要孤身一人面對這個世界，

歲歲年年不斷追尋逝去雙親的身影。我們只有不斷努力，竭盡全力完

成使命，否則將不得安寧。

 

石黑一雄賦予「記憶」在身份建構上關鍵的地位，並通過觸及記憶之分岔和變幻來探討身份重建的困難性。在某種意義上，主題的構思呼應著國際移民者一種自我飄乎的處境，更是作者文化流亡心境在特定藝術題材上的折射。實際上，虛構的小說人物和真實的虛構者(作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關係：小說人物既是作者「觀察性塑造」的對象人物，又是作者主體意識殘缺式的表白替身。換言之，在班克斯與石黑一雄之間，總是不定時地存在著一種「主客互換」的關係，有時候班克斯是作為作者所反思批判之「帝國公民」的對象，有時又是石黑一雄自己「身份迷失」的代言者。在此意義上，石黑一雄為後殖民文學創立了一種可以稱之為「認同小說」的範型，為後殖民文學另添一種美學表達形式。

通過記憶的連接、重組與穿梭，將歷史場景和人物內心世界予以串聯，運用一種微溫的情感和瑣碎的專注，編織一幕幕既現實又虛幻的人生故事，是石黑一雄最成功的敘事手法。記憶是對過往流失之生命的捕捉，它註定只能換回虛無與幻滅，一個值得珍視的過去永遠不會在眼前重現，正如一場痛苦的記憶永遠不會在現在消失，這意味著當下的存在無時無刻不是依賴過去記憶來填補，也意味著個人的現實意義，往往更多地被定義於過去的回憶而不是未來的假想，儘管過去的事件早已成為永遠解不開的迷惑。記憶使個體的生命時序得以銜接，讓人們擁有一種整體感和意義鍊，但正是以一個至今未明的過去來支撐一個總是依戀過去的現在，記憶成了生命最大的弔詭，成為生命最唯美的悲劇。

 

作品閱讀：

1, 石黑一雄，「浮世畫家」，謝瑤玲譯，臺北：皇冠，1994

2, ——，「長日將盡」，餘而彥譯，臺北：皇冠，1994

3, ——，「群山淡景」，冷不梅譯，臺北：聯合文學，1994

4, ——，「我輩孤雛」，林為正譯，臺北：大塊文化，2002

 

進階閱讀：

1, Barry Lewis, Kazuo Ishiguro,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Brian W. Shaffer, 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 Press, 1998 

3, Cynthia F. Wong, Kazuo Ishiguro, Northcote House Educational Publishers, 2000

4, Mike Petry, Narratives of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