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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色滿園關不住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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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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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愛玲、蕭紅同稱「中國現代文學三奇女」的左翼作作家丁玲，以28歲之齡，寫下中國現代第一部女性主義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1928)。若不採取今是昨非的態度，也不以政治立場作為評斷作品的標準，在文學的超前性、先鋒性與自覺性，《莎菲女士的日記》就足已摘下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的第一座後冠。丁玲以「自傳—日記體」的直敘手法，塑造了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的女性—莎菲，一個五四知識青年，並在丁玲筆下，表現了激情的、自主的女性情感、欲望和時代感觸，建立了五四以來「個性寫作」和「情欲文學」的典範。
疾病作為「社會隱喻」
《莎菲女士的日記》以第一人稱—自述的日記體形式，描寫了女學生莎菲在北京住院養病期間的心理狀態，小說貫穿在少女莎菲對生命、社會環境、戀愛、欲望體驗到希望破滅的心路歷程。日記的內容，雖然環繞在一個老掉牙的「三角戀情」之上，但它絕不是愛情小說。體驗在莎菲心理世界的是對女性自我意識、存在價值、愛情體驗等等的深化與演進，探討了女性作為生存主體的自覺與成長。
小說以莎菲對一個理想愛情的追求為主線，表現了莎菲這一「現代女性」在愛情與人生體驗上從激情、矛盾、迷惘、癡狂、反思、幻滅的起浮與曲折。小說以莎菲住院期間的煩燥、不安、生氣、沮喪為開場，醫院外颳著大風，幾夜難以入眠，「像這樣的颳風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許多使人焦燥的事」[1]，她喂牛奶、看報紙、忍受住客和夥計的叫喊聲，像一個囚犯消磨著難以排遣的時間，「那四堵粉堊的，它們呆呆的把你眼睛擋住，無論你住在哪方：逃到床上躺著吧，那同樣的白堊的天花板，便沉沉地把你壓住」[2]。
這種焦燥與苦悶，雖是一種臥病在床的自然反映，但作為一種「疾病隱喻」，它也襯托出「五四青年」在時代夾縫與新舊交戰中的心理症候。如果把颳風的夜晚、吵雜的醫院、隔絕的牆壁、沉重而呆板的天花板視為一種景觀隱喻，以及丁玲不是強調生病住院的身體痛處反而刻意描寫情緒的落寞與憂煩，就可看出丁玲有意塑造一個「革命性的個性化少女」，並從中反射出時代的黑暗與僵化。丁玲正是運用「日記體」敘事的特有優勢，把社會苦悶與衝突，通過「生理疾病」為象徵，實現一種「內在化敘事」的轉化效果：莎菲的生病是社會病態在心理情感上的反映，而莎菲的煩燥、不安與生氣，正是試圖擺脫和衝破社會束縛與傳統枷鎖的表徵。
莎菲有兩個情人，一是葦弟，一是淩起士，前者代表傳統溫文的雅士，後者代表現代華麗的俊男。葦弟內心忠厚、不善表達，是一個帶有「戀母（姐）情結」的羞澀男子，但他以一份純潔無私的態度愛戀著莎菲。莎菲知道這個長她四歲但十足像個小弟的男生是愛著她的，但卻懷疑葦弟無法抓得住她，認為「假使葦弟能夠再聰明一點，我是可以比較喜歡他些，但他卻只能如此忠實表現他的真摯」。顯然，莎菲並非不懂「忠實的真摯」，但癡情並不等於瞭解，真摯離真愛還有一截。「我總願意有那末一個人能瞭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我，我要那些愛，那些體貼做什麼？[3]」在這裡，丁玲旨在傳達一種「自主的愛情觀」。在這種新愛情觀裡，體貼不能代替溝通，疼惜不能等同理解，同情更不能取代愛情。這不只是男女關係上嚴格或寬鬆的差別，而是把愛情視為個性化的選擇：它再也不是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對女性而言，愛情必須成為獨立的自主權。
一般的評論者往往會把莎菲對待葦弟的態度看成是不負責任或玩世不恭。小說中，莎菲確實有一句自白：「自然，我是不能負一點責，一個女人應當這樣」；但實際上，莎菲把一種「知己—知心」關係置於愛情關係上的首要地位，這對傳統儒家的「婦德思想」自然是公然的背叛，但這卻是丁玲改寫傳統女性愛情觀的一種期待。在這裡，莎菲的疾病既是作為社會性的隱喻來表達，葦弟這一角色也是作為一種「反知己」的負面形像來呈現的；莎菲對葦弟之軟弱、殷勤、缺乏男子氣概、愛哭和喜歡流淚等等負面評價，意味著莎菲對傳統道德的徹底貶斥和唾棄。換言之，在「三角戀情」的「莎菲—葦弟」這一軸線，其潛在的主題不是戀愛問題，而是個性自主與封建道德之間水火不容的再現。
再從「莎菲—淩起士」這一軸線來看，淩起士是一個華麗富有、風流倜儻的新男性，他具有「碩長的身驅，嫩玫瑰般的臉龐，柔軟的嘴唇，惹人的眼角」[4]，他的出現，使莎菲對他產生癡狂的愛戀，包括欲望的勃發和性愛的衝動。小說中，淩起士一出現，莎菲就表現出極為強烈的佔有欲和性衝動，像一個粗俗的、原始的血肉女子，欲火如焚、躍躍欲試：
是的，我瞭解我自己，不過是一個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
到她要征服的男人們身上。我要佔有他，我要他無條件的獻上他的心
，跪著求我賜給他的吻呢。我簡直癲了，反反覆覆的只想著我要施行
的手段的步驟，我簡直癲了[5]。
這種出自女性本能的欲望：佔有、征服、計謀、吻、獻心、癲，丁玲以一種急促的節奏、尖銳的語調，給予莎菲在展現女性欲望時一種激越的、狂熱的、宣洩的表達，這是女性情欲世界的發現，更是女性「性愛主動權」的發動。這裡的欲望具有雙重函意，一是指女性身體的欲求，一是性別平等的渴望。一方面，莎菲不像傳統女性那樣被動地等待男性的垂青和愛憐，她認為自己和男人在精神人格、性愛地位、社會角色上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高貴∕低賤、主動∕被動的區別；一方面，莎菲的愛情觀是反科學的、反理智的，在評價她的友人—毓芳與雲霖之間那種「禁慾主義的愛情關係」時，莎菲發出了嘲笑。毓芳與雲霖是一對「為怕生孩子，便不肯住在一起」的戀人，這種保安型、預防式的愛情關係，「我忍不住嘲笑他們了，這禁慾主義者！為什麼會不需要擁抱那愛人的裸露的身體？為什麼要壓制住這愛的表現？[6]」
靈與肉的爭鬥
然而，莎菲的反科學、反理智的愛情觀，根本上又是不徹底、不堅定的，其對新女性之獨立意識的追求，也是模糊的、曖昧的、矛盾的。實際上，莎菲對淩起士的情欲，更多的是想像的、象徵的，是對一個「高個兒的影子」的欲望投射，「我斷定，假使他能把我緊緊的擁抱著，讓我吻遍他全身，然後他把我丟下海去，丟下火去，我都會快樂的閉目等待那永久保藏我那愛情的死的到來」[7]。然而，傳統女性的道德束縛在她身上儘管是殘餘的，但依然是有力量的。這裡，驗證了拉康(J, Lacan)的名言：「自我是他者的欲望」。換言之，理智與情感，在莎菲身上不是誰戰勝誰的問題，而是矛盾、對立與衝突。
理智與情感、靈與肉、傳統與解放、禮教與個性，在莎菲的內心產生了激烈的爭鬥。對於自己引以為傲的性幻想與性自主，莎菲又感到放肆、卑賤和忐忒不安，於是她決心拯救被一種色欲誘惑而墮落的自己；但為了能與淩起士多所接觸，莎菲竟又不顧自己的肺病，搬到了一濕冷的房子裡；當她發覺「在他豐儀的裡面是躲著一個何等卑醜的靈魂」時，她又無法抵擋情欲對她的呼喚，「假使有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攏起來，密密的，那我的身體就從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我也願意」[8]。終於，理智與情感的拉鋸和對決，這種忽而因與淩起士的肉體接觸而心神蕩恙，忽而又為自己的沉淪墮落而傷心自責，把莎菲帶向精神崩潰的邊緣。
真愛不能依賴欲望來支撐，即使性愛本身也必然拒絕任何虛偽和冷漠，當虛幻的影子退去之後，醜惡的原形自然畢露。至此，莎菲終於體認，一如和葦弟之間因為沒有「知己關係」的存在，和淩起士之間也只是缺乏「知心關係」的愛情，它也將宣告瓦解：
當我明白了那使我愛慕的一個高貴的美型裡，是安置著如此的一個卑
劣靈魂，並且無緣無故還接受過他的許多親密，這親密自然是還值不
了在他從妓院中揮霍裡剩餘下的一半多！想起那落在我髮際的吻來，
真又使我悔恨到想哭了[9]！
女性只能依靠自己
儘管莎菲最終以失望、逃離為結局，對自我糟蹋、自我愚弄感到後悔而陷如極深的悲境，甚至只圖悄悄地活下去，悄悄地死去。但丁玲通過「莎菲女士」這一人物，從缺乏理解而感到孤單和苦悶，從靈肉分裂、理智與情感的對決而深陷痛苦，到愛情破滅而感到生命的絕望，表達了一種「新女性意識」從掙扎、成長、蛻化到成熟的過程。但這種「新女性意識」絕不只是欲望坦露、情欲宣洩、個性解放等等「女權」議題而已，這部作品的深刻涵意(莎菲的失敗)在於：僅僅或依靠來自男性(無論是「葦弟型」還是「淩起士型」)的垂憐或拯救，都不是女性解放的依靠，女性的解放只能依靠女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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