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烹刀煮劍扮英雄 ―金庸 ∕《鹿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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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刀煮劍扮英雄

―金庸∕《鹿鼎記》

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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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俠小說是中國民族文學的重要形式，通常以通俗易懂為原則。一般的武俠小說總離不開江湖恩怨、打打殺殺，為了滿足商業性和娛樂性，莫不滿紙恩怨情仇，正邪不兩立。但金庸(原名查良鏞)不是普通的武俠小說家，作為當代華語世界最知名的武俠小說和文藝評論家，他的作品以濃厚的歷史意識和文化省思為背景，從知識分子到平凡小眾，無不讀之生趣或喜愛有加；作為一種文學現象，金庸的武俠小說深具中國庶民生活的生存哲理和美學趣味。

   

　　平民武俠主義

 

    《鹿鼎記》是金庸的封筆之作，也是最佳之作。較之於早期的《書劍恩仇錄》、《碧血劍》、《雪山飛狐》、《天龍八部》來說，這部作品明顯告別了早期俠義執仗、忠勇愛國的敘事主軸；較之於中期作品如《笑傲江湖》、《倚天屠龍記》等，《鹿鼎記》斷然像似一道分水嶺，它離開了武林群俠爭奇鬥豔、武功高玄的劇情結構，轉向了人性洞察、人生體悟、社會反思、文化反諷等等足以表現民族智慧、人生哲理的「大眾詩學」。在《鹿鼎記》中，歷史成為筆墨漫遊的揮灑之樂，武功成為無招勝有招的混世絕活，武術成為人生百態的形下圖解，人物則成為沒有尊貴之別的性情玩偶。

    《鹿鼎記》雖屬金庸眾多長篇之一，但相對而言，金庸以擴大武俠空間和江湖劇場的手法，創造了一種「文簡意深」的新武俠敘事。小說描寫一位市井小民—韋小寶，出身煙花之家，因巧遇並誤打了康熙皇帝，竟獲賞賜而召入宮中，從此與康熙為友、出入相伴。劇情歷經大江南北，奇風異俗，南至雲貴，北至莫斯科，中經殺鰲拜、平三番、安鄰邦、收臺灣等歷史事件。全書充滿奇人軼事、人性冷暖、權謀較量。小說融合了歷史、風土、陰謀、趣味於一體，其中，小臣彈指獻策握高權，皇帝玩偶治國笑江山；特別是韋小寶一角，花拳之間顯機智，秀腿之下平江山，既戲謔了嚴肅的歷史帝業，也宣洩了小民隱藏壓抑的雄心幻想，創立了一種「平民—藝術武俠」的風格。

 

    從義俠到愚俠

 

    在《鹿鼎記》中，金庸不再戀眷於傳統上武功蓋世、義薄雲天的俠士、俠義和俠客世界，正好相反，他賦予韋小寶一種詼諧、逗趣、玩世不恭、戲弄人生的「愚俠」性格。綜觀金庸筆下的俠士類型，可以分為三種，早期的陳家洛、袁承志、郭靖等人皆屬「義俠」，他們若不是肩負民族大義，就是心藏血海深仇。中國長期處於封建專制社會，上貪下腐、義理不行，基於對正義和公正的渴望，中國人對「義俠」素有崇敬仰慕之情，因為義俠鏟奸除惡、替天行道，其言必信，其行必誠，其諾必行，實現了中國庶民階層對社會正義和人權價值的渴望。

    到了中期，張無忌、狄雲等人則屬「道俠」，但這裡所謂「道」，是指至性真情、我行我素之意。這些個人主義式的俠士，雖有不拘行止、放流自任的性格，但這些道俠不求問達、不逐名利，無私忘我，但求茍全，體現了道家超凡遁世、不食人間煙火的逸士風格。

    至於晚期的韋小寶，出身煙花柳巷，生性好賭、好色、愛吹牛皮，根本是個小混混，既沒有傳統俠士威風凜凜的外貌，也沒有一身是膽的拳腳功夫，而是一個裝瘋賣傻、招搖撞騙的小滑頭。實際上，韋小寶是一個「愚俠」，但所謂「愚」者，既不是大智若愚、離形去智，但也不是愚蠢無知、胡作非為，而是一種世故與老練，一種機智和小聰明。作為一個混世小俠，韋小寶的行為舉止，不是出自義利之辨、是非之別，而是出自個人生存保命的計算和考量。雖然韋小寶也講義氣和友誼，但是逢迎拍馬的功力不亞於武功蓋世的江湖高手。早期浪跡綠燈花巷時，面對貪官惡吏，或者以連珠穢語當面相抗，面對邪人妖士，或者危機生智、曉以大義而得以避禍。到了掌權之後，時而當機立決，時而優柔寡斷。這個末日愚俠，像個變色龍，沒有規矩風範可尋，沒有典型人格可辨，只有亂中求生、險中求勝。

    武俠小說坐落於江湖世界，這是一個天涯浪跡、無法無天的「無政府世界」，這個世界究竟是「義理型」的還是「霸權型」的，一方面取決於「王法世界」是否健全和完善，若王法不彰、世道不行，江湖與宮庭往往處於緊張與疏離的關係之中，一方面，俠客的典型，是忠是邪，是善是惡，也取決於江胡本身是否有規有矩、有理有序，若規矩不行，則義氣隕落、俠士沈淪。在《鹿鼎記》中，江湖擴大了，武林宗派變多了—「天地會」前後五房共十個堂口，神龍教則有赤、白、青、黃、黑共五色龍，沐王府亦有劉、白、方、蘇四大護衛—這不僅映照出康熙年代反清勢力和幫會組織，藏之草澤、遍及全國，也說明武林無主、江湖衰落的現實。此時的江湖俠士已不如從前，不善公戰，勇於私鬥，爭名位、奪主位，像極一群窩裡反的鬥雞。在此意義上，「愚俠」韋小寶就不只是金庸刻意塑造的人物，而是對應於一個世道沈淪、人心不古的時代。作為一種反諷的原型人物，韋小寶代表了金庸對中國人文精神喪落的嘲諷，對中國公義精神衰敗的失望。

 

    從武術到權術

 

    江湖之道既已崩落，俠義精神既已衰敗，於是，俠客敵不過刺客，肝膽抵不過黑心，武術比不過權術。韋小寶雖出身市井，德不高藝不精，既貪財又好色，但一旦封為「爵爺」，手握大權，也不忘玩權弄術。他殺了黑龍鞭史松，毒瞎了海公公，刺死小桂子 ……，但這些殺人事件，既不是用大軍壓境，也不是使出刀槍利劍，他用的是借刀、離間、誘騙等方法，使用的是石灰粉、蒙汗藥等各色

各樣的技倆，幹的是抄家、行賄、貪瀆的勾當，簡言之，韋小寶的精忠報國之道，盡是權術與詐謀，盡是從妓院學來的鶯燕管理之術，一種察言觀色、見機行事的投機哲學，這豈不正是中國俗諺「小人得勢」的最佳寫照？韋小寶奉行的不是民族大義，否則就不會效忠異族皇帝，他遵行的是混跡哲學，運用的是詐術詭計，這豈不正是中國人所言「小人當道」的體現？他為康熙效命是愚忠，為刺客茅十八冒死救命是小義，他一人擁七妻是縱欲，他的財富之欲有如無底之壑是斂財，在他身上，無事吹噓、臨危逃命，這號人物集滿了中國人千年難除的劣根性，體現了「武俠犬儒主義」諷世性，反映的是中國民族生命的病入膏肓，表達的是金庸的恨時與忿世。

 

    從英雄主義到享樂主義

 

    然而，在金庸筆下，韋小寶絕不只是一個「得勢小人」，而是現實上大快人心、熱汗直流的成功者。實際上，他既是滿清皇朝和中國近代歷史的史實縮影，更是民族想像的政治寓言。韋小寶從妓院、賭場到京城，穿梭於盛世大帝和反清義士之間，權力之手從政治、經濟、軍事伸到外交，行跡所到從中國、俄羅斯到臺灣，韋小寶危機四伏，卻總是絕處逢生，他命在旦夕，卻一生如魚得水。儘管如此，韋小寶並不是個十惡不赦的壞蛋，他沒有禍國殃民，沒有喪權辱國，他對待妻妾，情深意濃，關愛備至。然而，這個小混混，竟能使俄羅斯女攝政王索菲亞成為他的情婦，竟能登上大台主持簽訂中外史上第一個正式條約，竟能完成歷代熟背孔孟、滿腹經綸的才子英雄們無法實現的夢想。正是這種歪理和邪道，正是這種意外和弔詭，正是這種由奇術、浪漫、荒誕、詼諧和搞笑所構成的異想世界，使《鹿鼎記》充滿了藝術魅力，滿足了中國男人「權力—財富—美女」三全其美的沙文想像，也滿足了世人嘲聖諷賢、吐郁申怨的反抗意識。

 

　　千帆過盡，胭脂夢落

 

    作為金庸封筆之作的《鹿鼎記》，創造了一個反英雄、反崇高、反宏大、反教條的末日英雄哲學，標誌了中國武俠文學的「後現代轉向」。金庸不僅徹底解構了他先前所創造的蓋世英雄，瓦解了傳統俠士的人格力量，顛覆了江湖世界的價值體系，而且還通過塑造了一個遊戲人生、享樂至上的「武林阿Q」，構築了一個由欲望、享樂、義氣、權謀交織而成的狂歡年代，一個英雄不論道、小人行大運的世界。然而，中國武林哲學，雖有入世稱霸、替天行道之壯志，但也有退隱稱仙、草木為伴的出世思想，正如最後韋小寶攜金帶玉、攜妻帶妾榮歸故里，年近中老之年的金庸，浸淫於武林世界數十年之後，雖名利雙收、享譽世界，但本身也算是中國現代「文學俠士」的金庸，早已千帆過盡、繁華如煙。既然胭脂夢落、榮辱已空，又何必再一匡英雄、滿紙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