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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尼．塔羅∕鬥爭政治學
http://falcon.arts.cornell.edu/Govt/faculty/tarrow.jpg
“如果沒有充足的理由，人們是不會……去參加社會運動的”
西德尼．塔羅
爆發於緬甸首都仰光的「袈裟革命」，處於重整與再集結的臺灣「樂生運動」，說明了「現代新社會運動」並沒有在強大的全球資本主義和「M型－雙頂社會」的官僚資產階級面前低頭認命。不同於「迦裟革命」採取傳統舊式的鬥爭手法，臺灣樂生運動利用草根媒體和網路連結等新工具，建立自主性的政體模型和鬥爭機制，這不僅充分吻合了西德尼．塔羅(Sidney Tarrow)「集體鬥爭行動」的理論，也標誌了「臺灣新社會運動」的到來。「新社會運動」不同於暴動－傳統意義的暴民反抗或「瘋民政治」(democrazy)，亦不同於「市場－公民」、「代議－遊說」的社會(請願)運動，「新社會運動」強調組織資源與政治時機的「最佳組合」，通過所謂「電子政治參與」和認同建構，打一場反扭曲、反冷漠的「新價值戰爭」。
社會運動：政治機遇結構
目前任教於美國康奈爾大學政府系的西德尼．塔羅(Sidney Tarrow)，長期致力於社會運動之「動力結構」的研究，早年以《義大利南部的農民共產主義》(Peasant Communism in
Southern Italy)一書成名，而後再將社會運動的重心置於「政治機遇」和「個體選擇」的研究之上。由於社會運動總是一種「以寡擊眾－弱者對抗強勢」的鬥爭，所以它必然涉及參加社會運動的風險與成本，以及對這種成本的邊際性計算與選擇，所以塔羅著重於一種「動態－機遇」的運動觀，強調資源、組織、聯繫、認同之間綜合的關聯性。塔羅將此定義為「鬥爭性的集體行動」(contentiously collective
action)，它包括「建立組織、闡明思想、聯絡和動員支持者、加強成員的自我發展和構建集體認同」等等[1]。塔羅著作的核心主題，就是通過對這些行動要素的闡釋以建立一個社會運動的理論框架。
塔羅批判了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的致命弱點，那就是為什麼一個應該造反的群體卻經常不去造反？馬克思既無法解釋為何工人會受到「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矇蔽而怯於革命行動，也無法解釋究竟誰有能力創造工人所需的階級意識。列寧的「先鋒隊」雖然解決了革命領導權問題，但自覺而先進的革命精英和滯緩而薄弱的工人階級之間，往往造就了更多的盲動與燥進，形成一種「製造革命」的失敗局面。
葛蘭西(A. Gramsci)的文化霸權雖然填補了馬列所欠缺的文化意識，但依然缺乏政治條件的機遇要素。在塔羅看來，無論是馬克思的「怨憤理論」(grievance theory)、列寧的「資源動員理論」或葛蘭西的「認同構造」理論，「他們都沒有詳細說明：在何種政治條件下，資源貧乏且受到剝削的工人可能被動員起來，為自身利益採取行動，我們將之稱為政治機遇和限制(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的問題」[2]。
塔羅所說的「機遇」是指一種政治性的鼓勵機制，「一種鼓動人們投身鬥爭政治的一貫的政治鬥爭因素」，所謂「限制」，則是指阻礙鬥爭的因素，例如「鎮壓，以及當權者向造反者展現統一陣線的能力」。這是一種類似經濟學上理性選擇的概念，它涉及個體介入社會運動時的「損益評價」，但它更接近於一種在當權者與造反者之間實力對比的概略性估算。「政治機遇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ies structure)這一術語不應該被理解為必定會造成社會運動的不變模式，而應該被理解為暗示鬥爭政治何時會出現的一系列線索」[3]。作為一種潛在性的因果性線索，掌握政治機遇在「時間∕資源」上的策略點，不僅意味著降低集體行動的耗損和代價，也是使不滿、憤怒、反抗轉化成有效行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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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緬甸政府大幅提高能源價格而爆發的「袈裟革命」(2007年9月) |
鬥爭政治：週期擴散－外暈效果
貧困、不滿、反常心理以及不利的社會經濟因素，未必能造就和支撐持續有效的社會運動。同樣處於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工人採取激烈的罷工來應付危機(任何人都知道這只會加深經濟危機)，而英國與德國的工人卻保持沉漠並忍受煎熬(任何人也知道這將使危機持續下去)，這其中的差異就是政治機遇的不同。塔羅主張一種「機遇轉化論」，以蘇聯的「自由化運動」為例，當時一些民間社團紛紛成立，例如一個專門調查史達林暴政的「備忘運動」，一個專門調查人權事件的「公民尊嚴」團體。加上戈巴契夫推行「新思維」運動，放鬆了政治監控與軍隊干預，葉爾欽推動了共黨與自由派的對話與溝通；就在此時，蘇共內部發生「民主論壇派」與保守派的分裂，隨後，獨立的煤礦工會和罷工權被默認，城市示威沒有受到鎮壓，這顯示國家威嚇能力已明顯下降，人們開始看衰政府並認定有機可趁，於是一場導致蘇聯解體的革命運動就此爆發。
蘇聯解體的經驗證明了至少5個政治機遇因素，一是開放新的社會行動者參與政治通道，二是政體內部進行重新的調節(政治或經濟的創新與改革)，三是有影響力的「盟友」出現，四是高層發生分裂，五是國家鎮壓力的減弱和鎮壓意志不一致[4]。蘇聯自由化運動說明了一種鬥爭政治上的「週期擴散－外暈效果」，它是鬥爭政治史上千載難逢的典型機遇。
同樣的，臺灣「樂生運動」也面臨塑造政治機遇結構的關鍵時期。依據《破報》的報導，「目前Google搜尋樂生會得到533,000個連結，搜尋lo-sheng會有160,000個連結，用部落格搜索引擎search.blogger.com，可以找到7,784個有樂生相關資料的部落格，flickr.com上有10,596張樂生照片，而youtube.com網站，共有98隻關於樂生的影片，部落格在樂生運動議題上，集體創造有別於主流文化的另類媒體平臺，建立強大社會運動的正義發起機制，回應主流媒體的冷漠與扭曲，迎戰社會偏差價值觀」[5]。顯然，臺灣樂生運動目前採取的是自體發聲的、反主流的媒體戰，但顯然也缺乏建構自身成為一個臺灣新社會運動之領航性的理論動力，缺乏以全國性的組織部署來襯托已經十分熱絡的網路聯結效應。
參加社會運動並非都是萬不得已或無可奈何。塔羅糾正了傳統上把社會運動看成走投無路的犧牲、破斧沉舟的反撲、沒有希望的奉獻等等刻板印象，實際上，無論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集體行動往往提供參與者相當的收益。但這並不意味人們總是隨性、簡單地參加集體行動，沒有人會參加註定失敗或成效甚微的社會運動。有時候，人們介入集體行動像似參加慶典或儀式，從參與和投入中獲得一些生活的激勵和動力，但這首先必須降低參與者的孤立感和參與成本，必須提供支持者在機會成本上具有「正值」的行動合理性和效益可能性。在此意義上，運動領導者的「意識形態構造工作」至關重要。塔羅借用了一個「熱認知」(hot cognition)的概念，說明組織者必須學會構造激勵意識，懂得劃清敵我界線並為敵人塑造負面形象。
集體行動客觀上具有「記憶動員」(mobilization of memory)和「文化銘刻」(cultural inscription)的效用，它不僅積累成為社會知識庫，並且把行動經驗塑造成具有傳承性的歷史記憶。在現代社會運動的觀點下，意識形態不再被看成超驗性的元敘事，而是一種用來動員憤恨、識別敵我、建構形象的記憶政治工程。另一方面，社會運動還涉及廣泛的意義與價值的設定、構造與攻防。換言之，集體行動不僅是街頭吶喊，更不只是與警察拉拉扯扯，它最終涉及意義論辯和價值論述的爭奪。
http://web.syr.edu/~vecobbii/tarrow.html
非暴力－假和平，真破壞
西德尼．塔羅以「塞波危機」為例，塞爾維亞獨裁者米洛塞維奇政權不是傾倒於以暴易暴，而是垮在持續的「嘉年華式」的群眾遊行。不同於一般關於鬥爭形式的量化研究，塔羅看到了貝爾格勒(Belgrade, 前南斯拉夫及塞爾維亞首府)街上的溜狗抗議、聊天唱歌、敲鍋打碗、燭光夜行、美女獻花等等具有感情及文化意涵的鬥爭表演。以「政治機遇理論」來看，塔羅顯然傾向於各種「非暴力－創造性破壞」的行動。誠然，暴力是一種最簡易而便利的鬥爭手段，但它實際上非常罕見，而且經常是社會運動的最大障礙。
並非只是因為暴力會嚇走同情者，會在反對陣營中製造「鷹∕鴿」分裂，容易授予當權者合理鎮壓的藉口，而是因為暴力會因「無限上綱」破壞了反對者原先擁有的「政治機遇」而使社會運動失色或失敗。塔羅主張一種不必威脅公共秩序但依然具有暴力威脅和破壞性的集體行動。這不是投機或軟弱，而是因為「非暴力」並不是「不破壞」，它具有對付當權者「反破壞」的能力，而且勝算很高。「實際上，對一組社會格局沒有破壞性的東西，可能對另一組社會格局具有高度的破壞性」[6]。它具有前述所謂「鬥爭週期的擴散性」，這種擴散性不僅包括從一種運動向其他運動擴散的能力，也包括保持自身不分裂－內部分成傾向暴力的少數激進份子和傾向溫和常規手段之多數成員－的能力。例如美國的反墮胎運動，他們運用堵塞墮胎診所入口的軟性策略，它後來影響了廣泛的消費者保護運動；二戰期間，納粹占領丹麥時，丹麥人就組織了社區民謠歌唱大會，藉此發動徒步旅行並佩戴國家標誌的活動。
人們總是把「非暴力」和印度的甘地相聯繫，確實，人們賦予甘地「聖雄」的稱號，卻忽略了這位看來慈祥和藹的老人背後所擁有的巨大破壞力－他打碎了英國的殖民經濟，瓦解了英國帝國主義並結束印度的殖民統治。在和平歡樂的表演背後是巨大的破壞力，一種「笑裡藏刀」式的鬥爭，正是「非暴力－假和平、真破壞」的真髓所在。
四種鬥爭方法的變換
社會運動就是「運勢而動」，這是指成功的社會運動必須懂得鬥爭手法的變換與運用。塔羅提出了四種鬥爭變換模式，一是「鬥爭的制度化」，這是一種「積反成正」的成熟化運動，將社會運動發展成常態性公益團體，包括以協會、聯盟、社團乃至政黨為名的制度性組織，它意味社會運動必須適時地從街頭帶回議室廳，通過談判與協商達成運動目標的正名化與建制化。西歐的「綠黨」以及1990年代南非的民主運動，就是這種「制度化鬥爭」的典型案例。
二是所謂「邊緣上的革新」，它實際上是一種象徵性的暴力革命形式，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占據學校大樓，象徵對「制式填鴨」教育的反抗。其他如農民抬著除草刈、工人攜帶板手、女權運動扮成女巫、反核者面帶骷髏面具，反對兒童性侵運動者身穿白衣遊行等等，這種運用象徵符號進行情感動員的方式，往往產生難以估計的破壞力。
三是「戰術互動」，也可稱為「警察對策」，這是指一種面對警棍或鎮壓時適時變非法為合法的轉進策略，其作用在於瓦解當權者因為匆忙應付、犯下錯誤而喪失鎮壓的意志與信心。例如大規模的遊行突然集體靜坐，消極性罷工或霸課，限時罷市、街頭遊擊戰、數千輛汽車停下鳴按喇叭等等。
四是「範式轉化」。這雖然不是指現有鬥爭方式的應用，而是指鬥爭方式的創造性革新，但它對於反對者面對當權者熟練的鎮壓時卻顯得至為關鍵。它意味從現成戰術中衍生出「新價值規範」，以及表達這種新價值觀的各種儀式與行動。例如「動物權」的提出，改變並提高了動物保護團體的形象與地位，「娼妓除罪化」使性產業成為社會制度的正常環節之一，「反墮胎」運動不斷證明「嬰兒胚胎」的生命起始點和「胚胎人權」。實際上，目前熟悉的鬥爭手法：罷工、遊行、靜坐、大型演講等等，都是被發明出來的：人們從直接搗毀機器轉向讓機器無人操作而空轉、從武裝暴動轉變成街頭漫步、從躲避警棍的追打改成席地而坐。歷史經驗證明，因為罷工手段被發明出來，「罷工權」最後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公民權，遊行也已成為法定保護的普遍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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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生命而走」(March for Life)為訴求的反墮胎萬人大遊行，( |
http://img.epochtimes.com/i6/601241422221366.jpg
建構鬥爭政治
對社會運動的組織者或領導者來說，如何建構反叛的象徵符號－塔羅把它稱為「構造鬥爭」(framing contention)－是一項重要課題。「因為社會運動企圖取消使現存合法化的主流信仰體系，代之以標新立異的動員信仰體系，去支持尋求變革的集體行動」[7]。這實際上就是指主動塑造並爭取「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和「社會合法性」(social legitimacy)的過程。但是，反叛符號不能是意識形態上隨意的捏造，也不是本土文化在政治戰略上的簡單投射，它必須植根於既有的文化土壤，並只能作為運動的各種變化背景下戰略互動的結果。例如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打土豪、分田地，有效地鼓動了「一窮二白」的農民向城市寄生階級進行挑戰。顯然，社會運動有兩個重要的骨脊或肩膀，一是意義的建構，這涉及一種象徵化、戲劇化的「文化政治」，亦即把運動的主題和社會背景相關聯、把文化原理和「鬥爭符號學」互相嫁接的過程，另一個是「集體行動框架」(frame of collective action)，它涉及社會運動的「集體闡釋」，一種「這個社會是一個不公正系統」的評價建構，並努力使這個「不公正」受到最大範圍的道義譴責(例如女權運動)。顯然，「創造憤怒」並使憤怒具有正義感的表徵與形式，累積、動員和運用「集體義憤」都非常重要(例如波蘭「團結工聯」(Solidarity)將工人運動與天主教倫理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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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育波蘭「團結工聯」成立的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的大罷工( |
http://www.solidarnosc.gov.pl/gallery/gazeta/01/Michalak%200880-65.JPG
現代社會運動的本質就是媒體戰，這意味「視覺動員」－培養集體認同意識－在今日居於關鍵地位。儘管許多商業媒體總是向當權者靠攏，在收視率掛帥之下把社會運動娛樂化或情緒化，但媒體「SNG－LIVE」的傳染與動員效力向來相當可觀。美國黑人運動的成功得力於電視把「運動的和平目標和與警察的兇暴之間的對照真實的呈現出來」[8]，通過「電子串連」效果，全國同情受迫害黑人的潛在憤怒被翻攪和擴散開來。波蘭「團結工聯」以天主教的喪禮儀式來悼念亡靈，它吸引了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1979年造訪華沙，格但斯克(Gandsk)列寧造船廠一名勞工安娜．瓦倫第諾維茨(Anna Walentynowicz)的解雇事件，引起了全國大罷工，一種「悼殤」的情感像滾雪球形成了全國性的革命浪潮。
塔羅為今日高度資訊化、國家暴力化的時代提供了一套精緻而微妙的鬥爭理論和行動指南，建立了左派行動政治的高級策略，它既不是簡單的動員或號召，而是安全有效、以寡擊眾的新鬥爭哲學。
[1]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吳慶宏譯，《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南京：譯林，2005，頁4
[2] 《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頁17-18
[3] 《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頁27
[4] 《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頁102
[5] 《破報》(復刊)456期
[6] 《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頁129-130
[7] 《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頁143
[8] 《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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