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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干涉，烏托邦？
─亞蘭．杜漢∕行動社會學
Alain Tou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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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經歷著一種比恐懼的到來或幻想的破滅更為深重的危機。
憂心、焦慮，但又深具學術人慣有的冷靜和條理，對這個世界不再有走向美好之可能性的忐忑不安，是法國左派社會學家亞蘭．杜漢(Alain Touraine, 1925─ )一生學術的核心關懷。杜漢曾任法國國家高級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曾就社會運動與社會理論、工廠與勞動社會學、現代性與後工業社會理論、民主計劃、自由主義批判、拉丁美洲問題發表多部專書。在著書立說中，行動、干預、介入、轉型等等是他經常使用的詞彙，因而被視為「干預社會學」的奠基者。杜漢屬於「68─五月風暴」的一代，那是一個崇尚「理論必須上街」的年頭，如今回頭看，那種立志向權威砍頭、與軍隊硬幹的風潮，好像已是鏡花水月、千帆過盡。
行動者，如何歸來？
杜漢的理論並不艱澀，他對「帕深思學派」(school of Parsons)的妒惡也算明瞭痛快，可貴的是他那種始終心繫工人、學生、婦女、反核、生態的「左派真感情」。對於杜漢來說，法國「68學運」精神的沒落，走向式微的全球勞工運動，中國天安門事件時那位阻擋坦克車前進的「肉身螳螂」，一直讓他念念不忘。為什麼「68精神」沒有得到延續？為何天安門廣場上的那位勇士從此不見蹤影？行動者到哪裡去了？為什麼社會反抗已經停歇？為什麼社會鬥士一一歸隱？為什麼這越來越不完美的世界，越來越得到人們的接納與容忍，甚至樂在其中！
1984年的《行動者的歸來》一書，究竟是一種對社會運動萎糜不振的哀歎，還是對一種被稱為「新公民社會運動」的期許和擘劃，對此，讀者很難明確劃分和判斷；但左派長期以來攻擊的對象：體制(institution)和「馴化」(socialization)，在今日顯然不是弱化，而是增強。杜漢深深感受到，解放的承諾已經失去魅力，社會學不再反應社會本身的表現和需求，特別是自1980年代以來(那是「新保守主義」崛起的年代)，「把行動者定位為公民，以鼓吹唯有透過更有力的集體行動和奪取國家權力才能獲得個人解放的政治的(特別是民族的)意識形態已經瓦解，並受到忽視和排斥」[1]。顯然，當資本家已把勞工養得肥肥胖胖，當國家機器製作了各種噱頭十足的「參與」管道，當統治者到處設立專門用來處理、回收、再生各種政治不滿的下水道和污水處理廠時，意識形態已變成消費性美感，革命烈士已變成「執爽主體」(Subject of Jouissance)。杜漢認為，之所以演變至此，是因為「現代性」取代了「歷史性」(historicity)，它導致了人們不再寄望於通過抗爭、衝突、抵制等等運動手段，去進行社會實踐與改造行動。於是，主體下降為個體，社會簡化為市場，工會變為勞工俱樂部，國家變成權力仲介商，媒體淪為綜藝八卦團。杜漢慨嘆：「在那些受到管理、生產和散佈各式物質及象徵性商品(symbolic goods)、言說和資訊的權力機器所支配的『現代』社會裏，對歷史性(質)的訴求不會是信守(commitment)和投注(investment)，而是脫離(disengament)和抽身(distanciation)」[2]。
行動者(actors)如何歸來？原路折返還是繞道而行？是改頭換面還是原音重現？然而，對杜蘭而言，問題不在於行動者走哪一路歸來，也不是以什麼姿態重返，而是如何重建一個新的社會世界，使行動者願意自行返家。
在19世紀，人們願意參與社會、干預國家，是因為人們可以通過對抗國家來獲得自由與福利，在今日，由於市場─交易、管理、程式控制─取代了國家機能，國際資本推倒了民族疆界，進而阻斷了人們經由干預國家、動員思想來實現社會介入的路徑；另一方面，國家脫離了社會成為「無社會的國家」，社會則背棄了公民成為「無公民的社會」，社會學放棄了社會成為「無社會的社會學」。在一篇題為「20世紀的社會轉型」的演說中，杜蘭指出，相對於19世紀，20世紀不是解體、碎裂、多樣化，而是頭腳倒立的翻轉、左右兩臂的截肢。人們正在親眼目睹全球規模的「無產階級化」，世界正在一分為二，地球上分別住著「兩種世界」的人群，其中一方被捲入世界性的交換體系，另一方則永遠被排除在交換系統之外；即使在個人身上，也一半交給工具理性的操作，另一半則禁錮在個人內心深處[3]。世界處於「斷裂」之中，時代的進程像一場「金錢馬拉松」，越接近終點，就有越多的人被甩出競賽行列，永遠被逐出了社會。而要改變這一情況，似乎只有一條路：如果是這些因素使得行動者離開了社會，那就必須改變這些因素使行動者重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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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除社會學的「八大行業」
因素的改變涉及對「社會」(社會性因素)的重新認識，當然也歸結到對社會學的清理與重整(重振)。杜漢將行動者的消失，歸結為社會學本身的怠惰和失誤，那就是當代社會學沒有反映社會本身的變化，沒有提供社會藉以生產自身的創造力。為了矯正這種失誤，杜漢首先對社會學領地作了大掃除，並以「行動社會學」作為社會重新躍動的新方向。
在杜漢看來，社會學的失誤有八個方面，一是以情感、道德的訴求作為社會分析的出發點，這使得被迫害的弱勢者只能以「理想」來抗拒不公；二是一種被「社會實在論」奉為歸臬的、把複雜的社會關係簡化為一種由組織慣性、角色扮演、法規限定、倫理原則所串聯而成的「互動」理論，因為這種平淡如水的「互動」概念，全然忽略了社會關係中的權力因素。「實在論(realism)只是個幻象。規則不會在行動之前就出現」[4]；三是一種意義優先、法則(秩序)決定論。杜漢不客氣地把這種將社會現實當成「先驗情境」的觀點─即認為一切社會關係總是受到一定的情境制約以進行互動性交往─貶低為「社會玄學」；四是所謂「範疇」(或名詞)社會學，成堆的定義、理念、術語，如「原始社會」、「經濟人」、「現代性」等等，這種A→B的簡單邏輯推演，忽略了一切的範疇都是人為製定的，因而也就可以或創造性的改變；五是過度強調文化價值和社會規範，因為這些抽象名辭往往正是統治者權力支配的美學修辭；六是所謂「御用社會學」，是默認社會就是統治階級的「鬥牛場」，把社會分析直接服務於社會支配的再生產機制；七是「階級單一論」，杜漢認為階級是歷史變化的生成物，不能由單一屬性決定。並不是階級概念不再適用，而是當今的統治權力早已隱藏在「階級掩飾」的陰影中；八是社會進化論，這種觀點始終盲信社會將永遠發展、進步，卻從未能解釋社會何以停滯和衰退。
斷裂：全球化空想與逆現代化
當你在高雄美濃吃著北海道的生魚片，在法蘭克福喝著玻利維亞的咖啡，當你在溫哥華品嘗西貢米粉，你會有一種「吃遍天下」的快感嗎？當你運用視訊和萬里之外的親人聊天，當你從手機下載布蘭尼的搖滾演唱會，你覺得幸福嗎？許多人會認為一旦世界成了四海一家、地球有如天涯比鄰時，人類所有的誤會和衝突就會煙消雲散。其實一點也不然，當地球變得越小、越沒有距離，人們的相處和溝通就越困難，齊澤克(Salavoj Žižek)的「交互被動性」(interpassivity)概念和喬蒂．迪恩(Jodi Dean)的「豐饒幻象」(the fantasy of
abundance)概念說明了這個事實。當世界變得越快速、越便捷，人們的生活就變得越疏離、越痛苦。「儘管我們大家相處在一起，但我們幾乎沒有共同之處」[5]。在此情況下，我們還可以共同活在這個地球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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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聽起來一直像似普世幸福的到來，實際上，全球化的結果始終是少數人獲利的。上述的快樂和幸福，僅僅是精英獨享的，它永遠劃歸於國際市場優勝的一方，而其餘的人多半只是聽說或傳聞，最多也只是被宣傳和被鼓燥的「意識形態客戶」。隨著全球化的汽球越吹越大，人們距離全球化允諾的幸福樂園不是更近，而是更遠，甚至根本無法進入這高不可攀的門檻！這些被擋在門外的人，是一群被歷史「非演進化」、被社會「無階層化」、被地球「除名化」的人。於是他們就用文化、民粹、認同和教義來武裝自己，把自己鎖進「一個拒絕接受任何社會規範的宗派世界裡」[6]，並且把「異己者」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
一道門，把世界分為兩個部門，一條繩，對立的雙方在兩邊拉扯，杜漢把這種現象稱為「逆現代化」(démodernisation)，它衍生兩種負面後果：「世界的斷裂化」和「再社群化」(recommunautarisation)。前者是指貧富的永久性分裂，它意味貧困者想要翻身有如登天之難。「再社群化」則是指原已高度孤立的弱勢群體更加基進化與原旨化，它意味一方面少數邊緣團體越來越自我封閉，甚至走向一種復古式的精神退化。「再社群化」的極端形式就是恐怖主義，它要求重返宗教式的純粹原質和道德律令，並拒絕與社群外的人進行對話與合作。杜漢說道：
……主要的事實是兩個世界的分離，即技術市場世界與文化世
界的分離，工具主義的理性世界與集體記憶世界的分離，符號
世界與感覺世界的分離。20世紀末，我們的經驗核心是空間與
精神的分離，用一句老話說，就是經濟與文化的分離，交換與
認同的分離[7]。
干預、介入：主體的「兩面運動」
面對這種水火不容、兩方極力拉扯的二元斷裂，一個嚴肅且令人悲觀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在這個「斷裂世界」中共同生存？這個問題的回答首先涉及我們對「斷裂」的認知。依據杜漢的觀點，如果今日的斷裂是因為歷史上人們以「啟蒙之名」─理性化、工業化、市場化、全球化─對社會進行「後果錯誤」的改造而產生的，那麼要融合這種斷裂，就必須是一場對斷裂兩方的雙重鬥爭：既是對工具的、市場之經濟霸權的反抗，也是對民粹的、教義之認同專斷的拒絕。
正如錯誤的結果不能再從原因那裡尋求改善的方法，這種「雙重脫離」已經不能再依循過去那些造成今日世界斷裂的思想─客觀的經濟理性和主觀的宗教情感─來尋求新的彌合，因為斷裂雙方極力拉扯，已經因為沒有一方是贏家而使雙方趨於衰敗與解體，一如恐怖平衡下的任何一方永遠無法靠自己站穩腳步。杜漢認為，融合的接點正是處於雙方拉扯的「聚力點」之上，而這個聚力點就是「個人」，一種在這斷裂世界中承受雙重義務─(物質)市場和(精神)民粹─夾擊下痛苦的個人。杜漢斷定，今日已經沒有人願意一方面承受「市場經濟人」(物欲個體)的控制，一方面又承受「基本教義派」(無我個體)的擺佈；反過來說，為了某種自欺式的和平或避難式的認同而遷就任何一方，將使個人變成「分裂者」，成為一種「內我」(Moi)的死者，成為行屍走肉。杜漢的結論是，正是因為斷裂的「痛處」最終集中在個人，解救之道就只有「重建主體」，也就是所有人必須介入和干預社會，在其中進行一種「兩面運動」(double mouvement)，在運動中「生產主體自身」，使個體上升為創造自己歷史的「能動主體」，而這種具有生產自身歷史的主體，將不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行動者」(actor)，一種真正具有革命潛力的「主體聯盟」。杜漢思想的奧妙之處就在於，這種「兩面運動」既是介入的也是脫離的，因為脫離斷裂性的雙重擠壓「不可能通過一種高貴的原則來進行，……也不能以某種法則的名義來進行」[8]；要脫離就必須介入並強力干預；但介入本身不是目是而是手段，介入是為了擺脫外部對主體的控制，也就是說，介入是為了脫離，一種為了挽回主體陷落的雙重脫離運動：
以主體的名義進行的集體行動，其特徵就是這種兩面運動(double
mouvement)：既介入又脫離，既與來自外部的威脅作鬥爭，又號
召作為行動者的個人的團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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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衝突」聯合起來！
誠然，在專制與民主都已解體，社會革命與政治思想也已瓦解，即使是今日的政黨，也「變成了拉選票的機關，它們再也不代表什麼運動了，也不充當某種社會計劃的辯護者了」[10]，在此情況下，還要侃侃談論社會運動、民主、主體等等，是不是很「烏托邦」？但是作為自覺的主體，為了自由，而且就是為了自由，還是需要戰鬥。但是這場戰鬥不是投機自保式的在斷裂之間「二選其一」。「我們拒絕在工業化國家領導的全球化和一個以社群權利的名義進行的專制獨裁之間進行選擇，因為這兩種勢力今天在地球上到處都在發生衝突，對主體的自由構成嚴重的威脅」[11]。情況正好相反，為了擺脫經濟自由主義的「消費霸權」，同時也為了擺脫文化民族主義的「認同強制」，必須在兩條戰線上持續不懈的戰鬥！
面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巨大勢力，不必害怕，因為全球化只是個幻想，「從來就沒有存在過靠獨一無二的市場來治理的社會」[12]；面對基本教義派也不必驚慌，因為「試圖奪取政權的集體行動，在今天已經很稀少了」[13]。杜漢寄望於每個人把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衝突結合起來，從中學習社會行動者干預公眾生活的能力，它需要包括青年、婦女、外來移民、少數者、生態保護者在內的「全球性聯盟」，合力建構一種以「人權─生態」為架構的「新公民─倫理社會」。
「新公民─倫理社會」的建構，究竟是一個「左派烏托邦」？還是行動者歸來的契機？還很難判斷。但可以確認的是，活在這個越來越難以共同相處的斷裂世界，不行動，就只好坐以待斃！
[1] 亞蘭．杜漢(Alain Touraine)，舒詩偉、許甘霖、蔡宜剛譯，《行動者的歸來》，臺北：麥田，2002，頁92
[2] 《行動者的歸來》，頁96
[3] Alain Touraine, 「20世紀的社會轉型」，載《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中國社科院、聯合國科教文組織)，1999年第2期
[4] 《行動者的歸來》，頁176
[5] Alain Touraine, 狄玉明、李平嘔譯，《我們能否共同生存？》，北京：商務，2003，頁5
[6] 《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45
[7] 《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34
[8] 《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79
[9] 《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131
[10] 《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399
[11] 《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403
[12] 《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403
[13] 《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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