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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蒼白？Or實踐軟弱？
─斯拉沃熱．齊澤克∕執爽真實論
Slavoj Žižek
http://www.princeton.edu/~ideology/zizek.htm
來自斯洛維尼亞(Slovenia)這個面積只有台灣一半的高原國家，研究領域縱跨希臘神話、近代哲學到後現代與全球化，再到恐怖主義和伊拉克戰爭，著述內容橫跨政治經濟學、精神分析到流行文化、歌劇、電影，再到黃色笑話，一臉大鬍子的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 1949─ )，已被視為當代最具原創性與論辯能力的哲學家。集艱澀與通俗，既嚴肅又怪誕，是齊澤克著述和演說的風格，而說齊澤克是21世紀西方世界的學術寵兒和左派大將，一點都不為過。
齊澤克能說6種語言，從1989年出版《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以來，已出版了33部專著，發表了133篇論文，作品被翻譯介紹到20種以上不同語言的國家。齊澤克的創作主軸以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來閱讀大眾文化，人們對此比較熟悉，《斜視》(Looking Awry, 1991)一書是這一研究成果的結晶。他以電影《駭客帝國》(The
Matrix)的聳動劇白：「歡迎光臨真實的荒漠」(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諷喻當今全球的政治衝突，成為今日「反布希主義」的哲學暗語。晚近，齊澤克跨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研究，由意識形態研究轉入資訊霸權和帝國空間的批判反思，與「後馬克思主義」陣營輪唱齊鳴。就在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感嘆再也沒有人願意認真思考用什麼來取代資本主義時，齊澤克卻在左派勢力低靡之際提出「重返列寧」的主張而再度引起學界的騷動。
意識形態「症候群」
對於所有「後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發展之預言全部屬實但真正的共產革命卻遲遲不來，如何彌補這之間的裂縫，是一項沉重的任務與負擔。然而，由拉克勞和莫菲(Laclau & Moffe)所點燃的「後馬克思主義」，究竟取消了還是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爭議，至今在左派陣營中依然餘波盪漾，似乎這些爭議都只是在分析馬克思主義何以光榮地失敗！面對理論為何脫離實踐？左派為何被迫妥協等等困惑，齊澤克轉向精神分析學(儘管這種轉向依然面臨一種「利比多僵局」─佛洛依德意義下的各種「本能決定論」)，求助於通過拉康來揭示資本主義「諸幻象」，以驗證馬克思主義並沒有過期失效。
齊澤克的理論以意識形態研究為起點，而這個起點肇始於通過佛洛依德「夢的解析」與馬克思「資本論」兩大巨著的對比、交叉式閱讀，而得出兩者在分析形式上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齊澤克取名為「症候」。齊澤克不僅運用「症候」來解釋他的意識形態理論，解釋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消費認同，也用來對付帝國和全球化霸權。齊澤克發覺，人們長期以來一直對佛洛依德進行一種誤讀，也就是把「夢」視為影響人們社會行為之潛在的、不可知的秘密，同樣地，對馬克思的誤讀則表現在對勞動之「價值內核」的奮力思索。然而，對佛洛依德而言，重點不在於如何探知作為隱藏性、滲透性之「夢思」(dream-thought)的內容並對其解謎，而是探討為什麼潛在的夢思會採取「夢的形式」，同樣的，對馬克思而言，資本主義的秘密不在於作為實質內容的勞動價值─如何計算多少的勞動量轉化為多少的價值量─，而是勞動為什麼會採取商品價值的形式，也就是以「自由」之名出賣勞動力而接受實際上是異化勞動的「奴役」之實[1]。為什麼實質的假象會採取特定形式的再現而使人們甘心「以假亂真」？在齊澤克看來，問題不在於人們不知真象如何，也不是假象被扭曲成真象，而是人們明知假象依然甘心承受，這種「明知故犯」，就是所謂的「意識形態」。
因此，無論是夢還是商品，已經得到解釋的是夢的意義和商品的秘密，但是秘密之所以是秘密並不在於秘密的意義本身─任何人都不難理解秘密一旦被公開後的內容是什麼─而是在於秘密「隱藏自身的方法」。無論是夢還是商品，「仍然沒有得到解釋的不過是其形式，和隱藏的意義藉以在這樣的形式中掩蓋自己的過程」[2]。於是可以確知，意識形態從來就不是一種關於客體之「真假/虛實」的判斷問題，也無關乎人們對客體之認知「正確/錯誤」的區別問題，而是對上述所謂「掩飾形式」的態度問題。「意識形態不是掩飾事物的真實狀態的幻覺，而是構建我們的社會現實的(無意識)幻象」[3]。然而，問題的最後關鍵在於，為什麼明知是假卻還要信以為真？為什麼一切類似「我們非常清楚，但是仍然……」的表述，會在經驗和行為上取得合法性？為什麼無產階級明知勞動的出賣不是自由的等價交易而是被剝削，卻依然不願起來革命？為什麼人們會把明明是假象的東西視為真實，把謊言視為真理並對之眷念不已、行禮如儀？
我爽故我在！
一切問題都要回歸到「主體」之上，一個自笛卡爾以來折磨所有哲學家的概念幽靈。這樣說吧，由於主體的偶在性和非在場，主體無時無刻不是依賴於一種普遍性以支撐主體自身的缺陷。由於主體一方面總是通過想像將作為他者的客體設想為對我而言具有普遍意義的客觀性，以建構某種「抽象真實」，又一方面將作為偶在的自我誤認為理性選擇的個體，以建構一個「我思主體」，於是真正聯繫著自我與他者、個人與世界、精神與物質之間的，就從來不是一個如其所實的「真實界」，而是「幻見」(fantasy)。齊澤克把這種主體稱為「神經質主體」(the ticklish subject)─一種精神分裂式的主體。之所以用“ticklish”(意指敏感的、騷癢的、取樂的)，就在於主體本身就是一種「症候體」，主體性就是一種症候性。正如「毒品」雖以法律之名稱其為「違禁物」但卻給人極樂般的享受一樣，精神分裂並不必然都是痛苦的(只是「正常人」總把他誤認為病態的、痛苦的)，一如「無家可歸」有一種自由自在的樂趣，精神分裂具有一種絕對自由意義下的「執爽性」(jouissance)。於是，一切的秘密歸結到「主體對自身的錯覺」，也就是拉康意義下的象徵式依戀。一如人們不會關心「貨幣」是銅製的還是鎳製的，也不會在乎鈔票是新鈔還是舊鈔，是否因為折舊或缺角而有損它的價值，人們關心的是作為財富、地位、快樂之象徵的、金錢之抽象的永恆價值─欲望的想像。同樣的，面對一個「把謊言體驗為真理」、「馬克思的科學預言為何失效」這些困惑的問題，那就不難回答：意識形態具有像吸毒一般的執爽性。真假不重要，因為「我爽故我在」！
資本主義就是一種以享樂消費形式掩飾其剝削之真象的社會體制，而名牌服飾、珠寶項鍊，乃至裸體照和王建民簽名球，正是這種消費意識形態下作為「幻見」的崇高客體。左派的最大敵人不在於理論的蒼白，而是實踐的軟弱。因為左派對資本主義真實性之揭露，帶來的是痛苦的真象而不是快樂的謊言。只要資本主義繼續採取商品生產的秘密形式，馬克思揭露的「剩餘價值論」的罪惡本質就會繼續以「幻見」的形式維持剝削的秘密，繼續維持「剩餘快感」的抽象真實。享樂吧！朋友。正如人們一向深信運用科技力量可以阻止地球的暖化，只有當北極之冰融化並淹沒整個地球，人類才會在驚慌中醒悟過來。
左派的智慧永遠建立在人類的愚蠢之上，不是嗎？
「新黑幕」時代
馬克思在描述資本主義時提出一個著名定律，資本主義必須依賴「超越自身」的動力才能生存，而支配這一動力的機制正是「交換價值」，一種取代「使用價值」並支配社會化商品生產的市場關係。正如一顆惡性腫瘤，必須不斷分裂，並且超過正常細胞的分裂速度，又像一條河，必須不斷注入活水，並且必須超過陽光蒸發的平均比例。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覆滅的因素就內嵌在產品與商品生產、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用來在市場交換的商品遠遠大於在現實中需要使用的物品，這種「物超所需」，正如齊澤克所言：「一方面我們進行著期貨、併購等瘋狂的、唯我獨尊的投機，遵循它內在的邏輯；另一方面，現實以生態災難、貧窮、第三世界社會生活崩塌之後爆發出來疾病、瘋牛症等形式不斷地追迫上來」[4]。確實，馬克思的描述一點都不假。難道沒有看到我們的孩子整天在網路遊戲中不見天日的度日嗎？難道沒有看到吸乾了我們血液之後的銀行，在負債累累時還聲請破產重整而後拒不還錢給存款人嗎？但問題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必然覆滅的預言為何沒有實現？
主張要像列寧一樣思考的齊澤克
http://www.lacan.com/zizek-daly.htm
資本主義已經發生重大的改變，不是說資本主義已經解決了它內在的矛盾，正好相反，它公開承認並擴張矛盾。正如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在《資本的積累》(Accumulation of
Capital)一再重申的，資本並是像「原罪」一樣在初始的積累中就完成了剝削，而是在不斷積累中重覆它的剝削，它不斷吸納外部要素以緩和內部的矛盾。資本主義接納了歷來一切對它的批評，但它以另一種矛盾來掩飾原來的矛盾，它用新的承諾來修改舊的承諾，它以看似真誠的懺悔和同樣看似無私的開放，讓批評者在「得理饒人」之下宣告休兵，就像一個鞠躬道歉的人，轉過頭後繼續幹它的勾當！由於「剩餘價值」已蛻變成「剩餘執爽」，它導致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娛樂化，商品交換已進展到「象徵交換」，它導致更為深不見底的消費幻象，人們已經生活在「迷幻所宗、爽樂是從」的「執爽主義」裡。在一篇批評當代「左派巨著」─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里的《帝國》(Empire)─的文章裡，齊澤克認為我們今天已經生活在哈柏瑪斯意義下的「新黑幕」(neue Undurchsichtlisckeit)。這是一種「現代化新愚昧狀態」，人們「自由的減少恰恰是以更多新的自由的增加的方式呈現」[5]。意思是，新的霸權是通過鼓勵、放寬甚至支持對它的攻擊並在取得「消耗戰」後的剩餘優勢下建立起來的，一如資本主義以最大限度的容忍和最多元化的平等，來收編和吸納一切對它的攻擊，一如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告訴我們的，他們將以更多的承諾來換取當前尚未兌現的承諾，以更多元的選擇來彌補今日在差異與分配不均下的有限匱乏。於是，抽象的承諾將今日具體的痛苦推向未來，精明的右派把自己打扮成激進左派，好讓左派看起來像個溫和的「雅皮烏托邦」。
齊澤克以基因科學(genome science)的專利權為例，印度人有一天突然發覺，他們用了上千年的醫療秘方，經過西方科技的改良和轉化，一夜之間拱手讓給了一家取得專利權的美國公司，他們發覺原先屬於自己身體一部分的基因組織，已被別人注冊登記，不再屬於自己了[6]。同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中國，中國祖傳的針灸有可能在某一天因為被改良去醫治英國的狂牛症，僅僅經過一紙申請之後，變成了只有英國人才能使用的民族資產。再以比爾．蓋茲(Bill Gatz)的「微軟王國」為例，美國司法部以「分割」手法來制裁微軟對市場的壟斷，人們在歡呼叫好之際，沒有人會去思考分割裁定絲毫無損「微軟王國」一根汗毛。聰明的比爾．蓋茲於是開始做起了公益，他給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基因科學系捐助了7500萬美金，他開始做起了人道救濟和國際公關，好讓全球購買微軟商品時有一種「很人道」的感覺。
左派憂鬱症
齊澤克提出了一種「憂鬱症」來形容今日的左派處境。憂鬱不同於哀悼，哀悼是對死亡的完全接受，憂鬱則是對逝去之物永不忘懷的眷念，齊澤克把這種死忠的左派情感視為一種「精巧的後現代立場」[7]。由於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一種不忍割捨社會主義理想從此遠離的懷舊情感，形成了今日的「左派憂鬱症」，一如被拆除了違建的老人依然徘徊在老屋旁邊，手握廢磚破瓦而憂怨難止一樣，左派於是轉向資本主義的「次級敵人」─後現代、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一方面把資本主義誇大成「莖狀怪物」(就像李安電影《綠巨人》裡的約翰─越是激怒他，他越是強壯)，好讓全球為之激憤不平，一方面以扁平化、無差異的思維，以諸如「諸眾」(multitude)、「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等等抽象話語，取代了政治經濟的具體分析。於是，最激進的同性戀運動變成了一個男人(或女人)與另一個男人(或女人)之間的「汽車旅館學」，後殖民主義變成一種高雅的「文化研究」，變成了只是容忍差異、接納邊緣的「第三世界主體哲學」。
http://www.nosubject.com/images/a/ac/Totalitarianism.jpg
然而，對齊澤克而言，與其殫精竭慮探討資本主義何以所向批靡、過關斬將，與其憂鬱度日，不如思考左派何以失敗？齊澤克的主張是：回到列寧。但重返列寧不是去重覆列寧，不是去重讀列寧的作品，也不是去實踐列寧的策略，而是承認列寧的失敗之後重新發明一個新的列寧，也就是重新發明一個當年也是處於理論不足和實踐困境但同樣也是去重新發明一個新的馬克思的列寧。重返列寧意味重新思考，以便重新認識今日變化多端的資本主義條件。這種經過發明而重新形成的列寧，不再是復古的、僵化的列寧，而是思考中的、製定革命方案的列寧。然而，不僅重覆是不夠的，重新發明也是不夠的，還需要重新佈署，也就是重新思考一種具有全球維度的、政治與經濟雙面鬥爭的社會主義革命方略。這種方略不是那種針對「單一議題」(水污染、墮胎權、無核化……)的、窮追猛打的、微觀的社會干預行動，這只是一種試圖去挽救已經沒什麼可挽救的資本主義災難：不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再激進的運動也挽救不了地球的暖化。另一方面，新的革命方略也不是那種「激進政治」所主張的，相信建構一種更自由、更民主、更多元、更包容的「民主形式」，可以用之克服資本主義的寡頭民主。這種以更多的民主參與來取代較少的民主參與的想法，實際上只是以同樣的民主取代另一種同樣的民主，就像換一個較大尺寸的同款衣服來穿一樣，根本上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邏輯：以更大的市場去擴大市場，以更大的消費去滿足消費。
今日的左派應該走的路，還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但是對於馬克思沒有預言到的，則需要重新發明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和一個「新的/不斷思考的列寧」，以應付已經基因突變、具有全球分身的新資本主義世界。在齊澤克看來，左派不應該憂傷，不應再為人們總是把列寧和集權主義綁在一起而感到灰心喪志，因為左派已經可以把集權主義這一標籤，光榮地回贈給今日的資本主義，因為新右派、獨裁者小布希、跨國公司、數位網路、電視霸權以及那幽靈四竄的恐怖主義，才是真正的新集權主義。
[1] Slavoj Žižek, 「馬克思怎樣發明了症候」，載《圖繪意識形態》，方傑譯，南京：南京大學，2002，頁390-391
[2] 《圖繪意識形態》，頁395
[3] Slavoj Žižek , 《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2002，頁45
[4] Slavoj Žižek, 「哈特和奈格裏為21世紀重寫了《共產黨宣言》嗎？」載羅崗(執行主編)，《帝國、都市與現代性》，(知識分子論叢，第4卷)，南京：江蘇人民，頁83. 原文載Rethinking Marxism, Vol.13, No. 3-4, 2001
[5] 同上，頁87
[6] 同上，90-91
[7] Slavoj Žižek, 「憂鬱與行為」，載《有人說過集權主義嗎？》宋文偉、侯萍譯，南京：江蘇人民，2005，頁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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