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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土悲情悼儒邦
―陳忠實∕《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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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忠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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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農村教師，並以深厚的土地情感和民間體驗為筆心，陳忠實被譽為中國新時期現實主義作家的佼佼者，其代表作《白鹿原》則被視為黃土中國的一部農村史詩。《白鹿原》以陜西藍田、長安、鹹寧三個縣區的調查為創作背景，描寫白、鹿兩家在渭河平原上長達50年的恩怨情仇與家國命運。作為一部歷史縮影或民族畫布，《白鹿原》以大筆重揮、高起低落的筆法，展示了從清末至「新中國」一個華北村落的生存與遭遇。作品像一部多音重奏的文化交響曲，像一卷血淚交織的的生存彩繪圖，神秘、豐富、驚奇。
白鹿精靈，神話崇拜
《白鹿原》是一部廣角多面、縱橫有致、凸凹不平、高低起浮的大型長篇，其所運用的小說元素，眾多而龐雜，其敘事母題雖以「農村史話」為基調，但其敘述子題則涵蓋了從地域特徵、農事耕作、村規民約、文化遺跡、婚喪嫁娶、節日禮儀、人性爭鬥、世態人情、生理欲望、倫理道德、情趣品性、政治角力等等，其中穿插了近代關中地區「圍城」、「年饉」、「瘟疫」等等社會事件，以及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反右」、文革和中共建國等等歷史大事。全書集自然、歷史、人文、社會諸多景觀於一體，綜合民族哲學、宗族觀念、神話寓言、世襲傳統和時代變局於一爐。在藝術手法上，既融合社會寫實、神話原型、魔幻現實於一體，更以明暗互照、善惡互立、忠奸互鬥作為對比敘事；作者陳忠實既對傳統文化給予崇敬式的哀悼，又對人物的魅力給予毀滅性的張揚，進而構築了一部黃土庶民的悲劇大戲，流露出民族深情的笑淚交織。
中國是一個多神崇拜、象徵抒情、意象審美、人文景從的民族，說中國人是一個「詩族」並不為過，詩、禪、天、道、鬼，皆能興文立字、入詩作畫。無論是天上灣月、水中游魚、野地走獸，皆能象徵其外、寓意其內；春桃、夏荷、秋菊、冬梅，雖只是季節花果，但中國人皆能藉之譬喻人生、類比時運。《白鹿原》取名「白鹿」，除了標記故事的區域和地點之外，還有因其以動物為象徵的典故由來，以襯托中國固有的神話崇拜與文化情結。這隻白鹿，其來有自，傳說紛云，先有「一門四進士」的傳奇故事，後有消災賜福的佳話；這隻白鹿，所過之處，萬木繁榮，禾苗茁壯，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疫癘廓清，蠹蟲滅絕，萬家康樂。
其神秘、其魔力，皆在隱示庶民百姓對豐收盛採、安世太平、避凶趨吉、化醜為美的想像和願望，小說中寫道：
很古的時候，這原上出現過一隻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瑩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著又像飄著從東原朝西原跑去，倏忽之間就消失了。莊稼漢們猛然發現白鹿飄過以後麥苗忽地躥高了，黃不拉幾的弱苗子變成黑油油的綠子，整個原上和河川裡全是一色綠的麥苗。白鹿跑過以後，有人在田坎間發現了僵死的奄奄一息的狐狸，陰溝濕地裡死成一堆的癩蛤蟆，一切毒蟲害獸全都悄然斃命了。更令人驚奇的是，有人突然發現癱瘓在炕的老娘瀟灑地捉著擀杖在案板上擀麵片，半世瞎眼的老漢睜著光亮亮的眼睛端著篩子揀取麥子裡的混雜的沙粒，禿頭老二的瘌痢頭上長出了黑烏烏的頭髮，歪嘴斜眼的醜女兒變成鮮若桃花……，這就是白鹿原。[1]
白鹿不只是一隻「神鹿」，也是白、鹿兩個家族的代號。小說以關中平原滋水縣白鹿原上的白鹿村為背景，全村只有二百戶，人口尚不足一千人；雖然祠堂裡祖宗的神軸檁條已不復存在，但血脈、族規、家法依然世代相傳。白、鹿兩家為一氏二姓的宗法家族，歷代以來，以白家為主、鹿家為副。一如中國封建帝制以「皇權」為至尊，白鹿原則以「族權」為繫命。族權以一面銅鑼和一個黃銅鉤圈的鑰匙為象徵，敲鑼用於召集族人，鑰匙則掌管宗祠，族長有令，族人是從。正是這種「世襲族權」，有效地治理著這個土不肥、物不豐的小農村。進入20世紀以後，白、鹿兩家分別由白嘉軒和鹿子霖兩大家族執長門戶，故事先以現實上的「族權鬥爭」為起點，最後以文化意義上的家滅族亡為收場。
聖女、先知—白鹿精靈的化身
然而，神話隱喻和宗法家族之間，並非不相關的兩條線索，作者將白鹿的「神靈力量」體現在家族人物的命運邏輯之中，進而呈現一種「超驗神靈∕個人命運」之間虛實同形、互為表裡的離異敘事。作者在小說中塑造了一位「聖女」—白靈，她不僅體現了「白鹿」美好的形象與特徵，白靈的人格與白鹿的神格更是互為虛實、合而為一。白靈之母在百靈鳥的叫聲中生下白靈，白嘉軒認為白靈乃白鹿神靈所賜，以天使之美、超凡脫俗之身降臨到白家，從此，白家出現了轉機。然而，白靈生性渴望自由與奔放，一如白鹿喜愛縱情於山野，即使白嘉軒的儒教家法，也無法約束白靈的行動。在「西安圍城」事件中，白靈失蹤，白家陷入愁雲慘霧之中；不幸的是，白靈在「文革」中慘遭迫害，死於慘絕人寰的「活埋」酷刑，但死後的白靈化作白鹿幽靈，飄逸在白鹿原中，象徵自由與善良人性的消失和殞落。
小說中的朱先生，也是白鹿精靈的活化身，更是白鹿精神的實踐者。作者在小說中塑造了一個東方文明的先知型人物，在他身上體現了中國人智慧的結晶，是中國文化中聖、德、才三者兼備的理想化人格。實際上，他像一個「現代孔子」，以仁義教化為本，以風行草偃為志，他既不愛名利與官祿，也不受世俗所誘惑，在紛亂與惡行的圍繞中，他始終不曲不媚、不憂不懼。然而，他的理想終究不敵濁浪滾滾的現實世界，到了晚年，朱先生既不能兼善天下，也無法獨善其身，即使心中懷抱「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心思，但卻無法超脫於憤世，無法見容於庸俗。他開始灰心喪志，甚至勸人罷耕休學、廢禮棄樂，終至含怨而死。朱先生死後，也化作一抹白鹿幽靈，時而飄蕩在家園四處，時而乘風瀟灑而去。朱先生的死去，既象徵儒學精神在現代世界的式微和退色，也意味農業文明的喪落。
儒教為尚，耕讀傳家
白鹿兩家，素來暗中較勁，但兩家的鬥爭，卻是德義與私利的原則之戰。
辛亥革命後，鹿子霖出任白鹿倉第一保障所鄉約，當時縣府下令修改徵賦條款，明令：「按土地畝數和人頭收納印章稅」。鹿子霖為求個人仕途而獻媚官府，賣力召集鄉紳士人開會宣導，甚至命白嘉軒散發通告傳達政令。但是白嘉軒卻看出新稅令無異是「苛政猛於虎」，乃結合長工鹿三等人在私塾
相反的，當鹿兆鵬鼓動黑娃等製造「鬧農會」事件時，白嘉軒則以「無關鄉民利益」而置身事外；即使鹿子霖、田福賢事後以殘忍的手段報復農運積極分子，他也無動於衷。他既不向土匪田福賢妥協示好，但未遭到報復，他把黑娃、田福賢一群人視為「猴們」，以看猴耍戲的姿態冷眼旁觀。就在「猴們」鬧事不休之際，他卻率領兒子白孝文在戲樓後面的祠堂裡，重修整修在農運中被砸壞的「仁義白鹿村」的石碑。顯然，白嘉軒以義德修身，以公理行事，既躲開了險惡的政治風浪，也避開了土匪劣農的興風作浪。這個白嘉軒，正是作者努力塑造的「農村儒士」，是陳忠實心中理想的農民性格。
小說以白嘉軒六娶六亡、再娶第七房女人的傳奇經歷為開場。「七娶七妻」不僅是中國生殖崇拜的象徵，更是作者以「陽壯」為意象，表達白嘉軒強健的生命力和農業文明的永續力。小說中，作者賦予白嘉軒一個挺直的「腰桿」，也賦予他篤信儒教倫理、迷信風水的老莊稼漢風格，而他正是在巧換風水寶地並迎娶第七房女人之後，展開了一系列興家旺族的活動。對白嘉軒而言，維新變法、辛亥革命、無產階級造反，他一概不理，他只相信傳統倫理和儒家信條，堅守自己的信仰。換言之，白嘉軒是農耕文明、儒教倫理、宗法規約自覺而堅定的守護者。但儘管一生篤行儒教，終不能整全於亂世，白嘉軒幾度陷入矛盾、糾葛、徬徨、多重性格的衝突中。但這位以「耕讀傳家」的大族長，依然為中國樹立了「農村君子」的典範。
《白鹿原》是一部展現了中華文化的大百科，但這部大百科卻是以「二元辯證」的方式書寫的，在捍衛忠、孝、節、義之中，始終擺脫不了其「對立面」的解構與反抗。白嘉軒雖以忠孝傳家，但密謀風水、換地取財，卻是一種「求私害義」的行為。白家素以孝悌為尚，在這個儒教之家的門柱上鐫刻的是「耕織傳家久，經書濟世長」的教誨。然而，這個仁義之邦卻有如千斤萬鼎的鐘罩，壓得年輕一代喘不過氣來，進而逼出一個個「叛子逆女」。然而，在陳忠原不是以單線直鋪的方式來看待這面孝悌大旗，而是以「複線辯證」的筆法來看待儒教倫理在現代中國一種吊詭式的興衰：儒教倫理既是殺人機器，又是浪子金言，忠孝節義既是道德的冠冕，更是人性的牢籠！
儒教倫理的辯證：叛離與回歸
家，是中國倫理社會的支柱，更是中國人心靈與情感的最後歸宿；離家不歸，不僅意味不孝與背叛，更是中國人精神之根的離土拔枝。第一個離開白鹿原的，是白家長工鹿三的兒子黑娃，他是封建宗法叛離的代碼，是家族倫理解構的象徵。
黑娃第一次離家時，到了渭北平原當長工，表現出對自由和個體尊嚴的嚮往。等他返家時，帶回了一個財主的小妾——田小娥，但他不被族人所接納，只好在堡子外的一處破窯子安身；隨後，他燒糧台，進農講所，成立農民協會，砸破祠堂、處罰惡棍，掀起一場「風攪雪」；而後他又做了土匪，襲擊了白家和鹿家，並且砸斷了白嘉軒的脊樑骨，而白嘉軒筆直的脊樑骨正是一種家族權力和威望的象徵。以白家如此善待鹿三來說，黑娃的背叛，是不忠不孝又不義的反叛，他成了白鹿原上罪惡的象徵。
然而黑娃的反叛終究敵不過宗族倫理的大網，敵不過內心的不安、焦慮和羞恥感，更熬不過族人對他的冷默、斜視和輕蔑。在徹底決裂和瘋狂破壞之後，他並沒有得到成就感，反而陷入更深沉的精神苦悶之中。終於，他還是向宗族倫理低頭認罪。他拜了朱先生為師，徹底悔悟和歸正，最終在自己的宗祠裡贖罪正身。
宗法大旗的覆滅：性解放！
黑娃的生命經歷，是一條圍繞著以儒教為核心的、一條從反叛到皈依的過程，這條背叛之旅同樣也體驗在白孝文的身上，不同的是，白孝文走的是與黑娃完全不同的方向。
白嘉軒的長子白孝文，本是一個知書達禮、儀表堂堂的家族繼承者，卻不禁女色誘惑，一夜之間道德蕩然無存。鹿子霖為了和白嘉軒一爭長短，唆使田小娥色誘白孝文，沒想到暗地偷情的白孝文竟是個「無能人」；姦情暴露之後，白孝文遭到酷刑並開除族籍；在被逐出家門之後，繼續與田小娥廝混，沉迷於嫖、賭、煙的泥淖中。白孝文賣屋賣地、沿門乞討，成了差點被野狗啃食的流浪漢，他寧可在路上「搶捨飯」[2]，也不願返家。在一次饑餓的流亡中，他爬行到一處土壕，「他在路經熟悉的土壕時一陣情切過度的昏厥，就軟軟地從斜坡上翻滾下去，跌落在大土壕裡」，此刻巧遇他的三叔鹿三，鹿三嘲弄他：「你原先是個人上人，而今臥蜷在土壕裡成了人下人！你放著正道不走走邪路，擺著高桌低凳的席面你不坐，偏要鑽到桌子底下啃骨頭」[3]。然而，對於白孝文的反叛，陳忠實將它塑造成「壓抑—解放」的模型：在家庭倫理的重壓下，白孝文是一個「解開了褲帶不行了勒上了褲子又行了」的「性壓抑者」，但是當他拋開了禮教束縛和道德恥感的壓力時，他卻能在田小娥的面前「顯示了自己的強大和健壯」，他自我解嘲的說道：
過去要臉就是那個怪樣子，而今不要臉了就是這個樣子，不要臉了就像個男人的樣子了！[4]
在擺脫家族「閹割陰影」和在田小娥身上獲得了「性解放」的能量，白孝文不再是溫馴聽話的小族長，變成了陰謀復仇、無惡不作的投機政客。在鹿子霖的推薦下，白孝文升到滋水縣保安團的營長，此時他對權力的貪婪越發赤裸和暴露。在背叛國民黨之後，白孝文又當上了共產黨統治下的第一位縣長，他羅織罪名，誘殺黑娃，他當面槍殺了對他有知遇之恩的張團長，成了噬血狠心的野獸。
白靈的叛逆則代表中國現代女性爭取獨立自主的典型。由於深受父親寵愛，從小受到寬鬆和開放的家教，養成白靈大膽倔強、不畏強勢的性格。她以死要脅，拒絕接受代表女性封建美德的纏腳，她要求上新式學堂，反對父親包辦婚姻，甚至私自發出退婚聲明，這導致父女決裂。離開家門的白靈，加入了共產黨，走上的革命之路；他毅然斬斷與自己政治理念不同的男友鹿兆海，選擇了共黨情人鹿兆麟，在愛情與理想的雙重鼓舞之下，出生入死、英勇奮戰。不幸的是，在共黨掌權之後，卻冤死在共黨幹部的活埋之下。
無論是黑娃的「叛離—回歸」而驗證了封建宗法的強大與頑固，白孝文的「迷途不知返」而顯露儒教倫理壓制人性的陰暗面向，或是白靈的獻身革命而反映出年輕一代改造舊社會的強烈理想，都在預示一個儒教文化的式微與衰落。這樹立在白鹿原上的石碑、刻在廟堂之上的鄉約，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這個儒教之邦、宗法大廈，在宗權爭奪、社會動蕩、革命狂風的衝擊之下，在集體秩序與個體自由、天理與人欲的糾纏交戰之下，已經礎搖柱裂、土崩瓦解。
田小娥：儒教倫理的祭品
小說中的田小娥本是大戶之後，因家道中落而淪為土閥郭舉人之妾。在中國這個具有悠久「納妾文化」的國度裡，田小娥註定是儒家生殖主義和「小妾」——「家中狎妓」——體制下的工具。田小娥被迎娶的全部目的，不是愛情也不是婚姻，而是給郭舉人「泡棗」[5]，僅僅被當作一種泄欲和幫助郭舉人延年益壽的工具。直到她遇到了黑娃，兩人情投意合，田小娃才真正體會女性情欲自主下的愛情之美。然而，兩人協議私奔的結果，郭舉人的一紙休書把她推到了傷風敗德、任人唾棄的棄婦。癡心的黑娃毅然把田小娥帶回白鹿原，從此掀起軒然大波：以「仁義」為傳家鎮邦的白鹿原，豈能容下這個不守婦道的婊子？
處在中國這個對男性絕對寬容、對女性絕對嚴苛的社會裡，美貌、身體與性，既是田小娥生存反抗的武器，也是她復仇反噬的手段。她雖然必須忍受「性羞辱」，每天晚上「大女人」來監視她把棗子塞進她的下體，但她把「尿棗」——把棗子丟進尿桶，塗上黑娃的精液——給郭舉人吃下，她用和黑娃的姦情來給郭舉人帶綠帽子，藉以抵抗自己的妾女命運。然而她誤以為跟了黑娃來到白鹿原，就可過著耕犁補衣、相夫教子的日子。她先是成了鹿子麟族權鬥爭的工具，在黑娃農會鬥爭失敗後，她成了代罪羔羊，被田福賢和鹿子霖吊在高竿上實行墩刑，甚至遭到鹿子麟的亂倫玷污，默默沉受男性霸權對她身體的需索和掠奪。儘管在某種意義上，她試圖以自己的身體換取靈魂的自由—她先是用身體解構了白嘉軒的族長地位，再以身體恢復了淪為乞丐之白孝文的雄心惡膽，但她終究敵不過男權與宗法的鍘刀，最後死在公公鹿三的梭鑣鋼刃之下！
即使是儒學君子
超級男權文本
在陳忠原筆下，女性的陰暗處境和非人地位，處處可見。這不能說是陳忠原是一位男權主義作家，而是陳忠原以極盡暴露的現實主義風格，一方面嚴酷展露儒教倫理吃人不吐骨頭的黑暗面向，一方面則懷憂悼念正統儒學的凋零與失散。在小說中，女性只是一種「肉物工具」，既是男性生殖主義、陽具崇拜、欲望渲洩的客體，更是男性權力交易、身體侵害、道德暗殺的對象。
在此意義下，《白鹿原》既是中國悲憐女性的眾生相，更是虛偽儒生的反諷劇。在小說中，讓男性惰落的是女性，讓男性偉大的也是女性；男性大可做盡壞事而道貌岸然，女性卻只能暗夜哭泣而慘遭噩運。當饑饉來臨時，白嘉軒竟只惦念兒孫而坐視媳婦活活餓死；白靈反對父親包辦婚姻，為父者立即恩斷情絕，權當女兒死了；白靈憑著獨立自覺走上革命救國之路，結局卻命喪於同志的誣陷；鹿兆鵬媳婦年少守寡，被判定患了淫瘋病，為了不辱門風，竟慘死於親生父親手下；田小娥為愛犧牲，竟長眠於鎮妖塔下，永生不得轉世；就連給白家生下三個兒女的妻子仙草，臨終之際想見子女一面也不可得，只因子女有辱家風而遭到白嘉軒的拒絕。
人們不禁要問，儒教倫理究竟是中國文化之寶，還是華夏民族的歷史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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