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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裡相看笑不成
―王禎和∕《嫁妝一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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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禎和 |
儘管不願在固定的文學標籤下被歸列為鄉土文學作家，但總是以家鄉風土、小民敘事為創作主軸的王禎和，卻是名符其實的台灣鄉土文學作家。具有西方文學訓練和背景的王禎和，卻以自己的故鄉—花蓮，作為文學創作的原發地。他以冷峻、嘲諷的一貫筆調，對人物命運、人性陰暗、社會冷酷等等，作了充滿時代印記和人性乖離的描寫與反襯。《嫁妝一年車》，一部以「賣妻換車」為主題，描寫小人物無力抗爭、忍辱妥協，只求換取生存機會的悲涼故事，使王禎和列居「臺灣諷刺文學」的典型代表。
反道德化敘事
《嫁妝一年車》乍聽之下，以為是有女出閣，嫁妝豐碩，滿載了一牛車，實際上，小說之名極盡嘲諷和挖苦，不僅與滿車嫁妝、風光出嫁沒有關聯，反而是指丈夫出賣妻子、換來一部牛車當作嫁妝！小說主人翁名叫萬發，一位出身花蓮貧困農家的拉車伕，出生以來，就被「金錢」所困陷。自從父親死後，只分了三、四分田地，但即使什麼菜什麼草都種過了，卻一梗一葉也長不出來。有一年，他栽植肺炎草，開始時很順利，他以為終於可以發一筆小財，沒想到那年洪水暴發，狂暴的雨水把整個園地給沖走了。顯然，小說主人翁是20世紀50、60年代臺灣經濟轉型期的鄉下小人物，在家無恆產、地無恆物、家無溫飽的環境中，垂死般的度日和掙扎；在「農轉工」和西方現代化發展模式的重重壓力之下，赤貧如洗的小農民既無法在劇烈的社會轉型中競爭生存，也無法抵禦資本主義經濟力量的壓榨而認命失敗。
萬發小時候，正值日本統治臺灣，整天忙著躲轟炸、逃空襲。這時他患有耳病，他因為洗澡時耳朵滲進了污水，導致發炎，因戰爭年代空襲頻頻，找不到醫生治療，只好隨便找個婦科醫生幫忙；婦科醫生雖然有點技術，但卻像醫治婦女病一樣，對他的耳朵大醫特醫，結果把萬發醫成了「八分聾」!
因為耳疾，半聾又重聽，每次雖然找到工作，但很快就被辭退，因為大家嫌他重聽得太厲害，同他講話總是要大吼大叫，就像不停吵架一般。萬發不得已，便來到村落公墓邊的破戶住下，白天替人拉牛車，和車主平分一點微薄的酬金，生活勉強過得去。
更不幸的是，萬發娶了一個老婆阿好，好賭成性，每賭必輸。輸多了就變賣女兒，直到三個女孩全部傾銷賣出，只剩兩個男的，也許是為了留下來「做種」和延續香火，沒有拿去賣掉。萬發的兒子到了一個「姓簡的」的成衣廠做事，兩家開始熟悉起來。然而，萬發一家人不但沒錢吃飯，連衣服也由原來的兩件因大兒子去城裡打工帶走一件，只剩下了一件，他只能晚上光著身子，洗了當天的衣服趁夜裡晾乾，第二天再穿上。如此窘迫的境遇下，平日一家人的飯食就是由「姓簡的」來接濟。但「姓簡的」覬覦阿好，兩人勾勾搭搭，關係曖昧；萬發幫人趕車卻又因水牛發野，撞碎了一個三歲小男孩的頭，被抓去坐牢。坐牢期間，「姓簡的」堂而皇之的登門入室，將萬發的妻子占為己有。萬發雖然氣憤不止，但也無法反抗，最後只好與情敵和解，默認老婆與人偷情茍歡，以一部牛車為「嫁妝」，將老婆「典當」出去。
這樁因為貧困而忍辱偷生、因弱小而妥協認命的「賣妻」故事，當然是悲涼的、心酸的。但不同於一般鄉土小說過度渲染苦難與憐憫，過度借助道德批判以突顯悲劇情懷，王禎和並沒有訴諸濫情或道德化的控訴，反而以冷峻、刻薄、嘲諷的筆調，甚至以幾近「虐待狂」的心態，以不斷逼迫、難以遏止的歹運，來鞭打萬發這一苦命小子。王禎和採取的是「非道德性的寫實主義」，他甚至轉移了一切道德規範或訓令，讓讀者直逼庶民人物生存的困境──人格尊嚴與生存壓力之間的尖銳對立。王禎和旨在表達，那個年代像萬發這種臺灣底層人民，並非沒有道德觀，而是根本失去了自我生存的能力：如果道德就是社會加諸於個人的身體規訓，那麼一個處在沒有生存機遇的個人，道德只是一種諷刺，或是虛擬的、壓迫的教條。
基於對一種「溫馨小人物」文學典律的破除，對王禎和而言，孤立的、獨善的道德觀是不存在的，他對於人性中所謂「固有美德」並不寄予溫情或浪漫。正如王禎和在其處女作《鬼．北風．人》(1961)中所塑造的「墮落人物」──秦貴福，一個身強力壯的年輕人不願自食其力，卻沉迷於賭博而寄人籬下，王禎和筆下的人物，都屬於一種「欲望原型人物」，他讓每一個被扭曲、被牽連、被引誘、被冤枉的小人物，自己發聲、自己陳述。實際上，道德控訴往往只能塑造一種虛擬的悲劇性，徒然流露知識分子作家自身的優越感；儘管《嫁妝一牛車》有一個旁觀的、戲謔式的敘述者，但這種冷眼旁觀、冷嘲熱諷的筆法，才是真正的「悲劇寫真」。小說旨在表明，社會即使是殘酷無情的，但「爭」與「不爭」──孰可忍？孰不可忍？依然取決於個人意志；作家無須為一種墮落的人性本質去審查社會的責任與罪狀；「個人責任」才是最大的社會現實，儘管作家總是無法免除社會批判的責任。
悲喜複調、飛白協奏
可悲與可笑，往往是悲劇敘事兩種互為協奏的聲調。為了避免滑入感傷濫情的老調，王禎和運用一種「悲喜複調」的穿插和跌宕，來表現劇情與人物心理哭笑不得的複雜處境。除此之外，王禎和還善於使用「飛白」──口語入文──和「臺語諧音」，來表達人物的劣根性與荒誕性。正如在另一部小說《小林來臺北》中，利用洋名的臺語諧音，如「南施」，諧音為「爛屍」，「朵拉西」，意指「倒垃圾」、「道格拉斯」意指「倒過來拉屎」….等等，藉之諷刺崇洋媚外的心理與行動，在《嫁妝一牛車》中，王禎和把阿好塑造成「豬八嫂」，瘦得沒
這種諷刺和誇大的描寫，就像在作品和讀者之間置放一面哈哈鏡，使小說人物卡通化、變形化，藉以沖淡一種感傷的溫情主義。實際上，這種對人物粗言穢語、臉歪嘴斜的誇大描寫，正是一種對「小人物世界」的微觀透視，一方面藉之表現悲劇的真正根源，一方面反映出生命的卑微與不堪：可笑並不好笑，而是小人物日常生活面臨的噩運；難堪並非難事，而是無可挽回的命運；羞恥並不可恥，因為沒有基本的溫飽，哪來的人權與尊嚴？
人們往往忽略《嫁妝一牛車》的政治經濟意涵。小說背景坐落在臺灣邊緣小城花蓮，在城鄉差距和基本建設方面是臺灣當時發展相對落後的地區。1950—1960年代期間，資本主義工商業開始在一個「農轉工」的臺灣社會崛起，處於劣勢的農民正面臨嚴酷的社會淘汰壓力。小說中，萬發以拉牛車為業，是臺灣社會最低層──農業個體勞動者──的象徵；「姓簡的」以成衣製造者──小資產階級出場，口食檳榔、滿身狐臭，而成衣正是當年臺灣工業起步的代表性行業，「姓簡的」正是台灣早期買辦階級的代表；至於那個好吃懶做的阿好，則是「臺灣」──「第三世界殖民地」的代表，它是一個無知的、被剝削的象徵體。萬發、姓簡的、阿好，三者剛好構成了一個資本主義的剝削體制。在此意義上，萬發的處境，就不只是他個人的歹命，而是當時自覺的臺灣知識分子的深刻體認，一種無力反擊資本主義勢力向農村社會強勢進攻的無奈。
然而，最令人傷感和扼腕的，正如小說中作為臺灣之象徵的阿好，完全沒有「貧窮夫妻百世哀」的自覺和感受，反而在出賣肉體中感到得意和尊貴。阿好代表的是資本主義剝削下第三世界人民的麻木與無知，這種「樂在辱中」的景象，才是小說真正的悲劇本源，才是王禎和所要表達的反資本主義的荒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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