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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世界更為公正！
─約瑟夫．史迪格里玆∕世界人民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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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 E. Stiglit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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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左右並不逢源－右派視他為頑固勁敵，左派妒嫉他聲名遠播，但史迪格里玆(Joseph E. Stiglitz, 1943－ )這位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特立獨行，是一個「不務本行∕專於兼業」的經濟學家。實際上，作為一名反自由主義、反全球化、反新保守主義的健將，以「經濟學家」概括他的事業顯得狹隘，應該說他是個「世界人民的學者」，儘管他一身貴族紳士風格，但始終不懈於與主流經濟學奮戰到底。從資訊經濟、福利經濟、倫理經濟、後華盛頓共識、反全球化、公平世界論，史迪格里玆一路走來，邊寫邊罵、邊談邊批，他關心第三世界國家和世上的窮人，他棒打帝國主義御用學者，也從不放過資本主義美麗辭藻背後的謊言，不忘揭露一群「數字經濟學家」西裝革履裡包藏的禍心。我把他的理論稱為「世界人民的理論」。
華盛頓共識－市場基本教義
「世界人民理論」意指不是從大國、強權、市場、資本等等「大型範疇」來看待這個世界，而是從地方、百姓、真實情感、樸實生活等等「小型觀點」來看待這個世界。但小觀點卻有大志氣，「世界人民理論」追求的是「全球正義」(global justice)。在史迪格里玆的理論中，占據核心價值的不是學院體系、宏言巨論，儘管他並不排斥，但主要的還是真實性問題和現實性處境。他有句關於這個世界是什麼模樣的名言：「一隻歐洲富國蓄養的牛要比第三世界40%的窮人更為好命」，意指這個世界從來就不公平，歷史的道路從來就不平坦。為了踢開路石、鏟平歧路，這個世界需要的不是富人的經濟學，而是人民的幸福論。
史迪格里玆崛起於「雷根－佘契爾新保守主義」和蘇東解體的動亂時期，以及隨後東歐推動私有化改革和拉丁美洲陷入外債風暴的關鍵年代。當時，作為「債主」的西方國家，為了給東歐和拉丁美洲國家提供「治國良方」，也為了通過政策指導來改善這些負債國家，「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經濟學家John Williamson於1989年為位於華盛頓的國際組織－包括美國政府、IMF、World Bank等等，提出了總計10項旨在解決拉美經濟問題的建議，史稱「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這個「共識」的核心是解除貿易管制、私有化、市場開放、資本自由流動和低稅率。儘管John Williamson立意良善，但明眼人一看，這不是別的，正是一紙「帝國主義全球霸權的經濟憲章」，一塊資本主義打開第三世界門戶的敲門磚，一本讓西方資本家長驅直入、遍地蒐括的萬能通行證。然而，史迪格里玆早已洞悉這個以「救火隊」為包裝，實際上裹覆著西方強權落井下石、損人利己的政策，它實際上是一種以「新自由主義」的美麗謊言作幌子、藉由美國外交政策來推動並在美國監視和保護之下的「美國全球治理策略」。果然，東歐的「休克療法」使蘇東國家一獗不振，拉丁美洲淪入人們至今引以為戒的「拉美陷阱」－有增長無發展－的泥淖之中。
後華盛頓共識
面對這一建立在被稱為「市場基本教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堅持市場萬能、死守私有化政策－之上的「華盛頓共識」，史迪格里玆對它大唱反調。他提出了「後華盛頓共識」(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1]，不僅一一揭穿華盛頓10點共識的誤導性，並以所幸沒有遵守這項共識的「東亞奇蹟」，以及不幸遵守這項共識的「東亞金融風暴」和「拉美自由化失敗」，以「正反併列」的方式，證明10點共識恰好對世界經濟作出了誤診、開出了錯藥。史迪格里玆的核心論點是，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停滯與落後，來自一套由西方強國所制定的、不公正的國際競爭規則，而當西方面對這些危機時，不是去替他們解決難題，而是將這些難題歸罪於腐敗、懶惰、不聽話的第三世界國家政府，藉以繼續維持不公正的國際秩序。例如，「華盛頓共識」極力主張以無限度的市場自由化，促進最大限度降低政府的干預，但東亞金融風暴和拉美危機恰巧證明，免於風暴的正是那些「政府主導的發展型國家」，而捲入風暴的正是那些盲目崇拜「西方神聖」的國家，因為放棄政府管制功能，以致讓西方投機資本趁機作亂！
狀似溫和的「華盛頓共識」，措辭委婉、誠意滿滿，實際上是十足的激進派。它試圖以一次徹底的自由化，就像對垂死之人進行「電擊急救法」(electroshock therapy，又稱「休克療法」)一樣，對所有落後的經濟體進行起死回生但卻是幫助死亡的救援行動。人們往往不易察覺，這種「灑油救火」的思想，實際上是一種「經濟學的雅各賓主義」。不幸的是，它吸引了具有「布爾什維克」(Bolshevism)激進傳統的俄羅斯，也吻合了拉美國家對國際援助的依賴情結。對於這些落難國家來說，他們不知IMF就像一個貼著符咒的財神爺，不是來給錢而是來索命的，他們不知IMF不是個銀行，而是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地下錢莊。至於人們熟知的、臭名昭彰的「休克療法」－出自於華盛頓共識而對蘇東國家提出的救亡計劃－史迪格里玆直言：「太多的休克，太少的治療」，前波蘭第一副總理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乾脆說：「只有休克，沒有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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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迪格里玆1998年在赫爾辛基「聯合國大學世界發展經濟學院」發表著名的「後華盛頓共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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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基於新自由主義浪漫幻想的「華盛頓共識」，其失敗的主因來自於對第三世界情況的不認真與不理解，只是試圖利用一組簡單手段(包括宏觀調控、貿易自由化、私有化)，來實現一組相對狹隘的目標(經濟增長)。一如歷來美國總統一個人就想改變全世界一樣，「華盛頓共識」就是幾個西方精英聚在一起提出幾項決議之後，就想改造第三世界。然而，對於經濟健康狀況的診斷沒有簡單易讀的體溫表，也沒有藥到病除的特效藥。至於經濟學家本身，特別是作為「局外人」的經濟學家，應該將自己的角色限定在不同政策所導致的不同結果，而不是用一套教條或一組考題試圖拯救世界。
史迪格里玆認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重要的是「轉型與發展的新範式」，而不是照抄西方的市場機制，重要的不是「自由化」，而是通過建構一個有效治理的政府去培育成熟而健全的市場環境。因此，發展(development)與轉型(transformation)的關係至為密切。「發展的基本特徵就是一種社會轉型，特別是包括了從傳統關係、傳統文化、社會習俗、傳統醫療與教育方式及傳統生產方式向更現代方式的轉變」[2]。因此，一個發展戰略首先需要闡述轉型的概念，即使就全球發展來說，世界範圍內的發展不僅僅是一種技術調整問題，更是社會轉型的問題。社會轉型需要用一個整體的和協調的方法來重建社會和經濟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
相反的，「後華盛頓共識」是基於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提出的，它是一項以更多元的手段來追求更廣泛目標的發展計劃。這項計劃的重心不在於數字的增長本身，而是人類生活品質的提高，包括改善衛生和教育，而不僅僅是增加可衡量的GDP，它尋求的是可持續發展，包括保護自然資源和維護健康的環境。史迪格里玆強調，「後華盛頓發展」追求的是公正的發展，它是一種確保社會所有團體而不是上層集團獨享的發展；它同時還是一種民主發展，它能使公民以各種方式參與作出影響他們生活品質的決定，並體現真正的全球正義。
全球化的偽善性
足以自豪的是，史迪格里玆不是一個「辦公室經濟學家」，而是一個政策踐行者。一雙草鞋，一本隨記，他走過民答納峨(Mindanao)回教遊擊隊陣地，穿過不丹偏遠山區的學校，親自調查「世界銀行」對孟加拉農村貸款計劃的成效，見證了中國貧困農村的扶貧工作。他信服的是「世界銀行」古道熱腸式的減貧任務，卻痛恨「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專橫霸道的富人陰謀。在充實而富於挑戰的生涯中，史迪格里玆體認了經濟學最基本的道理：公平與民主。這裡所謂的公平是指國際秩序普遍參與下的平等，而不是西方意識態的吹泡泡，這裡所謂的民主，是指符合最大多數貧苦人民之生存與願望的政策民主，而不是少數精英、密室會議中的「多數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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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格里玆強調，沒有人可以否認全球化的貢獻。通過自由貿易，它促成出口替代產業的興盛而獲致經濟的快速增長；全球化使人類因醫療改善而增進健康和延長了平均壽命；全球合作使二戰移留下來的地雷獲得清除，使無數天真兒童不致死於非命；通過國際集體行動，貧窮國家的債務得到了豁免，貧苦人民獲得了工作機會，一句話，全球化好處多多。但是，人們為什麼還是要反全球化？
那是因為儘管全球化做出了許多貢獻，但唯一失敗的，卻是全球化本身無法催生出公平的國際規則，一如市場機制不會主動帶來公平分配一樣。實際上，沒有人會「全面反對全球化」，而是反對「不公平的全球化」，也就是史迪格里玆所說的「全球主義的偽善性」(hypocrisy of globalism)。人們不會反對以下的國際組織：倡導減免貧窮國家債務的「慶典運動」(Jubilee Movement)，保護工人勞動尊嚴的「國際勞工組織」，改善衛生促進世界人民健康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從事人道救援的「國際紅十字會」。但那些信奉「市場基本教義」的、享有制定「富人遊戲規則」的國際機構，特別是受到美國主控－美國具有「一票否決權」－的國際吸血鬼機構：IMF，以及那個早已淪為富國俱樂部「家族會議」的世貿組織(WTO)，則是令人不敢恭維，令人咬牙切齒！
所謂「全球主義的偽善性」，是指由西方強權所主導的、由國際金融機構所執行的、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雙重標準制度」。這是一種西方國家一方面透過貸款條件、政治施壓、經濟懲罰，強迫第三世界國家開放市場、降低關稅、撤銷保護、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卻在本國實施貿易保護(藉著反傾銷、智財保護、公平貿易等等名號)，阻止第三世界國家產品進入本國市場的政策。這是一種「我可以自由進出你家，你卻不可路過我門」的野蠻政策。史迪格里玆指出：「工業先進國一面拒絕對開發中國家的商品開放市場，諸如對由紡織品到糖類等多樣產品設定進口配額，一方面卻堅持對方該為他們的商品敞開大門」[3]。由此看來，西方所謂「自由化」，其實就是剝削化，也就是富國對窮國「生吞活剝、削皮吃肉」的政策。
一個發生在印度典型的「專利剝削」的案例，可以說明什麼叫不公平的全球化。一個西方大藥廠從印度傳統藥草提煉出一種特效藥，隨後立即以「智財保護」名義獲得了世界專利權－包括製成藥品的專賣權和摘取藥草的專採權。然而隨著這項智財權的確立，成千上萬的印度人民再也無法廉價購買這種早已流傳千年以上的本土秘方，因為這種草藥已經遭到「限採」，本土藥廠也已失去生產和製造這些古傳藥草的權利。結果，因為窮人買不到原本便宜的祖傳秘方，也無力購買昂貴的專利藥丸，最後導致他們沒錢買藥和無藥可醫而紛紛死亡。人們在此可以清楚看到什麼叫「保護」？保護原先用來治療印度貧民的千年草藥？還是保護西方資本家的利益？
IMF：國際新獨裁機構
史迪格里玆可能是歷來批評 IMF最嚴厲的經濟學家。在他筆下，這個道貌岸然的「國際地下錢莊」不僅原形畢露，而且面目可憎。史迪格里玆之所以具備這種「批判權威」，不僅因為他學有專精，曾任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而且還因為他親身經歷IMF的遊說與談判，扭轉IMF諸多「為富不仁」的傾向。他對IMF瞭若指掌！
任職於世界銀行的經歷使史迪格里玆發覺，至今為止在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政策，受到了兩大因素的牽制，一是強權國家意識形態的摻雜與干擾，二是「壞的經濟學」大行其道。在他看來，IMF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全球獨裁組織」，它把自己的經濟理論淩駕於各國的主權之上，它的一意孤行使自身成為第三世界苦難的製造者，它在全球範圍內造成的動亂和損失，已非經濟學的數字所能計算。
史迪格里玆區分了「世界銀行」與IMF任務的不同，前者的任務是「減貧」，後者的任務則是防止經濟危機。但歷史經驗證明，IMF在全世界各地製造的廣泛災難，遠多於它所要防治的經濟危機。這個「由頭腦簡單的自由主義者」控制下的機構，其在全球各地扮演「在客滿的戲院裡高喊失火」的戲碼，以及在一批「蛋頭經濟學家」信誓旦旦要解除所有危機，卻造成無數意想不到的後果等等，證明了它本身才是真正的「麻煩製造者」。史迪格里玆說道：「IMF犯下的錯誤遍及所有它所插手的領域：經濟發展、危機管理、共產國家的轉型等等」[4]。
史迪格里玆將IMF的錯誤歸結為兩大主因，一是封閉的「寡頭決策」，二是建立在一種稱為「下滲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的天真幻想。史迪格里玆把IMF的決策稱為「五星級決策」，因為「IMF的各項方案往往是由總部全權決定，再派一些人員到各國短期出差，他們舒服地住在首都五星級飯店內，到該國財政部與央行看看統計數字，然後就告定案」[5]。但是問題在於，失業與貧窮的痛苦不是數字所能表現的，正如一個從
下滲經濟學：水漲船翻！
人們不難理解，寡頭決策作出的不會是嘉惠世人的公共政策，而是密室政治下的寡頭利益。陽光照不到的房間總是容易發黴，密室正是特權交易的場所，而由特權階級所主導的政策，只會代表少數利益，只會是隱藏各種錯誤的粉飾政策，不會是有利於世界人民的福利政策。
「下滲經濟學」則是一種關於「做大餅」的經濟學，認為只要把餅做大，人人就會有餅吃！這種觀點的立論基礎是：水漲船高。問題是，做餅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經濟學除了努力做大餅，同時更要公平的分餅吃，也就是不能只顧做大餅，卻不知如何分餅吃。但問題更在於，即使做出了大餅，也不一定人人都有餅吃，往往是有能力吃餅的人繼續吃更大的餅，沒有能力吃餅的人依然沒餅吃！那種相信只要經濟發展就可以解決一切經濟問題的觀點，就像拼命漲水，結果只是「水漲船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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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不能等於「美國化」
作為一名「反全球化」健將，史迪格里玆並不是採取「意識形態的反全球化」，而是「建設性的反全球化」。實際上，一般性的反全球化是沒有意義的，兩極論的反全球化更顯得膚淺。因為純粹破壞性的反全球化觀點只能是一種「左派幼稚病」，它意味著倒退的歷史意識，是對全球化之片面性的歷史誤解。史迪格里玆主張的是一種「改良的全球化」，認為全球化不是只有一種模式，不是只有一個單選題；人類尋求改進目前敗績累累的全球化，尋求真正以世界人民為本的、重建另一種更為公正的新全球化，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然而，認為一般性的反全球化沒有意義，並不表示當前的「反全球化觀點」不值得重視。史迪格里玆把「反全球化」歸結於主要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不滿與疑慮，它包括全球化的遊戲規則不公平，全球化對物質價值的重視高過對諸如環境與生命價值的重視，全球化剝奪了許多開發中國家的主權裁量權，損及了民主，全球化沒有帶來共同富裕卻帶來許多輸家，全球化往往是「美國化」(Americanization)－這種模式的實質是「英語美式自由主義模式」(Anglo-American liberal model)，它使全球化模式單一化，而非其他可選擇的模式[7]。實際上，史迪格里玆把全球化的失敗，主要歸結於美國的失敗。因為當今這個全球最富有的國家，只懂得謀財害命，從不知美國的富裕正是來自全球窮國的集體貢獻－例如「全球基金」，也從不知自身在全球化中的責任與義務。
人民的全球主義
但問題是，「全球化不滿」(discontents of globalization)不只是開發中國家的專利，即使先進國家人民也一樣不滿，這就證明了問題不在於全球化本身，而是在全球化的治理與運作，也就是必須改變全球化的承諾與其實際表現之間的落差與不均衡，使全球化真正的、公正地運作起來。於是，「改革全球化」成為史迪格里玆當前的主要觀點。換言之，必須形成一種「新全球化觀點」，它既可以說服開發中國家，也足以令全球化的擁護者心服口服。
正如兩個吵架的人不會反省自己的錯誤一樣，「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論辯框架，不會把真正的全球化難題顯示出來。史迪格里玆令人信服的是，他不僅從比較傾向於開發中國家－貧困與落後地區－但卻是非辯護性(非意識形態性)的立場來看待今日的「全球化敗績」，但也同時站在「全球觀點」來看待全球化可能的替代與改進方案。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史迪格里玆的觀點視為「建構的全球主義」(constructed globalism)或「人民的全球主義」(People’s globalism)。這種觀點不僅致力於批判西方先進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掠奪與剝削，也絲毫不同情開發中國家自己的無能和怠惰，特別是無力於建立勤政清廉、有效治理的政府。因為，一個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最終依賴一個良好的政府，一個既能積極輔導和管理市場、又能規劃完善福利制度的文明政府。
全球化向來主張貿易自由化，但實際上這一原則往往被運作成「開發中國家對先進國家開放市場」。但史迪格里玆極力主張倒轉這一原則，也就是「先進國家必須向開發中和落後國家開放市場」！因此，一個全球化的改進方案，首先就是「富國應該單純的把市場開放給窮國，而且不要求互惠或任何政經附加條件」[8]。史迪格里玆提醒人們，自由貿易並不等於公平貿易，反過來說，任何不公平的貿易也不可能帶來貿易的自由化。實際上，「自由貿易」這一雅號，往往是先進國家用來實現其不公正貿易的護身符，這已經由美國自訂標準的反傾銷政策和NAFTA的實踐經驗獲得了證明。西方國家只准自己對國內進行農業補貼－這一政策先一步提高了先進國家農業對開發中國家農業的競爭力，並且始終作為國際貿易上人為的扭曲結構－卻不准開發中國家實行任何旨在扶植新產業，或通過補助以提升本國對外國農業競爭力(或者應該說「基本免疫力」)的產業保護政策。一句話，西方定義下的自由貿易，實際上就是禁止窮國保護其弱勢產業來和西方產業進行對抗－窮國必須做個弱者，以便手無寸鐵的被西方輕易擊倒！
史迪格里玆還研究了關於「發明－創新」的獨占或分享的基本規則，得出了專利制度對知識產權的壟斷並沒有實現知識的創新，反而阻卻了知識的積累與分享這一結論。史迪格里玆使用大量的案例說明，許多今日大眾得以低價分享的產品(例如汽車)，不是得力於這些產品的發明專利，正好相反，而是得力於原初發明者專利申請的失敗。史迪格里玆還說明今日爭議最大的「基因專利」和「生物專利」，前者根本不是「發明」而是「發現」；如果基因專利－關於發現導致重大難治疾病之基因序列與密碼的知權保障－出現了專利濫用，那就會導致其他攸關人類生命與健康的相關研究或後續發明產生障礙或中斷。史迪格里玆認為，完全有可能據此推論，正是因為「藥品專利」的濫用，導致了用來對付旱見和頑強疾病(如愛滋病與惡性腫瘤)的藥物，遲遲未能發明出來。史迪格里玆實際上指出了「知識壟斷」與「全球生命價值」之間的巨大矛盾，通過質疑專利權究竟鼓勵了發明和創新？還是製造壟斷和特權？指出人們應該重新思考如何以「全球知識產權」取代「個別知識產權」，鏟除知識霸權，進而嘉惠世界人民。
推展「全球改進計劃」
史迪格里玆「全球改進計劃」令人信服之處還在於：一個公正的全球秩序不僅需要西方國家的反省與讓步，也需要開發中國家自己的發奮圖強。史迪格里玆以「荷蘭病」(Dutch Disease)和「血鑽石」(blood diamond)為例，說明對天然資源的「非理性」態度－包括發展中國家利用資源優勢鞏固獨裁政權，以及西方國家利用賄賂套取資源以致「助紂為虐」等等。對於前者，為了克服這種「資源詛咒」的惡性循環，史迪格里玆提出了「綠色國民淨產值[GNNP]」(green net national product)的觀點，對於後者，史迪格里玆認為西方應該立即停止「以武器換資源」的勾當，並重新檢討可能助長開發中國家貪腐現象的金援政策。
「全球改進計劃」最具創意的，應是「世界鈔票」這一概念的提出，它是一種旨在扭轉當前高度依賴美國國庫券為本位的新的全球準備基金制度。這一制度從2005年東協國家「清邁協議」中獲取靈感，是一種通過相互持有彼此貨幣，因而在緊急情況時可兌換多國貨幣(當時匯率下最強勢的貨幣)，以實現互助保險的新制度。最後，一種新的全球願景的實現，寄託於一項「全球社會契約」，「我們可以使全球化更有效，不只讓有錢有勢的人獲利，而是為所有的人類謀福，也包括那些最貧窮國家的人民在內」[9]。這是一種全球責任的體認和全球民主的重建，它期許富國與窮國從今天起開始攜手合作。
[1] Joseph J. Stiglitz,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s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Presented as the WIDER Annual Lecture, at the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in Helsinki, 1998. http://www.wider.unu.edu/events/annuel1998.htm
[2] Joseph J. Stiglitz,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Processes’
Presented as the Prebisch Lecture, at UNCTAD, Geneva
[3] Joseph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李明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臺北，大塊文化，2002，頁26
[4] 《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頁40
[5] 《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頁48
[6] 《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頁354
[7] Joseph Stiglitz,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黃孝如譯，《世界的另一種可能》，臺北：天下文化，2007，頁，30
[8] 《世界的另一種可能》，頁111
[9] 《世界的另一種可能》，頁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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